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寺痛击“范哈儿”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欧阳敏 本章:金华寺痛击“范哈儿”

    12月下旬,范绍增以所部四个旅由李家坝、凤凰山、复兴场、石桥河一线,再次向红军发动进攻。

    范绍增打仗很鬼,他命令部队紧跟在红军屁股后面,红军停下来,他就在红军阵地前方一二百米处赶筑临时阵地。第二天一大早,范绍增以四个团分两路一齐进攻。几千人的部队密密麻麻如同蚁群,不要命地向前冲,敌军的阵地离我军不过二百米,几分钟就冲到跟前。

    这次与范绍增过招的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二六八团为抵御敌人的冲击和炮击,利用有利地形,在此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光有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很多工事上还加有一排排碗口粗细大树做成的“顶盖”,有的顶盖有两三层之厚,不光可以抵挡手榴弹,有的甚至可以抗击敌人的迫击炮弹,这种工事红军称之为“木城”。工事外密密排着丫丫杈杈的树干,状若鹿角,树枝丫口向着敌军,一层一层的,有十余米宽,敌军冲到这些工事前,攀爬不易,躲避无地,立即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工事里的红军得以逐个射杀,不长的时间,工事前面立即被死尸铺了一层。后面的敌军见状,再也不肯向前冲。陈昌浩在战斗后撰写的报告中举例说:“敌人两个营围住我二六八团一个排的工事,却被我们两班人打得飞跑了。三十六团一排人在工事里与敌人六七个团打了一天。”

    攻击了半天,死伤遍地。范绍增见无法突破红军阵地,大为恼火。他到底是土匪出身,便使出怪招,派出所谓“神兵”。这些“神兵”是当地反动会道门头子组织的道徒,这些人个个身披红布,头扎黄表纸,喝了朱砂酒,手提大刀,脸上画得如同地狱里的鬼怪,冲锋时披头散发,袒胸露臂,手舞足蹈,口念咒语:“昆仑山,缠硬体,观音赐的金刚体。金刚体,肚炼气,能挡万枪能防戟,枪炮子弹不入体……”冲锋时,这些“神兵”在前,范绍增的敢死队在后,其余部队紧随其后,范绍增的督战队守在出发阵地前,他传下命令,只准前进,不准后退。

    这帮亡命徒刚出现时,有些红军战士也被吓住,神情紧张。部分有经验的老战士稳稳当当端起枪,瞄准冲在最前面、叫喊最凶的家伙,“当”的就是一枪,枪响人倒,鲜血喷涌,刚才还活蹦乱跳的,现在躺倒在地一动不动,随着枪声不断响起,一个、两个、三个,眼看这些“神兵”们纷纷倒地,战士们不怕了,那些高喊着“刀枪不入”的“神兵”们反倒吓得扭头就跑。敌人的冲锋再次被瓦解。

    范绍增手下多半是土匪出身,这些家伙们有不少都是善于钻山沟的惯匪。范绍增将这些惯匪组成多股,由副师长罗君彤指挥,从远离北山场阵地右边的山林中楔入,从纵深威胁红军后边防卫,这一招立即见效,前沿红军撤出北山场,退守土地垭、石龙场一带。范绍增部以伤亡一千余人的代价,占领北山场、高冠子、龙台寺一带。另一股敌人亦由江陵溪沿巴河进至三溪口、青龙场之间。

    攻占北山场的次日,范绍增部孟浩然旅继续向王家岭、金华寺进犯。

    孟浩然旅属于预备队,孟浩然认为北山场红军的主力已被击退,自己再由王家岭、金华寺进袭土地堡切断红军后方,当属轻而易举。他立即命令所部一个团由右翼向金华寺东面发起攻击,夺取马鞍山制高点;另一个团由左翼向金华寺西南面进攻;另留一个团为总预备队位于王家岭街市附近。

    扼守金华寺的为红九军二十五师一个团,由师政委陈海松率领。

    陈海松,湖北大悟人,1930年参军,先后任勤务员、通讯员、营宣传队长、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三十六团特务连指导员、机枪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等职。1933年,在反“三路围攻”时,奉命率两个连扼守杀牛坪,抗击田颂尧部两个师五个团的轮番攻击,激战三昼夜,毙伤敌一千五百余人,阵地屹立未动,创造了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1933年6月,他由七十三团政委升任二十五师政委,年仅二十岁。

    就在不久前一次战斗中,他率领部队坚守阵地,激战七昼夜,部队奉命撤退。离开阵地后,陈海松拿起望远镜对阵地进行观察,发现距敌阵地不远的桥头上还躺着二十多位我军伤员。活不投降、死不丢尸是红四方面军的传统。他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撤退,组织突击队返回去抢救伤员。此时敌人已经向我放弃的阵地运动,发现我军又返回来,立即集中火力射击。陈海松组织十几挺机枪猛烈射击,在机枪火力掩护下,突击队将伤员全部抢了回来。陈海松对这些伤员说:“同志们,是我疏忽了,对不起你们,让你们受苦了!”

    1936年,陈海松任西路军红九军军长。1937年3月,在甘肃祁连山下的梨园口战斗中,为掩护三十军和总部撤退,陈海松率领九军浴血奋战,身中八弹,壮烈牺牲。同年,在延安宝塔山下,中共中央为陈海松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为陈海松举行的追悼会。朱德多次对一些老同志说:“陈海松是红四方面军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金华寺为马鞍山制高点,四周陡坡悬崖,金华寺的反斜面即可直下通江河谷。孟浩然旅从拂晓开始攻击,红军在这里依托山崖构筑了坚固工事。敌人沿着山坡仰攻,激战至中午,虽然爬到金华寺山腰处,但前面悬崖陡立,无路可走。红军在山上居高临下,俯瞰攻击。敌军攻击至此,在红军密集火力下,伤亡重大,死伤遍地,活着的已经精疲力竭,挤成一团躲在山崖下,进退两难。

    孟浩然见前方士兵既不能战,又不能退,不是想办法将他们救出险境,反而亲来督战,催逼部队继续向上攀爬仰攻。陈海松见敌人施展不开,立即下令反突击,刹那间,十几把冲锋号同时吹响,顿时山谷回应杀声震天,多路红军如同决堤山洪冲杀而下,锐不可当,敌军顿时仓皇失措,一派混乱。原先退入金华寺周围深谷中隐蔽的红军,亦于此时冲出。这些部队在旗手的引导下呼啸而至,只见漫山遍野,红旗招展,数千名红军战士手中的大刀、刺刀寒光闪闪,冲进敌群,如同砍瓜切菜,数百名敌军瞬间毙命,逃兵慌不择路,有的跳崖上树,有的滚下山坡,跑不了的跪地缴枪。兵败如山倒,在山脚督战的敌旅长孟浩然也被卷入败兵潮中逃命,红军赶杀数里,一直追到王家岭街市。直到另一股敌军飞跑来援,占领嵌口岩北端两鼓山阵地,才避免孟浩然旅全军覆灭。这一仗,孟浩然旅伤亡失踪逃散多达二千六百余人,一个旅仅剩一个团,基本被打残了。

    红军在金华寺重创孟浩然旅后,一鼓作气,转向高冠子、印盒寨廖雨辰旅阵地进攻。红军发挥夜战特点,午夜三点钟,对守敌发动猛烈攻击。红军一部从正面突破敌军阵地,一部从右后方迂回包围。夜色昏暗,视线不清,为了区分敌我,红军战士们胳膊上缠着毛巾,突入敌阵,与敌军展开肉搏。

    肉搏拼杀最见士兵素质和精神。每次肉搏时,红军从指挥员到战士一个个热血贲张,竞相争先,许世友、王建安、陈海松、王近山、王宏坤、程世才、熊厚发等许多师团级指挥员也和战士一样,手提大刀,身先士卒,与敌人拼杀,许世友、王近山、熊厚发等人是全军闻名的“不要命”。突击时,总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身边几个警卫员拉都拉不住。指挥员带了头,战士们更是奋勇争先,与敌人拼杀时,一对一、一对二,有的甚至一对三,毫不手软。两军近身肉搏,刀光血影中,头颅滚地,鲜血喷涌,惨叫哀号,那个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川军士兵多半是被拉夫和强征入伍,大多抱着“当兵吃粮”的想法,平日里根本没有拼杀训练,隔空开枪还凑合,面对面真刀真枪拼杀就不行了。尤其是那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血淋淋场面,给他们精神上极大震撼,看到战场上不断倒下痛苦哀号的人,一个个吓得肝胆俱裂,身瘫腿软。有的敌兵拼杀时,对手刺刀未到,自己就已倒地,浑身哆嗦,口不能言。有的敌兵见对手双眼充血,大喝一声冲过来,吓得扭头就跑,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敌军士兵不是跪地缴枪,就是撒丫子飞跑,肉搏拼杀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在北山场督战的范绍增,见势不妙,一面令尚未溃散的敌军严守主阵地不得后退,一面急调总预备队一个团和手枪一营、冲锋枪一连跑步赶来增援,才挡住溃兵逃散。双方混战至黎明,敌人增援部队逐次增加,出击的红军才节节掩护,逐渐退去。这一仗,廖雨辰部伤亡一千余人,报销了近一半。

    范绍增眼见得自己的部队损失如此惨重,不得不放下“哈儿”劲,暂停进攻脚步,自12月底起,与红军进入对峙状态。

    范绍增的经历值得一提。在四川军阀中,他也算是一员悍将。全面抗战后,范绍增被蒋介石任命为八十八军军长出川抗日,在日寇面前,范绍增表现出中国军人的气节。1940年冬,与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在宜昌一带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范亲临第一线督战,终于击败日军。当年春节时,老百姓慰问范绍增部。范绍增说:“这回打日本人,不是老百姓帮忙,还是打不赢的,二回我们不把仗打好,老百姓要吐我们口水! ”

    1942年5月28日,范绍增率部与日军激战,击毙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中将。在日本陆军历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5月29日,范部又击伤日军四十师团少将旅团长河野。1942年,范绍增被蒋介石明升暗降剥夺军权,一气之下,范回到四川赋闲,其间经常接触进步人士,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前,重新任命范绍增为川东挺进军总指挥。12月14日,范率所属官兵两万余人在渠县的三汇镇通电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解放军四野五十军高参、河南省体委副主任、河南省政府委员、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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