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范围看，新闻发言人制度可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之前。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中国境内点燃。当年8月，日方为阻止记者赴前线采访，将许多记者召集到中国长春，介绍战况，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政府新闻发布活动。在美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总统新闻发言人。一般认为，19世纪30年代担任美国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最早聘用新闻发言人。从1950年开始，白宫历届新闻发言人当中有85%是新闻记者出身或在媒体工作过；而在近30年来，这个比例几乎是100%。据统计，如今的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新闻发言人。稍有规模的企业都会设立专职的新闻发言人。

    从中国的情况看，20世纪60年代，国家副总理陈毅曾举行过精彩的新闻发布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利用政府控制的媒体进行常规的政府新闻发布。中国政府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执行机构，中国各媒体是政府管控下的事业单位，是政府的耳目喉舌，必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此后逐渐确立起定期的新闻发布制度。

    资料链接 解放前中国的“新闻发布”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国务院于前陆军贵胄学堂内特设“新闻记者招待所”，5月18日，总理唐绍仪与应邀到会的20多位记者进行了2小时的会谈，这被认为是“中国记者招待会的滥觞”。抗日胜利前，南京国民党政府举办过不定期的新闻发布，但以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在国统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影响最大，吸引了众多的中外记者。抗日胜利后，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梅园新村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廖承志、王炳南、范长江和梅益等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新闻发言人。

    2003年以来，以“非典危机”为代表的突发事件，使我国政府机构充分认识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对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意义。2003年12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年一度的新年招待会上，政府首次将各部委各自的新闻发言人介绍给新闻媒体，并公布他们的联系方式，激起了一阵学界关于突发事件中公众知情权与政府政务公开、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大讨论。似乎，新闻发布会是SARS爆发后公众和媒体对于政府信息封锁斗争的产物。

    到了2008年，我国举办新闻发布会数量创历史之最。2008年12月30日，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包括奥运会期间举办的300多场新闻发布活动，2008年国新办、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三个层次举办的新闻发布会的总数已达1587场，大大超过了往年。

    应该说，政府新闻发布作为一项制度建设，在中国的语境下承载了信息公开、执政能力等宏大话语，从新闻发布缘起、制度建设的推进以及近些年来取得的重大进展中，可以看出中国新闻发布理念的变迁与政治文明的渗透、共进。

    建构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政府一切行为都必须以公民为导向，通过行政公开与透明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来提升政府责任能力。只有公民对政务充分知情，才能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判断和评价，从而为政府责任行政施加一种外部压力。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要求双方将平等对话作为一种责任制度。通过新闻发布，使政府把行政管理过程及效果等各方面都公之于众，使公众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深入的监督，这种透明度的压力能使政府更加对公众负责，从而建立起贴近群众的有效沟通渠道，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资料链接 保障新闻发布质量的制度推手

    2007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和2008年5月1日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无疑是规范和保障新闻发布质量的制度推手。在这两个制度范本中，《突发事件应对法》把我国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的重大进步上升为法律，明确指出政府在应急管理中的责任包括“公开应急管理信息，保证公众知情权”，当国家发布三级、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警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新闻发布的范围和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界限作了明确的界定，为提高新闻发布的透明度提供了可操作的框架。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闻发布制度已经成为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平台。新闻发布制度主动提供“政府想说的、媒体关注的、群众关心的”信息选题，允许记者提及与发布主题无关但涉及本地、政府不想说而百姓想知情的信息，包括公开质询政府公共政策的缺失、公共安全事件处置举措的失当、政府工作的失误，甚至是揭政府“伤疤”等。这就通过政府与媒体的互动，弥补了政府一方的“千虑一失”，也让其在尴尬之余开始良性的反省和觉悟。

    目前，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及其运行，至少出现了三大亮点。一是我国基本建立了各部委、各省市的立体新闻发布机制，有新闻发布场所，出现了一些较有水平的新闻发言人，有关方面备有具体应对举措；二是培训工作卓有成效，各地各部门设立了上千名新闻发言人，这为政府公开透明增色不少；三是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有效引导了舆论，各地各部门开始尝到信息公开的甜头。但是，我国新闻发布制度在不断进步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人还把新闻发布人制度当成一项门面工程。二是新闻发言人的语境处理还普遍有待提高，大话、套话、空话太多。

    从中外的历史实践中我们看到，新闻发布制度的设立，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协调与媒体的关系，利用媒体的各种功能来推动政府工作，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化，而且可以促进政府和国家形象的提升，在更大程度上发挥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促进国家形象的改善。但是，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新闻发布工作还处于学习和探索阶段，还很不成熟。但是，新世纪、新阶段、新目标、新任务对我国各级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必将推动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不断跃上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