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酱缸文化”(1981)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柏杨 本章:08 “酱缸文化”(1981)

    执笔者朱正生先生。(文载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纽约《北美日报》。)

    “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这是宋神宗时代实行政治改革的王安石(1021-1086)的名言。这位政治家恐怕是秦汉以后,盛唐以降的第一个不愿固守传统,而敢于向历史祖宗提出挑战的人。我们中华民族从宋朝起,就国势转衰,到了十九世纪,终于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机。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我国知识份子才开始注意到自己的古老文化的问题。从清季文华殿大学士理学名臣倭仁,于一八六七年反对人士接受西学的言论算起,关于中国文化的论争,断断续续已闹了一百多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中西文化矛盾中所引起的一场激变。

    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民性之勤,智慧之高,竟一再受制于外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年来,几至亡国灭种,岂非咄咄怪事,令人大惑不解?凡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无不为此潜心探索,因悉我国积弱如此,无非种因于文化。在无数向中国传统文化挑战的人士中,我们最熟悉的,前有鲁迅、胡适,后有柏杨,他们眼见社会道德的堕落,政治观念之落伍,学术文化之萎缩,一致针砭时弊,痛诋我们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世故、功利、权诈、谄谀、泥古、保守、作伪的传统文化。我们就拿柏杨来说吧!这位以杂文名闻天下的作家,著作等身,除了若干文艺而外,计有短篇杂文《柏杨选集》十辑,《柏杨随笔》十辑,以及讽刺《古国怪遇记》《打翻铅字架》二集。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以嬉笑怒骂、刁钻灵活的笔法向目前中国社会中的畸形道德和丑恶人性,展开无情的攻击,吸引了无数像孙观汉先生、寒雾小姐这样忠实的读者。这个“糟老头”的基本出发点却是“我爱吾国,爱之切,故责之也苛”。他一方面是不满现状,而另一方面又恨铁不成钢,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深感叹惜!

    中国人的暮气、保守、迷信、愚昧、欺诈、乡愿、贪污、奴颜、畏缩、虚荣、势利、淫乱、嗜杀等等恶劣的习气和人性,是多方面的,很难一语予以概括;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心不振、道德没落的现象,往往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或直接从我们的祖先手里遗传下来。鲁迅先生把中国人那种变态的精神上的存储反应,统称之为“阿Q精神”。李宗吾先生从我国官场,悟到了一种“厚黑哲学”,教人脸厚如城墙,心黑像锅底,曾在生活艰苦的抗战期中,脍炙人口,人人乐为传诵。现在我们的柏杨先生对上面这些林林总总,积非成是的盘古文化,无以名之,统而称之为“酱缸文化”。

    酱和霉豆腐一样,都是我国农村里最常见常吃的食物。二者的制作都是经过发酵生霉的化学作用而成。因为具有以毒攻毒的自我防腐作用,这两种食物都很容易保藏,无论冬冷夏暖,都可经久不坏(实际是:本身已腐烂到了极点,根本无从坏起)。霉豆腐是吃稀饭用的一道好菜。至于酱,它的用途就更多了,酱可以做成甜面酱、辣椒酱,下饭调味都可以。当我们把黄瓜、萝卜、生姜,放在酱里泡一个时期,这些东西就原味尽失,而成了酱瓜、酱萝卜、酱生姜等等所谓的酱菜。这些蔬菜成了酱菜之后,也就与酱一样容易保存,经久不坏了。不过,无论酱和菜,毕竟是中国民间的穷办法,在肉类价格奇昂,新鲜蔬菜不能终年常有的情况下,只好以酱、酱菜、霉豆腐、咸菜、梅干菜等家常菜来下饭。反正中国人一向米面是主食,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话虽是这样说,像酱这种东西,偶尔吃一点是可以的,如果以此为主,长期的吃,任何人都会倒尽胃口。笔者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在抗战时期上学,每次从家带去的菜,以酱菜为最多,到后来吃得一嗅到那股酱味就怕了。

    说完了酱的特性,聪明的读者就不难理解柏杨先生为什么把中国的古文化称为“酱缸文化”的道理了。酱缸里面所存储的东西,固然不全是一无是处的渣滓,但其内容之陈腐污浊,则是一定不易的。柏杨先生在《猛撞酱缸集》中劈头就下了一个定义:“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也。也就是一个被奴才统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折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浑沌社会。”柏杨先生对于“酱缸文化”深痛恶绝,成见越来越深,久之他干脆把这个浑沌的酱缸看作是一个垃圾坑,把一切有恶名的东西统统往里丢,像目前中共把四人帮看作一切罪恶根源一样,凡是现在要抛弃的东西,统统归咎于四人帮或四人帮所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也痛快淋漓、干脆利落。

    世界上有两个大酱缸,一是位于亚洲大陆西南角的印度,也就是古代的天竺,或唐僧去西天取经的地方。一是东濒太平洋,南临南海,西迄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北接西伯利亚的中国。印度酱缸里面盛的是逃避人生现实的印度教文化;中国酱缸里面所装的是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道统定于一尊的“固有文化”,这两个古老的国家,同是地广人众,但都将国之不国,民无死所,其贫穷为世界之最,弄得差一点都被自己的文化所埋葬。不幸的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中国向来与广阔的世界隔绝,既没有外交,也没有通商;别人的文化不易流入,我们自己也不屑接受。从外国传来而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东西,没有别的,只有麻醉人心的佛教。又由于华夏民族的夜郎自大,一向把自己尊为天朝,凡中国以外的地方都视为藩属或蛮夷之邦。对付这些文化较低的民族,不是剿,就是抚,可说因应自如,游刃有余。可是,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情形就大大地不同。因为这时候到东南亚来找麻烦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已往的匈奴、羯、氐、羌、鲜卑、蒙古、倭寇等“异类”可比。我们雄踞海港,炮镇要塞,而那些来自不同世界、不同文化的碧眼儿,竟能从几千里外的海洋上,坐着船,装着炮,把我们岸上以逸待劳的上国水师和陆师,打得落花流水,俯首称臣,天下竟有这种窝囊的事!这才真把那些满大人搞糊涂了。笔者每读史书,以今视昔,犹感大惑不解,悲愤莫名。

    民族与民族的竞争,犹之于个人与个人的竞争,最足以一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文化高低。原来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方世界已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世界仍停滞于中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还热中于小脚、辫子、太监、姨太太,和鸦片烟,西方的科技于十八世纪中叶,已开始制造坚船利炮,已经利用机器从事生产和运输,而我们的农业、工业、军事,还都停留在唐宋时期,文人或知识份子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我们实在太落伍了!天朝中国,又焉有不敢不亡之理!而后有识之士寻根究底,渐渐看出我们的问题出在传统文化上面,可是偏偏有些冬烘先生执迷不悟,挂起“卫道”旗帜,不脱孔孟的奴性,披着道统的外衣,宣传儒教。其实,我们的“本位文化”简直已成为一个大粪坑!

    难怪那天(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柏杨先生在纽约华埠容闳小学大礼堂讲“中国人与酱缸”时,一开始就重提他在《猛撞酱缸集》中引用过的两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笔者注:此话原出于《聊斋志异》)。以说明因果循环之理。有什么样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国家,一个时代的盛衰荣枯,岂能无因?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是好是坏,用不着把头钻到故纸堆里去研究,只要睁开尊眼看看我们民族现在受的是什么洋罪,就该明白了。而我们能不能复兴,用不着到街上找铁嘴直断,只要看看我们民族现在做的是什么事,也就应该同样明白!

    “酱缸文化”一词与“阿Q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什么是“酱缸”?“酱缸文化”里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说了半天,还是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妙就妙在可以心领而很难言传。聪明的柏杨先生那天讲演的时候,恐遭画蛇添足之讥,并未提出解释和界说。不过,笔者对柏杨先生所提出的“酱缸文化”问题,有两个初步的假定:

    ⊙第一,柏杨先生好像是一个病理专家,而不是一个生理学家。他在那浩瀚的著作中指出无数因我们的古老文化而产生的病变,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去深思文化的本身是什么?文化的内涵,文化发生的现象、变动和层次等等学理的问题,也没有下功夫去研究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源流如何,因此,一不小心,他自己也跌入文化的陷阱里面去了。

    文化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它是人类为了争取生存、适应环境所作的一切努力的总成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融合的整体,文化之分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是死要面子的顽固份子,为了不肯接受西洋文化,甚至不愿承认“西夷”也有文化这个事实,而硬捏造出来的二分法。柏杨先生与胡适同志,对于这个观点一向抱着同一的态度。故他在《勃然大怒集》中说:“把文明分为‘东’‘西’还有点道理,但把文明分为‘物质’和‘精神’,实在是婊子养的,严格地说,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不存在的,起码是不能单独存在的,没有物质文明,就没有精神文明。一定要有的话,则那不是精神文明,而是‘神经文明’”这是他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台北以《神经文明》为题所写的一段话。他的主张与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等人,骨子里根本不承认西洋的学术文化意见,是背道而驰的。

    可是十五年以后的八月十六日,当他在纽约大谈“酱缸”的时候,竟忘记了上面的说法。笔者很惊讶地听到他一再区分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种东西。他说:“……这个大的冲击,对我们酱缸文化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所谓物质文明,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汽车、地下铁等等,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新的世界,有那么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再说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权,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见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纽约《北美日报》)读者们,你们看看他这段话与上面那段咬牙切齿反对“精神文明”存在的话,是不是明显地冲突和矛盾呢?是不是柏杨先生上次的笔伐,是一时“心血来潮”,而这次的口诛,是有一点神经冲动呢?

    柏杨先生讲演完毕后,有一个多小时的发问和讨论。当日笔者就提出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问题,已如上述。他承认这是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所发生的错误。第二个问题是: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文化的发生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是循着一种客观的程序,并且形成各种文化上的不同层次。我问柏杨先生,是否同意这种观点,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是否有层次上的不同?或者说西方文化是不是比东方文化高出一层?这个问题柏杨先生没有明确地表示他的意见。只是含糊其辞,敷衍了过去。许多中外人士谈起文化问题来往往很起劲,可是,进一步追究,文化是什么?也许马上会使大家感到茫然。美国教育家前哈佛大学校长罗厄尔(1856-1943)说得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但是,以我们目前对文化的认识程度来说,至少下列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一、中西文化之间谁优谁劣,是近一百年来知识文化份子争论不休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找到评定文化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在优劣的标准没有定位以前,任何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把“适者生存”这个生物界生存竞争的原则,应用在文化上,以一种文化之能否适应它内部的要求,和外部环境的压力作为优劣的标准,那就不用说的了,西洋文化是优于东方文化;我们俗谓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而西方的“物质文明”优于东方,这是一种无稽之谈。何况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与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涵盖了文化发展中的各种层次。若以“物质”和“精神”这样简单而粗疏的分割法,不能说明文化的内容。

    二、人类文化的发生,已有一百万年以上的历史,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文明人”固然有文化,所谓“野蛮人”,同样有他自己的文化。究竟谁是“文明”?谁是“野蛮”?这是文化价值观问题,在世界文化典型尚未出现以前,我们很难笼统地指出谁的文化优秀,谁的文化落后。但人类是有活动的,因此文化也跟着流动。文化与文化就会彼此接触,一经接触,就有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败。落后的文化就会被淘汰,并遭到灭亡的命运。例如:巴比伦文化、亚述文化,都已成为历史的一个名词,根本从世界上消失了。南美的印地安土人印加族(Inca)和中美印地安人之马雅族(Maya),都曾有过很高的文化,但到如今只留下一些遗迹供人凭吊。再说埃及文化,今已面目全非。古代的西亚文化,现在已为油田所淹没了。印度文化正在蜕变的过程中,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在艰苦的挣扎。

    三、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在不断地变动之中。不过有的文化变动得快,有的文化变动得慢。无论中国人自己的心里是否愿意,事实上,中国文化已被“船坚炮利”逼着我们走上变迁的道路。不想变也得变,任你对自己固有的文化多么爱慕与贪恋,也没有用。文化是和水一样的,只要找到出路,它就要流入或渗透。例如:随着建交行为,太平洋两岸间的桥梁畅通以后,很快地,中国大陆就发生了不可抗拒的生活上的变化,可口可乐、彩色胶卷、录音机、电视机、电子计算机……一拥而入,男的西装领带,女的裙子、口红、烫发,一一应运而生,日趋时尚。所以文化一经交流掺合,优劣自明。我们为了文化问题,操过许多无谓的心,老围绕着“变”与“不变”这个轴心上打转,什么“回向源头论”“中体西用论”“本位文化论”“全盘西化论”“洋为中用论”,争得脸红耳赤、唇干舌燥,闹了半天,到头来又有什么用呢?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还不是也来了?

    四、文化不但要变,而且贵在不断维持良好的新陈代谢作用,使不合时宜、见不得人的文化,一层一层剥落蜕化,不断产生另一层次的新文化。切忌过于好古泥古,拿“圣人之教”这顶大帽子来责人“离经叛道”,以致一堆古老的文化不变不弃,而形成麻麻杂杂、粘粘糊糊的一个大酱缸。要言之,当我们的本位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时,不必惊慌失措,也不必盲目地实行“文化抗战”,产生义和团式的保卫本土文化运动,我们要知道文化有种族、地域、时间、阶段、层次等等之别,但文化与文化都有互相依赖的倾向,这种依赖,包括纵横两个方面。例如:东方文明的发展与转形,有赖于西方文化的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哲学、宗教、天文地理、政治法律等方面知识。西方文化的改进,也有赖于东方文化中的艺术、伦理、烹饪技术、拳脚功夫等等来充实它的内容。再从整个人类的文化来看,考古学上的文化分期,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互有密切关系的。没有石器时代,就没有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也不能不经过青铜器时代,一步跨入今日的电器时代和太空时代。总之,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这个文化与那个文化,经过这个时期到那个时期,渐渐濡化,递变发展。

    ⊙第二,柏杨先生在中国文化问题的思想范畴、观念形态上,都未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层面。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对中国影响之距,实在无与伦比。在文化史上来说,真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如果柏杨有鲁迅、胡适那样好命的生辰八字,也就不会因文字而罹牢狱之灾了。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恐怕就不是那么顺利的事。甚至时到今天,我们回头去看那时的《新青年》《独立评论》,以及其他的《新月》《人间世》等期刊杂志上有关中国问题,和文化思想方面的论述笔战,真是多彩多姿,实在令人不胜怀念与赞叹之至!

    在八月十六日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柏杨先生提出了一些在他的著作中一再指责过的酱气。这些从酱缸文化里衍生出来的问题,正是五四时期的健将们大声疾呼过的论点。我们把他的演讲内容,归纳起来,大概可分为下列几个方面:

    一、阉割和缠脚。阉割这种惨无人道的不可思议的事,说起来实在是太恶心。我们的祖先竟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使我们后代子孙,个个脸上无光。妇女缠足这种“矫揉造作戕害天和”的习俗,起自南唐李后主宫中行乐,有宫嫔名窅娘,以帛缠足而舞,一时上行下效,相习成风,是为缠足之滥觞,此后诲淫造孽,长达一千年之久,中外有关缠足的各种史籍,真是洋洋大观,不胜列举,这个陋习大概在唐宋元明四、五百年间,发展还不很快,因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太,还是安徽凤阳的大足婆,算是一个例证。可是到了满清,却加速发展,很快就成为根深蒂固的风习。民国成立以前,除江西、广东等边区少数客家人以外,全国妇女没有不缠足的。

    二、荣誉一元化的文化价值观。中国人要想“扬名声、显父母”,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一头钻进官场。做了官就可以发财,就有权有势,跟着身份、地位,一切荣誉都有了。中国知识份子追求荣誉利禄的途径,绝不是经商致富,或制造发明,而是科名文章。所以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素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挤入仕途,仕是“四民之首”,他们瞧不起工匠和农夫,也瞧不起唯利是图的商贾,有身份的女子绝不肯嫁作商人妇。在中国文化里,地位和声威的外表层相是面子,中国的“读书人”最爱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份子的第二生命,“面子”也是中国文化份子的自尊心之最积极而具体的表现。所以,大家说:人生的情面、体面、场面,这三碗面“最难吃”,但又不得不吃。甚至时至今日的台湾,还是一条鞭式的学制,教育不讲究内容,不重视工艺和职业教育,人人只知由幼稚园、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往一个窄门里钻。每年参加联招的考生,在选择志愿时,是先选学校而后才是志趣,以大学的名声费用的考虑为先,把所有各大专学校的所有科系,都填在报名单上,填完为止。入学目的还是受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万钟粟”那一套名利和虚荣观念的作祟。

    三、乡愿。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良知的泯灭,事情不分是非曲直,不管真伪黑白,只根据同个人的关系、利害、好恶论事,这种人无论做什么都没有正义感,都缺乏道德勇气,处处推、拖、拉,对人敷衍,对事不负责任,所谓“明哲保身”“温、良、恭、俭、让”也者,只不过是随波逐流、逃避现实的别解。

    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争。这个问题已在前面讨论过了,不必再提。

    五、人权、民权和自由。这些名词都是舶来品,在中国自己的文化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人民在皇帝面前的地位,连狗还不如。什么“民为贵,君为轻”,只听见过有此一说,从来没有看到事实的表现。终年胼手胝足,为孝敬肚皮而忙碌的人民,是没有余暇去从事任何较高级的文化活动的。一般的农民,只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生自灭式的自由。

    六、包容性。“心胸狭窄”是我们中国文化中表现得很强烈的弱点,以“我族主义”为中心的中国人,一向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被征服的“夷狄”和“化外之民”,烧杀、抢掳、奸淫,无所不为,绝不客气;对外来文化特征,处处都看不顺眼,而且有意无意存着一种鄙夷和排斥的态度。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美国,就更惭愧了。他们对待那些船民和难民,无论是友邦或敌国,都来者不拒,不但周济衣食,而且还要提供教育、安排职业。这种同情心和包容性是何等伟大!

    七、容忍性。民主、法治、自由是现代政治的三大支柱。而“容忍”又是“自由”的基础,不能容忍就不会有自由。胡适之先生在台湾时,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登在《自由中国》,篇名即为《容忍与自由》。他的主张是:政府肯容忍,人民才能有自由。个人要肯容忍,才不致妨碍别人的自由。果能如此,则执政党能容忍反对党,党内可以容忍党外,大党可以容忍小党,大家就可以和平共存,各走自由发展的道路。有一次,我在纽约地下车里看到一个黑人高高地跷着二郎腿,那时是晚上,车上乘客并不多,并不妨碍别人行动。但一个警察走到他面前加以干涉,两人都很不愉快,那个人就说了一句:“这是我的腿!”(我的腿放在哪里有我的自由!)他不买那警察的账,二郎腿还是照跷在那里。那个警察也只好默默地走了。我的心里想,美国真不愧是一个民主自由有素养的国家!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台湾,那“三作牌”(柏杨语: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谓之“三作”)的警察会容忍那条二郎腿吗?

    八、女权。在传统上,中国社会男女生活的壁垒,特别森严,重男轻女的观念深入民心。在封建时代女子不得抛头露面,女子不能有财产权,不能成为一家之主,否则就是“牝鸡司晨”,是反常的异教。女子与孺子、小人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圣人的遗教还强调女子不必有才能,只要严守妇道、从一而终就好了,所以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再加上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便是“三从四德”,也就是当时社会压迫女子的道德律,自古以来男子三妻四妾有如家常便饭,可是在旧礼教约束下的女子,如有不贞,只有去死的一条路,别无选择。“吃人的礼教”杀起人来,比什么都厉害。所谓的“贞节牌坊”,鼓励女子个个要三贞九烈,正是礼教吃人的一个代表作。

    ------------------


如果您喜欢,请把《丑陋的中国人(人文版)》,方便以后阅读丑陋的中国人(人文版)08 “酱缸文化”(1981)后的更新连载!
如果你对丑陋的中国人(人文版)08 “酱缸文化”(1981)并对丑陋的中国人(人文版)章节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请后台发信息给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