就在淞沪之战刚刚打响的8月13日上午10点——离第一枪仅仅45分钟后，蒋介石的急电就传到了南翔张治中司令官的手里：

    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精益求精，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以致临时挫折；或不能如期达到目的之气馁，又须准备猛攻不落时之如何处置，以备万一。倭营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十五寸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究能破毁否？希再研讨，与攻击计划一并详复。

    张治中读完手令，心里火烧火燎。部队已经交战，大战一触即发，委员长还在南京忧虑重重“希再研讨”。在这个时候，还能怎么研讨？还有时间研讨吗？

    本来，任职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早就对淞沪之战的一切准备详加研讨并上报。他提出的“先发制敌”的战略思想，也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意。8月11日晚上，根据统帅部的命令，部队当夜开进到了上海的预定阵地，并在13日的拂晓做好了攻击虹口及杨树浦日军据点的准备。

    就在部队准备出击的时候，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统帅部的命令：“不得进攻！”张治中不解其中原因，立即发电报告：“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回电依然坚定不移：“不得进攻。”

    张治中长叹一声，瘫坐在椅子上。为了等待和准备这个战机，他废寝忘食，含辛茹苦不说，积郁在胸中的仇恨和义愤，像火山一样等待喷发。

    为了这一天，他整整等了5年！

    5年前，为了支援19路军的淞沪抗战，他主动向蒋介石提出带兵增援的请求。于是，第5军军长张治中率领沪宁沿线的精锐部队87师、88师和中央军校教导队、炮兵1团等官兵誓师出征。

    出征前夜，他留下一份遗书：“……这是一次反抗强暴的民族战争，也是我生平作战的第一次，我必以誓死的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从高级将领做起。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

    第5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参加了江湾、庙行、浏河、葛隆的殊死血战，第5军的忠勇奋斗，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悲歌！

    可是，一纸《中日淞沪停战协定》，使千千万万忠勇将士壮志难酬。第5军是悄悄离开上海的，张治中感到有愧于上海民众。

    然而，人民赞扬英勇的官兵，中外人士赶到驻地常熟慰劳访问。何香凝女士专程赶来5军军部，慷慨赋诗《赠前敌将士》：

    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复占我申江土地。

    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

    焚毁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

    耻！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怎样下得这点气？仿佛何香凝女士又在问自己，素有儒将风度的张治中激愤难抑。他是安徽巢湖人，自从保定军校毕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之战，就把一生交给了国家和民族。本来，这次受命率部抗战，张治中就预定8月13日凌晨给日军一个扫荡，趁敌人措手不及之际，一举击溃日军主力。可现在坐失良机，怎能下得这点气？

    自然，中央政府有中央政府的考虑。因为8月12日上海租界的西方人为避免中日双方在上海作战，致电南京政府改上海为不设防城市，即自由口岸。这个文件发到中国外交部后，南京政府不能不加以考虑，所以命令“不得进攻”。

    但是日本政府不理睬美、英、法等国驻上海的外交人士的建议，他们抓紧这个时机调兵遣将。江湾路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出云”舰上，旭日军徽张开了血盆大口！中国军队用仇恨点燃了炮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