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岁到20岁，黄怒波在通贵大队做了三年知青。他说，这三年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体验到做人的尊严和快乐，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这三年也让他出人头地，成为自治区标兵，常在大会上面对千人作演讲，《宁夏日报》也常报道他的事迹。

    通贵村当年的民兵营长杨怀忠回忆，全村一千四百多人，男女老少都认得黄怒波，他们亲切地叫他“大个子小黄”。他在通贵吃百家饭，别人招呼他来家里吃饭，也不讲究，家常便饭，有啥吃啥，端起就吃，没有假惺惺的邀请，也没有假惺惺的推辞。“他们把唯一的鸡蛋让给我吃，觉得我可怜。”黄怒波说，“尤其是母亲去世之后，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感叹，可怜啊，没有父母。”黄怒波曾在村民段忠礼家养病40天。当时他一个人住在大队部，生病了，躺在房里。段忠礼去大队部打油，发现黄怒波起不了床，赶紧用板车将他拉到自己家。段忠礼妻子照顾了他40天，他叫她“姨妈”。后来，黄怒波要读北京大学，姨妈给他缝了一套被子、褥子。他背着这套被褥，坐上大队的拖拉机“铁牛55”，从大队到银川火车站。临走时，他穿一蓝色、打着补丁的衣服，来与姨妈告别。他背着姨妈缝制的被褥爬上了拖拉机。他已经长到一米八五高了，但很瘦弱。姨妈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哭了起来。

    2008年7月，黄怒波回通贵，特意看望了姨妈。2011年3月29日，黄怒波委托中坤员工蒋江洁到通贵看望段家。他原定要来通贵，但28日晚临时有急事，改签机票回了北京。段忠礼已在几年前去世，段忠礼妻子谈到“黄怒波”的名字，仍然激动地哭了起来。

    在通贵村，农民用最淳朴的善良温暖了黄怒波。他沸腾的血液也逐渐平息，他学会了忍耐、宽让。以前读初中时，曾经有坐在前排的女生看不起他。一次上课把他惹急了，他拧开一瓶墨水，把女生领子一拉开，直接把墨水倒了进去。但在通贵，一次一农妇与队长闹意见，黄怒波也在场。农妇很泼辣，大吵大闹，抓着黄怒波的衣服领子，将他衣服撕烂了。杨怀忠说，按理说，一般年轻小伙子被撕烂衣服肯定会踢她两脚、打她两拳。黄怒波也是有脾气的人，但他忍住了没动手。

    他天性中的善意也在复苏。在段忠礼家养病的时候，黄怒波听说杨怀忠也生病了，他从他哥哥接济的钱里挤出两元钱给杨怀忠——当时五毛钱就可看一次病了。

    当时黄玉弟已经工作，冬天很冷，他怕弟弟黄怒波冻着，就拉半车煤给黄怒波。但是，过了一周他去乡下看黄怒波，很惊奇地发现堆积在院子里的煤都没了。他问弟弟：“这煤到哪里去了？”原来，他弟弟让相熟的村民每人带走几铲子煤回家取暖用。黄玉弟还曾用蛇皮袋装上半袋土豆给弟弟。过两天，他去见弟弟，发现土豆没了。弟弟告诉他，土豆送给了村民。

    在这里，他真正理解了中国的农民，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有一年，黄怒波他们刚收割了麦子，就连下了十几天的雨。麦子在地里重新发芽了，麦粒里都是黏黏的浆，没法磨成面。农民站在地头哭，黄怒波也哭。宁夏只能种一季的麦子，这一年他们全白干了。“你想想这一年怎么活啊？”

    插队的经历也培养了他不少技能。他当大队会计，管着每个小队每年的结算、分红，对成本有了基本概念。他当民兵营副营长、当大队干部，常组织数百人上工或者上千人开大会，也很好地锻炼了他的管理水平。黄怒波说：“知青是我一生最丰富的时代，是我一生最宝贵的几年，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涂老师深深记得，1976年黄怒波还在当知青的时候，在他家的平房外，在皎洁的月光下，黄怒波跟他说：“老师，你对我这么好，如果我黄怒波有出头之日，我一定会报答你。”涂老师说，黄怒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84年，她女儿考大学的时候，黄怒波寄来了很多复习资料。女儿去北京读书，也是黄怒波接待、照顾的。他女儿当时男友的工作，也是黄怒波帮忙找的。

    2010年3月28日同学会的酒宴上，黄怒波与涂老师重聚，他动情地说：“当时我是社会最底层，如果没有老师的关怀，很可能走向社会的反面。我记得，初中时一次到同学家玩，他母亲问我，这是哪来的野孩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句话。”

    2008年7月，黄怒波回到了通贵，看到通贵的小孩上学条件比较差，决定捐款200万元建通贵幼儿园：“这是我欠他们的。”

    他让黄玉弟具体操办此事。黄玉弟到了通贵，当地官员说：反正是捐的，你们把200万元给我们，我们来建学校，建完了交给你们。宁夏处于地震活跃区，按国家相关规定，震区学校要求防震八级、烈度六级以上。黄玉弟和他们一细谈，当地官员给的设计图纸远远达不到防震要求，他决定自己建。

    黄玉弟决定自己建学校后，以后再找当地官员办事，就没有人答理他了。“相关手续，都是我一个一个单位跑，办下来的”。在建校过程中，需要将学校旁边的医院围墙上打个缺口，好施工。即使黄玉弟承诺帮对方还原，对方也不干，后来只好赔偿了医院十万元。“这事我都没敢告诉董事长，他知道了恐怕要气晕”。目前幼儿园已经投入使用，3月29日，我到幼儿园时，几百名儿童正在操场上高兴地玩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