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红军大学的操场上，周恩来在给学员们作关于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报告。听报告的都是团以上的军官。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黄陂和草台冈战役，是周恩来、朱德首次创造了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他们根据敌情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兵力，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来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集中起来，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敌军一部发动猛烈攻击，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这两次战役共歼灭蒋军近三个师，28000多人，其中包括陈诚最精锐的主力部队，首创一仗歼敌两个师的战例。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于1933年7月29日在《红色中华》发表题为《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赞扬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说“这是一次空前伟大的胜利”！

    已任江西军区司令员兼东北战区总指挥的诗人将军陈毅，诗兴大发，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赋诗《乐安宜黄道中闻捷》：“千崖万壑供野宿，羊肠鸟道笑津迷。半夜松涛动山岳，中天月色照须眉。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

    随着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红军由原来的六万人迅速发展到十万人。从蒋军手中缴获的大批新式武器，使红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连队配备了当时在红军部队中还不多见的轻机关枪。中央苏区同它东北的闽浙赣苏区也连成了一片。

    中央军委作战室的参谋匆匆赶来，给周恩来递上了一张纸条。他看了看纸条，双眉紧紧一皱。略思忖片刻，他赶快作完报告，就和警卫员骑马赶回乌石垅村军委作战室。

    李克农刚刚从南昌赶回来。上个月，他受周恩来的派遣，秘密潜入南昌，侦察蒋军情况。如今才回到红都，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倦，急着要向周恩来汇报有关蒋军最新动态的情报。

    周恩来一走进军委作战室，与李克农握手寒暄一番后，就拉着李克农的手到另一间小屋去，把门关了起来。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给李克农倒了一杯茶，说：“克农同志，这回出去还算顺利吧？”

    “不怎么顺利，不过，还算有惊无险。”李克农说，“戴笠的人马是越来越多了，到处都是，简直是无孔不入啊！”

    “哼，老蒋就是靠这一套来掌权的！没有中统、军统这两大集团，恐怕老蒋在台上都坐不稳几天的！”

    “好在中统、军统这对‘兄弟’历来都是貌合神离，他们势不两立，明争暗斗，正好给我们有可乘之机。”

    “听你这话，这回是大有收获？”

    “可以说从老蒋的后院带点货回来了，就等你过目，看有没有价值了。”

    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后，蒋介石一方面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向嫡系军官们灌输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思想，以集中全力对付红军；一方面他请来了德国的军事顾问，采用碉堡战术，把红军层层包围起来。他制定的策略是“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

    周恩来走到地图前，仔细看了看敌我双方战场态势，对李克农说：“老蒋下一次对我们的‘围剿’，肯定要比第四次大得多啊！”

    李克农说：“他们在兵力部署方面，暂时还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周恩来说：“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嘛，他们的指挥官都还在庐山上，倾听老蒋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哩！”

    李克农说：“我已经布置，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要搞到他们庐山训练团所制定的战术具体方案。”

    周恩来说：“大战在即，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加强。老蒋的谍报人员能做到无孔不入，我们为什么不能？”

    李克农面呈难色，说：“总政委，我们的谍报人员跟老蒋比，毕竟是少得可怜呀！”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到了。现在你回来了正好，我准备举办几期谍报训练班，多培养我们的谍报人员。这个训练班由我亲自负责，具体工作由你和潘汉年同志来做。对外，我们要绝对地保密。”

    李克农转忧为喜，笑了笑，说：“老蒋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你在瑞金办谍报训练班，不知是蒋校长高明，还是你周主任高明哩！”

    周恩来捋一捋下巴的长胡须，沉思片刻，说：“这就要看下一盘棋，我们怎么较量了！”

    李克农走后，周恩来独自面对地图，冷峻的目光在那红、黑线头间扫来扫去，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如果这回蒋介石在德国顾问的策划下，对苏区采取碉堡包围战术，这将给红军带来很大的威胁。红军天上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大炮，一旦蒋军每推进一公里，就修筑碉堡群，步步向苏区进逼，红军最拿手的运动战与歼灭战相结合的打法将无法破除敌人的碉堡战术。身为前线的主帅，周恩来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

    从窗户透进来的日光渐渐消逝了，屋里暗了下来。他点起煤油灯，继续边看地图，边思考着。不知什么时候，当他从地图前转过身时，看见邓颖超就坐在身后。他惊奇地说：“超，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我一点不知道！”

    “你的心思全在地图上了，怎么会想到我几时来呢？”邓颖超嗔怪道。

    周恩来面露歉意，笑了笑，说：“对不起，我是走神了。”

    “要是我不来，你可能都忘了回家了！”

    “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评，现在就跟你回家！”

    两人一出门，夜幕已降临。警卫员小郭提着马灯在前面引路。一路上，邓颖超发觉丈夫心事重重，话也没平时多了，联想到他刚才长时间站在地图前沉思的情景，她想了想，心里就明白了几分，知道丈夫马上就要重返前线了。看来，自己的一举一动，甚至内心的活动，都难逃过夫人的眼睛。周恩来苦笑着凝望夫人，不知该怎么把内心的话说出来。

    上次离开瑞金上前线时，妻子和岳母都在患病。尤其是她，得的是肺结核，整天咳个不停，还咳出血来。按理说在这种时候他是不应该离开她们母女俩的。但为了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他不得不强忍痛苦，抛下重病在身的妻子和岳母，义无反顾地上前线去。如今，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刚刚胜利，他们一家人刚刚团聚，他又要上前线去了！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自从六年前，经过长达六年的相恋而结成革命伴侣后，两人就与安宁的家庭生活绝缘了。那时候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一道，率国民革命军讨伐叛军陈炯明。邓颖超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女部长，和蒋夫人陈洁如一起，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慰问将士。此时她已怀上第一个孩子，由于两人都忙于东征，在未征求丈夫意见的情况下，她不惜将孩子打掉。

    1927年3月21日，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 他指挥上海工人进行笫三次武装起义，而她在广州经历了一场难产，胎儿因窒息夭折了。这是她失去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在蒋军第26军第2师司令部交涉工人武装被缴事宜时，险些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而她在广州“四·一五”大屠杀时，在医护人员的掩护下化妆逃出医院。

    这年的5月下旬，他秘密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她也于6月匆匆离开上海，离开他们俩历尽劫难后刚刚相聚的家，赶往风起去涌的武汉。此时的武汉，一向以国民党左派自居的汪精卫叛变，革命危在旦夕。还是在这一年的7月26日，他只跟她说一句“我今晚去一趟九江”，就和陈赓离开武汉。去干什么？呆多久？何时相见？他没说。她也没问。直到二十天后，她才从报上得知，他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从此后，在惊涛骇浪中，两人天各一方，一个 转战在南昌起义后艰难险阻的征途中，一个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坚持斗争。蒋、汪悬赏通缉这对“共匪首领”，他们俩的头颅一天一天看涨，几度虎口脱险，起死回生。

    快要走到家门口时，邓颖超说：“前线需要，你就赶快回去吧！”

    周恩来犹豫着说：“可你和妈妈……”

    邓颖超说：“我们母女俩会互相照料好的，这你不用担心。一场新的反‘围剿’战争就要打响了，你一个前线指挥员，不上前线，呆在后方干什么呢？”

    周恩来紧紧握住妻子的手，说：“看来，只能无条件地执行夫人的决定了！”

    邓颖超说：“在部队你是总政委。在家用里，我是你的‘总政委’嘛！”说着，两人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