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南、熊传藻讲完石首的情况，又讲了当阳鄂西挺进大队的建立和江陵重镇弥陀寺的暴动。
当阳县委按照鄂西特委的暴动部署，于9月7日成立了由县委书记李超然为总指挥、汪效禹为副总指挥的农民暴动指挥部。
当阳即中张飞一声怒吼，喝断当阳桥，使水倒流之处。其县内的瓦仓地处当阳远安交界处，这里较为偏远，敌人统治势力弱。当时，能参加暴动的农民自卫军达二千余人。附近观音区的农军有八百余人。9月11日，鄂西特委在当阳城区的洪市坪召开特委和当阳、远安县委联席会议，检查起义的准备工作，研究各地配合瓦仓行动的问题。认为暴动的条件具备，按原计划行动。李超然遂将暴动队伍集中军训，并筹集武器弹药。
9月14日夜，暴动开始，李超然、汪效禹率领农军，直扑设在庙前码槽的团防局，与此同时，瓦仓各乡暴动一起行动。观音区的农民亦同时行动，一夜之间，拘捕、处决了大劣绅数十人，暴动取得了胜利。次日，在庙前成立了瓦仓区工农革命政府，主席傅殿云。继而城区九子山、远安县的南乡等地也相继暴动，暴动造成了百里的割据局面。
暴动胜利后，汪效禹即将暴动队伍进行了整顿，准备向当阳城发动进攻，意欲夺下当阳后，向江陵、公安方向发展。正在他联络宜昌革命力量之际，当阳县团防纠集了南漳、荆门、远安等处团防武装，进攻瓦仓。工农革命军 毕竟是没经过训练的武装，且武器低劣，双方交战，革命军即大败，团长汪效禹牺牲。
第二天，由黄冠柏收集了打散的农军，转移到外县，成立了鄂西挺进大队，由汪文化、黄冠柏任正副大队长。在当阳、瓦仓暴动之际，鄂西特委又策划了弥陀寺暴动。弥陀寺乃江陵县重镇，与公安县相邻。镇上的人土豪卞卜哉、谭洪清、邓礼成合称弥陀寺“三大家”。这三大家中，卞卜哉为首，有田1.2万亩，房屋仅弥陀寺即42栋，开设着花粮行、榨油坊、典当铺等6个大铺面。流动资金达百万元之多。在沙市、武汉、上海等处置有房产，经营有商业。卞卜哉的次子卞永丰是区团总。卞永丰开商号、开当铺，私自发行“永丰和市票”，买空卖空，巧取豪夺，重利盘剥百姓，卞家的地租，比一般地主每亩多收二斗。还不起债的穷人关在家中私设的黄桶牢里。谭洪清有田5000亩，资金8万块银圆。邓礼成有田7000亩，资金20万块银圆。“三大家”结交官府、走动衙门，称霸一方。卞卜哉还养着团丁百余人枪，名曰“保商团”。卞等大土豪生活糜烂，对穷人敲筋诈髓，百姓恨之入骨。鄂西特委决定铲除这个恶霸，由此点燃江陵、公安及邻近的各县的暴动烈火。
9月19日，樊学赐、邹资生奉命率农民自卫军三百多人，在郑公渡会合， 进驻公安县的城南平镇。
樊学赐、邹资生都是当地民众公认的农民领袖，为当局侧目，豪绅胆寒。时樊学赐、邹资生征集了民船数十只，做好了暴动准备。鄂西特委决定，攻打弥陀寺的暴动队伍分为三路，一路由樊学赐指挥，一路由邹资生指挥，一路由公安县人民自卫团团长、共产党员杨荣祥指挥。
9月22日，三路暴动人马分别由虎渡河东西两岸水陆并进向弥陀寺进发。三路人马边走边做打土豪为农友报仇的宣传。这样，在部队经过的路上，又有许多贫苦百姓加入这三路人马之中。到了晚上，三路人马包围了弥陀寺。弥陀寺之敌早已于半月前就获悉公安县人民自卫团要攻打弥陀寺的风声，遂深挖了护城河，构筑了碉堡，在镇周围五个要道日都设了卡，配了2支步枪和2把马刀守卫，对出入行人，严格盘查。
23日清晨，天降大雾，对面不见人影，天地灰蒙蒙一片。杨荣祥、樊学赐、邹资生率3路人马，借助浓雾的掩护，向弥陀寺发起了总攻。一霎时，枪声、喊杀声四起，镇中的保商团，并不想给“三大土豪”卖命，听到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个个胆颤心惊，慌忙打了几枪，丢下枪支弹 药和马匹，向虎渡河的进水口——太平口逃去。杨荣祥一马当先，冲进镇中。随即，暴动人马也一拥而入，占领了弥陀寺。卞卜哉等土豪由于事先已逃到了沙市，没有抓住，樊学赐、杨荣样、邹资生等在攻打弥陀寺之前下令：非土豪劣绅不准捕捉，非当场反抗之敌不准枪杀，因而，农军进入弥陀寺后，杨荣祥即指挥农军，除了没收卞卜哉等3家大土豪的财产外，对中小商家则秋毫无犯。没收的金银珠宝细软用船装回充军需，粮、油、布、盐等均分给了穷人。被卞卜哉关押在“黄桶牢”里的贫苦农民，也都放了出来。当卞卜哉之弟卞家训被农民抓住后，当地市民证明他一贯从事商业，未曾参与作恶情况，樊学赐立即将其释放。五十多年后，卞家训的后人们谈起弥陀寺暴动时，还以感激之情赞扬樊学赐执行政策正确。
当天下午，暴动队撤离了弥陀寺。时卞卜哉在沙市闻暴动攻占了弥陀寺，便急忙向当地驻军报告，请求平暴。驻宜昌的鲁涤平第二军即令驻沙市的郑华堂的三十七团前往镇压。郑华堂率所部接近弥陀寺后，远望暴动队伍浩浩荡荡，没敢上岸，而是空放了几枪调头而回。
弥陀寺暴动的胜利，鼓舞了鄂西各地农民的革命斗争，推动了江陵、石首、松滋等县的暴动斗争。时暴动队员搭台唱戏，唱《张飞喝断当阳桥》。当戏演到张飞一声大吼，吓退百万曹兵之际，看戏的队员和百姓都鼓起了掌。
弥陀寺暴动胜利后，特委及暴动指挥部鉴于当阳起义军未前来策应，沙市的工人武装亦未能如期配合，周围敌军虎视，负责人内部又各抒己见，因而，暴动战果难已再扩大。
湖北省委了解这一情况，即派任旭前往，部署10月15号再次举行暴动，造成独立暴动区域及向西发展。任旭到了沙市，见到特委书记张计储，对张计储说：“省委的意见，拟起用杨荣祥为鄂西农民革命军总司令。”
张计储说：“杨荣祥在群众中确有威信，足以能够领导公安的武装。”
当下，张计储与杨荣祥谈了省委的意向。杨荣祥说：“党组织这样重用我，我很感激，不过我已年过五旬，体力已大不如前。虽然我已是个党员，可刚刚入党，对共产党的一套还都不太明白，我还是任副司令吧，司令留与更合适的人。”
9月29日，鄂西特委在郑公渡召开了军事会议，特委尊重了杨荣祥意见，遂将总司令改界刘百承，以杨荣祥为副司令，下设两路总指挥，第一路为孙志豪，第二路为余开勉。这时候，鲁涤平的第二军的教导团，已由宜昌开到沙市，会同郑华堂的三十七团进驻了沙湖坝与弥陀寺，向公安取包围之势，驻湖南澧州津市一带门炳岳师也向邹资生队伍“围剿”。当时，鄂西特委在 公安能指挥的人枪五百余，决定再次举行暴动，然由于强敌压境，暴动未能举行。
之后，杨荣祥和邹资生一起，带领农军，在打“棒老二”的口号下，开展反捐税、杀土劣的斗争。
门炳岳师压迫公安后，决定对杨荣祥取“抚”之策，派了国民党公安县县党部委员陶尧阶到陈祠桥劝降。杨荣祥得知其来意后，令放土铳将其轰走，并以此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敌人又派了与杨荣祥有深交的地主李士远去说，又被杨斥走。敌人恼羞成怒，遂令公安七区团总吴克章率六十多人枪向陈祠桥偷袭，结果，反中了杨荣样的诱敌之策，吴大败而逃，几乎性命不保。
这时麻豪口的团防头子谢博民，有反水的迹象。杨荣祥决定深入到谢部做策反工作。陈家桥留李金生率农军坚持。1928年元月，国民党公安县政府乘杨荣祥去麻豪口之际，派了团防数百名，从白林岗、龙翔、闸口3个方向合围陈祠桥，李金生闻讯，主动率队伍撤出，而后，打敌措手不及，打得敌军狼狈不堪，大败而逃。
杨荣祥在策反谢博民武装时，谢反动本性不变，竟然背着杨荣祥纵容其 手下的二小队长打家劫舍，祸害百姓。杨荣祥查明此事后，即将这个小队长处决。谢博民遂策划杀害杨荣样，杨察觉后及时脱身，回到陈祠桥，与邹资生一起，造成了陈祠桥、南五洲的红色割据局面。
樊学赐因为家乡观念和个人英雄主义严重，且与鄂西特委的部署持不同意见，湖北省委了解这一情况后，要任旭转告特委书记张计储，将做好樊的工作。正这时，樊学赐率队伍向桃桃垸转移时，与敌三十七团相遇，樊部还 没甩开三十七团的纠缠，门炳岳师的一个团和津市保卫团的又围了过来。樊部大败，混乱中，樊学赐带两名护兵匆匆逃走，隐蔽在澧县澧安垸朋友郑久朋家中，数月后为平素以“老庚”相称的叛徒出卖，被杀害于公安县城西门外。行刑时，其被剥光上衣，五花大绑。敌人将其头割下，又开胸剖膛，挖出心肝，并不准家属收尸。英雄死得极为惨烈。时年28岁。
杨荣祥、邹资生在陈祠桥一带与敌周旋之际，覃济川率领澧县、公安一部分武装，奉特委、省委之命，联合澧县武装，向湘鄂川边转移。时覃济川被任命为湘鄂川边游击队总司令。当覃济川率队由石子滩假道松滋至湘鄂边时，麻豪口的谢博民得知此消息，写信给澧县挨户团主任熊伯范，令其将覃杀害。
覃济川率领的公安县人民自卫团内有个大队长叫蒋海峰，熊伯范与其关系极密。熊伯范便与蒋海峰在澧县盐并策划杀害覃济川的密谋，决定在公安、澧县交界处的齐家峪，趁覃济川不备时将其杀害。
10月22日，覃济川率所部百余人，行到了公安、松滋、澧县三县交界处的小镇石子滩，派人与熊伯范联络。熊当时以红色面孔出现。熊将覃济川队伍诱至齐家峪，这里甚为荒僻，且坐落着两个地主庄园。熊伯范与蒋海峰把覃济川安排在一庄园处，又假惺惺地请覃济川等领导人商讨军事。是夜，覃济川与公安县委书记胡竹铭、 常委委员刘煊一起被杀害，覃济川时年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