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五

    第２５章白山黑水

    一

    今井武夫坐在香港的格兰德旅馆的走廊里，用四十倍的望远镜，秘密观察重庆派来参加和平谈判代表的动静，已经有好几天。还天天等待启德机场华籍主任送来每天上下飞机旅客的名单，他已分析出重庆的代表每天必派联络员飞回重庆汇报情况和领取上峰的新指示。不过这种飞机总是在深夜起飞。但是自上一轮谈判，重庆的代表宋子良回去后，又是半个多月，而这半个月来国际风云变化又是那么巨大，还不见返回，使他心焦如焚。

    在他与重庆接触密谈和平协定和扶植汪精卫政权这两种极端矛盾做法的时光里——也就是说在他奔走于“桐工作’与“梅工作”两极之间的时期，世界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德军以“闪电战”占领了丹麦、挪威，又在西线大举进攻，将英、法、荷、比军的主力击败后，又向英法海峡和巴黎进击，使四十万英国派遣军被围于敦刻尔克，直到６月上旬才算突围，德国的大型飞机“容克”，正在空袭英国的本土。眼看着希特勒成了欧洲十四国的占领暴君，这深深地刺激着日本的朝野，一时间向南方挺进的南派在军部里占了上风，为了尽快结束这场中日战争，以便拔出脚来向东南亚大刀阔斧地迈进，发动中日这场战争的近卫文麿在这种大时代的背景下，才又重新登台，为的是让他设法结束中日战争。

    今井武夫曾被召回国一次。现在他手里拿着的文件正是７月２７日内阁会议上通过的那份《世界形势进展对时局处理纲要》，他坐在走廊里，一边观察动静，一边阅读这个文件。“是的，这文件指示的很对，也很及时，”他边看边想着，“是的，帝国为了应付世界局势的变动，改善国际国内的形势，必须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他低头看一眼文件，那上面写着：“在中国事变尚未解决之前，应考虑内外情况，决定向以对南方施策为重点的局势转移。”

    他在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写下注意事项：

    一，为了处理中国事变问题，应集中运用政治军事的综合力量，特别是要彻底杜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采取一切手段，务使重庆政权早日屈服；

    二，为促使法属安南彻底断绝援蒋行为，并要求其同意负责对我军的补给，允许我军过境及使用飞机场，为帝国获得必要的物资给予方便，根据情况可以使用武力；

    三，对香港，为彻底切断在缅甸的援蒋通道（指滇缅公路），要求予以配合，并为消除敌意加强各项措施……

    他为了克服难耐的瞌睡，吸起一支烟。不久前他刚在南京做了白喉预防注射反应，现在还在发着低烧，难以忍耐的无力、疲倦，他不得不勉强苦撑。他把身子倚靠在藤圈椅里，双腿加在凳子上，让自己更舒服一些。他吐出一圈圈淡蓝色的烟雾，半闭着眼睛，一幕他坐在东京统帅部开会时的情景又活灵活现地回到他的眼前。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冈田重一大佐在会后把他拉到自己的小办公室，两个人喝着从杭州运来的龙井茶时对他说的那段话，这时又清晰地回响在他的耳畔：

    “今井君，你必须明白，帝国没有比现在更需要结束中国事变问题的了。开战三年来，没有从正面战场结束战争，这已十倍地超过了近卫首相当年发动战争时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预言，使我们陷入了战争的泥沼之中拔不出腿来。所以，你所担负的‘桐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肩负着中国事变的重担而又对南方行使武力，这是极端冒险的行动。然而解决中国事变又别无良策。你必须明白，中国事变乃是国际形势之一环，如果错过这一最后机会，则不仅过去的努力成为泡影，而且日本还不得不退回到中国事变以前的状态。经过反复考虑的结果，认为无论如何总得摆脱解决中国事变的困扰，从而必须利用国际形势的非常局面。我们一方面加紧进行‘桐工作’，一方面还要利用当前南进的天赐良机，两厢努力夹攻，以期收到中国事变自然解决的效果。今井君，如果这场战争拖住我们的腿，以致退到中国事变前的状态，特别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我们的帝国——无论是天皇还是国民，在精神上受得了这巨大的刺激吗？”

    铃木卓尔武官走进来了，皮靴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回忆。

    “像片洗好了？人的影像看得真绰吗？”

    铃木卓尔手里拿着刚从暗室里冲洗出来的照片，走到桌子前。这是今井在香港九龙半岛旅馆会谈时，在２４３号房间，趁人们没有发觉时，由铃木从钥匙孔里偷拍的宋子良的头像和全身的正侧面像片。一种职业习惯，使他对这个才能低下、毫无谈判经验又缺少历史知识的宋子良，产生了怀疑①。在这之前，他还让秘书查阅了日本情报机关的几种“人名鉴”，结果光是出生年月一项就矛盾百出，有的记载着１８９３年生，有的记载着１８９９年生，相差６年之久，而关于宋美龄的出生年月也有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１０年生两种记载，这就无法断定他究竟是宋美龄的哥哥还是她的弟弟。经过颇为周折的比较，才把这些资料综合起来判断的结果，有这样的特征：宋子良当时为４３岁，独身，身量矮，约有一米六左右，面貌平庸，左手曾患有类风湿病，活动受限，四方脸型，肤色微黑，唇厚有黑痣，说话快。特别嗜好雪茄。……——

    ①这个宋子良，据日本史料记载是冒名顶替的，其后在１９４５年６月，被上海日本宪兵队逮捕。经辨认，证明该人为当年假冒的宋子良，此人自称“蓝衣社社员”，为“军统”戴笠之亲信，长期在浙江领导秘密工作，为日本逮捕，送往上海被参加“桐工作”的日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特派员坂田诚盛认出。今井曾为此人说情，说他过去是重庆的谈判代表，可以放他，让他继续充当联络，正在此时，日本于８月１５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该人立刻以战胜军的身分恢复了自由，今井则因战败而失去了自由。

    今井拿过还没有烘干的照片看了看说：“嗯，拍得技术的确不错，请你给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打个电话，让他过来认认好吗？”

    铃木卓尔立刻派车把吴启鼎请来。

    “吴先生，你们那里人多眼杂，我不便在你处，”今井站起来，扶一扶金边眼镜，微笑着解释，把像片递到来客手里，“你跟宋子文有交情，请你认一认，他是不是宋子良？”

    吴启鼎摘掉近视镜，换了一副花镜，仔细看了一会儿说：

    “要从这张照片看，倒很像。宋家是海南岛移民出身，身体发育不均衡。这一点很像。可是我记得宋子良的唇上并没有黑痣呀！”

    当时很难决定这位重庆代表的真伪。于是今井武夫决定次日清早乘“白银丸”由香港启程，经广东、台北，返回南京，找熟悉宋氏兄弟的达官显贵来辨明真伪。

    船一到南京，今井马上就赶到正在等待开张的汪精卫政权的机关去。请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甚至还请了汪政权的头号特工头子李士群等人帮助鉴定。周佛海说：“这人像其弟宋子安”，陈公博说“不像”，其他的人意见分歧，还是不能确定。当时铃木还曾得到一份情报，说“军统”驻香港的头目，名叫王新衡，年龄３６岁，身量一米六左右，长得白皙，说一口浙江官话，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颇得戴笠的宠信。他的情况非常近似，现在的所谓宋子良，是不是就是这个王新衡呀？！总之，经过好几天的努力，也没解决了真假问题。但是铃木打来了加急电报，第二轮商谈马上就要举行了。“嗯，管它呢，”今井武夫找出了自我安慰的办法，“对于这个自称宋子良的替身尽管有不少疑惑，可是又何必过分拘泥于他的真假呢，只要我们可以利用他做为和平路线的窗口，把他做为这条路线沟通与重庆的直接联系就够了。”

    第二次中日双方委员的预备会议，因为日方的翻译坂田和矢仓两位特派员在香港的日本旅馆松原饭店正和洪帮的人员接头，突然被香港的民政厅警察包围逮捕，曾被投进监狱，他们深怕暴露会议内容而把会议地点改在澳门。

    那是６月４日的午后，在大雨滂沱中，于一片白茫茫的雨雾笼罩中，那艘“白银丸”在澳门港口靠了岸。熟悉这一带地理的铃木卓尔，带着今井武夫、臼井大佐和新从总司令部调拨的翻译内之宫中尉，一共是４个人下了船。为了躲避外间的注意，他们一上岸便装作不认识而分别住宿。今井和臼井住进贝拉比斯塔旅馆；铃木住在三和公司；内之宫在利贝拉旅馆下榻。另外陆军总司令部还派来专驻澳门熟悉地理风俗习惯的片山参谋，担任联络官，专门负责这次会谈的联络事宜。

    今井住的贝拉比斯塔旅馆，是一处粗糙的木结构建筑，他觉得它特别像西欧三流国家偏僻的农村房舍，在小小的院落里，可以看见房舍后面房顶上高高悬挂的十字架，朝夕传来教堂噹噹的钟声，徒然使他的内心有一种落魄的感觉。

    当晚就举行了首次会议。那时是９点整，还在下着时大时小的雨，淅淅沥沥，颇有一些凄凉的秋意。为了极端的保密，会场选了远在荒郊海滩的一处阴森森的空房，好像一处闹鬼的凶宅。汽车没有开到门前，下车后一片漆黑，他们陪着小心，跟着一位帽子压住前额的向导，左拐右转地走了好一阵，才来到有暗岗的门口。接应的人立刻把他们这四位代表引进光线暗淡的地下室。空空荡荡的屋子中央摆了一张长桌，桌子上间隔均匀地燃点着四支大蜡烛，恍恍惚惚地颤索着。中日双方的代表，相对地坐在桌旁的椅子上。重庆的正式代表是三人：他们是章友三、陈超霖和自称是宋子良的那位，另有一位帮办是牵线人张治平①。房子周围由安排这次会场的中方保镖张汉年担任监视警戒。今井注意到偌大的院落房间空寂无声，一切都锁在带有几分恐怖的寂静之中——

    ①中国重庆代表的真实身份：章友三，原驻德大使馆参事，现继曾仲鸣（在河内被炸身亡）之后任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陈超霖，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张汉年（预备代表）为陆军少将、侍从次长、香港特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