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2004年9月我初到香港，那时候还没有着胎，千难万难第一难的并不是树雄心立壮志，大显身手挥毫泼墨，而是不懂这里的语言，无法与人交流，更别提细致地打探这个社会。这就把我绊住。

    比如安营扎寨的头几天，我一直在整理从北京运来的物品，物业管理人员好心地想帮我，问：“你屋企在几层啊？”我一点都不明白，“屋企”？什么“屋企”？后来知道了“屋企”就是香港人的“家”，晚上在浴室洗掉了一天的泥汗，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傻乎乎的像个婴儿，又比婴儿多了一层成年人很容易受伤害的自尊心——在香港做记者，连个“屋企”都不知？今后还要写香港？这不是找不到梯子都想上天吗？不行，我得学习，赶快学粤语——然而一个内地人初来香港，看看粤式中文还将就，很多词儿比如“屋企”还蛮有意思：顺着中国象形文字的来路想一想：“屋”太通俗了，不用费脑筋，而“企”呢？不就是由一个“人”加上一个“止”字组成？人到了有遮盖的地方就可以止步，放下心来好好地休息，这种home比“家”难道不更文明、更贴切、更传神？可是如果换成了“说”，把粤语从自己的两排牙齿间字正腔圆地挤出去，可就要憋死人，什么长音、短音，开口、闭口，挺大的人必须非常夸张地遵守——普通话有4个音，粤语有9个；普通话有拼音，粤语也有，但是二者完全不是一码事，开口说粤语，你越想按照拼音找发音，那准瞎，越会说得乱七八糟，让旁边碰巧听到的人笑得东倒西歪。

    记得正是在我犹豫彷徨之际，有一天和我先生及他们单位的一位小秘书到铜锣湾一家餐馆吃饭，这位“小秘书”一坐上餐台，立刻就很主人地招呼起服务生：“唔该，俾杯热茶先！”然后又很自信地用香港话来点菜——“嘎哩海！”

    “俾杯热茶先？”“嘎哩海？”这些都是什么呀？！

    我蒙头蒙脑，“小秘书”见我问，好不开心：“俾杯热茶先”就是“先给咱上点热茶”；“嘎哩海”，就是广东话里的“咖喱蟹”，香港人都这么叫，咱这不是到了一家印度餐馆吗？

    我惊诧“小秘书”的粤语怎么会说得那么好，以为她一定来港多年。结果一问，还不到一年。而且“小秘书”告诉我，她到香港只有一个月，就能成串儿地讲“鸟语”，起码上街买东西和当地人砍价儿没问题！（她不是在说“明天就去月球旅游”吧？）那顿饭后，不知是受了“小秘书”的鼓舞还是刺激，我心里到底燃起了那把火——学粤语，兑现我的计划，人家学30天，咱笨，60天？

    我就这样开始了学习广东话，知道这是出去闯天下的第一步。于是买了录音机，放进去了粤语带子，像考大学复习英语一样，机器说一句，我跟一句，每天晚上坚持，学得出轨跑了调儿也愣讲：

    “雷吼（你好）！”

    “塞粉（吃饭）！”

    “愤告（睡觉）！”

    “达波（打球）！”

    其实对很多内地人，近几年能在嘴里跑出成串儿成串儿的粤语，那是一个实用与虚荣各自参半的渴望，只是觉得粤语难，要上青天，望着蜀道就不敢迈步。我的经验：学粤语你可千万别把自己当成是个“学究”，粤语不是被人戏称“鸟语”吗？咱就把自己变成一只小鸟，牙牙学语，鹦鹉学舌，别人说一句，你跟着讲一句，再体验一回做婴儿的感觉，既好玩，又觅了一条捷径，当然这里头你首先得舍得出脸面，不怕被人笑话。

    最开始，常常笑话我的不是香港人，而是我的老公和女儿。老公的方式就是别有用心地抿嘴儿一笑，什么也不说，可舌头根子底下我知道根本就不相信我能学成，总以为闹腾几天就得歇菜！女儿呢，那一阵子她正在香港度假，高中上的是英语专科，受过学习语言的基本训练，就经常直接打击：“妈咪，拜托了，能不能先听清楚？学语言人的耳朵最重要，知道吗，耳朵第一！”

    我在香港学习粤语的第一句话是：“擒门，塞叟甘海滨斗？”（请问，洗手间在哪里？）而心里顽强记住的则是另一句：“某怕球，吼得发。”（别怕丑，学得快。）以后就上路，管它这条路是不是永远也到不了“青天”的“蜀道”。可是眼看着自己订的两个月的计划已经时间过半，面前还是关山重重，一盆越和越稀根本抓不起来的糟面，心里头也急。同时，学习语言你得找人交流吧，家里不欢迎，我就上大街，于是到了外面不管赶上商店小姐、银行职员、的士司机，还是报摊儿的老头、卖菜的老太太，逮着谁就和谁说。慢慢地脸也不红了，有些话也不用在肚子里事前反复叨咕两三遍，可是“实习”阶段来自大街上的“打击”还是不可避免，尤其有时候赶上一句话我从来都没有听过，当然就不知如何表达，硬说，肯定要露怯，弄得对方根本摸不着头脑，这时候人家多半就会讲：“唉呀，不要这么辛苦啦，要么你讲普通话，要么讲英文啦！”弄得我四十大几的一个女人，立在香港街头，尴尬得真是最怕突然发现身后站着什么熟人。

    尴尬与受伤，如果从辩证法的角度出发，这对学习语言，或许正是天赐良机。别人埋汰我的哪句话最狠地伤了我的自尊心，那句话日后就是最好的老师，不用复习，被“埋汰”过一遍就能记住！

    终于，天道酬勤，“奇迹”到底发生了——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家门口的大街上遇到了一位急火火的香港女学生，她向我跑来，劈头就冲着我用粤语问了一句话，我愣了半秒钟，然后“啊”了一声——听懂了，女学生要问的是“跑马地邮局在哪里”。我立刻告诉她“前边儿，直上，第一个路口”，当然也是用粤语。上帝有眼，女学生竟然也听懂了，因为她马上就不住口地“唔该塞”“唔该塞”（谢谢啦），一边点头一边拔腿向前跑去。

    有了这次偶然的“成功”，我信心大增，而且还添了个“癖”，以后每次上街，举凡有人向我问路，我都会立刻兴奋，极尽其详地告诉人家他要去的地方哪在哪、怎么走更划算。这样，次数一多，自己都烦：“过了”，“又过了吧”？可是一年以后，一帮内地朋友来我家聚会，人们听着电视里一直“汪哇哇哇”、“汪哇哇哇”的，不知道播音员在说什么。我耳朵一挑，独占了一份秘密，就告诉他们：这是在说“黄华华说”。广东省的省长不是叫“黄华华”吗？广东话里的黄、王同音，都是“汪”；说话的“话”和中华的“华”也差不多，都是“哇”，因此你们听到的“汪哇哇哇”，其实就是播音员在引述黄华华的话——哇塞！当时我家就炸开了锅，朋友们不住地夸奖：“真行！”“鸟语也敢学？！”我当时好不得意，那份“得意”混着一些咖喱味儿，因为片刻之后我就想起了刚来时和我先生单位的“小秘书”一起去吃“嘎哩海”，嘿，现在，咱的粤语也可以上阵唬一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