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20日，这在中国原子弹试验史上是应该记住的一天。这一天，虽说不是正式核爆炸，但却有着与核爆炸相似的重要。当时参加这项缩小尺寸的整体模型爆炸试验的人不多，可从技术角度而言，王淦昌心里明白：成功与否，意味着中国原子弹正式爆炸日的到来。王淦昌在获得中南海直接批准后，便与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进入了紧张的实验实战。在那些日子里，王淦昌一天光跑研究室、车间和实验场就得好几个来回……终于有一天病倒了，血压一下高了起来，这可把基地上上下下吓坏了。

    “你们怎么搞的？要是王先生有一丝闪失，我就枪毙你们！”基地的人还没见张蕴钰司令这么严厉地训斥过部下。

    “张司令，不能怪医生，我是上了年纪，有些高原反应罢了，不要紧的。”王淦昌赶快出来打圆场，为了不让大家担心，他有病也不说，甚至当着众人的面连药都不吃。

    “轰——”成功啦！成功啦！缩小尺寸的实验性爆炸获得了绝对成功。王淦昌像年轻人一样，高兴得跳了起来：“好极了！我太高兴了！中国的原子弹可以正式进入爆炸准备了！”1964年2月，中央一道命令，原二机部九所改为第九研究院，王淦昌被任命为副院长，继续主抓原子弹研制的生产与技术工作。4月，王淦昌和几位主要技术人员被北京派来的飞机突然接去。原来，周恩来总理亲自给他们下达了一项最机密的命令：“596工程”采取塔爆方式，于9月10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随时听从中央下达的正式爆炸的命令，要万无一失地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当时我们听了中央的这一精神，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多年的梦就要实现了，紧张的是假如爆炸试验中出一点差错，怎么对得起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呢！”王淦昌在事后的几十年，还这样感慨。

    谁都企盼成功，但谁都不可能在没有失败的经历中获得成功。王淦昌曾经对自己的弟子说过这样的话：“我从不惧怕失败。正是一次次的失败使我激发了对下一次实验的兴趣。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真理。”然而这一次没有失败，这一次不允许失败。虽然这对科学来说是有违规律的，但它必须是这种结果。你不管有什么理由，你一定得成功。这就是全中国、全民族给王淦昌等科学家的全部任务。

    王淦昌不像美国的奥本海默那么轻松，因为奥本海默是第一个试验原子弹的人，即使不成功也还可以进行第二、第三次试验，反正别人拿他没办法。王淦昌也不可能像苏联的科学家那么幸运，因为斯大林给苏联科学家的任务是“必须超过美国人的，不超过的我不想要”！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被隔海的美国人天天在用原子弹威胁，而“北极熊”更是张着大嘴巴要你好看呢！王淦昌没有退路。

    然而，就在各个系统按照中央确定的日子，全力准备在预定时间爆炸原子弹时，问题真的出来了！气泡！报告王院长，×××的三次模拟试验中出现了气泡！这一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基地本来对科学家们作出特殊安排：五一放假两天。但王淦昌没有休息，也无法休息。

    他刚从设在酒泉的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回到基地，一个紧急电话就跟到了他的屁股后面。

    “我马上就来！”没有顾得上喝口水，王淦昌便带着卫兵和两名助手，又赶往酒泉。

    “气泡事件”对当时整个原子弹爆炸试验前带来不大不小的紧张气氛。基地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要在当年的“国庆”进行原子弹实验核爆试验，这一严重的技术问题如果处理不掉，势必影响整个试验的时间表。能不急吗？基地司令员急，几万名将士急，聂荣臻、张爱萍等军委领导急，毛泽东和周恩来急。

    自然，在一线负责技术和生产的王淦昌就更急了！根据当时酒泉工艺车间负责人祝麟芳回忆：自一批浓铀235在兰州气体扩散厂生产出来后，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第一套合格的铀235部件正式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开始组合。这个铀235部件是原子弹的“心脏”。原子弹是个比人的生命体更为复杂的特殊“生命体”，其“心脏”出现“气泡”就意味着爆炸试验彻底“泡汤”。不用多说，“气泡”问题已经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了。王淦昌赶到酒泉时，负责铀芯技术的物理学家姜圣阶总工程师早已忙得不可开交，并正在发动技术与生产骨干找问题找原因。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继续重复试验！说来容易，做起来就比较艰巨和困难，当时我们国内即使是生产最精密的高新技术产品，用的却是最原始的设备。酒泉厂消灭“气泡”的整个战斗就是这个状况。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们无法上马，靠着真正意义上的自力更生精神，一炉一炉地重复着试验，一丝不苟地查找问题，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彻底消灭了“气泡”这个幽灵。

    五一节清晨，原子弹的“心脏”——铀芯正式安装完毕，而且经王淦昌等科学家检测合格。

    至此，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诞生。

    “全体集合！准备行动！”此时，从中南海传来一声号令。这句暗语告诉所有参与原子弹试验与生产的部门，原子弹安装开始！各路兵马向罗布泊集中……

    “我一定要去，不去心里不踏实。”在指挥部会议上，王淦昌第一个提出要亲自去西安和兰州等原子弹重要部件的安装与生产地护送“宝贝儿子”到罗布泊来。

    “王老，你年岁大了，有我各路精兵强将在，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司令员张蕴钰和李觉院长劝王淦昌不要担当累差。但王淦昌说什么也不听：“如今最后一步了，而且部件运送的安全与否，责任重大，我是总管技术和生产的，不去，出了问题怎么向总理交代？不行，我一定得去！”

    “好吧。王老要去，警卫部队的同志听着，你们要像保护原子弹部件一样一丝不苟保护好王院长，出了一点问题，军纪严处！”张司令员吩咐手下的一名师长。

    这是真正的战斗。在五一节之后的那些日子里，王淦昌像“接新娘似的”从郑州、从西安、从兰州等生产原子弹部件的地方，率千军万马，将原子弹部件一个个护送到罗布泊基地……那都是一列列警卫森严的绝密专列，其警卫的级别与中央领导出访等同。每到一个站，全部清一色一级警卫，就连车站的负责人甚至当地的最高领导都不知专列上装的是什么东西。有一次回忆中王淦昌这样描述过当时参与护送原子弹部件的情景：“我们都像天上掉下的神秘人物，不能跟车站或当地的领导同志说话，对方也不敢问我们一声是干什么的。有意思的是，那些警卫我的战士，只要我一行动，他们就左右前后地簇拥着，我真当了回大干部。太有趣了！”

    大爆炸就在眼前。

    6月26日，一座102米高的钢铁巨人在罗布泊湖边高高地耸立。这座由人民解放军124团5000余名官兵苦战数月竖起的铁塔，是原子弹试验的最后地点。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已经进入倒计时。

    9月中旬，王淦昌等基地技术与行政负责人全部被北京叫了去。

    这无疑是党中央对基地最高领导层做最后的一次检查和动员，但爆炸时间却没有确定。“听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临结束时对在场的这些早已按捺不住的将军们和科学家们这样说，“在正式命令下达之前的时间里，我们不能有任何松懈，无论从技术还是从官兵的战斗情绪上，一定要一切从零做起……”王淦昌和将军们如期回到罗布泊。基地所有人都明白，凭经验，中国的许多重要事件，一般都发生在元旦、五一、七一这样的喜庆日子。这回中央让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这等于告诉大家：国庆前将进行原子弹正式爆炸试验！9月15日，9月20日，9月30日……国庆快到了，怎么中央还没有下达爆炸试验命令？王淦昌也同大家想的一样，该是国庆前的一天正式爆炸呀！可一直到国庆节那天，北京仍然没有命令。

    “王先生，张爱萍将军明天要带你们去古楼兰！”像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一样，王淦昌也焦急地等待着北京下达爆炸命令。当听部下有人这样通知他时，不免奇怪地反问：“张将军让我们到古楼兰干什么？”

    “听说是带你们去散散心，那儿有很多鱼螺化石呢！”

    “什么什么？去拾鱼螺化石？”王淦昌火冒三丈，“我不去不去！都什么时候了，谁有那份闲心呀，不去！”

    “是王先生说不去呀？哈哈哈……”正在说着话时，帐篷外传来熟悉的声音。

    “张副总长来啦！”工作人员赶紧趁机溜走，免得挨克。

    “王先生，我是来向您转达周总理话的。”张爱萍说着在王淦昌的铺上坐下，郑重其事地说，“总理指示说，我们的‘小太阳’要等国庆过后，让那些来参加我们15周年庆典的外国朋友都送走后再爆。为了稳定军心，我和基地司令员同志作出了新安排，一方面让大家进行预防、预想查漏补缺，增加演练，以确保万无一失。另一方面怕大家在临战时大意紧张带来急躁情绪而影响我们的‘万无一失’，我准备组织同志们到古楼兰散心来调整一下情绪，您看如何？”王淦昌这才恍然大悟：“张副总长，你们到底是打仗出身的，考虑战斗艺术真有一套。行，我看大家的情绪现在波动很大，太需要调整了。包括我在内，都有些等不及了。好，明天我也跟你到古楼兰去拾鱼螺化石！”

    “王先生，由您一带头，我的工作就好做了几倍！”张爱萍握住王淦昌的手，动情地说，“王先生，你那么大年岁整天跟大家没日没夜地工作，千万要注意身体。否则我无法向总理交代啊！”

    “谢谢。谢谢总理和你的关心。”第二天，王淦昌随张爱萍一行到了古楼兰一带，那实在是个值得一看的戈壁滩上的独特景致。古河道虽然干涸了，却留下了深深的河床和随手可拾的鱼螺化石。加上左右追逐的、摇动着小尾巴和眼睛光亮溜圆的黄羊群，使整个“死亡之海”呈现少见的生命画卷。不用说，“诗人将军”的这一招，让随行人员简直乐开了怀。但唯独只有一个人既不拾鱼螺化石，又无半句笑语，他就是王淦昌。

    “王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张爱萍关切地问道。

    “没没，我在想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或者哪个环节上有质量问题，我想回去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先要看看那些线路接头安装得牢不牢。一想到这些，我就没了其他心思啊，张将军！”张爱萍把科学家的双手放在自己胸前，对天长叹一声：“国宝，我终于明白总理为什么这样珍重您这样的国宝啊！”

    “现在我下令：根据中央命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为1964年10月16日。从现在开始的48小时内，全体人员进入战斗状态……”10月14日下午，张爱萍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石头房”里向基地高级将领和王淦昌等技术领导者下达正式命令。

    “‘小太阳’终于要闪光了！”王淦昌内心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而作为现场的技术主要负责人，王淦昌又无法平静。在过去的几十天里，他和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等已经不知多少次检查过每一个可能出现问题的接头、线路或者装置，但毕竟这是第一次大爆炸，第一次真正的大爆炸，久经沙场的大科学家王淦昌心头紧张得直冒虚汗——他相信自己和同事们的能力，但他又担心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件太大的事了，只要有半点问题，就可能影响整个大爆炸，或者可能出现难以料想的可怕后果！啊，实在太可怕了！那绝对是不能想象的事！可又不能不朝那方面想一想。万一……那可怎么办呢？不，不能有这种“万一”，绝对不能有！可谁又能保证没有这种“万一”呢？

    事后有人说那两天里的“王老头”真的像个老头，不管见什么人，都要不停地问你这儿到底怎么样了？那儿到底有没有问题？当别人清楚地告诉他什么问题都没有时，他反倒又朝你瞪眼睛：

    “你怎么就敢保证没有问题？”训完，他又自己蹲下身子重新检查，直到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才罢手，可等临要离开时，又在唠叨：“再一起想想，看到底有没有问题呀！”他心头的压力实在太大了！14日傍晚7点20分原子弹放到铁塔，当那个巨大的圆锥体“家伙”傲然挺拔地耸立时，所有的人都紧张得有些不能自控，包括我们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