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乌江进
突围北上抗日之野战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于年底(1934年)到达黔东南黎平、锦屏、剑河、施秉、台拱、镇远地区。出发以来已连续突破了蒋介石、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匪帮的四道封锁线。沿途所向皆捷，连攻连占。据军团（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林彪军团长、聂荣臻政治委员面告：“进抵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是野战军当前战略方针。”
遵义是黔北重镇，是贵州第二大城；桐梓是贵州烟鬼主席王家烈及其“健将”侯之担巢窝；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川，由西南向东北斜贯贵州，把贵州划成南北两部，这“天险乌江”实为遵桐南面之天然屏障。位于遵桐之间的娄山关，有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欲下遵桐，必先渡此江，过此关，才能说到攻城。
我师（第一军团第二师）在奉令攻占老黄平（黄平旧县城）后，有担任先头师迅速渡过乌江攻下遵桐之任务。指战员受领了这样的重大任务后，都了解到遵桐是当前必取之战略要点。我们既是先头师，为了执行党的路线，实现军委战略方针，无论什么“天险乌江”和难破的娄山关，都非摧破不可。整个部队都怀着这样的决心向乌江进军，马上开始了情况的侦察和政治动员的准备。
“同志！此地到贵阳多少路？”“只有一百八十里！”“贵阳好打吗？”“王家的人（王家烈的兵）不多的，你们红军大队去打，那一定要开呀，哪里还抵得住啊！”“是！我们就要去打贵阳，把贵阳打开来好不好？”“好呀！贵阳打开了，免得王家烈榨取，榨得这么狠呀！”这样，进攻贵阳的扬言，已经从老黄平到处传播出去了。
先头师（野战军的中路）出发了，向着乌江进军。天半行程，到达了乌江南百二十华里之猴场。群众夹道欢迎。该地区公所及由馀庆方面被我右路（第一师）击溃之敌一个团，早已闻风而逃。群众告诉我们：“乌江自古称天险，两岸壁陡，水深流急，不能通船，很难过渡。江北岸早就有侯家（侯之担）的人把守！”
长征中的过年
年底最后一天部队照例是要开盛大的同乐会，庆祝一年来所尽的胜利，检讨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组织游艺会餐。这次过年是在长征途中，与往年不同。会餐游艺都在比较小的单位简单进行，而且不是主要内容。最主要的精神是集中在当前的战斗，部队内呈现着另外一种紧张的气象和愉快的心情。连队的晚会，都是报告和讨论当前战略方针，宣传鼓动突破乌江之战斗。“突破乌江”、“拿下遵桐”、“完成先头师的战斗任务”、“到遵桐去庆祝新年……”是当时的战斗口号。部队经过党的支部会议，军人大会的动员后，紧张愉快，信心百倍。“四道封锁线都一连突破”，“乌江虽险，又怎能拦住红军的飞渡”，是当时每个指战员共有的胜利信念。
乌江的侦察
新年的第一天，是渡江战斗开始的一天。前卫团已逼近江边之江界（渡口）进行威力侦察：江面宽约二百五十米，流速每秒一米八，南岸要下十华里壁陡的石山，才能至江边，北岸又要上十华里之陡山，才是通遵桐的大道。渡口东西两旁、两岸都是悬崖绝壁。站在沿边一望，碧绿的江水，黑黑的石山，真所谓天险乌江！本来南岸有几间茅房，但敌人怕为我利用，已放火烧尽。我先头部队已到达离江边三里，对岸敌人并未发觉只是在拼命做工事。前卫团长（耿飚同志）化装到江边进行实地侦察：敌人在渡口（大道旁）配备有连哨；渡口上游约五百米处有条极小的横路，与渡口大道相通，勉强可走人，但两岸沙滩极少，登岸很难，敌人在此又配备有排哨；在离江水百余米之岸上敌人筑有工事；离江边二华里的一个庙里敌人配备有团预备队；其总预备队（约一个团）则在离江边五华里之半山上。
尖兵连占领离江边数百米之一个榨油房时，敌开始发觉，“乒乓”、“乒乓”向南岸打枪。“‘双枪兵’呀！（贵州军队极多吸鸦片烟的，很多都在步枪之外还有烟枪，因此战士们称他们为双枪兵）你又该倒霉了！看你守得几时？”“乌江不知道到底有多深？”“这两岸的石山的确相当险要哩！”“这里到遵义不知还有好远呀？”战斗员们正在议论着。
前卫团的干部及先头师师长政委都进行过了实地侦察以后，判断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工事较强，兵力较大。渡口上游五百米处，南北两岸勉强能攀登上下，而敌人对此处没有大的注意。其余各处均是无法通行的绝壁悬崖。决心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之羊肠小道。
部队立即开始搬运架桥材料到渡口边，表示要在此处架桥，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敌人果然在渡口对岸赶修工事，不断向我方射击。
工兵部队赶制竹筏，作强渡及架桥准备。挑选了部队中善于游水的指战员十八人，准备游水过江，驱逐敌人之江边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十八个红色勇士，为了完成战斗任务，无一不勇气激昂，愉快地接受战斗任务。他们在师政治部的政治鼓动下，都说：“为突破乌江，完成作战任务，冷风冰水，是不能战胜我们的战斗热血的！”
一次强渡
密云微雨，冷风冰水，强渡决定在2日进行。一切都配置好了，九点钟光景，渡口方面佯攻动作开始了。敌人慌忙进入工事，不断向南岸射击，大叫：“快点！共匪要渡江了！来了！打呀！”这方面打得很剧烈了。主攻方面的机关枪迫击炮也叫了，我第一批八个英勇战士，赤着身子，每人携带驳壳枪一枝，“扑通”一声跃入江中。在那冰冷的水里，游水极感困难，但在强烈的火力掩护下，十几分钟后，无一伤亡，到达彼岸，荫蔽在敌警戒线之石崖下。此时敌之警戒恐慌万状，大叫“来了！”“过来了！注意！”八个勇士虽然过去了，但交由他们游水时拉过去的准备架桥的一条粗草绳却因水宽流急以及身受寒冷刺激已无力气，无法拉得过去。
指挥员决心继续以竹筏强渡。第一个竹筏撑到中流，受敌火射击翻掉了。虽有八人已登彼岸，但无后续部队无济于事，只得召这八个人游回南岸。其中一个同志赤身冻了两点多钟，因受冷过度，无力游回，中流光荣牺牲。第一次强渡，遂告无效。
“水马”在乌江
一次强渡虽告失效，但完成战斗任务的决心丝毫没有松懈，相反更加坚定了。一个办法不成，两个办法来了。问题是无论如何都要突破乌江。研究情况和吸取经验教训后，我们决定实行夜晚偷渡，以避敌人射击，减少伤亡。工兵迅速赶制双层竹筏。部队进行另一政治动员。黄昏后，担任偷渡之第四团第一营，觉着肃静，集结江边，除江水汨汨声外，毫无音响。敌人在北岸对我稀疏地打零枪。竹筏划手都配好了。第一连的五个战士首先登筏，并约定靠彼岸后用手电筒向我岸示光，以表示到达。在等齐一排人后，才开始向敌警戒袭击。第一筏偷偷地往江中划去；敌人并未发觉。四周仍然沉寂，只断续地在打零枪。第三连连长毛正华率传令员一人（马枪一枝），轻机枪员三人（机枪一挺），登第二筏再往江中划去。第三、四筏是预定在望着前者登岸后再去。第一筏出发已二十几分钟之久了，还不见电光显示，是否已靠彼岸，实难猜测。在弄清情况前，第三、四筏暂不出发。一个钟头后，第一筏的五个战士沿南岸回来。据报因水流太急，黑夜里无所指向，划至江中被冲顺流而下两里许，才靠南岸，弃筏沿岸摸索而回。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筏已靠彼岸抑被水冲走，就更难判断了。然而不管如何，有再划一筏，再试一下的必要。可是，第三筏划至中流，已无法再进，不得不折回。直到此时，第二筏的毛连长仍然毫无消息。这样偷渡又告无效而停止。
坚决突过去
时间宕延，敌情紧张，强渡偷渡虽接连失效，但毫不灰心丧气，只有再思再想，想出更好的方法来完成任务。随即决定在白天再行强渡，一面便于发挥掩护火力，一面便于划筏。
经过两天的隔河战斗，在“红军水马过江，火力非常猛烈”（敌守江团长给其旅长的报告中这样写着）的威胁下，敌人增加来了一独立团，北岸半山上增加了帐篷，迫击炮不断向我岸射击，沿河仍在加修工事。一方是无论如何想抵住，一方是无论如何要突破。抵住呢？突破呢？问题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解决。
三日九时，强渡又开始了。我们对大渡口仍然只以小部队佯攻。渡口上游五百米处，在我浓密的火力掩蔽下，装好了轻装战士的三个竹筏（共十余人）一齐向敌岸划去。敌人虽拼命向渡筏射击，但在我猛烈火力扫射下，不敢沉着射击。三个竹筏上的战士在划到中流以前，均未受伤亡，一个划手同志虽竹篙连断三根（三次被敌火打断），但不管敌火如何，还是坚决继续强划。两岸火力正酣密时，三个强渡筏子离敌岸不远了，敌人极其恐慌了，拼命向强渡的“水马”射击。谁知道正在敌军士哨的抵抗线脚下石崖里，突然出现了蠕蠕欲动的几个人。敌人只看得见来了三个竹筏，连做梦也估计不到就在他们脚底下埋伏了有人。贴近着敌人军士哨阵地的地方，突然间响起了对敌人作抵近射击的轻机枪。接着是一阵手榴弹爆炸声，把敌人的军士哨打得落花流水。从石崖底下冲上去的几个人，迅速占领了敌军士哨抵抗线，接应了我三个竹筏上的小部队迅速登岸。这时，的确大家都感到奇怪，那从石崖底下冲上去的几个人是谁呢？“是毛连长他们呀！我看一定是他们！”“他们五个人果然登了岸呀！”指挥员这样估计和推测着。“‘双枪兵’该死了，我们的先头上岸了！”战斗员这样议论着。“同志们！准备啊！继续渡过去，要把对岸敌人肃清，才能算胜利！”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在后续部队中鼓动着。
江边剧战
好！回过来讲战斗情形吧：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士哨抵抗线后，继续向敌排哨仰攻。连接几阵手榴弹后，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排哨抵抗线被夺取了。敌人一个排死伤过半，往上坍去。正是我强渡部队进击到那壁陡石山上的一条小路边时，敌人预备队增援上来了（3日早晨又增加了一个团，到此时守敌共有三个团了——第三团、教导团、独立团，并由侯之担的亲信旅长林秀生指挥）。增援之敌约一个营，居高临下实行反击，我十几个战士无法再进。这个地区只有一条惟一的羊肠小道，敌人想沿着这条小道继续往下反击，但我岸以极浓密的火力封锁了这条小道，结果敌人也无法下来。有趣极了，每当我一个防空排长（他在湖南道州时曾打下敌飞机一架）的重机关枪一扫射，想下来的敌人就一个个像山上滚石头样往江里滚，终于使敌人无法实行反击。同时右翼大渡口边担任助攻的我军部队，也在用竹筏作强渡的准备。
过去了一排人。并且派了共产党总支部书记林钦材、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周清山去领导火线政治工作。接着第一营营长罗有保也过去了。这一排人又进行了一次冲锋，把企图反击的敌人稍稍打退了一些。我部又向前进展了一点。但因为陡山小道，部队无法展开，到了半山，终于又被迫停止，无法再进。侯之担的“健将”林秀生亲临前线督队反冲锋了，我最前面的一个班，在敌火之下，大部伤亡，并被迫后退。敌人又企图追下山来。我们的政治干部对战士们说：“同志！退不得！后面是江，退就是死！”后面一个班增加上去了，扼住了敌人。因为地形关系，各方形成相峙局面。
真正是无坚不摧
地形极度限制着战斗的进展。后续部队在继续筏渡。正在敌我相峙不下时，我第一营营长察觉了在我左侧的一处石壁可能攀登上去。旋即派一个班沿此处试行攀登。经过战士们的摸索，真的在那巍峨峭壁上，找到了攀登前进的可能。一个班很快占领了敌右前方之一个石峰。在我这个班的火力猛射下，敌人站不住了。正面发起冲锋，敌开始动摇了。此时强渡部队已过去一个连了，不久夺取了敌主要抵抗线。此时大道渡口之敌听见其右翼的冲锋号、喊杀声、手榴弹炮弹爆炸声，知道事情不妙了，也开始动摇了。我只有二十二个人，后来部队称他们为“二十二个红色英雄”。
一个连猛追三个团
敌由江边败退，直向通遵义大道之猪场逃窜。我先头一个连，并未停顿等待后续，立即跟踪猛追，弄得敌人三个团鸡飞狗跳，草木皆兵。“双枪兵”丢的满路烟枪。一个所谓“三八式连长”（他一连人都是三八式枪，是侯之担的卫队）负了重伤，其士兵用绳子捆起两手两脚，像抬猪一样抬着走，结果在半路上抬死了。
猪场是敌“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那个江防司令林秀生从江边逃回，连司令部的文件电稿等什么都不要了，带着三个团不要命地往遵义逃窜。我追击的一个连当即于下午五时占领猪场（离江边四十里）。据群众告诉：“双枪兵”们都说，“红军的水马真不怕死，不知道怎么，乌江都过来了！红军的铁锤炸弹（即木柄手榴弹）真厉害啊！一打就要几条命对付它！”所谓“江防工事，重叠而坚，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林秀生给侯之担的电报）结果只是“莫道乌江天堑，看红军等闲飞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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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亚楼（1910-1965），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