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方少辉、李光益安全移交之后，卢银彪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转向第三个目标，这就是周晓辉。
周晓辉，时年41岁，普宁市梅塘镇人。与上面三个人不同的是，他还算有点文化，有张大专文凭。从1995年开始，一心想着发财的他就开始注册虚假企业，从事虚开发票活动。他做“生意”的大本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家乡梅塘镇，一个是毗邻的里湖镇，两地相隔不过十几分钟的车程。他与梅塘镇镇长李永亮、里湖税务分局局长秦河混得跟把兄弟一样，于是两人为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方便。到案发时，他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25亿元，被受票企业用于骗取出口退税1524万元。而梅塘镇政府也曾因为别人虚开而完成了当年的税收任务，并于1999年和2000年分别获得普宁市财政超收分成311万元和88万元的奖励。
抓捕周晓辉，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句话说，你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要把你追回来。抓捕周晓辉就应了这句话。
周晓辉跑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可以说是到了天边。
周晓辉犯事后，先来到海南的海口，后又躲到他叔叔所在的一个农场里，那个农场在海南的乐东县。
卢银彪带人过去之后，没有直接去他叔叔家，怕打草惊蛇，而是派当地的一个人先去看一下，证实他在不在。经过了解，证实周晓辉确实不在这里，但却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周晓辉可能潜藏在海南的另一亲戚家。
但是，周晓辉另一亲戚的家在哪儿，警方并没有掌握，目前只知道他叔叔家。因为怕打草惊蛇，所以又不敢动。于是，卢银彪他们就在乐东县外围转，一转眼就是十多天，还是没有周晓辉的线索。怎么办？卢银彪急了，急的原因是上面催得紧，要求尽快将周晓辉捕获。而眼下，这个案子还是没有头绪。还等吗？卢银彪觉得这个案子很难再从其他地方下手，缺口只有一个，就是他叔叔。于是，卢银彪就请示领导，要求秘密讯问周晓辉的叔叔，从他叔叔口中弄出需要的东西。领导同意了这个方案。
于是，卢银彪他们就在乐东讯问了周晓辉的叔叔。经过讯问，他说他真不知道周晓辉在哪儿。那天晚上因为是秘密行动，是把周晓辉的叔叔引出家之后才讯问的，他的家人并不知道。如果他家人知道了，说不定就会把消息捅出去，这对抓周晓辉是不利的。因此讯问的时间肯定不能超过当晚，否则就会引起他家人的怀疑。然而，直到凌晨4点，他的叔叔才从嘴缝里溜出一句话，说周晓辉的情况他确实不知道，不知他舅舅、舅妈知不知道他的下落。一了解，方知周晓辉在海南还有一个舅舅，就在附近的东方县。
已是凌晨4点，怎么办？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凌晨赶到东方县抓周晓辉正是时机。但海南的警察却不相信，说哪有那么巧的事，这人说的话你能相信？他要是逗你玩儿呢？
情况迫在眉睫。情节与在江苏抓获王大毛时如出一辙。卢银彪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了抉择，说：“夜长梦多，走，到东方县抓捕周晓辉！”
连夜与东方县公安部门联系后，卢银彪和海南的警察以最快的时间驱车赶到周晓辉舅舅家。此时天已放亮，云雾缭绕的村庄正眨着惺忪的眼，鸡鸭已经出笼，满地跑着。卢银彪他们敲响了周晓辉舅舅的家门。
周晓辉的舅舅、舅妈开门后显得特别惊讶。问他们话，回答总是藏藏掖掖，躲躲闪闪。问他外甥去哪儿了，他们说很久之前来过，不过最近没见着。看来，他们还是不想说。
此时天已大亮。既然已经打了草，倘若这次抓不住，那周晓辉这条蛇肯定溜走无疑。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敲开了他舅舅家的门，只好下决心从他舅舅、舅妈身上做文章。
卢银彪想了想，有了主意，就是把他们夫妇分开。因为外甥和舅舅有血缘关系，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可舅妈就不一样。如果把利害关系给她说清楚，倘若因为这件事危及她们的家庭利益，她或许会觉得得不偿失，有可能把真相说出来。
这样，就把夫妇俩分开了。
卢银彪开始做周晓辉舅妈的工作。卢银彪说：“你们都是国家干部，应该有法制观念和政策观念。知道嫌犯在哪里，知情不报，尤其是面对警方讯问作虚假陈述，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周晓辉舅妈不说话。卢银彪知道，她在作思想斗争，就接着说：“周晓辉犯的法不是太重，如果主动向政府靠拢，处理就会轻些。但是，如果你们一味包庇，知情不报，这就把事情弄向反面了，就会被加重刑罚，你们也肯定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她听了后，心有些动，就小心翼翼地问：“他能轻判吗？”卢银彪说：“这完全取决于他的态度，如果他现在跟我们走，坦白交待，政府是会从宽处理的。”这样的话翻来覆去说过五六遍之后，她低声说：“那我带你们去吧，看他在不在那里。”卢银彪急忙问：“哪儿？”她说：“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一个农场，许多普宁人都在那里。”
抓到周晓辉终于有了一线希望。尽管海南的警察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他叔叔、舅妈都在糊弄警方，但卢银彪却不这么想，尤其是目前，除她提供的这个线索外，再也没有第二个线索了，这是惟一的选择，只能一步步往前走。
事不宜迟。经过一番部署，决定由周晓辉舅舅的家人带侦查员去农场。临出发时，卢银彪也在犯嘀咕，他舅妈说的话能是真的吗？于是转过身来试探性地对她说：“如果他不在，对不起，由你们承担责任！”她坚决地说：“这种事我不会瞎说的。”
那个农场是在山里，曲曲折折、七拐八拐，有一段路不通车，抓捕人员只好下车步行。到了农场之后，里边像是有人声，但还都没出来。此时，卢银彪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差5分8点。
到了农场门口，有人好像察觉了什么，就跑着对里面的人大声喊：“晓辉 —— 晓辉 —— ”这时，就听见有人在里边应着，好像刚起床的样子。侦查员立即冲进去，把所有的人都控制起来。侦查员一眼就认出周晓辉，扑上去把他按倒在床沿上。这时，周晓辉刚起床，而且刚穿好衣服。如果再慢一点，他可能就出去了，抓捕就有可能落空。
带到警车上后，周晓辉说：“我躲来躲去好辛苦，没想到你们真行，就是躲到地底下，你们也能把人挖出来，服你们了……抓到也好，抓到也好，我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海南警方也说：“通过这次抓捕行动，你们的敬业精神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很佩服你们……”
就这样，揭阳市公安局“807”抓捕组在很短的时间内，抓捕了逃犯总人数的80%以上，受到“807”工作组的表扬，卢银彪个人也荣立了二等功。
揭阳市公安局长在回答我们揭阳干警何以重拳出击不手软、关键时刻过得硬时说：“关键是我们局党委重视，上下齐心。对我们来说，‘807’行动就是一场战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是一场捍卫改革开放成果和保卫经济建设健康发展的战争……在这场战争面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11月3日，公安部副部长赵永吉抵达汕头工作组驻地，宣布公安部将在汕头召开全国16个省市公安厅厅长会议，专门研究部署“807”的抓捕任务。
抓捕工作成绩显著。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807”公安专案组及汕头、揭阳市公安专案组按照“807”工作组“分级督捕、责任到人、务求全歼”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一线抓捕力量，拓宽侦查思路，灵活运用多种侦查手段，缜密侦查，严密布控，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战，两市公安机关共抓捕涉案人员253人，工作组圈定的重要嫌犯绝大部分到案。工作组的一位领导说，这么高的到案率，在过去涉税案件中是极少见的。
在公安部副部长赵永吉抵达汕头的前一天，吕华也刚刚从北京飞抵汕头。他向工作组全体成员传达了国务院领导的指示。
“我要告诉大家，”吕华在会场上动情地对大家说，“国务院领导对打骗工作非常重视，仅在10月24日至11月1日的7天时间里，国务院领导就先后4次听取了金人庆局长和我的工作汇报。在25日上午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的第83次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上，国务院领导对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前期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朱镕基总理指出，税务总局和有关部门配合得很好，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大好。检查结果和我们预料的一样，问题很严重，必须乘胜追击，穷追不舍，全面铺开，重点打击，务求全胜。”
吕华对工作组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布置。在谈到专案工作时，他说：“朱镕基总理和吴仪国务委员在全国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会议上，重点提到了要集中力量抓大案的问题。我认为，贯彻落实总理和吴仪国务委员的指示，我们只有抓好大案要案，办一批有影响力的案件，惩处一批首恶分子，包括与骗税相勾结的党政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才能真正对违法分子起到震慑作用，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满意……”
2000年11月，吕华回到北京，主持全国打骗工作。当时“807”组建时，国务院把潮普两市作为打骗试点，试点成功后，再向全国铺开。在“飓风行动”揭开骗税盖子、涉案调查顺利推进、潮普打骗取得阶段性成果时，国务院决定立即在全国展开打骗行动。11月16～17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会议。会议对如何开展全国性打骗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会议决定在全国10个重点省区市展开打骗行动。吕华回京坐阵指挥全国打骗工作后，“807”工作组组长由马森担任，监察部执法监察室副主任朱辰笙、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少南、公安部二局处长高岳任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