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伴敌人如伴虎狼！这是我经常念叨的一些警惕语。我也为自己订了一些行动守则：要静如处女，动如脱兔；要机智、勇敢、沉着、谨慎。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白色恐怖下，我们的地下组织还是被敌人破坏了，一些同志被捕了！
1947年10月10日，为了应付场面，我们出席了国民党当局召开的“国庆纪念会”。晚上，邢国彦和王书鼐两同志来我家聊天，10点钟左右送走了他们。我刚刚入睡，电话铃响了，我被惊醒。我拿起电话，听到一个熟悉而急促的声音：大哥，李年被捕了！这是李年的爱人何英芬同志的声音。她也是我党地下党员，负责译电工作。我问：是被哪方面逮捕的？她说：是行辕的一位科长带着来的。我意识到：这不是李年的个人问题，而是地下组织被破坏了！因为行辕二处是属于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放下电话，我就考虑：我怎么办？是逃跑？还是坚持岗位，营救同志？如果黑名单上有了我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黑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也不会因为我营救同志被逮捕。既入虎穴，何必怕虎。我决定坚持岗位，营救同志。天还不亮，我就到了李年家，见到何英芬同志。她走了定神，对我讲述了李年被捕的经过，是东北行辕的董科长带着另外一个人来的，先说是请李年到行辕开会；李年穿上大衣要走时，董科长要他带着行李，我就有些怀疑，我送李年出门时，看到门外站着两个带枪的人，我肯定李年是被逮捕了，就给您打电话。我问：他们拿走我们的文件和秘码本没有？她说：没有。我又问：你看，出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她说：最近从西安来到沈阳的东北通讯社的申台长，十天前就失踪了，问题可能出在他身上。我说：这样，东北通讯社（掩护地下电台的组织）社长王书鼐也可能被捕。她接着说：我给您打完电话，就给王大哥打电话，说了两句话，电话就断了。我马上就拨叫王书鼐的电话，仍然拨不通。我对何英芬说，你再仔细检查一下，把所有的机密材料，迅速烧掉，以免敌人再来检查。敌人拿不到真凭实据，官司就好打。说完，我就去了王书鼐家。
我走到王书鼐家，天已大亮，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王书鼐的爱人在家。我问：我给你们打电话，为什么拨不通？她说：电话被掐断了，书鼐被捕了；是行辕二处张副处长带着人来的，把邢国彦（住在王书鼐家隔壁）也逮捕了。我问，他们拿走什么文件？她说：没有。我到邢国彦家去，他家没有人。我就回家了。
早饭后，我到行辕参谋处找一位张科长，他是我的山东同乡。我说：政工处二种科长李年是我的北大同学，昨晚被二处董科长带着人捉走了，他的妻子很着急。托我代她打听一下，李年被捉的原因和现在的下落；你能帮忙问问董科长吗？张科长立即叫通了董科长的电话，谈了此事。打完电话，张科长对我说：案子是北平方面来办的，董科长是奉命协助；原因是其产党嫌疑。下落还不能公开。
为了弄清楚李年等被捕的情况，看看我是否有被捕的危险，我向有关人士进行了探询。我去访问了一位老朋友洪处长。他说：李年等被捕的事，我知道，什么原因我也弄不清楚。他说：我们一同到东北行辕去问问崔处长。见到崔处长，谈了李年被捕的情况之后。崔处长说：在行辕内部出了共产党的案子，陈（诚）代主任很生气。你们过去和李年有交往的人，言行要特别小心。告别崔处长，走在路上，我问洪处长：你看事情是否有扩大的可能？洪处长说：我认识沈阳市督察处处长（军统特务），我去打听打听。
他们被捕后的第三天。李年等三位同志的爱人来我家。我把昨天我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告诉了她们。她们和我商量如何营救三位被捕的同志。我说：他们三位都是在职的“军政机关官兵” 李年是东北行辕政工处的科长、王书鼐是沈阳警备司令部的新闻处副处长、邢国彦是辽北省长岭县县长。你们先分别往访他们原单位的领导人，看看那些人的态度，作为我们营救工作的参考。她们同意我的意见，分别去找有关单位领导。
我陪着王书鼐同志的爱人，去见沈阳警备司令楚溪春。她说：楚司令，书鼐是警备司令部的新闻处副处长，天天上班，辛勤工作，突然被捕了，这是为什么？押在什么地方？楚司令说，“王太太，这些事人家能告诉咱吗？”过了几天，我分别去见李年和邢国彦同志爱人，问她们上访的情况如何？她们说：没有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她们三位大嫂交给我一个简单而难办的任务， 要我设法找到关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方。她们说：天气冷了，找到他们的地方，以便给他们送点吃的和穿的。我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从一个特务的妻子口中，得知关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点： 沈阳市昆明街81号。这是国民党军统组织在沈阳的秘密监狱。我把这个地点，告诉了三位被捕同志的爱人。通过她们给被捕同志送饭、送衣物，我得知三位被捕同志，都遭到严刑拷打。
一天晚上，一个从西安一同来东北的熟人，到我家串门。我知道他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他不知道我参加了共产党。他说：你和李年等三人经常来往，现在他们因共产党嫌疑被逮捕了，你又帮助他们的家属营救他们，这是政治问题，有人对你有怀疑，你最好不要再管他们的事。我说：朋友相交，要重道义。你、我和李、王、邢三人，都是从西安一块来东北工作的，我们都是“朋友”，他们遭不难，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的家属营救他们。即使法院将来查明他们是共产党员，枪毙了他们，我们也应帮助他们的家属买棺材、收尸。法院不会因此逮捕我们。他听了我的话不对味，就告辞了。
过去我和赵耀斌约定，他每天寄给我一份西安情报组织办的《新秦日报》；作为日常联络信号。自李年等被捕后，我没有收到这份报纸。我怀疑是否西安地下情报组织也被破坏了？但我不敢写信打听。
有一天洪处长来我家，我提出这个疑问。他说：据西安一人谈，赵耀斌被捕了，研究书店和《新秦日报》被国民党查了。洪处长又说：他到沈阳市督察处去问了。督察长说：李年他们的案子，是北平方面来办的，办完了，就完了，不至于再扩大。督察长还说：他知道你是程潜将军的老部下，不会因为你和李年有来往，就怀疑你。从此我才放了心。
1948年新年前后，有一位被捕同志的家属对我说：她去送东西，监狱的看守不收了，并说以后不要去送了。她有些害怕，怕是亲人被处决了。我说：不至于；如果处决了，监狱要通知家属的。我又去问那个特务的妻子。她说：没有听说最近监狱里处决过人，李年等的情况，她也不知道。我一直在为三位被捕同志的处境担心。——一月中旬，何英芬同志告诉我：她接到了李年的来信；其中说，他们被捕的人，已经被国民党用飞机押送到南京。我才知道他们确实还活在人间，我为他们庆幸！
地下组织和电台被敌人破坏了，情报发不出去；蒙难同志被转送到南京了，沈阳没有营救工作可作。我想离开沈阳，回北平。但我又一想，我党在东北，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沈阳解放指日可待。我留在沈阳，虽然不能做情报工作，还可以利用旧有的社会关系，做其他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沈阳解放后，我可以找党组织接关系。于是我决定留在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