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寻常的接火
1966年春夏之交，他还在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没有想到十年动乱的祸水就要冲到院子里来了。
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刚刚度过了五十三周岁的生日，他患病也有十年了。身体还很虚弱，十年严霜已经铺天盖地地打了下来。
在机关，他是第一个被查封“四旧”的人。首当其冲的，是他那些书。他怎么也想不到，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这场运动，会把书作为革命对象。运动到来之前，他还按照平时习惯，给自己的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写些“题识”之类的话。在《金陵琐事》这本中的书皮上，他写了这样几句话：“此等书不知何年所购置，盖当时影印本出，未得，想知其内容，买来翻翻。整理书橱，见其褴褛，装以粗纸，寒伧如故。1966年，时已五十四岁（此指虚岁——引者）。忆鼓捣旧书残籍，自十四岁起，则此种生涯，已四十年。黄卷青灯，寂寥有加，长进无尺寸可谈，愧当如何？”①没有等他明白过来，他已被叫到机关，参加“学习”了。
实际上，那不是学习，那是一连串毫无精神准备的不寻常的接火。
家人预感到他那些书不妙，值孩子舅父在津，便把线装书抱到后屋，前屋书橱装新书，都罩上白纸。这样一来，反而“欲盖弥彰”，不过两天，机关的“文革会”就派来红卫兵，将所有书橱加上了封条。内弟深知孙犁爱书，怕他精神上受不了，等他“学习”回来，特别对他进行安慰。其实，当时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尚且未卜，孙犁已顾不上这些了。
再后，造反派将后屋隔断，每天都能听出有人在那里捆绑旧书。随之又来前屋抄书，孙犁的小女儿在场，她还不满二十岁，以也是红卫兵小将的资格问：“鲁迅的书，我可以留下吗？”
“可以。”
“高尔基的呢？”
“不行。”
于是，“高尔基”被捆走，“鲁迅”得以留下。领头的是一个水管工人，他的答对，在当时情况下，孙犁认为满有水平。
当时孙犁有十书柜书，全部被抄，其中有多部被列为“珍贵二等”。妻子知道书是他的性命，非常难过。看看他的脸色，又很冷漠，她奇怪了，还以为他临事不惊，心胸宽阔。
问他，他只说：“书是小事。”就不说什么了。
孙犁的家被抄多次，其中一次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这次殃及文字稿件。他们走后，家里人又自抄一次，这样的文字差不多绝迹了。
这已经是冬天，室内暖气被拆毁，一天黎明，正在生病的妻子，把一些本子、信件，甚至亲朋的照片，投进了火炉。她不识字，她凭感觉知道，这些带字的东西在目前会招祸，便照圣人“敬惜字纸”的规矩，使之乘火升天。
但他的一些信件却在另外的地方保存下来。那是1959年以后几年间写给冉淮舟的信。当时孙犁正在养病，要出几种书，冉淮舟帮助他做了许多抄录、编排和校对方面的工作，其中主要是对于《风云初记》的结尾、《白洋淀之曲》的编辑、《文学短论》的选择、《文艺学习》的补充等等方面的协助。那些信件，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写的。孙犁说：“淮舟写给我的信，在1966年以前，我就全部退还给他保存了。并不是我预见到要有什么大的灾难，是我当时感到：我身体很坏，恐怕活不长久了。”①至于他写给冉淮舟的信，在1966年以后，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按照常规，它们也早该丢失或被销毁了。当历尽劫难，冉淮舟把这些信件抄录成册，做为礼物送给他时，使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些信和孙犁送给他的书，都存在保定他爱人那里，武斗期间，这位同样是孙犁作品的热心读者，不顾家中其它财物，背着这些书和信逃反，以致因过度劳累而流产。显然，如果冉淮舟当时也把这些信件退还孙犁，那肯定是只字不存了。冉淮舟曾把自己搜集到的孙犁旧作一束交孙犁保存，结果就是如此。
他的《风云初记》，也曾一度成为珍本：“所有底本，今全不知去向，出版社再版，亦苦无依据”，他请冉淮舟代觅一册，结果，也是冉将自己保存的作者签名题赠的书，回赠给他，使他“展读之下，如于隔世，再见故人。”①冉淮舟是高阳人，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时代就是孙犁作品的研究者，除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有关论著外，在孙犁作品的搜集、辑佚和整理方面，也做出了可观的成绩。
在反复的抄家中，孙犁的画也受到了损失：1961年，黄胄同志送给我一张画，我托人拿去裱好了，挂在房间里，上面是一个维吾尔少女牵着一匹毛驴，下面还有一头大些的驴，和一头驴驹。
1962年，我又转请吴作人同志给我画了三头骆驼，一头是近景，两头是远景，题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来。
1966年，运动一开始，黄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罪名”，也就妇孺皆知。家里人把画摘下来了。一天，我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胄的毛驴不在墙上了，就大怒，到处搜索。搜到一张画，展开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画有了！”其实，那不是毛驴，而是骆驼，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就这样把吴作人同志画的三头骆驼牵走了，三匹小毛驴仍留在家中。①
他参加“学习”，大约在1966年夏秋之交。当时，形势日益紧迫，他和报社中层以上的干部，被集中到一处大院。这处大院旧名“张园”，系清末张之洞部下张彪营建，在现代史上颇有些名气：溥仪出宫后，曾有一段时间移居此处，1931年又从这里潜往东北，去当伪满“执政”（后称“皇帝”）。1924年，孙中山应邀北上，和北洋军阀谈判，也在这里住过。大楼富丽堂皇，有一间“皇帝”的卧室，全用团龙黄缎裱过，倒确实提醒着人们注意那现代史上的复辟事件。
这里现在就是战场——大批判的战场。被批判、被斗争的，正是从前在真的战场上和国内外敌人进行过斗争的人们。孙犁不愿意回忆“文革”中那些丑恶的事件，那时是，“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枭吞噬了飞鸟”②。但是，有一些镜头还是在他笔下出现了：“有一次批斗大会，被斗者站立一排，都低头弯腰，我因为有病，被允许低头坐在地上。不知谁出的主意，把摄影记者叫了来，要给我们摄影留念。立着的还好办，到我面前，我想要坏。还好，摄影记者把机子放在地上，镜头朝上，一次完成任务。第二天见报，当然是造反小报，我的形象还很清楚。”③这是痛定思痛，不免以幽默出之，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要糟。上面这个镜头，在他的《芸斋》里是这样展开的：不久，我被揪到机关学习，一进大门，就看到他正在张贴一幅从房顶一直拖到地下的，斗大墨笔字大标语，上面写着：“老爷太太们，少爷少奶奶们，把你们手里的金银财宝，首饰金条，都献出来吧！”
那时我还不知道造反头头一说，但就在这天晚上，要开批斗大会。他是这个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先把我们关在三楼一间会议室里，这叫“候审”。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等候不可知的命运。
我因为应付今天晚上的灾难，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棉衣。
他推门进来了。我抬头一望，简直认不出来了。
他头戴水獭皮帽，身穿呢面貂成大衣，都是崭新的；他像舞台上出将一样的站在门口，一手握着门把，威风凛凛地盯了我一眼，露出了一丝微笑。我自觉现在是不能和这些新贵对视的，赶紧低下头。他仍在望着我，我想他是在打量我这一身狼狈不堪的服装吧。
“出来！”他对着我喊，“你站排头！”
我们鱼贯地走出来，在楼道里排队，我是排头，这是内定了的。别的“牛鬼蛇神”，还在你推我让，表示谦虚，不争名次，结果又被大喝一声，才站好了。
然后是一个“牛鬼蛇神”，配备上两个红卫兵，把胳膊挟持住，就像舞台上行刑一样，推搡着跑步进入了会场。然后是百般凌辱。
我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当天夜里，触电自杀，未遂。①
这个造反派头头，为什么如此对孙犁“垂青”？其中还有一段原委。
一般认为，孙犁谨言慎行，性格平和。但这只是一种现象，一个方面。他其实很直，感情也容易激动，临事常常不计后果。他明白自己这个“弱点”，常常提醒自己注意，结果还是一再事后懊悔。为此，他在“文革”后期，曾为自己写下类似座右铭的句子。
戒行之方为寡言，戒言之方为少虑。
祸事之发展，应及时堵塞之，且堵且开，必成大患，当深思之，当深戒之。②这样看来，他是谨言慎行了；但这谨言慎行的自我约束性措施，恰是不那么谨言慎行的结果。
且说在“文革”之前，他就遇上这么一件事：在一个严寒的晚上，他忽然想洗个澡，因为有病，不愿到街上去洗，就到本机关的大楼里来了。路过传达室的时候，有个穿一身灰布旧棉衣的中年人在值班。他悠闲地抽着旱烟，上下打量着孙犁。孙犁这天穿一件从来不大穿的皮大衣，还戴一顶皮帽——这些，都是有了些稿费才添制的，他原来也穿过那一身灰布棉衣，都是进城时统一发的。现在，他注意到中年人在看他，便问：“同志，今天有热水吗？”
“没有。”中年人回答得很冷淡，只有眼睛里的那一丝嘲笑带着热意。
孙犁正要转身走去，他却大声说：“听说你们写了稿子，在报上登了有钱，出了书还有钱？”“是的。”孙犁平静地回答。
“改成戏有钱，改成电影还有钱？”
“是的。”还是那么平静。孙犁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以为他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他那时常遇到这样的人），就脱口说了一句：“你也写吧。”
不料这一句使对方神色大变，一句话也不说了。他自知失言，便赶快逃走，心想，对方会以为是挖苦他。继而转念：现在不是提倡工农兵写作吗？不是不识字也能写诗、写吗？对方也许会明白过来，那样就不会得罪他了。
人，自然是得罪了；没有等到十年，他——“君子”就来报仇了。
而且，在有些批判大会上，是按字论罪。如《风云初记》，“当时批判者持去，并不检阅内容，只于大会发言时，宣布书名，即告有罪。且重字数，字数多者罪愈重。以其字多则钱多，钱多则为资产阶级。以此激起群众之‘义愤’，作为‘阶级斗争’之手段。”①在运动中，“老同志”的表现也很不一样。就在挨斗的那些日子里，他私下里向一位老友进言：以后不要再做炮弹。这位老友向他解释：“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
他对这解释很不满意，只好报以沉默，同时在心里做出了回答：“我不知道，我如果掉在水里，会怎样做。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
从此，他就再不给这位老友提意见了。
一天下午，管他们的一个小个子，通知孙犁有“外调”。这是他第一次接待外调，被接待的，竟是60年代他去北京看病时，侯金镜常常派来接待他的一位女同志。这女同志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爽朗，热情，步伐沉稳，在沉思中偶而把头一扬，浓密整齐的黑发便向旁边摆开，秀丽的面孔，瞬间显得严肃起来……孙犁麻烦她好多回了，早就希望能在天津招待她，却没想到竟是在这样的场合。
他向传达室走去，很远就望见一位女同志靠在大门旁的墙壁上，正在观望着他。他很快就认出了她。
她风尘仆仆，显得削瘦了些；看见孙犁走近，就转身往传达室走。孙犁看见，那步伐已经不像从前的样子了。至于孙犁在她眼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孙犁顾不得去想。
传达室里间有一张破桌，他们对面坐下来。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男同志。
没有相互的寒暄和问候，调查就开始了：她低着头，打开笔记本，用一只手托着脸，好像还怕我认出来。
他们调查的是侯。问我在和侯谈话的时候，侯说过哪些反党的话。我说，他没有说过反党的话，他为什么要反党呢？
不知是为什么情绪所激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竟然慷慨激昂起来。在以后，我才体会到：如果不是她对我客气，人家会立刻叫我站起来，甚至会进行武斗……
现在，她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把本子一合，望望那个男的，轻声对我说：“那么，你回去吧。”①下午在楼房的过道里，他们又遇到一次，谁也没有说话。但孙犁仍然感激她，他想：当着别人的面，能这样宽恕地对待他，大概还记得他的不健康吧？
不久，他又接待了一次外调，来人是歌舞团的女演员，只有十七八岁，不只生得漂亮，声音也动听，对孙犁很是客气。她调查的是方纪。自然，她从孙犁那里了解到的，只能是方的革命经历。两人谈了很久，分别的时候，他竟恋恋不舍，禁不住问：
“你下午还来吗？”
他自己也觉得这问题有些奇怪，后来，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那些年月，我失去自由，处于荆天棘地之中，转身防有鬼伺，投足常遇蛇伤……深深有感于人与人关系的恶劣变化，所以，即使遇到一个歌舞演员的宽厚，也就像在沙漠跋涉中，遇到一处清泉，在噩梦缠绕时，听到一声鸡唱。感激之情，就非同一般了。”①
干校的故事
几个月以后，他来到天津郊区的干校，先是种地，锄头，铁铲、小推车……一应俱全，而且都是新的。后来又盖房，砖瓦、洋灰、木料……也挺充足。只是孙犁有病，身上的力气是有限的，和他同来的，也大都不是壮劳力。但孙犁喜欢劳动，过了一段时间，他能一顿吃两个窝窝头了。消息传到市文教书记那里，她大笑起来。她和孙犁在延安时认识，当时关系不错，还做过邻居。
干校办得很不起色，渐渐地，工具和材料被附近农民拿走大半，还流传谚语：“五七干校是个宝，我们缺什么就到里边找。”
他在这里，也接待过一次外调：两个穿军服的非军人，调查田间的材料。因为他抄着手站着，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结果，手被抓破，不得不到医务室包扎。
刚到干校的时候，大棚还没有修好，他被分到一间小棚里住。一天，他都睡下了，有一个原来要好、平时也很尊重他的同事进来说：“我把镰刀和绳子，放在你床铺下面。”孙犁以为他劳动回来晚了，先去吃饭，就同意了。次日早晨，“群众专政室”的头头照例集合人们训话。这个头头是个典型的天津青皮，惯会无事生非。这天，他先是批判孙犁，孙犁正在低头听他大放厥词的时候，那位同事忽然说：“刚才，我从他床铺下，找到一把镰刀和一条绳子。”孙犁这一气非同小可，一改平日委靡不振之状，大喝道：“那是你昨天晚上放下的！”
他没有说话。头头威风地冲孙犁前进一步，但马上又退回去了。
当时排队的有几十人，不少人对孙犁的非凡气概为之一惊，称快一时。
孙犁知道，在那时，镰刀和绳子会被看作自杀或暴动的凶器，如不当场揭发，后果是很危险的。所以，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会有那种气压“群小”的表现。
他在干校呆了一年多。这是一段困难的日子；但是，在一个作家的眼睛里，困难的日子也是生活。因此，在若干年以后，他这段生活终于以“芸斋”的形式，再现于人们面前，下面我们就介绍两则，以飨读者。
其一：《女相士》①。
1966年他被集中“学习”后，一时像掉进深渊，大惑不解，连一同学习的是些什么人，也很少注意。被集中来的人越来越多，新来的还要亮亮相。有一天，造反头头审问一个新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什么阶级？”
“我是自由职业者。”答话的是个女人。他没有心情看一看这位新来的同伴，只是低着头。
过了些天，“反动”阶级成分都要自动提高一级，头头又追问新来的女人，她忽然说：“我是反动文人，和孙芸夫①一样！”
他这才抬起头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慷慨地把我引为同类”。这人有五十多岁，身材修整，还很秀气，年轻时肯定很漂亮。他看她时，瞅见那双架着银丝边眼镜的眼睛，也正注视着他。他马上感到，她看人的方法和眼睛里流露的光，有一点巫气或妖气。
她叫杨秀玉，湖南长沙市人，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解放前以相面出名且致富，在长沙自盖起两座洋楼。这个条件，足有资格进学习班了。
冬季，他们进了干校，修缮一间车棚当宿舍，在宿舍门前的场地上，为市里的一个屠宰场代养了二百头牛。他们每天头顶星星起床，为牲口添草料、清粪尿，夜晚星星出来，才能回屋。中间，“芸夫”调到铡草棚工作，贮存大白菜下来后，又被调到菜窖。
杨秀玉和另一位女同志也在菜窖工作。芸夫知道，来这里工作是对他的照顾，因为不只活儿轻，也可避避风雪。不知是谁动了怜悯之心，派他和两个女的干这差事：每天一垛垛地倒腾白菜，抱进抱出，使之通风，有时就摘摘烂菜叶子——
说实在的，在那种日子里，我是遑遑不可终日的，一点点生的情趣也没有，只想到一个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例如在铡草棚子里，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割断不少根捆草的粗绳。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如果不是割断草绳，而是割断我的脖颈，岂不是一切烦恼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但我终于没有能这样去做。
在菜窖里工作，也比较安全。所谓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革命工人、儿童对我们的侮辱，恫吓，或投掷砖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名”、“身份”，过去的级别、薪金数目，造反者已经早给公布于众了。
在菜窖里，算是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可以暂时喘喘气了。
他渐渐和杨秀玉熟识起来，认为她也不坏。相而虽系骗人，但系受骗者自愿，较之傍虎吃食、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上谋私利的人，还算高尚一些。这样一想，他有时就跟她说个话儿。对另一个同志就小心一些，因为她是菜窖负责人。在她出窖后，他们才能畅谈。“我那时已经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但又有时想排遣一下绝望的念头，我请这位女相士，谈谈她的生活和经历。”她答应了，下面就是她的经历：“相面是我家祖传，父亲早死，我年幼未得传授，母亲给请了一位师傅，年老昏庸。不久就抗战了，我随母亲、舅舅逃到衡阳。那时我才十三岁，母亲急着挣钱，叫到街上吆喝着找生意，我不愿意去，求母亲给一元钱，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一间房，门口贴了一张条子。整整一个上午，没来一个人，我忍着饥饿，焦急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到了下午，忽然进来一位，相了一面，给了我三元大洋，从此就出了名。“然后到贵州、桂林、成都，每到一处，在报上登个广告，第二天就门庭若市，一面五元。那时兵荒马乱，多数人背井离乡，都想藉占卜，问问个人平安、家人消息，赶上这么个机会，不发财也得发财，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积下很多金条了。
“在衡阳，我幸亏没到街上去喝卖，那会大减身价，起步不好，一辈子也成不了名。你们作家，不也是这样吗？”
他没想到她能活学活用，一下子联系到他的职业，稍稍一愣，随即苦笑起来。
他们的谈笑，被菜窖负责人听到了。她很不满意，夜晚回到宿舍，问杨秀玉：“你和孙某，在菜窖里谈什么？”
“谈些闲话。”
“谈闲话？为什么我一进去，你们就不谈了？有什么背人的事？我看你和他，关系不正常！”
两人吵开了，事情传出，有些人又察觉到什么“新动向”。好在那时主要注意政治动向，对这类事没有深究，也许是不大相信吧：
像我们这些人，平白无辜遭到这种奇异事变，不死去已经算是忍辱苟活，精神和生活的摧残，女的必然断了经，男的也一定失去了性。虽有妙龄少女，横陈于前，尚不能勃然兴起，况与半百老妇，效桑间陌上之乐、谈情说爱于阴暗潮湿之菜窖中乎。不可能也。
事情平安过去了。又有一天，他实在烦闷极了，忽然异想天开，问杨秀玉：
“你给我相个面好吗？”
“好。”她过去揭开菜窖的草帘子，“你站到这里来！”
从外面透进来一线阳光。他慢腾腾走过去，并没改那副潦倒、萎靡之状；而且像是有些犯愁，眉毛锁得更紧了些。
她认真端详着他的面孔，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似的。“你的眉和眼距离太近，这主忧伤！”她说。
“是，”他显得高兴起来，像是遇到知己，眉毛也舒展了些，“我有幽忧之疾。”
“你的声音好。”她说，“有流水之音，这主女孩子多，而且聪明。”
“对，我有一男三女。”他回答，“女孩子功课比男孩子好。”“你眼上的白圈，实在不好。”她摇摇头，叹了口气，“我和你第一次见面，就注意到了。这叫破相。长了这个，如果你当时没死，一定有亲人亡故了。”
“是这样。我母亲就在那一年去世了，我也得了一场大病。不过，那都过去了，无关紧要了。大相士，你相相我目前的生死存亡大关吧。我们的情况，会有好转吗？”
“4月份。”她肯定地说，“4月份会有好消息。”
外面传来脚步声，她赶紧向他示意。负责人走进来，他们正面对白菜垛工作。
果然，入夏后他们的境遇逐渐好起来，8月份他算得到“解放”，回到了家里。
孙犁给我们讲完了上面的故事以后，用古人的口吻评点说：“杨氏之术，何其神也！其日常亦有所调查研究乎？于时事现状，亦有所推测判断乎？盖善于积累见闻，理论联系实际者矣！‘四人帮’灭绝人性，使忠诚善良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生活前途，丧失信念；使宵小不逞之徒，天良绝灭，邪念丛生。十年动乱，较之八年抗战，人心之浮动不安，彷徨无主，为更甚矣。惜未允许其张榜坐堂，以售其技。不然所得相金，何止盖两座洋楼哉！”
其二：《高跋能手》。
孙犁用下面一段文字，给我们叙述了他的第二个关于干校生活的故事：
干校的组织系统，我不太详细知道。具体到我们这个棚子，则上有“群众专政室”，由一个造反组织的小头头负责。有棚长，也属于牛鬼蛇神，但是被造反组织谅解和信任的人。一任此职，离“解放”也就不远了。日常是率领全棚人劳动，有的分菜时掌勺，视亲近疏远，上下其手。
棚是由一个柴草棚和车棚改造的，里面放了三排铺板，共住三十多个人。每人的铺位一尺有余，翻身是困难的。好在是冬天，大家挤着暖和一些。
我睡在一个角落里，一边是机关的民校教师，据说出身是“大海盗”；另一边是一个老头，是刻字工人。因为字模刻得好，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因此现在成了“资本家”。
故事就是讲他的。他叫李槐，会刻字模，却不大会写字，有一次签字画押，丢了槐字的木旁，从此人们叫他李鬼。李槐既是工人出身，造反的工人们对他还是讲个情面；但惟其是工人，变成“资本家”就更有教育意义，因此批判的次数也就更多。
“开了一年作坊，雇了一个徒弟，赚了三百元钱，就解放了。这就是罪，这就是罪……”每次批判，他都是这几句话，大家也都听烦了。
但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到过日本，见过天皇。这一来，问题严重了：里通外国。他有多年的心脏病，不久就病倒，不能起床……
夜晚，牛棚里有两个一百度的无罩大灯泡，通宵不灭；两只大洋铁桶，放在门口处，大家你来我往，撒尿声也是通宵不断。本来可以叫人们到棚外小便去，并不是怕你感冒，而是担心你逃走。每夜，总有几个“牛鬼蛇神”，坐在被窝口上看，不睡觉，那也是奉命值夜的。这些人都和造反者接近，也可以说是“改造”得比较好的。
李槐有病，夜里总是翻身、坐起，哼咳叹气，我劳动一天，疲劳得很，不得安睡，只好掉头到里面，顶着墙睡去。而墙上正好又有一个洞，对着我的头顶，不断地往里吹风。我只好团了一个空烟盒，把它塞住。
无奈他身边的李槐安静不下来。忽然，李槐坐起来，乱摸身下铺的稻草。这很使他恐怖，他听老人说过，人之将死，常要摸炕席和衣边的。
“你觉得怎样？心里难过吗？”他爬起来，小声问着。
对方不说话，忽然举起一根草棍，在他眼前一晃，问：“你说这是什么草？”
这一举动，吓得他出了一声冷汗。第二天，他也病了，发高烧。经医生验实，棚长允许休息一天，并交给他一个任务：照顾李槐。
当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又进行了一次独家采访。这天天气很好，顺南窗射进一线阳光，看看也很舒服。他给李槐倒了一杯水，话匣子就打开了：“……你给我说说，你是哪一年到日本去的？”“就是日本人占着天津那些年。”李槐艰难地坐了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过去我常和人们念叨。我从小好踩高跷，学徒的时候，天津春节有花会，我那时年轻，好耍把，很出了点名。日本天皇过生日，要调花会去献艺，就把我找去了。”“你看见天皇了吗？”
“看见了。不过离得很远，天皇穿的是黑衣服，天皇还赏给我们每人一身新衣服。”
李槐说着兴奋起来，原来闭着的眼也睁开了。
“我们扮的是水漫金山，我演老渔翁。是和扮青蛇的那个小媳妇耍，我一个跟头……”
他说着就往铺下面爬。我忙说：“你干什么？你的病好了吗？”
“没关系。”他说着下到地上，两排铺板之间，有一尺多宽，只容一个人走路，他站在那里拿好了一个姿势。他说：
“我在青蛇面前，一个跟斗过去，踩着三尺高跷呀，再翻过来，随手抱起一条大鲤鱼，干净利索，面不改色，日本人一片喝采声！”
他在那里直直站着，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前面。眼睛里放射出一种奇异多彩的光芒，光芒里饱含青春、热情、得意和自负，充满荣誉之感。
我怕他真的要翻跟斗，赶紧把他扶到铺上去。过了不到两天，他就死去了。
孙犁讲完了他的故事，照例以“芸斋主人”的身份评点说：“当时所谓罪名，多夸张不实之词，兹不论。文化交流，当在和平共处两国平等互惠之时。国破家亡，远洋奔赴，献艺敌酋，乃可耻之行也。然此事在彼幼年之期，自亦可谅之。而李槐至死不悟，仍引以为光荣，盖老年胡涂人也。可为崇洋媚外者戒。及其重病垂危之时，偶一念及艺事，竟如此奋发蹈厉，至不顾身命，岂其好艺之心至死未衰耶。”上面，我们照搬了两则“芸斋”。我们以为，即使作者和读者都不把它们看作严格的传记材料，其中仍然有着作者的身世经历在，至于作者的音容面貌、待人接物等等，征之于他本人，我们以为是十分相符的。
悼亡
从干校回到家中，正在临近他被解放之际，他的妻子却去世了。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引起心脏疾病，1970年4月15日去世。
家庭变故，个人遭遇……种种不幸，接踵而来，他的悲伤忧痛是无法形容的。
妻子患病已有十来年，1965年2月住过一次医院。那些天，他正修整一部叫做《明清藏书家尺牍》的书，在给它包上书皮的时候，他写上了这几句话：……时妻病入医院，心情颇痛。京中寄此残书来，每晚修整数页，十余日方毕。年过五旬，入此情景，以前梦中，无此遭际。雨水节时有所感：青春远离，曾无怨言，携幼奉老，时值乱年。亲友无憾，邻间无间。晚年相随，我性不柔，操持家务，一如初娶。知足乐命，安于淡素。1965年2月19日晚①
这位农村妇女，本来身体很好。闹日本的时候，家境越来越糟，孙犁又不在家，她除侍奉公婆，还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春冬两闲，一早一晚，织织纺纺，从不稍歇。到了集日，自己去卖线卖布，贴补家用。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差不多有六七十斤重——走三里路，到子文镇集上去卖，从不对家里人叫一声苦。
她一共生下两男三女，都是自己在战争年月，一手拉扯着成长。我们前面说过，农村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又赶上抗战，他们十二岁的长子孙普，竟以盲肠炎夭折。不论哪个孩子生病、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在炕上走，她以为这样可以减轻孩子的痛苦。在她生前，孙犁曾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没有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儿女们颔首动容，相顾唯唯。多事之秋，没想到她1965年住院，1966年就赶上了“文革”。这年冬天，孙犁处境越来越坏。他每天“开会”，妻子怕他冷，给他做了一件大棉袄。不管回来有多晚，妻子总是一人坐在灯下等他，安排他吃饭、休息。见他茶饭无心、愁眉不展，就想着法儿劝慰他，但又怕说错了话，惹他生气，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你得想开一点呀，这不也是运动吗，你经过的运动还少吗？总会过去的。你没见土改吗，当时也闹得很凶，我不是也过来了吗？”
孙犁承认她是乐天派。抗战时，有一天敌人进了村，全村人都跑了。她正坐月子，走不了。一个日本兵进了她的屋，她横下了心，死死盯着他，日本兵竟转身走了。事后，她笑着对孙犁说：
“日本人很讲卫生吧，他大概是闻不了我那屋里的气味吧！”
她也经历了土改。孙家是富农，老区的土改，开始时搞得很左。当时拆房、牵牛，她都满不在乎，出来进去时还对拆房的人说：“你慢些扔砖呀，等我过去，可别砸着我。”到搬她的嫁妆时，这才哭起来。孙犁说：“那时，虽然做得也有些过分，但确是一场革命。我在外面工作，虽然也受一点影响，究竟还是革命干部呀。”“现在，你就不是革命干部了吗？”这本来不是个问题，这位纯朴的农村妇女，却直直地望着丈夫，问得那么认真。显然，这并非不信任丈夫，而是对那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孙犁当然也了解妻子，他就顺着她的思路回答下去：“我看很玄了，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这回好像是要算总帐，目标就是老干部和有文化的人。他们把我们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了。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跟踪我，监视我。你们在家里说话，也要小心，我怕有人也在监视你们。地下室可能有人在偷听。”
“你不要疑神疑鬼吧，哪能有那种事呢？”这回她却不信丈夫说的话了，而且有些怪他多疑。
“你快去睡觉吧。”孙犁也不愿再谈下去，只说：“你看着吧，他们要把老干部全部逼疯、逼死！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咱老家的农民，这地方是个码头，什么样的人都有的，什么事也干得出来。”
妻子眨眨眼，似乎有所领悟；但终于还是不懂，只好叹口气，到里屋睡觉去了。
事实给她上了课。随着抄家——她记得，她的家前前后后抄了六次——随着周围的人对她的歧视，随着她出门买粮、买菜受到的打击，随着丈夫处境的日益恶化，加以不断听说有人自杀，她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头了。
灾难还在进一步发展。一天下午，孙犁正在机关大楼扫地，来了一个人，通知他几天内搬家。他回到家来，才知道是勒令马上搬家，一名造反者监临，多名“牛鬼蛇神”“帮忙”，家里早已乱作一团，晚饭都没吃。本来就够逼命的了，妻子又出了件岔子：她怕再抄家，把一些日用钱藏在破烂堆里，小女儿不知道，全给倒出去了，好不容易才找回来。
他们在多伦道这座大院已经住了十几年了，现在要搬到佟楼一间小南房里。三间屋子里的东西，胡乱搬些家具、衣物，装满一卡车，晚上十一点才到了那里。进了房子，有人正在和西邻的隔山墙上，凿开一个大洞。而且，没有等他们把东西安置一下，就把屋里唯一的小灯泡摘走了。他们来得急惶惶的，没有带灯泡来。
妻子伤心了，凑在孙犁耳边问：“人家为什么要在墙上凿个洞呢？”
“那是要监视我，不然，你还不相信呢。”他说。
这回她相信了，至少在今天夜里，她知道自己已完全落入黑暗里，除了那个阴森森的洞，露出一点幽幽的光——只是连这点光，也更证明着她确确实实是生活在黑暗里。
一卡车的家当，小屋里摆不下的，全堆在院里，任人偷窃践踏。她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她的心紧紧地收缩着，就是在白天，眼前也难免阵阵发黑。
没有等她看见光明，甚至也没有看见丈夫的“解放”，她就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老实说，对于妻子的去世，孙犁精神上有所准备。即使这样，他的悲痛仍是难言的，虽然他当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请两个老朋友帮忙，草草办了丧事。四十年的恩爱夫妻，一朝成为隔世之别，他感到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孤独。尤其在静下来的时候，如烟往事，就像过电影似的，就像一记记有形的鞭子似的，在他眼前晃动着，在他的心上抽打着。许多令人留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许多幸福的时光，竟是当它们失去时才知道怀念它、珍惜它。尽管在当时的劫难中，他说自己已经“心如木石”，但是，当受到这一失去亲人的打击后，那颗心又被重新“激活”，又能感觉到过去和当前的一切人间的炎凉了。
确切些说，他的悲伤，不是一次闪电的袭击，而是一种持续而深沉的哀痛。
在妻子故去五年之后，即1975年4月14日，他在一则“书衣文录”上写着：“忆明日为亡妻忌日，泉壤永隔，已五年矣。余衰病如此，不堪回首之思矣。”①同年12月30日，他又在另一则“书衣文录”上写着：“此册系亡者伴我，于和平路古旧门市部购得。自我病后，她伴我至公园，至古董店、书店，顺我之素好，期有助我病速愈。当我疗养期间，她只身数度往返小汤山、青岛。她系农村家庭妇女，并不识字，幼年教养，婚后感情，有以致之。我于她有惭德。呜呼！死别已五载，偶有梦中之会，无只字悼亡之言，情思两竭，亡者当谅我乎！”②
又过了七年，悼亡文字也有了，这就是那篇《亡人逸事》③。里边说，他的一位老朋友、老邻居，好多次建议他写写“大嫂”。在这位老朋友看来，“大嫂”实在待他太好、对他帮助太大了：
“她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自不待言。在文字工作上的帮助，我看也不小。可以看出，你曾多次借用她的形象，写进你的。至于语言，你自己承认，她是你的第二源泉。当然，她瞑目之时，冰连地接，人事皆非，言念必不及此，别人也不会作此要求。但目前情况不同，文章一事，除重大题材外，也允许记些私事。你年事已高，如果仓促有所不讳，你不觉得是个遗憾吗？”
孙犁点头称是，但一直拖着没写——……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至最后她的死亡。我衰年多病，实在不愿再去回顾这些。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异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因此，选择一些不太使人感伤的断片，记述如上。已散见于其他文字中者，不再重复。就是这样的文字，我也写不下去了。
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
“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她闭上眼睛了，作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章，就这样结束了。
悼亡后的幻觉
妻子去世不久，他被宣布“解放”了。
渐渐地，处境也有了些好的转化。在原来的住所，又给他加了一间住房，光线也好了些。特别是，陆续发还了一些书籍器物，晚上他也可以看看书了，睡得也好一些了。
朋友们很关心他的生活问题。五十七岁的人，还十分需要一位生活中的伴侣。何况人也“解放”了，也有条件谈谈这个问题了。
北京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搭了桥，他和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起信来。这位朋友是部队作家，他们在晋察冀山地时曾一起工作，建立了融洽的战友关系。女同志姓张，比孙犁年轻十六岁。
这是一条“热线”：从1970年10月起，至1972年4月，孙犁每天一信，或两天一信，或一天两信，至1971年8月，光孙犁寄出的信，已达一百一十二封。这些信后来由他装订成册，共有五册，如果出版，该是一本很厚的“两地书”吧。
这就证明，他在身心方面并没有老，还很有“余热”。
结婚的事情终于提上了日程。但是儿女们反对，并且免不了啧有烦言。他不听。到后来，索性消极对抗：高卧床上，不起来，“破罐子破摔了”——他说。
他胜利了，结了婚。女同志在外省工作，不能进入天津。又是那位搭桥的老朋友建议，先调到孙犁的家乡安平县。随后，他们回到故乡。
在县招待所受了一些气：他的介绍信开的是“记者”，她的介绍信开的是“五七战士”。管招待所的一个主任模样的中年女人，神气活现，这两个名称，她都陌生。而且孙犁经过几年折腾，又一直劳动，穿着也不讲究，简直像个邋遢的农民，加之一路风尘，更透着几分晦气。张同志虽然年轻一些，也一直下放农村劳动，衣服很不入时。中年女人睥睨着他们，不只态度轻蔑，而且犯了疑心。
“我是你们的老乡，我就是本县人。”按照乡俗——亲不亲，故乡人，孙犁递过去表示友好的橄榄枝。
“现在谈不上这个！”中年女人冷冷地说。
“那我们到街上去找旅馆吧！”孙犁也火了。
“去吧！”中年女人断然说。
“我们先打一个电话。”还是张同志机灵，她抓起了手摇电话机。他们来时，带了老朋友给县领导的介绍信。电话打通了，中年女人也通了。他们终于住下来。
因为有老朋友的信，一位副县长接见他们，答应安排张的工作。
办完了该办的事，孙犁带张同志去参观抗日烈士纪念碑。费了好大劲，才在一片沼泽之地找到，而且只残留一座主碑，别的都埋在泥里了。他不免感慨世事沧桑，人物皆非；但仍指着主碑正面的“英风永续”四个大字，对张介绍说，是当年县委书记让他写的。他这样说的时候，自然有些自豪；但张好像没有注意去看，只催他抓紧时间，快回东辽城去。
后来，张同志并没有到安平县去工作，报社帮助她在天津和平区文化馆安排了工作。这样，他们就在天津生活了几年时间。他们的日子过得怎样？还是读读他的《幻觉》①吧，虽然这又是一篇“芸斋”。
他似乎部分地采用了《红楼梦》的笔意，所谓“幻觉”，是说他也做了一场梦。在梦中，也就是在幻觉中，一位女同志推门进来，走进了他的生活：“你感到孤独吗？”
“是的。”他据实回答。
“你应该到群众中去呀！”
“我刚从群众中回来，这些年，我一直在群众中间，不能也不敢稍离。”
“他们可能不了解你，不知道你的价值。我是知道你的价值的。”
“我价值几何？”他有些自嘲了。
“你有多少稿费？”
“还有七、八千元。”
“不对，你应该有三万。”她准确无误地说出这个数字，使他大吃一惊，认为她是一个仙人，能未卜先知：“正如你所说，我原来有三万元稿费，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说我是资本家，说五个工人才能养活我一个作家，我为了保全身命，把其中的大部分，上交了国库。其实也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反而证实了我的罪名。这些事已经过去，可是使我疑惑不解的是，阁下为什么知道得这般清楚，你在银行工作吗？”
她笑了：
“这很简单，根据国家稿费标准，再根据你的作品的字数和印数，是很好推算出来的。上交国库，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你选择的时机不好，不然是可以得到表扬的。现有多少无关，我想和你在一起生活。”
我望之若仙人，敬之如神人，受宠若惊，浑身战栗，不知所措。
“不要激动，我知道你的性格。”她做了一个温柔的动作。共同生活以后，他发现：“这位女同志，不只相貌出众，花钱也出众，我一个月的工资，到她手中，几天就花完了。我有些担忧了，言语之间，也就不太协调了。”
有一天，她又提出了问题：“你能毁家纾难吗？”
“不能。”
“你能杀富济贫吗？”
“不能。那只有在农民起义当中才可以做，平日是犯法的。”
“你曾经舍身救人吗？”
“没有。不过，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也没有害过人。”“你使我失望。”她叹了口气。
我内疚得很，感到：我目前所遇到的，不仅是个仙人，而且是个侠女！小子何才何德，竟一举而兼得之！
后来冷静一想，这些事她也不一定做得到吧？如果她曾经舍身救过人，她早已经是个烈士，被追认为党员了……
但我毕竟在她的豪言壮语下屈服了。我有很多，她有很多朋友，她的朋友们都喜欢看，于是我屋里的，都不见了。我有很多字帖，她的朋友好书法，于是，我的字帖又不见了。
后来，她又指着他的四木箱三希堂法帖说：“老楚好写字，把这个送给他！”
“咳呀！”他为难了，“听说这东西，现在很值钱呢，日本人用一台彩色电视机，还换不去呢！真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呢！”“你呢呢嘛？吝啬！”
吝啬？这两个字，他很想不通；事实是，他屋里的东西越来越少了，钱包越来越空了。不过，他尽量反躬自省：……我可能是有些小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的态度，越来越烦琐起来，特别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举例说罢，一件衣服，穿得掉色了，也不愿换件新的。一双鞋子，穿了将近五年，还左右缝补。吃饭时，掉一个米粒，要拣起来放在嘴里，才觉心安。朋友来的书信，有多余的白纸，要裁下来留用。墨水瓶剩一点点墨水，还侧过来侧过去地用笔抽吸。此非大丈夫之所为，几近于穷措大之举动。
又回想，所读近代史资料，一个北洋小军阀的军需官，当着客人的面，接连不断把只吸了几口的三炮台香烟，掷于地下。而我在吸低劣纸烟时，尚留恋不到三分长的烟头，为陈大悲的所耻笑。如此等等，恭聆仙人的玉责，不亦宜乎！
但又一转念：军需官之大方，并非他从老家带来，乃是克扣战士的军饷。仙人刚到此地时，夜晚同我散步，掉了五分硬币，也在马路上寻觅半天，并未见大方之态。今之慷慨，乃慷敝人之慨也……生活不如意，“仙人”离去了，他也从梦中醒来，这是1975年。
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他写的不是“幻觉”，是真实，甚至包括细节。
北京的一位朋友（他初中时候的同班同学）也认识张同志，几次征求孙犁的意见，要给她写信，想挽回局面。孙犁告诉他：“人家已经把东西拉走了。”他说：“拉走东西，并不证明就不能挽救。”孙犁还是没有同意他写信。这位朋友是蠡县人，年轻时长得漂亮，性格温和，孙犁好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57年因为替某作家说了几句话，被错划为右派。平反以后，当了中纪委的常委，报上登过他的照片。他当时虽然还不具有这样显赫的地位，要使“幻梦”重圆，也并非全属奢望。
孙犁方面呢，就是当他生活在“幻梦”中的时候，心里也还是清醒的，我们只要看看他的类似日记的“书衣文录”，也就明白几分了。《现存元人杂剧书录》条下记着：“1975年3月17日灯下。有晚离不如早离之想。”二十天后，又在《许蚌学林》条下记着：“1975年4月7日灯下。其来也不意，其去也不解，如花如露，如影如幻。晚年脆弱，非幸遇也。”
《书衣文录》的“跋尾”，记录了这件事的结局：1975年，有同居于一室者离去，临别赠言：“现在，阶级关系新变化，得确信，老干部恐怕还要被抄家。你在书皮上写的那些字，最好收拾收拾。”
余不以其言为妄，然亦未遵行之。后虽有被专政加强之迹象，幸无再抄家之实举。……呜呼，巢居者察风，穴处者虑雨。彼人可谓居不忘危，择枝而栖者矣。①做为他生活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这一件事也过去了。为了把这件事忘得干净一些，上面说的那五册本来保存得很好的“两地书”，他都填进了炉子：“这些信件，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无法倾诉的悲愤，以及只能向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飘渺的异性表露的内心。一旦毁弃了是很可惜的，但当时也只有这样付之一炬，心里才觉得干净。潮水一样的感情，几乎是无目的地倾泻而去，现在已经无法解释了。”在这件事上，他还是一个想得开的乐观的人，他也不认为这些信虚掷了时间精力：“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断绝了写作的机会，从与她通讯，才又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活，这是可以纪念的。这些信，训练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笔，使我后来能够写文章时，手和脑并没有完全生疏、迟钝。这也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①
“解放”以后
说到写作，他在被“解放”以后，有人几次劝他：“写点东西吧，亮亮相吧。”他说：“不想写了，至于相，不是早已亮过了吗？”他指的是运动期间，不只身受凌辱，而且绘影图形，传檄四方。“老实讲，在这一时期，我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校短长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上出现。”②他不写，他要思考一下。后来证明，他的思考正是一种写作的准备。
他想到了司马迁，那样一位天才的，能把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勒成一家之言，指论得失，成为天下定论的人，竟因一语不投，下于蚕室，身被腐刑；他描绘了那么多人物，难道就没有从他们身上吸取任何一点可以用于自身的经验教训？
还有班固，他写了可与《史记》媲美的《汉书》，特别评论了他的先驱者司马迁，他的评论何等有见识；可是，他竟因委身于一个武人而落得瘐死狱中，对于自己，又何其缺少先见之明啊！
自然，他也想到了自己那一代人走过的文学道路，想到了自己和伙伴们在不同时期献身文学事业的热情。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些头绪：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我居然发哲人的幽思，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难道他们都是糊涂虫？假如有些聪明，为什么又都像飞蛾一样，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这样干，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说得冠冕一些，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表现这种理想需要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时是因为说了天真的实话，有时是因为过于表现了热情。①“解放”以后，他被允许到报社文艺组上班。此时，大楼内外已经变得破败、凌乱而拥挤，不过，人们倒也从前几年的狂乱、疑忌状态中渐渐恢复过来。
好的办公桌听说都叫进来占领新闻阵地的人占领了，他自己找来一把椅子，在一张破桌前面坐下来。组长向全组宣布了他的工作：登记来稿和复信。并郑重交代：不要把好稿退走。他觉得组长对他还过得去，只是担心他中封资修的毒太深，不能鉴赏帮八股的奥妙，容易漏掉好稿而已。
他很清楚，他现在做的是文书或见习编辑的工作。他开始拆阅来稿，进行登记。在他看，较之前些年，稿件质量大大降低了。大多数作者极不严肃，文字潦草，内容雷同，语言呢，都是抄报。照组长说的，他把退稿信写好，连同稿件推给旁边一位同事，请他复审。
这样工作了一段，倒也相安无事。只是每当他闲下来，坐在窗前的沙发上休息时，主任进来了，肆无忌惮地向他投以怒视和睥睨的目光。孙犁仍旧坐在那里，既无戚容，亦无喜色。这些年他已经锻炼得对外界境遇麻木不仁，主任的功算是白做了。
同组有位相熟的女同志，好心地把他叫过去，对他进行帮助。她和蔼地说：
“你很长时间在乡下劳动，对于当前的文艺精神、文艺动态，不太了解吧？这会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唔。”
她桌上的小木匣里码着厚厚的一叠卡片，说话间拿出一张念给他听，原来是林彪和江青的语录。
他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只见她天真的脸上，显得非常严肃认真。等她把所有的卡片讲解完毕，孙犁又回到他的座位上去，陷入沉思之中了：古代的邪教，是怎样传播开的呢？是靠教义，还是靠刀剑？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初，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人，跟着希特勒这样的流氓狂叫狂跑？除去一些不逞之徒，唯恐天下不乱之外，其余大多数人是真正地信服他，还是为了暂时求得活命？①没有答案。在食堂吃罢午饭，回到办公室，摆好几张椅子，枕着一捆报纸，他睡下去。几年来，一直过着非常生活的他，这就是一种享受了。天气渐渐冷起来，他身上盖着那件当年由延安回家时穿过的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这是抗战时期的战利品，由伙伴那里得来，现在也已破旧了。他不免触景生情：“在那样残酷的年代，在野蛮的日本军国主义面前，我们的文艺队伍，我们的兄弟，也没有这几年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毒害下，如此惨重的伤亡和损失。而灭绝人性的林彪竟说，这个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比不上一次战役，比不上一次瘟疫。”②
他感到压抑。再说，像这种日子，也近于无聊。于是，他向领导递了报告：回故乡“体验生活，准备写作”。报告批准了，他一担行囊，回到故乡。这是1972年春天，张同志随行。
就住在一个堂侄家里。父老亲友，得知他的到来，欣欣然竞相前来探问，谈话间，或庆幸大难不死，或欷s[沧桑之变，在那些日子，他心里得到不少安慰。
这次回老家，实际上是像鲁迅说的，有一种动物，受了伤，并不嚎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倒下来，慢慢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①除了八十多岁的叔父，老家已经没有什么亲人，村子里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彼此还有记忆，再年轻的，就都陌生了。当然，有些人读过他的作品，他们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从县城到东辽城，他们雇了一个“二等”（北方一些农民用来做生意的自行车，可以载人，也可以驮东西），车主是个诚朴的青年农民，快进村的时候，他忽然问：“你们村里，有个叫孙犁的，现在这人怎样了？”
“你认识他？”孙犁问。
“我读过他的。”
“他还活着。”
……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有几茬人起来了。
东辽城也发生了变化，四周大道两旁都是钻天杨，村子被围在绿色的屏障里。靠近村边，还有一些果园。村外是大片大片的柳杆子地，用以经营农具和编织业。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是风沙，土地已不适宜种植庄稼，农民主要靠树木、靠经营副业来维持生活了。
他的堂侄喂着两只山羊，孙犁每天背上个柳条筐，去砍些青草，或是捡些烧柴。像童年那样，他又走进田间，走进柳林，走到滹沱河大堤上来了；又看到了黄色紫色的野花，又拣到了鸡腿蘑菇，又听到了鸟叫虫叫了。这时，他在苍凉中感到一种恢复了青春活力的愉快。毕竟，在自己的家乡，他变得年轻多了。
但有一天中午，他从野外回来，侄子告诉他：镇上传来天津电话，要他赶紧回去，说是为了剧本的事。侄子很紧张，不知大伯又出了什么事。孙犁一听，放了心，说：“安心吃饭吧，不会有什么变故。剧本，我又没发表过剧本，不会再受批判的。”
“打个电话去问问吗？”
“不必了。”
隔了一天，孙犁正送亲戚出门，迎面开来一辆吉普车，从车上跳下来的，是他的组长。组长说，接他回天津，参加创作京剧剧本。各地都有“样板戏”，市领导也很着急。京剧团有一个写抗战时期的白洋淀的剧本，上不去，因此有人推荐他去。
看组长流露的神色，好像很为他庆幸。但孙犁对这消息却很淡然，暗想：“剧本上不去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样板戏？”但第二天他们还是回了天津，因为这是命令。回到机关，当天政工组就通知他：下午市里有首长要来，不要出门。而且不到半天，接连通知了三次。他只好在办公室枯坐。首长没有来。
第二天，孙犁正在随机关人员普查身体的时候，组里来人说：“市文教组负责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你。”不久，又来说一次。孙犁说还没检查牙，他催孙犁快点，不能叫负责同志久等。孙犁告诉他：快慢在医生，他可只能排队。轮到他了，医生却夸奖起他的牙来：“你看，这么大的年岁，牙齿还这样整齐，卫生工作一定做得好。运动期间，受冲击也不太大吧？”
“唔。”孙犁有些奇怪，牙齿整齐与否，和受冲击有什么关系？难道要打落两颗门牙，才算脱胎换骨吗？他正惦着办公室里的负责同志，再说嘴也张着，说不清楚。
回到办公室，组长已经很着急了。我一看，来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个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阅报纸的年轻人那里呶呶嘴。暗示那就是负责同志。
他们来，也是告诉我参加剧本创作的事。我说，知道了。①
又过了两天，那接见的盛典才到来，地点改在市委机关。那位主任不放心，亲自陪他去。这是市里的女文教书记的接见：
在一间不大不小的会议室里，我坐了下来。先进来一位穿军装的，不久女书记进来了。我和她在延安做过邻居，过去很熟，现在地位如此悬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结。她好像也有点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点架子也不拿，则对于旁观者，起码有失威信。①在延安时，她是鲁艺美术系的学生，已经结了婚，爱人是一位诗人。有一次，孙犁看见她爱人头上的八角军帽不错，听说是她做的，就从自己长裤上剪下两块布，求她也做一顶。帽子很快做成了，还亲自送来，笑着说：“你戴戴，看合适吗？你这布有点儿糟了，先凑合戴吧，破了我再给你缝一顶。”总之，她过去留给孙犁的印象是满不错的，待人接物讨人喜欢，还有点儿天真。
现在，他很难把眼前的这位女书记，和过去那位美术系的学生联系起来了；严峻的现实像一把利斧，似乎把两个形象截断了。
酝酿了多日的接见，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一次谈话：总之，希望孙犁帮忙搞搞这个剧本。
孙犁说，他没有写过剧本。
“那些样板戏，都看了吗？”她问。
“唔。”又是这样一声含含糊糊的回答。
其实，罪该万死，虽然在这些年，样板戏以独霸中夏的势焰，充斥在文、音、美、剧各个方面，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正式看过一出、一次。因为我已经有十几年不到剧场去了，我有一个收音机，也常常不开。这些年，我特别节电。①这一次，他是躲不过了，一天晚上，他去看了那个剧本的试演。据说，这是反映白洋淀抗日斗争的现代京戏，结果，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在舞台上，他既没有看到当年白洋淀的抗日情景，也没有听到他熟悉的京戏。是什么呢？是五光十色，大轰大闹，瓦釜雷鸣，不知其何以开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终。特别是那被繁重的唱段、连续的武打折磨得声嘶力竭的女主角，假如不是年轻，早就晕倒在台上了。
第二天是在中国大戏院的休息室讨论剧本的修改。除了有关的一干人马，女书记也来了，就坐在孙犁旁边。
孙犁谈了对戏的印象，谈得很缓和，也很真诚。
但是戏并没有改下去，虽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军管人员在会上支持了他的工作。说起来并不奇怪，在当时，按照孙犁的意见改写那个剧本，是很困难的。一句话，还没有到按照正常思维产生好剧本或好作品的时代。
无奈，孙犁施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自己交上去一个简单的脚本，声明此外再也无能为力了。
对于他的脚本，剧团一个字也没有采用。
重返白洋淀
他也有收获，就是趁着修改剧本的机会，重去了一趟白洋淀。
那是在夏天，剧团的人都去了。他是“首席顾问”。和他坐同一辆吉普车的，有一位青年女演员，是主角。开车的是一位武生，因伤了腿，改行当司机。车子开得风快，使孙犁坐在车上，直像腾云驾雾，觉得他如不是伤了腿，满可以成为一名骆连翔式的“勇猛武生”。他很想请他开得慢一些，但一转念，还是少开口为妙；再则，经过几年摔打，也不在乎这些了。
车队在保定吃午饭，孙犁建议找一个好些的饭店，他请客。其实好些的饭店，也只是卖炒饼，饼又烙得厚，切得粗，炒得没滋味，最后，一碗有名无实的“木樨汤”冲下去了事。他自觉请客，觉得这是责无旁贷的事，吃成这样，他有些抱歉，却也无法。当然，也没有人对他表示感谢。车子又风驰电掣起来，他们到了白洋淀边上的新安县，当晚在招待所住下。旧地重游，水淀上吹过来熟悉的风，孙犁久已麻木的心，又苏醒过来，他感到了疼痛，——也可以说感到了兴奋。他同编剧组一同绕着城墙散步。女主角原是刀马花旦，并能反串小生，但她的话似乎不多，没有给孙犁留下什么印象。也许因为她刚休完产假，挂念着家里的孩子吧？穿得也很平常，不上台，没有人知道她是演员。就是上了台，也是一头短发戴着一顶军帽，一身短袄裤佩一支木制盒子枪，和她原来的角色行当，很不相干。孙犁觉得，他熟悉的京剧之美，旦角之动人，在他的头脑里破灭了，正像眼前的白洋淀，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的水产。正是：河山依旧，人物全非，他不觉暗自摇头叹息。
然后，他们到了王家寨。这是一个大村，在水淀，孙犁总是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他只能凭感觉，说自己住在村的南头。他住的是一间新盖的、面向水淀的、非常干净的小房。
虽然被禁锢了多年，一当来到这个变化了的新的环境，他的观察力仍然那么敏锐和可靠，他发现：房东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的爱人，比他年轻好多，非常精明。他家有几个女儿，都长得秀丽，又都是编席快手，一家人生活很好。但是，大姑娘已经年近三十，还没有定婚，原因是母亲不愿失去她这一双织席赚钱的巧手。大姑娘终日默默不语。她的处境，我想会慢慢影响下面那几个逐年长大的妹妹。母亲固然精明，这个决策，未免残酷了一点。在这个村庄，我还认识了一位姓魏的干部。他是专门被派来招呼剧团的，在这一带是有名的“瞎架”。起先，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后来才体会到，就是好摊事管事的人。凡是大些的村庄，要见世面，总离不开这种人。因为村子里的猪只到处跑，苍蝇到处飞，我很快就拉起痢来，他对我照顾得很周到。①
剧团的一些同志对他也很照顾。那位女主角和另外两位女演员，还到住处去看望他（自然，这也可能是奉领导之命），提出要为他洗衣服。孙犁当然不肯，婉言谢辞了。“在那些时候，我惊魂不定，终日迷迷惘惘，什么也不愿去多想，沉默寡言，应付着过日子。周围的人，安分守己的人，也都是这样过日子。”②但在这里，在这远离闹市的地方，他生病的时候，周围有这样一些人关心他，他还是很感动的。
他们常常坐船到外村体验生活，一次回来晚了，烟雾迷漫的水淀变得有些凉，孙犁从书包里取出一件棉背心，套在单衣上。和他同坐在船头上的那位“布衣”刀马花旦，看他在夏天里穿着这套奇怪的服装蜷缩在那里，忽然用京剧小生的腔调笑了几声，使整个水淀都为之震荡，惊起几只水鸟，腾空飞去。她这一着，使孙犁真正欣赏了她的京剧才能。心想，也许是自己的装束引起了她的兴致，也许是她想给身边这位可怜的顾问提提精神，驱除寒冷，总之，他很感谢她的真诚的好意。
在王家寨住了些日子，他们又到了郭里口——一个水上村庄。这个村子，当时在生产上很有点名气，常有人参观。
在大队部，村干部为他们举行了招待会，主持会的是个小伙子，听说在新华书店工作过几年，很有口才，还有些派头。当介绍到孙犁，孙犁说要向他学习时，他大声说：“我们现在写的白洋淀，都是从你的书上抄来的。”
孙犁大吃一惊。因为他的书已经被批判了，现在人虽“解放”，书还没有“解放”。后来一想，他的话恐怕有所指吧。这小伙子叫刘双库，是村支部宣传委员。
当天下午，他们坐船参观村里的“围堤造田”：现在，白洋淀的水，已经很浅了，湖面越来越小。芦苇的面积，也有很大缩减，荷花淀的规模，也大不如从前了。正是荷花开放的季节，我们的船从荷丛中穿过去。淀里的水，不像过去那样清澈，水草依然在水里浮荡，水禽不多，鱼也很少了。
确是用大堤围起了一片农场。据说，原是同口陈调元家的苇荡。
实际上是苇荡遭到了破坏。粮食的收成，不一定抵得上苇的收成，围堤造田，不过是个新鲜名词。所费劳力很大，肯定是得不偿失的。①因为剧本主角系女性，他们在村子里访问了抗战时期的几位妇救会员。其中一位叫曹真，四十多岁，仍是30年代打扮：白夏布短衫，用卡子扰起的一束长发，垂在背后。抗战时，她才十八九岁，在芦荡的救护船上，多次用嘴喂养伤员。她的相貌，眼前看来也是冀中平原的漂亮人物，当年可想而知。二十岁时，和一个区干部结婚，家里常常掩护抗日人员。不料这年冬季，丈夫被捕，就在冰封的淀上，残暴的敌人砍下了他的头颅。
她，哭喊着跑去，收回亲人的尸首，还是做抗日工作。解放后，她已是中年，才和本村的一个人结了婚。
她和孙犁谈完了往事，又谈到了当前。她说，胜利后村里的宗派斗争很厉害，前些年，连她在内，有二十六位老党员被开除党籍。现在，她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他们的党籍。她知道孙犁无能为力，因为这些年老干部都是处境困难。但她还是愿意和他谈谈，因为他也是一名抗日战士，并写过这一带的抗日妇女。
孙犁看着他面前的这位女战士，双鬓已经变白。他当然也想到了抗日战争，但总觉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它好像是前世经历的，又好像是昨夜的一个梦。这些年来，他见到和听到的，亲身体验的，是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生活，而这种现实、这种生活，又是那样刻骨铭心，怎么也和昨天的现实对不起来。
曹真的一席话震动了他昨天的梦，但他毕竟不能回到昨天去了：
在她面前，我深感惭愧。自从我写过几篇关于白洋淀的文章，各地读者都以为我是白洋淀人，其实不是，我的家离这里还很远。
另外，很多读者，都希望我再写一些那样的。读者同志们，我向你们抱歉，我实在写不出那样的来了。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出。我只能说句良心话，我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时的感情，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那样，我就对不起坐在对面的曹真同志。她和她的亲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流过真正的血和泪的。
……
……善良的人们，不要再责怪花儿不开、鸟儿不叫吧！它受的伤太重了，它要休养生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观察气候，它要审视周围。①就是这样，白洋淀之行唤起了他的记忆，但是不能唤回已逝的、属于过去的那一缕“诗魂”了。“世事的变化，常常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血和泪。”②
难忘的一九七六
人，虽然宣布“解放”了，但1976年10月以前的那段日子，仍然是难熬的。“书衣文录”透露了他的不少内心苦闷，今略举如下：
1974年4月25日下午记：“二十五年，三津浮沉，几如一梦……”
1974年5月8日灯下记：“感伤身世，不能自已。”“思前想后，心胸堵塞，甚不舒也。”
1974年7月4日灯下记：“余幼年，从文学见人生，青年从人生见文学。今老矣，文学人生，两相茫然，无动于衷，甚可哀也。”
1974年8月27日下午记：“院中青少年，并不读书，无事可做，打闹喧嚣，终日不息。退处室内，亦不能看书做事。日日听这种声音，看这些形状，此即所谓天津风貌也。”院中，指位于和平区多伦道的二百一十六号大院，他全家1951年迁居于此，运动中被逐，“解放”后迁回。
1975年1月24日晚记：“昨日大雪，今晨小散来约午饭……一小时始至梁家。所陪客皆1938年所识，抚今思昔，不胜感慨。”梁，指梁斌。
1975年3月记：“这是和平环境，这是各色人等，自然就有排挤竞争。人事纷纭，毁誉交至。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声噤。避祸尚恐不及，谁肯自投陷阱？遂至文坛荒芜，成了真正无声的中国……”
1975年4月27日晚记：“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醒，眼泪立干。”
1975年5月16日记：“阴历四月初六也，为余生日，与小女共食面。年六十三岁，身德不修，遭逢如此，聊装旧籍，以遣情怀。”
1975年5月31日记：“昨夜忽拟自订年谱，然又怯于回忆往事。不能展望未来，不能抒写现实，不能追思过去。如此，则真不能执笔为文矣。”
1975年10月6日夜记：“……余幸存于九死，徘徊于晚途，一灯之下，对此残编，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
1975年11月13日记：“大风寒甚，心躁如焚……”“从热爱现实到热爱文物，即旅行于阴阳界上，即行将入墓之徵……”这是他在一本题名《北齐张肃墓文物图录》的书皮上写的。
1975年12月11日记：“呜呼，荆棘满路，犬吠狼嗥，日暮孤行，只可披斩而进也。”
1975年12月19日灯下记：“余既于前夜哭骂出声，昨夜又梦辞职迁居等事。而慷慨助我者，则为千里。千里平头，扬扬如常日。此盖近日感寡助之痛，而使故人出现于梦境也。……”
1975年12月25日灯下记：“……十余年人事沧桑，往事亦多不堪回首。而余尚在人间，并于灯下读书作字，忆及生者逝者，心如木石，不知其所感矣。”
1976年2月7日记：“……余之无聊赖，日深一日，四顾茫茫，即西天亦不愿去。困守一室，不啻划地为牢。裁纸装书，亦无异梦中所为。”①……
这些“书衣文录”，断断续续地画下了一颗高尚、善良的心灵在特殊年代里留下的轨迹。
这同时也是一颗纯洁、灵敏的心灵，它像一面感光度极好的镜子，映出了某些历史事件在人的心灵上的投影。没有勇气，没有正直、善感的气质，不会有下面的记录。那是在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最初几天。
1976年1月9日记：“今日总理逝世。斯人云亡，邦国殄瘁。
“帮我做饭的，为一农村妇女，闻周逝世，抽咽失声。曰：他是好人。人心如明镜清泉，虽尘积风扰，不可掩也。”1976年1月11日灯下记：“世界舆论：亚洲一盏明灯熄灭了。谓周之逝。强忍热泪听广播。
“南通社称：中国无周，不可想象，然已成铁的事实。“另一外人断言：无人能够代替他。
“另一外人评述：失去他，世界就和有他时不一样了。“共同社题：北京市民静静地克制悲痛的心情，排队购买讣告。”
同日灯下又记（这一条是记在《范文正公尺牍》的书皮上）：“范、司马为宋名相，读其书札，可略窥其相业，然与周比，均砂砾耳。
“南政治报谓：周所历时代，为最暴风雨的、变幻无穷的，半个多世纪。”
同日灯下又记：
“无失言，无失行，光明磊落，爱护干部，大公无私，献身革命。威信树于民心，道义及于国外，此周也。”1976年1月13日记：“今晚至邻居看电视：向总理遗体告别。
“余多年不看电影，今晚所见，老一代发皆霜白，不胜悲戚……”
不消说，在一个十分严峻的年代里，记下了这些事件，也就是记下了他的政治态度、政治认识。
1976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门坎儿”：在这以前是一个时代，在这以后，又是另一个时代了。
这一年可记述的事情太多，连老天爷也不甘寂寞，它以自己令人恐怖的、不可驾驭的巨大力量，参加了干预历史的行列，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唐山大地震，余威所及，京、津为之震颤。
对于这次地震，孙犁印象十分深刻，他在和人谈话时说：1976年秋季，我还经历了大地震。恐怖啊！我曾想写一篇题名《地震》的，没有构思好。那天晚上，老家来了人，睡得晚了一些，三点多钟，我正在抓起表看时间，就震了起来。我从里间跑到外间，钻在写字台下。等不震了，听见外面在下雨，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好草帽，才开门出去。门口和台阶上都堆满了从房顶震塌下来的砖瓦，我要往外跑，一定砸死了。全院的人，都在外面。我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人。
地震在史书上，称作灾异，说是上天示儆。……我甚至想，林彪、“四人帮”之流伤天害理，倒行逆施，达到了神人共愤、天怒人怨的程度，才引起的。
我这个人遇见小事慌乱，遇见大灾大难，就麻木不仁，我在院里小山上搭了一个塑料薄膜小窝棚，连日大雨，不久，就又偷偷到屋里来睡了。我想，震死在屋里，也还算是“寿终正寝”吧。①两年多以后，叫《地震》的这篇，终于写了出来②。它说，1976年的7月，天气奇热，政治空气也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他每天光着上身，搬把椅子，坐在北窗之下，喘息着吹吹凉风。院里是轻易不去的，造反派的脾气又发作了：一会儿喊打倒孔老二，一会儿喊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好容易活着回来，住原来的房子，这也叫翻案。
正在这时，市里又发生了一件匿名信要案，一直查不出结果。先是叫全市几百万人签名化验手迹，不但没有查出，听说匿名信又投了几次。后来有人想出高招，缩小包围圈：一、是有文化的人写的；二、是不上班有时间的人写的；三、是住宽绰房间的人写的。三条的目标都很明确，是对着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来的。而报上天天登的，是党内出了资产阶级，要拆土围子等等。这样，他的家里便常常有户口警光顾。好在除了户口警，家里也没有别的客人——……忽然在28日晚上，来了客人，还带着一个小孩。客人一进门，就对孩子说：“这是你孙大伯，快叫！”
我才认出来的人是老崔。老崔和我是同县，他住城西，我住城东。1947年，我在饶阳一带工作，住在一个机关里。他是那里的炊事员，常照顾我吃饭。……
1949年进城，他在路上还给我们做饭。进城以后，不知为什么，把他分配到了裁纸房，叫大铁板砸伤了腿。1962年，机关又把他动员回乡了。他走时，我不在家。听我老伴说，他拉家带口——老婆很精明能干，四个小孩。城里没有吃的，觉得不如回家好。临走时把借我的三十元钱还了，还送了我老伴一书包红山药。说真的，这一包山药，在那时，也值十块钱。我埋怨老伴不应该收他的钱……他平常没有客，更少留客吃饭，今天要破例招待老崔一顿。吃饭中间，老崔问：“就一个人过吗？”
“你嫂子去世了。”他说。
“这我听说了。”老崔是个老实人，他放下筷子，抹了一把眼泪，“不是又续了一个吗？”
“是续了一个。这几年我一直境遇不好，人家也不愿意来了。”
……
两人谈了半天，没有一点儿好消息，只有唉声叹气而已。孩子走了远路，对他们的谈话没有兴趣，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这时已近10时，他打发他们到对过招待所去睡，随后自己也碰上门，到后面屋里睡去了。
我翻来覆去，一直睡不着。当我撩开蚊帐，抓起闹表，想看一看时间，记得是三点四十分，地大震了起来。最初，我以为是刮风下雨。当我知道是地震时，我从蚊帐里钻出来，把蚊帐拉倒了。我跑到前间屋子的南墙下，钻在写字台下面。
我的房屋内部没有倒塌，屋顶上的附属建筑倒了下来，砖瓦堆堵在门窗之下。如果往外跑，一定砸死了。
这时院里已经乱作一团。我听见外面真的在下雨。我想，既然没有震死，还是把自己保护一下吧。
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上破草帽，开门出去……走下台阶，看见老崔正带着孩子找他，“没事吧？”他们互问平安。
“你看我挑的日子多好，”老崔苦笑着，“十四年没来天津呀，天心也变了，人心也变了。我今天就买车票回去了。”他没有留他。
地震之后，由造反派带头，院子里的人们投入了争夺砖瓦木料、抢占地盘搭盖防震棚的战斗。孙犁是“特殊人物”，他既无心、也无力与别人争夺什么，只搭了上面说的那个塑料薄膜的小棚子。
这所宅院，原是吴鼎昌（曾任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大公报》社长、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姨太太的别墅，院内小河石山，花木繁盛，有园林之美。房屋庄严、阔气，都是木结构，正门门限上镶着的那块又厚又大的黄铜，就足有二十斤重。造反以来，糟踏得不成样子了，花木刨损，钢铁卖钱，屋瓦颓败，顶生茂草。只有小河石山，残留院中；但地震后，因争修“临建”，它也毁于一旦。这所宅院的兴衰，在局部上呈现了“文革”的一幅缩影，给孙犁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两个多月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一次“地震”——这一次是社会性的地震。“天心”变了，似乎是为了对前一次灾难性地震进行补偿，这一次社会性的地震，结束了“四害”横行的时代，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孙犁终于和中国人民一道，跨过了1976年的历史性门坎儿，进入另一个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