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参谋处呆了一个多月，看了策动汉奸部队反正的有关文件，了解到驻豫东日伪军的番号、主官姓名、部署、装备、兵力等。8月中旬，参谋处长转来程潜主任的派令，派我为“天水行营豫东特派员”。任务是策动汉奸部队反正。接着，参谋长找我谈话。他说：“宋克宾叛国投敌，程主任极为愤怒。你奉命东去，任务重大，要小心谨慎，艰苦工作，完成任务。有何困难，可以告我，必要时，我可以电令前方部队支援你。”
接到命令之后，我准备出发。行营给我派了三名联络参谋和一部电台（即一个通信班）。九月初，我们由西安出发，经兰田、南阳、周家口等地，到了界首。为便于工作，我把电台安装在黄泛区以北的鹿邑县秋渠集，我也住在此地。
为弄清汉奸部队的情况，我把三省联络参谋分别派到开封、商丘、徐州；我自己也化装进入商丘城。经过侦察，我了解到宋克宾投敌后，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第三师。宋任师长，蔡洪范任副师长，部队驻在商丘以东30星的马收集。我还了解到，我打游击时编的游击第六支队袁天柱部，未去河北，也投敌了；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独立团，驻在商丘以南的马头集。袁天柱的青帮师傅祁虞琴，是我的老朋友，现任国民党夏邑县县长，常来秋渠集专员公署办事。根据突破一点，逐步推进的工作方法，我决定：我的策反工作，先从有条件、容易成功的袁天柱部开始。要策反袁天柱，必须先说服祁虞琴。
祁虞琴是我们组织豫东抗日游击时的第一支队长，他曾率队拔除过日军的刘堤圈据点。有一次他来秋渠集办事，我请他到我的办事处吃饭时，我故意地说：我们一同打游击的人，有些人当了汉奸，而你一尘不染，坚持抗战，真是爱国志士啊。他说：我祁虞琴是中国人，就是刀按在脖子上，我也不会投降日本，不会当汉奸。我说：好！好！你现在是夏邑县县长，你不但要独善其身，而且要兼善及人；你的大徒弟袁天柱率部当了汉奸，就驻在商丘、夏邑交界的地方，你应设法把他拉过来。祁虞琴说：天柱现在有两干多人枪，我这个县政府范围小，容纳不了他。我说：你只要能把衰天柱拉过来，我可以申请天水行营，给他编个新番号，职位绝不会比现在低。祁虞琴惊异地说：真的吗？我说：这是关乎抗战救国的大事，我还能说假话嘛！我把天水行营给我下达的策反伪军的命令和汉奸反正奖励办法给他看了。祁虞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佩琦，我一定设法完成这个任务。”
过了一个月左有，祁县长来我处说，他见到了袁天柱，谈了反正的问题，经过几次磋商，袁天柱表示，完全相信葛处长（打游击时的称呼），但有些具体问题，需要当面研究，袁天柱希望和你谈谈。我说：可以。过了几天，我换上便衣，和祁县长一同骑自行车出发，到了夏邑县境的一个农村（敌伪统治区）。
晚上，袁天柱来了，老朋友见面，他表示很亲切。他提出三条要求：（一）给他什么名义都可以，但编制不能小于团级，因为编制小了，人事不好安置；（二）反正后，不要调离豫东，因为官兵大多数是豫东人；（三）发动反正时必须有国军（指抗战部队）掩护，以防日军追击。
我说，这三条保证可以办到。袁天柱当夜就回去了。次晨我到夏邑县政府所在地，住了两天。祁县长和我初步商量了反正的行动计划。
回到秋渠集，我将袁天柱提的三条要求，电告天水行营。第三天接到程潜主任的复电：第一和第二两条照准，第三条已电令何柱国军长（当时何是骑兵第二军军长，驻沈丘，届时派兵掩护。一方面，我派专人把这个电报送给祁县长，请他转给袁天柱；并请袁天柱决定一个发动反正的准确时间，派专人来秋渠集告我。另一方面，我到沈丘与何柱国联系。何军长说，已经接到程主任的电报，决定派驻鹿邑县白马驿的徐春芳团长，届时率骑兵前往掩护。他写了一封信，要我带交徐团长。我回秋渠集后约10天，袁天柱派一名参谋送来了发动反正的准确时间。
我拿着何军长的信去见徐团长，并把袁天柱部现在的驻地，发动反正的时间，反正后到达的集合地点，告诉了徐团长。他说：我一定按命令执行任务。返回秋渠集后，我写了一封信，把徐团长率骑兵前往掩护，反正后的集合地点，通过前线时的“口令”，告诉了袁天柱；并要他发动后，立刻派专人骑自行车来通知我。我把信交给了袁天柱派来的参谋，要求他火速回去，把信交袁“团长”亲启，不得有误。
在袁天柱发动反正的前一天我接到祁虞琴派专人送来的信。其中说：袁天柱决定按原定时间发动，务必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接信后，我立即把我下达给袁天柱通过前线的“口令”，告诉了住秋渠集的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王瘦吾，请他转达前线部队，以免发生误会。
1940年2月7日夜（农历除夕），袁天柱率部反正，胜利地开到我指定的集合地点（秋渠集以北的某村）。我立即发电报给天水行营程潜主任。不久接到程主任复电：“派袁天柱为第一区游击第28支队司令”。并电令表扬全体官兵的爱国行动，发给他们大笔奖金；我也得到程潜主任的表扬和奖励。
下面来谈谈我策动宋克宾部反正的情况。
1939年冬，我托人带一封信给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第三师副师长蔡洪范，劝他早日率部反正。他派人送给我一封回信。其中说：他绝不甘心当汉奸，但目前有种种困难，不能发动反正。
蔡洪范听说袁天柱部反正，是经我手办的。他于1940年4月，派人来秋渠集，接我到他的老家虞城县谈谈。我在动身之前，先到沈丘县和何柱国军长见了面。当我把蔡洪范派人来接我的消息告诉他时。何柱国也把他正在策反伪和平救国军一军的其他两个师长（曹大中、李忠毅）的情况告诉了我。他并说，最好能使三个伪师长同时发动反正。
我回到秋渠集之后就随着蔡洪范派来的人北上，通过日军沿陇海铁路布置的封锁线，到达了虞城县。蔡洪范和我一见面，他就开玩笑说：在河北你跑了，没有跟着我们来当汉奸；今天把你扣在这里当汉奸。
我说，是你把我扣在这里当汉奸？还是我把你拉过去抗战？走着看吧！他笑了。
蔡洪范说：这次是子贤（宋克宾的字）要我请你来的，怕被日本特务发现，才请你来我家谈谈。他接着说：子贤和我都不甘心当汉奸；因为在河北遭到日军扫荡，损失惨重，士兵思乡心切，才回豫东当了汉奸；你给想想办法，我保证把部队带回抗日战场。
我说，子贤能同意吗？
蔡洪范说：子贤是同意拉过去的；但他有两点顾虑，（一）他是程潜将军提拔起来的，半路当了汉奸，他怕拉过去之后，程潜不信任他，不让他带兵了；（二）第三师驻在马牧集，距商丘日军只有30里，距抗日部队有200里，如果发动反正，他怕被日军追击消灭。
我说，《策反条例》规定，对反正部队不撤换主官，不抽调士兵，你们拉过去，子贤仍可以当师长；现今在前线的抗战部队，是何柱国的骑兵第二军，如果你们发动反正，我可以与何军长联系，派骑兵掩护你们。
最后，我对蔡洪范说：请你转告子贤，要反正，就快下决心；否则，恐怕要落到别人后边了。但我没有告诉他关于曹大中、李忠毅的情况。我和蔡洪范约定通信联络办法，就告别了。
回到秋渠集，我把上述情况，电告了天水行营，程主任复电说：转告宋、蔡，打消顾虑，及早发动，有功者奖。我派专人把这个电报送给了蔡洪范。
7月上旬，我接到蔡洪范派专人送来的信。其中说：南调工作已准备好，接程主任命令，即可行动。我急电转报给天水行营。程潜主任复电说：策反工作可与何柱国军长合作进行，已电何知照。接电报后，我思想上有点波动。
我专程赴洛阳，将上述情况向刘子久同志汇报了，并征求他的意见。刘子久同志说：你与何柱国合作策动汉奸部队反正，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利于抗战；你要把宋克宾拉到新四军去的想法，难以成功。
我从洛阳回来，就到沈丘去见了何柱国，把我策动宋克宾师反正工作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策动曹大中、李忠毅两个师反正的工作，也很顺利。他准备把3个伪军师的情况，一同报给军事委员会（指国民党军委会），为他们报请番号和编制。他说：军委会已来电指示，曹大中、李忠毅、宋克宾率部反正后，合编为新七军，他们三人仍担任师长。我和何柱国研究决定了发动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的计划，由何柱国统一指挥。
194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三个伪军师同时发动反正，开到了指定的集合地点。我们策动豫东伪军大反正的计划，胜利地完成了！狠狠地削弱了日本在豫东的统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