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的早晨，日本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还在沉沉地睡着。昨天夜里，不，应该说是这一天的凌晨他才睡下，心中充满了沮丧、失望与对帝国前途的忧虑。突然，他被人推醒，看见一个长着娃娃脸的人对他说：“如果实在想干就干吧。”顿时，三谷清的睡意全都被赶走了。这个说话的人，就是石原莞尔——日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少壮军官“智囊”。
石原要干的事，就是提前执行他策划已久的“柳条沟计划”。
6月底的一天，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对几个关东军少壮军官表示，9月下旬，要在柳条沟开始战斗行动，要求他们协助。从事情报工作的花谷少校和担任张学良顾问柴山的助理官的今田新太郎大尉，首先参与进来，不久，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校也加入进来。后来，关东军的两个下级军官小野正雄大尉和长川岛正大尉也听到了风声，跑到花谷那里打听，花谷满怀自豪地说“不想干的人干脆回中央”，并对占领北大营的计划作了说明。接着三人在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二楼召开会议，后来今田新太郎也参加了。
众人的参与使石原和板垣的计划完善起来，“柳条沟计划”形成了。它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2.5公里处的柳条沟（亦称柳条湖），这里比较偏僻，便于行事，距北大营只有几百米远，如果中国军队听到爆炸声出来察看，正好可以说成是中国军队的军事出动，并将其作为日军反击的理由；二是时间安排在9月28日，那时庄稼已经割倒，大地裸露，便于作战；三是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开始炮轰北大营，发起全面攻击，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全城。
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着。关东军的少壮军官们对9月28日晚的军事行动，甚至都做了如下安排：
爆破是整个计划的起点，不能干砸了，于是板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了最早参与其事、又不乏专业技能和敬业精神的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让他俩负责组成爆炸铁路的秘密班子。不久，三谷清也参与进来。今田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并当面向他下达了密令。花谷考虑到：“既然在爆破后，必须立刻集合部队开始行动，那么，无论如何需要向驻奉天部队的骨干分子，透露秘密。然后向志同道合的人，讲明计划，巩固团结。”他这里所指的“志同道合”的人包括川岛正大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1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2中队长）、儿岛少校（驻奉天第29联队副）、名仓少校（驻奉天第29联队大队长）、三谷少校（奉天宪兵队）等，只有这些带兵的人知道并支持计划，届时才能向北大营和沈阳城进攻。
关东军的阴谋，还是被外务部门的情报人员察觉了。9月初，日本国内就盛传关东军要在中国东北采取军事行动，以至新闻记者向若首相提出何时出兵的问题，若一脸的尴尬。9月4日，外务省又得到一条重要情报：“关东军的少壮军官正在满洲策划干掉中国军队。”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为此专门向陆军省提出了质询。第二天，币原外相就致电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要求他管束日本浪人，要他们不要参加关东军的地下活动。关东军的少壮军官们感到了来自外务省的压力，于是他们放出话来：“9月下旬的柳条沟计划不搞了。”林久治郎信以为真，还专门向币原作了报告。
可是不久，林久治郎发现自己上当了，他于是向币原发出警告“关东军正在奉天策划一大阴谋，有不久就要干出一件大事的迹象。”外务省又警觉起来。
15日早晨，刚被提升为参谋本部作战参谋部部长的建川美次少将刚到参谋本部上班，就被金谷范三大将参谋总长叫了去，他阴沉着脸对建川说，关东军的事外相知道了。原来，币原外相在接到林久治郎的报告后，在内阁会议上当面质问陆相南次郎大将事情的真伪。在日本国内及至世界上，币原都是有影响的政治家，他的质问让南次郎感到了压力，只得含糊其辞地搪塞说：“不调查，就不能相信。”不久前，裕仁天皇好像也听到了些风声，谕令南次郎要注意整顿关东军的军纪，连在日本政坛颇有影响力的西园寺公望公爵，也话里有话地告诫他要谨慎处事。南次郎犹豫了，他有点看不清风向，虽然，他本身也是赞成在东北动武的。于是南次郎、金谷范三再加上教育总监荒木贞夫这三个所谓的“陆军三长官”召开会议，以集体决策的方式，决定派建川美次到东北走一趟，要关东军“再隐忍自重一年。”同时，南次郎陆相还给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带去一封亲笔信。
派建川出任这个约束东北军的特使是颇可玩味的。建川并不是一个温和派，不久前他在《朝日新闻》上表示：“中村在蒙古被虐杀，实日本之国辱，应为严惩之要求。若他国之压迫，则非愤然起不可。”他所说的“他国”，当然就是指中国。
事态的发展似乎对关东军的少壮军官们不利。但是，他们并不孤立，即使在日军中央部中，他们的“同志”也大有人在，譬如那位被石原莞尔尊为“前辈”的永田铁山。当时担任陆军省军事作战部部长的他，早就从石原的信中得知了关东军要借中村事件发动军事行动。二人多次通过书信的形式，对关东军在东北可能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讨论。
但在这次板垣、石原们的政治危机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不是永田铁山，而是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上校。建川美次还未登机，他就在建川的办公室中，向板垣先后发去三封电报，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计划已露，应速断然行动”；第二封电报的内容是“应在建川到达奉天前断然行动”；第三封电报的内容是“不必担心内地（指日本），应断然行动”。桥本在每封电报里都提到的“断然行动”，当然指的就是“柳条沟计划”。
15日，正在沈阳陪同关东军司令检阅部队的板垣征四郎接到了三封电报。少壮军官们有点不知所措。晚上9时半，板垣和石原在奉天特务机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首先宣读了桥本的电报。听说建川特使要来了，大家对建川的路数都不摸底，所以个个都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花谷正首先发言了，他说：“建川奉怎样的命令而来，尚不得知。倘若奉天皇的敕令而来，我等就会变成逆臣，还会有坚决实行的勇气吗？好歹也应与建川会面后再作决定。”
但今田新太郎不同意打退堂鼓：“既定计划已经泄露出去了，务必要在见到建川之前，趁锐气未减时动手。”
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惟有板垣征四郎在一旁，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不言不语。
突然，石原问三谷清说：“你说怎么办？”
宪兵队长答道：“我主张坚决干。计划既已至此，只要点火，总会有办法的。”
争论还在继续，不知不觉，已是翌日凌晨两点了。
板垣站了起来，他身材矮小，总是衣装整洁，外套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头剃得精光，腮帮子刮得青白。他习惯性地搓着手，给人一丝不苟、文质彬彬的感觉。他建议用“抽签法”来做个了断。只见他抓起一把筷子，立于桌上，说道：如向右倒的筷子多则立即停止行动；反之，则立即马上行动。
众人屏住了呼吸。
“哗”，筷子倒了，向右边倒的居多。板垣的脸更青了，他宣布计划暂停。众人在默然一阵后，沮丧地离开了会场。
三谷清就是这样沮丧地进入了梦乡。可不久后，他就被石原推醒了。与板垣不同，石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不会让任何偶然的事件左右自己的决定，一旦他认为自己想明白了，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做。
那边关东军的少壮军官们要提前行动了，这边的建川特使也终于于18日中午时分，见到了他这次中国之行要约束的主要对象之一——板垣征四郎。建川与板垣有同学之谊，职务高于板垣，按理说，建川美次若是真的想制止事变发动还是来得及的。但建川并不想这样做。二人一路寒暄，于下午7时一同到达沈阳。
到沈阳后，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花谷正等到车站迎接，送建川到菊文饭馆。据说，建川和板垣在花谷正面前有如下的对话：
建川说：“年轻军官是不是正在为中村大尉事件而兴奋呢？”
“绝对不会有那种事。”板垣答道。
“那我就放心了。今天我很累，有事明天再说吧。”
当晚，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枪声响起。而此时的建川特使，不知是否仍在酣睡。
一些西方史学家把九一八事变称为“一夜战争”，其实，任何战争都不可能在一夜间发生。为此，人们应该记住这样三个细节：
1931年4月，日军第2师团调至中国东北换防，这是一支适应严寒地区作战的部队。7月1日，陆军省发表了一项声明，其要点是改中国东北驻军轮换制为永久制。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说明，这次变革完全是为用兵作战的需要。
同年春，永田铁山来东北视察，石原在作完关东军装备情况的汇报后，说张学良的东北军有22万人，还有30架从法国买来的飞机，而关东军在沈阳连一门重炮也没有。永田当即决定为关东军解决。不久，两门24厘米大口径的榴弹炮由日本神户运抵沈阳。为了不让人们知道是大炮，日军将炮身与炮架拆开，伪装成别的物件秘密运输。该炮炮身连同炮架重达18吨多，最大射程10350米。瞄准的目标从这两门大炮重新安装时就对好了——一门对准北大营，另一门对准奉天机场。“炮弹一炸裂，兵营就像一下子被吹到漆黑的夜空中一样”——石原日后在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晚用重炮轰击北大营时这样写道。
8月3日夜，日本陆军在一个叫“湖月”的日本饭店搞了个聚会，这个地方，也曾是密谋与俄国开战的地方。参加聚会的有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次官杉山元、作战部长建川美次、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等，还有新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台湾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板垣征四郎也参加了聚会。聚会者讨论了满蒙问题，对“积极解决满蒙问题”均无异议。聚会后，一些少壮军官又留了下来，相约“驻外军队要先动手，然后推动头头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