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大邱庄成为“天下第一庄”；1993年，禹作敏被捕让大邱庄再次成为风暴中心。大邱庄镇位于天津市西南30公里，距天津机场45公里，离天津新港60公里，紧靠津沪铁路和京福高速公路，交通异常便利。但这只是禹作敏让大邱庄发展成为“天下第一庄”之后的事情。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3年禹作敏被捕，大邱庄一直是中国农村继大寨之后的当之无愧的领袖。
“那天我记得天儿半晴不阴的，和今儿没嘛大差别，我们家的老母鸡跑出去了，我怕它又丢蛋，就出去找，听到钟声的时候，我想呆会再去，就在街上喊我们家的鸡，村里静悄悄的，我从来没听到这么静过，连丝风都没有……到现在我一直记着那天的事，我到会场时，我看见村民们有的竟哭了，把我吓了一跳，还认为又是哪个领导人死了，毛主席逝世时村里就是这样……”
一位大邱庄的村民回忆起1977年大邱庄的那个秋天下午时说。那不是又一位中国领导人逝世，村民们聚会的原因，是因为大邱庄的村支书禹作敏在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之后，敲响了村头的大钟，召集村民会议。
这位大邱庄史上最著名的农民用了三天的时间来思考如何让他的村庄致富。在历史上，大邱庄因为它的贫穷闻名，后来大邱庄的庄稼能手李德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回忆时还说：“你知道啥是穷吗？穷……奶奶的！人家说俺大邱庄砖头砸死人不偿命，那是笑话俺庄哟，因为老东乡（大邱庄）一个村里一找不到砖头！”民间则流传着宁吃十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歌谣。
后来禹作敏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刑军玮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就真想一下子富起来。有一次整整三天，我都没合眼，烟也不知道抽了多少，天天一个人在团泊洼的盐碱地上走来走去，当时我想，如果大邱庄像小岗那样搞联产承包，每人大约可以分以到一亩盐碱地，即使把这一亩全分到各家各户，也不会富起来。旧社会，大邱庄的两家地主老财都还吃糠咽菜，你说这可怎么富呢？那时候，富人是那些在天津城里有工厂有商号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才能吃上大米洋面。大邱庄这地方，要想富，可以说比登天难不了多少。惟一的出路就是一个工字，无工不富。”
禹作敏在那天悲壮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同时还有他的承诺，“第一，我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第二，让村里的光棍都搞上对象，成个家”。村民们望着这位苦出身的书记，想起他曾经要查自己当会计的侄子的帐，而逼迫得这个大邱庄惟一的高中生卧轨自杀，想起他往昔的种种事迹，炸雷般表示对他的支持。这座位于天津静海县一片盐碱地中的村庄，由此迈出了成为显赫的天下第一村的第一步。
禹作敏通过各种方式筹集到了15万元，买了3台从天津淘汰下来的旧轧钢机，办起了中国第一个乡镇工厂冷轧带钢厂。其时禹作敏已经50岁，但仍和小伙子一样争强好胜。当有人对禹作敏说：“大邱庄要是能靠这个富起来，让村民们有饭吃有钱花，我就爬着去给你拜年时”，禹作敏当即反唇相讥道：“要是卧不能让大邱庄靠这个吃上饭有钱花，我爬着去给你拜年。”结果，这个轧钢厂在当年就开始盈利，然后在第二年收回全部投资，并且还净赚利润30多万。
尝到了甜头的禹作敏和大邱庄村民们一发不可收拾。10年之后，1987年，大邱庄全村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7个，固定资产有3371.4万，利润1513.5万，生产着100多种产品。也就是在这一年，大邱庄得到了“天下第一村”的美誉，在全国村级乡镇企业评选中，大邱庄工业产值第一，纳税额第一，集体积累第一，人均收入第一，成为全中国农村的楷模。
1992年时，禹作敏把大邱庄的工厂整合成了四家集团公司：尧舜集团、津海集团、津美集团和万全集团。两年之后，这四家集团公司工业总产值达到了70亿，利润5.1亿元。
但是与此同时，禹作敏的桀傲不逊开始表现出来，并且让很多人不悦。
禹作敏有一条语录，“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顺口溜当时就让舆论大哗，说他是鼓吹“一切向钱看”。有人主张这句话要说也得改改，把“钱”字改成“经济效益”，把“前”字改成“共产主义”。“只有向经济效益看，才能向共产主义看，这样说才说得通”，这是别人在替禹作敏打圆场，可是禹作敏并不领情。“你到商店里买东西，给钱的时候说什么说‘给你十块经济效益’？”
有人认为禹作敏这一段话是倡导一切向钱看，提倡走资本主义道路。禹作敏听说后，大发雷霆，怒气冲冲：“我们是农民，农民有什么资格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还是薄一波给禹作敏解了围，他说禹作敏这样讲没有问题，才算没有人再拿这句话说事儿。
有一次禹作敏生病住医院，结果他的派头震住了周围的病人和工作人员。他只抽当时最高级的中华牌香烟。烟都是让人点上，恭恭敬敬递到嘴边，然后等到烟抽得差不多了，一边的人再小心翼翼把烟灰和烟蒂清除干净。他吃上等的河蟹，而且由人剔好肉之后送到面前吃。
跟禹作敏同一病房的一个老干部看到禹作敏的作风，就问禹作敏是作什么工作的？禹作敏说是村党支部书记。“这么说是个土皇帝了？”老干部说。“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禹作敏回答道。
不只是这些人对禹作敏不满，禹作敏对他们也不满，“养猫是为了逮老鼠，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有人摆弄猫是为了解闷，让猫服服贴贴地趴在他的腿上供他玩赏……有人问我什么最难？我说跟形势最难。美国、日本的企业家都不如中国的企业家。因为他们都是两手抓经济，我们是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政治。譬如，为接待一批老同志，光‘四菜一汤’问题我就研究了半天。吃饭时，最后一个菜是小葱拌豆腐，一位老同志说：‘你真是个企业家，一青二白，回去我们好说话。’临走送礼品，一人一袋棒子面。我说：‘谁要谁举手，不举手不给，不然我有行贿的嫌疑。’结果全都举了。”
他还说，公安局和检察院曾查了我七个月，最后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说“你经得起考验”。我心想，哪有公安局、检察院老考验人的？也有人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说，你不做亏心事，如果鬼老叫你的门，你不得失眼症才怪呢！
禹作敏乘坐奔驰560的时候，一个干部曾经问禹作敏：“中央各部的部长都不坐这么豪华的奔驰560车，只坐奔驰280，你是什么级别？就敢坐？”禹作敏顿时火起：“司局级坐中级车，部长级坐的高级车，我们农民没有级，谁给我们定过坐车的标准？农民是个什么级别？别拿我们跟有级别的比，过去，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怎么没人跟我们比？”
后来禹作敏自己对大邱庄的村民解释说，“我又不到处跑，要那么好的车干啥？穿西服，真的不如咱大腰裤舒坦，西餐的味道，也比不过咱们的玉米粥和贴饽饽熬小鱼。我这么做，主要是给别人看看，给咱农民露露脸。”
如果说农民这种身份曾经让禹作敏焦虑的话，现在他四处显示农民能够达到的高度。他总是说：“我就是个农民！”动不动就用农民作为借口来回应别人的攻击。
禹作敏自己的住宅有六百平方米，他总喜欢问别人：“我的房子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后来据说他经常表示，他的水平，也可以干个副总理。这是他在暗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位显赫农民陈永贵做比较。而他也在处处显示自己农民领袖的身份。这在他对待其它著名的农民英雄的方式上可以看出。
1992年时，禹作敏已经异常炙手可热。用禹作敏自己的话来说，“这几年，到大邱庄来的人成千上万，你说吧，到了大邱庄谁不想见见我禹作敏？来的人真是中国的、外国的、香港的、台湾的，哪里的都有，一天下来上千人十几拨、二十几拨，跟车轮战一样，要是都见到，我还不得累死呀？我一天最多见过8拨人，没完没了地握手、说话，同样一句话，我得对着不同的人说不知多少遍。就这，要是有谁没见着，回去就会有意见，说你骄傲……”经常是一大群来访的高级别的政府官员被禹作敏拒之门外，原因是怕打扰禹作敏的工作。这位桀傲不逊的庄主在自己豪华的办公室内闭门谢客。但是当天津小靳庄的村委会主任王作山和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来访大邱庄时，禹作敏欣然答应亲自接见二人。
禹作敏还对这两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农民领袖慷慨解囊。他当场答应给小靳庄6万元，以解小靳庄村办企业拖欠工人工资的燃眉之急，并且还答应帮助王作山建成一座年利润达到150万元的工厂。当郭凤莲对禹作敏说大寨办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资金问题时，禹作敏当场回答：“这好办，你们不用到处求人了，我给你解决。”随后禹作敏马上让人开了50万元的支票给郭凤莲。郭凤莲要给禹作敏写借条，禹作敏慷慨的摆摆手：“别写借条，这钱不用还。农民帮农民，这是应该的。”至今在华西村中，仍然摆放着当年禹作敏送给吴仁宝的一辆轿车，只不过吴仁宝如今展览出去，是用来警惕自己不要像禹作敏那样忘形。
有记者问禹作敏说，都说没有禹作敏就不会有今天的大邱庄，禹作敏也会回答说：“不能这么讲，那有些太离谱了。毛泽东都不是神，我能是神？”再问，说外界都传说禹作敏是一个骄傲的人，禹作敏则辩解说：“毛主席说过，‘骄傲使人落后’，要真是我们大邱庄人骄傲，那怎么还一年往前进一步呢？1992年我们大邱庄的总产值是40个亿，1993年，我们的总产值是80个亿，预计明年，可能要达到150个亿，你们说这是骄傲吗？依我看，说这话的人，是没把骄傲和自豪分清楚。”
但是禹作敏终于还是被人抓住把柄，或者说，这个农民终于桀傲不逊到得意忘形，在大邱庄内私设刑堂。他宠爱的手下打死了人，他甚至认为自己仍然能够一手遮天，庇护自己的手下，因而竟然鼓动全庄对抗一个国家机器。他忘记了，一个真正骄傲的人要确保自己做到无懈可击，不然，他的骄傲得罪的敌人会利用他任何缺点向他攻击，直至将他击溃。
“与其说禹作敏是在与法律和警察对抗，不如说他是在与整个官员集团对抗”，作家凌志军说。新闻记者们都得到了上级的指示，一律不准介入大邱庄事件；而那些在1980年代曾经帮禹作敏说过话的政治领导人这次也都沉默了。最终的结果是，1993年4月，警察抓住了打死人的四个讨饭，然后逮捕了禹作敏——当然也不是所有大邱庄的人都这么不冷静，在禹作敏决定与政府和公安机关公开对抗的时候，津海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延军以死相劝，拿起桌上的烟灰缸打破了自己的头。津美集团公司总经理赵书忠，在禹作敏与政府对抗期间，借故跑到外地，用电话指挥本公司的生产和经营。
凌志军说，尽管媒体鲜有报道，但是禹作敏的被捕仍然引起渲染大波，“那些天京城一个记者家里的电话一到晚上就响个不停，很多人想要打听禹作敏的情况。这些人都是十几年来中国改革浪潮中的风云人物，把禹作敏视为自己的同类。”
对于禹作敏这个人，凌志军的评价最为中肯：“邓小平时代之所以激动人心，还因为创造了禹作敏这样的人。从很多方面来说，禹作敏都可以算做中国人中的罕有人物。他的罕见不是因为他的显赫或者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的藐视显赫和嘲弄财富。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在漂泊流浪中度过童年的人，一个只接受过三个月私塾教育的半文盲，一个到了中年还食不果腹的人。直到五十多岁，也即城里人接近退休的年龄，他才开始了震撼全国的历程。他的命运以及他对亿万农民产生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可与之相比。陈在毛泽东时代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国家权力更迭中又丢掉了这一切。这个人却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鸣惊人——有几年他的名声甚至在那些党的高级官员之上，却又在邓小平时代结束的时候锒铛入狱。他的大红大紫和大悲大戚，都使得一些人兴高采烈而另外一些人垂头丧气。”
而失去了这位褒贬不一的农民，大邱庄尽管仍然在经济上保持不坠，但是却很难寻回昔日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