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我就相到我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的问题。

    有一天何叔衡同和我闲谈，那时我们同在一个机关工作。他问：“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呢？”

    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根据地来时所经验过了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江西南部的所谓草鞋，不是用草编成的，完全没有草的痕迹：布底，针线纳得很密，鞋前面有三个或五个布做耳子，后跟也是布做的，样式如草鞋有耳，实际上全不用一根草，但名字仍叫做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著的一双还有半新。”

    我们这样谈话过后，没有好久，我就被调在总卫生部工作，随着红军主力出发去了；叔衡同志呢？仍然留在中央根据地。我们到了贵州，有人说：看见报纸上载有他已遇害的消息。这一年近六十的共产党员，他不怕任何困难，任何牺牲，准备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到底，准备随时在党的号召之下无条件地去工作，这从上面我们的谈话及以后的经过，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抄袭过无数次，苗山野荒的绝粮，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障碍住我们，我们都完全地随着大队红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根据地，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呵！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而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钉在永远羞辱的柱子上。

    我在出发前，虽发生过随军去或留后方的问题，可是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谈过。当时为什么不发生这些问题？

    这因为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当时在北面和东面，敌人重重叠叠的筑满了乌龟壳，大部队通过较困难。西边的乌龟壳要稀落些，主力转移地位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路线，走多少时候等问题，系军事上的秘密，不应猜测，而且有些问题要临时才能决定，如行军走那条路，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有时定下了，还没有照着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况变了又有更改，这是在行军中经常遇到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余的也就可以不问。

    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定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但在长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曾令我丝毫沮丧过，同着大家一齐克服过了。到瓦窑堡后，东征时还是跃跃欲试。这样看起来，即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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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董必武(1886-1975)，中共“一大”代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长征中随总卫生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