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红墙灰瓦，坐落于日本东京都市区的中心——银座的附近。银座是繁华而喧嚣的，而这里，则充满了肃穆、冷峻的气息，更透出几分诡谲，这就是日本的首相官邸。
这一天，几辆轿车在首相官邸的门前停定，身着夸张燕尾服的若礼次郎首相，缓慢地走出首相官邸。五年前，他曾担任日本首相，现在，前度刘郎今又来，65岁的若再度组阁，这一次，若首相的政治寿命又会有多长呢？
今天，首相要去参加一个内阁会议。与许多颇为棘手的阁议相比，这次阁议的议题并不困难，因为日本政界与军方达成了共识。不久，阁议就做出了一项关于中村事件的决议：日本政府将视中国当局的调查结果如何再定对付方法，如中国“不迅速以诚意从事彻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对付行动”。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决议。此前，日本外务省虽已就所谓的中村事件多次照会中国外交部门，一次比一次强硬，但是，在内阁会议的决议中出现“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的词句，这是第一次，而把“军事当局”列在“外交当局”之前，也同样是意味深长的。
日本要做大文章——战争的气息已经从日本内阁的决议中透了出来。
那么，中村事件是怎样的原委呢？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这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日本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东北，存在着帝国巨大而特殊的利益。20世纪初，日本就因为在中国东北与俄国的利益冲突，不惜与俄国这个庞然大物一战。日本赌赢了，但显然并不满足，它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恩怨情仇，就表明它还想在东北攫取更大的利益。
中村震太郎，1897年出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在贝加尔地区充当军事间谍，后来一直在中国班任侦察员。1931年，中村奉命到中国兴安岭南麓一带进行侦察。当时，日本是以苏联作为自己最大的假想敌的，并认为，如果两国发生冲突，中国的兴安岭地区是战略要地。
5月下旬，中村一行三人，到达驻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百武机关。百武特务机关早已按照密电，为中村备好所需经费、器材和中、日、俄文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另外，还为他配备了一名俄国向导米罗阔夫。
1931年6月初，中村一行到达齐齐哈尔朝日旅馆（日本间谍机关所在地），被告知由井杉延太郎充当中村执行任务的日籍向导。5天后，中村携米罗阔夫、井杉延太郎以及蒙古族向导留存宝，骑3匹蒙古马，带足干粮、器材，自齐齐哈尔市出发，拟于7月上旬到达洮南府。约好由另一名日本特务片仓衷在那里接应，完成任务。
6月22日洮南日本领事馆收到中村自海拉尔发来的一份电报，称“预计7月3日可到洮南”。片仓衷当即前去接应，但直到7月20日仍不见中村一行的踪影。
这时，日本特务机关还并不知道，十足的“小概率事件”在中村一行人的身上发生了。
东北的兴安岭地区，中国军备松弛，盗匪横行；蒙汉杂居，民族关系复杂，是日本策动“满蒙独立”的重点地区。面对于此，张学良将军曾从关内调回部分东北军编成屯垦军驻扎兴安岭地区，加强对这一带的防务和控制。同时，照会日本领事馆，以地方不靖为由禁止日本人到该地区“旅行”。
当然，那些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旅行者”，是不会在意东北地方当局的所谓禁令的。装扮成中国人的中村一行四人，还是进入了兴安岭地区。可是，就在他们完成任务的返程途中，歪打误撞地与中国屯垦军第三团遭遇了。
7月的关外，已是日上三竿的时辰，却感受不到太阳的炙烤，东北屯垦军第三团一营的士兵，照常在驻地外道路边的开阔地上操练。这一天，团长关玉衡并不在团部，由团副董昆吾代理团长之职。突然，正在训练的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发现，有四人自北向南骑马疾驰而过，形迹十分可疑，于是追回问话，但无论是用汉语提问还是用蒙古语提问，四人均不作答。陆于是向董报告。董复用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承认自己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印“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董遂向四人表示要施行检查，于是在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这种手枪由日本人南部骐次郎设计，被中国人俗称为“王八盒子”，是日本军人的标志性武器，董团副一看便知。在中村等人的笔记中，清楚记载着“旅行”的意图、路线和搜集到的十分详尽的各种军事情报。于是中村的间谍身份暴露无遗。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中村大尉表现出与日本武士精神相一致的沉默与倨傲，极大地激怒了屯垦军三团的官兵，加上强烈的民族义愤，于是就在当天晚上，中村等四人被一并秘密处死，其所有物品，除保留了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都烧毁了。
这是一场十足的小概率事件，甚至连小概率事件也算不上，可是，历史还是吊诡地记住了中村事件。不因为别的，而是中村佩带的手表泄露了“天机”。
这是一块很好看的手表，让人联想到“值钱”二字。为此，当中村等人的其他物品都被烧毁时，这块“值钱”的手表却被一个姓李的军人偷偷藏匿了起来。以后，这块手表被李军人典当了，当来的钱成为其一夜风流的嫖资。
当时东北的色情业中，有不少的日本人混迹其中。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为生计所迫，而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特工。于是，李军人“当表求欢”的过程，就被日本特工掌握了。
再来说中村的手表。那不是块普通的手表，其名称叫做“三道梁”，是日本特务机关为其特工佩带的专门手表，足以标明带表人的身份。中村的失踪与出现在当铺中的“三道梁”以及当主的身份，构成了一条逻辑明晰的因果链：中村不但没有“人间蒸发”，反而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做大文章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7月23日，日本关东军获得中村被杀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东京的日本陆军中央部。
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宣称：中村事件“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日本方面已经一再表示要用断然手段，即用武力来解决满蒙的悬案。日本的报纸也连篇累牍地报道中村事件的所谓真相。8月24日，日本陆军制定了一个关于对洮安、索伦地区——也就是中村前去执行间谍活动的地区实行保障占领的方案，它冗长的全名叫作《当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事实或不能达到满意解决时对中村事件之处理方案》，不但主张“要断然实行对洮索地区之保障占领”，还特别讲到，“在实行本方案时，如遇到中国方面之实力反抗，就要导致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所谓“根本解决”，即是指战争。
但是日本外务省却对此心存疑虑，他们认为如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用兵，会“恶化世界对日本之印象”。外务省经与军方商议，决定暂时停止实行这一方案，继续以外交交涉为主来通过中村事件争取在东北的利益。
日本外务省的消极态度，当即惹恼了一人，这个人就是狂热的关东军少壮军官石原莞尔中校。
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陆军以一批少壮军官为代表形成了一个个小集团，主张对外采取更激烈的军事扩张政策，以求更大限度地实现帝国的利益。他们甚至不惜以刺杀内阁首相和军界要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文官政府和昏聩的上司的不满和更为激烈的帝国诉求。当他们激烈的行为触犯日本法律时，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被冠以“爱国热忱”的光环，成为为帝国利益杀身成仁的烈士。
当得知中村被杀事件后，他们知道又一个天赐良机来了。石原中校就是这样一位有超强敏感性的帝国少壮军人。翻开石原的日记，可以看到他一直在锲而不舍地谋划着如何通过武力实现帝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当得知中村被杀事件后，他兴奋极了。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石原中校这样写道：
我等深信此次之事件，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说，领事馆终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依靠军部的力量，在最短期间内即可获得成功。
他甚至就一个如何才能令中国军队更加难堪的细节问题做出如下建议：
谢罪问题，也应采取让部分日本军队开进洮南地方受领（中村等人）遗体，而让中国军队向我军谢罪的方式（我认为这种作法比让中国高级官吏谢罪更难以接受）。
显然，其动机是要把事情闹大。
这些话，是石原8月20日在给日本陆军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中将的信中说的。永田并非“外人”，他与冈村宁次、小敏四郎一起都曾留学德国，三人被称为日本陆军军官中的“三杰”。这个集团是激进少壮军官集团的祖师爷，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石原们的“前辈”。
日军军官的“私房话”，把中村事件对于日本当局的意义，诠释得赤裸而明晰。
8月11日，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电令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努力使中国方面坦率承认事实，进行交涉”。
8月17日，林总领事会晤国民政府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交涉中村事件。同日，在沈阳的日本陆军当局发表“中村被害之第一次调查”。
同一天，日本政府以陆军省的名义，在隐瞒中村的真实身份——日本军事间谍的前提下，公布了中村等被杀事件，并宣称“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受到了中国的侵害，现处危险之中”。
日本各政治集团也马上行动起来。政友会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成立的一个准政党组织，日本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如伊藤博文，都曾是它的重要成员。政友会紧急行动起来，选取精干人员组成演说团到日本的六大城市做宣传鼓动。9月1日，“帝国在乡军人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会长铃木庄六大将意味深长地说：“值此时局严重之际，应普及、提高国防思想，正确引导舆论。”
日本原本是静谧、含蓄的国度，木屐与石板路碰击发出的声响，成为一曲令不少人为之心动的空灵之音。但当日本人群情激昂时，一种内敛、压抑的力量就会勃然爆发，从而使日本变成一个疯狂的国度。甲午年间，当日本海军决定性地击败大清北洋舰队时，日本岛就爆发过这样一次疯狂，人们走上街头、欢呼雀跃，一时万人空巷。这一次，日本又疯狂了，国民们为同胞在异国他乡的“无端”受戮，更为一个被炮制出来的“中国威胁论”而群情激愤、奔走呼号。
就这样，日本国内对华战争的社会动员开始了。
可是，南京国民政府显然并没有嗅到战争的气味。
8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日本民政党成员菊池良一，二人作长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蒋希望日中及亚洲各民族为黄种大联合而奋斗。菊池请蒋在国民政府军队中酌用日本教官，并建议国民政府采取措施制止社会上的排日行动。蒋欣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