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杨锐拿着一张邸报走进张之洞的签押房：“香师，有人在说开禁闱赌的坏话了。”

    张之洞正在批阅公牍，他放下手中的笔，并不太在意地问：“说什么坏话？”

    “有人上折给太后、皇上。”杨锐将邸报递了过来。“邸报将这个折子给登出来了。”

    “喔，上折子啦？”张之洞的神态显然比刚才在意多了。“给我看看。”

    张之洞拿来邸报，认真地看了起来。这是一个名叫高鸿渐的御史上的折子。折子上说，近闻广东开放闱赌之禁，无识粤民踊跃参与，奸商从中操持，牟取暴利，影响所及，遍于士农工商。朝廷鉴于闱赌之害，早在同治初年便已禁止。现有人无视朝命，竟联络鼓噪，死灰复燃。请朝廷严饬广东巡抚应予制止，为首者应严加惩处。

    张之洞轻轻一笑：“高鸿渐是谁，我不认识。他大概还不太知悉内情，话也说得温和，暂且不管。你给我注意近日邸报，说不定还有厉害的攻讦出来。”

    果然不出所料。以后的几天里，杨锐几乎每天都在邸报上看到有言及广东闱赌的文章。这天的邸报竟然并列登出两篇措辞尖刻的奏章，都点了张之洞的名，也都说这事是张之洞一手操办的。建议朝廷立即将张之洞革职严办，刹住这股歪风，以维护朝廷抡才大典之尊严，而杜绝奸人贪婪无耻之妄念。

    张之洞看那上折的人，一个是詹事府的右庶子莫吉文。此人张之洞很熟悉。他是张之洞的同年，先前两人相处很好。在张之洞做洗马时，他已是侍读，莫吉文为张之洞多年学政还屈居下僚而不平。后来张之洞晋升从二品，反而对张不满起来，说他是靠堂兄的力量走醇王府的门子而夤缘高升的，从此对张之洞视若路人。张之洞到太原后，从张佩纶的来信中知莫吉文投到李鸿章的门下，这两年迁升很快。张之洞从莫吉文的参折中看出了背景：这无疑是李鸿章在作祟，以报远仇而泄近愤。另一个上折的是都察院的易果信。此人是谁，张之洞想了许久想不起来，看来是自己离京后这几年新上来的人。易果信给闱赌列了四大害处：科场舞弊、商贾受累、奸民纵恣、赌匪横行。

    “这些人很可鄙，也不到广东来实地查访一下就上这样的折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杨锐气愤愤地说。

    张之洞想，若自己还在京师做言官的话，说不定听到这事也会上折纠弹，便笑了笑说：“从奏折上的文字来看，上折的人也无大错，风闻具奏，原是言官的职分所在，也无须到广东来查访。”

    张之洞端起茶杯，沉吟起来。

    “要害在哪里呢？”杨锐给老师添上水后，轻声问。

    “要害在奏折之外。”张之洞指了指“莫吉文”三字，“此人是李少荃的人。”

    “要害是李鸿章在为难您？”杨锐似乎明白过来。“这个易果信也是他的人吗？”

    “此人我不清楚。”张之洞喝了一口茶，不再做声了。

    “这个姓易的不知有没有背景。”杨锐像自言自语似的。

    “叔峤，你去给我准备几样东西。”张之洞望着身为督署内文案的昔日学生，边想边说，“一个是一份禀文，把不得已而开禁闱赌的前前后后写清楚，措辞要委婉而明晰。一个是一份清单，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地将闱赌所收上的银钱，和这些银钱的各项去路都写上。”

    “是。”杨锐已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学生这就去安排各位文案赶紧弄出来。”

    “还有一样。”张之洞慢慢抚摸着胡须。“打发一个人立即到澳门去，将这些年来去澳门办闱赌所上缴的税款弄清楚。洋人办事严谨，澳门税务局一定有这种存单，将有关此事的所有存单都录一份来。”

    “学生安排一个能办事的人去。”

    “办一个公函，盖上总督衙门的印信，否则，澳门税务局不会让你查的。”

    “学生明白。”

    杨锐出门后，张之洞将邸报上所登的这几道参折又细细地看过一遍，脑子里想了很多。

    开禁闱赌，会有人说闲话，有人攻讦，甚至会有人上弹章，这些，张之洞在开禁之先都想到了，也作过充分的准备。但由邸报这样刊载出来，公之于全国，并接连几天不断，调门越来越高，而且由李鸿章在后面作主使，这些，张之洞事先还估计不足。应该采取哪些对策呢？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事情会如何发展呢？张之洞深深地思考着这些问题。

    事情的背景和趋势一时难以看清，想好了几条应对措施后，张之洞横下一条心：一是不怕。既然敢于这样做，就敢于承担由此而起的责任。二是不管谁在背后操纵，也要跟他周旋到底，为国家办事的公心一定要剖白于天下。

    过了几天，杨锐把应做的几件事都做好了。张之洞仔细审阅后，对他说：“你安排人每样誊写四份，明天就带上这些东西进京。”

    “到京师去？”杨锐颇为意外。

    “你到京师去，主要做三件事。”张之洞缓缓地交代，“一是将这几件文字送一份给我的堂兄张之万中堂，让他先看一看。问他要不要再送一份给阎敬铭中堂，如果他说可以的话，由你去送，当着阎中堂的面还可以多说些话。你再问张中堂，应不应该送一份给醇王。若应该送的话，你就再给张中堂一份，由他去呈递。你在京中就住到我原来的院子里，这两年仁权一家住在那里。”

    张之洞的长子仁权，现正在国子监读书，五年前杨锐为东乡事住京师时，曾与他见过面，年纪相差不多，也还谈得来。能与仁权住在一起谈古论今，当然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只是他已娶妻生子，他的妻子对一个陌生的客人能欢迎吗？

    “大公子一家人多，我住在那儿方便吗？”

    “你只短期在京师住一住，顶多一两个月，有什么不方便！”张之洞放下茶杯，慢慢地说，“我这儿还有一封家信，两支给厚琨的小毛笔，你一起交给他。”

    厚琨是张之洞的长孙，是他去山西那年出生的，已经四岁多了。

    “你此番去京师，除送去这几个文件外，还得替我探听一下京师各方面对两广，特别是对闱赌的议论。我给张中堂的信里也说到了，有关这些事情，他会主动告诉你的。”

    杨锐点了点头，把这些交代都牢记在心里。

    “明天晚上，我安排一只小火轮专门送你出广州，一直送到厦门。你到厦门后再换上去天津的海轮，由天津进京师，大约十天可到。住京师期间，若有紧急事，仁权会告诉你怎样用电报与我联系。”

    张之洞的这种安排，使杨锐顿感此行的异常重要和肩上担子的分外沉甸。

    仲夏时节的一天傍晚，杨锐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城，当他摸黑出现在徐绸胡同张宅时，开门的张家大公子仁权兴奋地抱住他说：“我这两天，天天在盼望，你终于到了！”

    “你知道我要来？”杨锐颇为惊喜地问。

    “早几天阎中堂打发人来告诉我，家父给户部电报房来了电报，说你十五日前后会到京城并住在我这里。”

    原来户部已设立了电报房！杨锐心里一边想，一边跟着张仁权进了客厅。

    “你这一路上辛苦了，还没吃晚饭吧，我给你去安排。”

    “别，别，我已经吃过了。”杨锐忙拦住仁权。“你先看信吧！”

    杨锐忙从包袱里拿出张之洞的家信来，连同两支小毛笔一起交给仁权。仁权接着毛笔，说：“厚琨下个月，就用爷爷送的毛笔来开笔吧！”

    杨锐笑着说：“你比我小三岁，儿子就有四岁了，我去年才成的家，抱儿子还不知要等哪一天哩！”

    “不用急。”仁权笑嘻嘻地说，“明年，你夫人一定会给你生一个大胖儿子！”

    仁权虽是大家公子，或许是自小丧母的缘故，并没有娇生惯养的纨绔习气，对人一向以礼相待，因杨锐是父亲的得意弟子，故对他又较别人更为亲切。这句话说得好，杨锐高兴得大笑起来。

    仁权看完信后，两个青年学子又就闱赌谈到越南战事，谈到两广的风土人情，兴致浓烈地谈了大半夜。看看将近三更了，仁权说：“明天，你先休息一天，我也做点准备。后天，我陪你一起去看伯父，我也有两三个月未去了，不知他老人家身体如何。”

    仁权愿意陪着一起去张之万家，这真是太好不过的事了。这一路上海船奔波，也的确是疲乏困倦，明天是得休整下。杨锐谢过仁权的好意，在先前住过的客房里，很快便进入自离广州来的第一个安稳梦乡。

    第三天在仁权的陪同下，杨锐拜访了张之万，将张之洞的信及在广州所准备的文件交给了这位年迈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又详详细细地将张之洞不得不开闱赌的苦衷叙说了一遍。

    张之万说话不多，当杨锐问要不要给醇王呈递一份文件时，他想了想说：“留下一份吧！”

    从张之万家里出来后，仁权又陪着杨锐去拜访阎敬铭。阎敬铭认真地听完杨锐的禀报后，对仁权说：“你父亲有胡文忠公的办事气魄，胡文忠公九泉有知，当为后继有人而欣慰。你可以告诉你父亲，我会尽力想办法的。”

    仁权连连致谢。

    杨锐在仁权家住了下来。他要等待张之万带给他关于此事的答复。他还要利用这段时间四处拜访同乡和熟人，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国事动态。而在杏花胡同的张之万家，七十多岁的老军机这几天一直在为堂弟惹出来的乱子思量着善后之策。

    高鸿渐是李鸿章的代言人，张之洞信上说的不错。易果信这个人，经过打听，也已经弄清楚了，他原来是翁同龢的学生；如此看来，翁同龢也是反对闱赌这件事的。

    李鸿章与清流有宿怨，这是天下共知的事实。他示意别人攻讦张之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而翁同龢也来反对张之洞，这却在意料之外，而这个翁同龢，又的的确确是不可得罪的人。想到这一层，白发苍苍的老哥真的为堂弟捏出一把汗来。

    翁同龢是朝中一位非同寻常的大人物。他的不寻常，首先是他有显赫的家世。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道光二年通籍，先后做过乡试主考和学政。后人值上书房做过咸丰皇帝和恭王、悖王等人的师傅，历任工部、户部尚书，拜体仁阁大学士，晚年又授读同治皇帝。帝师宰相，这是普天之下读书人的最高追求，翁心存都做过，可谓荣耀至极。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官至安徽巡抚，因省垣失守而削职。次兄翁同爵，也曾做过督抚。更有趣的是，就在翁同书削职不久，其子翁曾源又高中同治癸亥科状元，这一科的探花正是张之洞。翁同龢的不寻常，更在于他自己的非同凡响的仕宦经历。翁同龢二十七岁时中了咸丰丙辰科的状元，一直在京为官，先后任过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刑部和工部尚书。光绪八年进军机。光绪十年，随同奕沂倒台而退出军机处。从同治六年起，翁同龢便充当同治帝的授读。一直到同治帝亲政时为止。因授读有功，被赏赐头品顶戴。光绪帝登基时，慈禧又命他进毓庆宫授读光绪帝。十年来，翁同龢与光绪帝结下亲密的情谊，朝野上下都说翁同铄与皇上，名为君臣，情同父子。故去年他虽从军机处退出，依然在毓庆宫行走。慈禧也很信任他，清朝文武都看重翁同龢与皇上的这份情谊。一旦皇上亲政，他的地位就不是任何人可比得上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谁能忽视得了！

    然则，翁同龢为什么对张之洞如此反感呢？二十多年前张之洞与翁曾源同登鼎甲，因为有这层缘分，二人关系一向很好。翁同书关押诏狱时，张之洞曾两次入狱探视，翁同龢因此颇为感激。后来翁同书被判戍边，翁曾源陪同父亲出京，张之洞还为此置酒饯行，又写了一首古风相赠，诗中亟力称赞翁氏一门的学问孝悌。

    什么事得罪了这位当今的状元帝师呢？张之万在书房里来回踱步，深深地思考着：是因为重开闱赌，既伤斯文体面又开世人趋利谋财的侥幸之门，出身清华的翁同龢不能容忍这种出格逾矩之事？京师中出身清华的人数以千百计，别人为什么不这样看呢？事急从权，本是昔贤名训，何况张之洞新近为国家建立了大功勋，难道不可以给他多一点权限吗？或许，翁同龢此举另有原因。

    猛然间，他明白了这中间的缘故：去年翁退出军机之日，正是我进军机之时，虽然罢免恭王军机处是太后的主意，但一进一出，难免不会引起翁的嫉恨。何况没有几天，张之洞便放两广之缺，翁一定会以为这是我在中间做了手脚，恨意便更深了。如此看来，翁同龢指使门生攻讦张之洞，其本意还在为难新班军机处，斥弟的目的在于劾兄！

    张之万悟出这层缘故后，更觉为张之洞化解此事渡过难关，是自己不容推卸的本分事。

    他想，化解此事，惟一的途径便是联合阎敬铭一道，说服醇王，由醇王出面跟太后说情。只要太后谅解了，满天阴霾便可化为晴空万里！

    张之万想到这里，提起笔来给阎敬铭写了一封信，请阎设法为堂弟弥缝此事，过几天再一道见醇王。他将这封信密封好，派家人送到阎府。

    住在头条胡同一座简朴小院里的阎敬铭，这两天也为两广的事在思量。这位当年湘军中的第一理财好手、现官居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的三朝元老，并不因身分的贵重而沾染官场的虚文陋习。十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悟出打仗其实打的就是粮饷的大道理：粮饷足，仗就打得赢；粮饷不足，一切筹谋都成画饼。湘军之所以超过当时所有的团练绿营而成大事，最后的落脚点便在于寻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筹粮筹饷的路数。他任职期间，凡可筹粮筹饷的事他都做，只求目标，不计手段。即使引起府县不满，百姓怨恨，他也在所不惜。最后，他以保障各路供应换取前敌战场上的成功，赢得能员干吏的美誉，一切腾怨便自动熄灭了。他由此领悟自古以来常说的“积贫积弱”四字的深刻内涵：弱乃因贫而起，人贫则人弱，家贫则家弱，国贫则国弱，要想强则先要富。富强富强，富裕之后才能强大。正因为此，他深为赞赏张之洞从理财着手振兴两广的施政方略，至于开放闱赌，尽管会招人指摘，但为了强粤大计，也是可以采取的。他相信他可以凭此说服皇太后。作为一个精明的官员，阎敬铭看出此事的最大难处，在于朝廷过去曾禁止过闱赌，又有英翰开禁而被撤职的前例。这是攻讦者所能持的最有力的尚方宝剑。倘若没有这些，那就一切都好办多了。张之万的信提醒了阎敬铭，张之洞实际上已经与新军机坐在一条船上了。“同舟共济”，才是新军机处所应当采取的措施。阎敬铭进一步意识到此事与自己的关系所在。然而，那道横在化解此事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要如何绕过去呢？他决定从国史馆调来英翰的档案详加研究。

    世上的事情，耳听传闻与扎实详究，这二者所得的结果是大不相同的。英翰因开禁闱赌而革职的事便又是一个例证。详查英翰的旧档后，阎敬铭不仅弄清了英翰削职的经过，也弄清了广东闱赌一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粤省的闱姓之赌，朝廷并无禁止的明文，可以查到的禁赌依据，是咸丰十一年时任两广总督劳崇光关于闱赌的一道奏疏上的朱批：“粤省闱姓作赌，扰乱民间秩序，助长侥幸求利之风，应予禁止。”这道朱批的时间是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九日。

    阎敬铭看到这个日子，心头猛然一阵难受，因为正是这一天，他在武昌城里接到咸丰帝宾天的凶问。八月初九日的这道朱批，显然不是咸丰皇帝写的。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热河行宫那场惊心动魄的争斗早已成公开的秘密，阎敬铭心里明白，这道朱批既不是六岁小皇帝所写，也不是东西两宫太后所拟，而是那时正执掌朝廷最高主权、气势熏天的肃顺的命令。理清了这层关系后，阎敬铭心中的这块石头算是落下了八成。

    肃顺禁闱赌的命令其实只在劳崇光任粤督时，认真执行过。劳崇光调走后，此风又复起。用粤省百姓的土话来说，朝廷对闱赌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英翰的革职其实并不因为开禁，而是那一年出了场大风波。

    花县一个姓陈的闱赌主办者在开局的前夕拐挟赌民五百万银子，逃到国外去了。四处找不到他的踪迹后，赌民决定变卖他的房产田地赔偿。结果发现他的良田美宅早已卖给别人，剩下的财产全部加起来不及三十万两。赌民们气愤不过，对姓陈的行事查了个究竟。查出他与官府关系密切，怀疑他私下送给总督银子不下百万两，于是几个家中损失巨大的粤籍京官联名上奏弹劾英翰，罪名是私开闱赌，接受贿赂，包庇纵容奸人拐逃巨款。赌民也恨死了英翰。有的甚至投匿名帖到督署，声称要杀掉他来出气。英翰吓得不敢轻易外出。他自己上疏朝廷，说闱赌一事他禁止不力，以致酿出如此大事，请求朝廷给予处分，调离两广。

    朝廷见事情闹得这样大，只得派出两员大吏来广州调查。不知是钦差受了贿，还是英翰手脚做得干净，总之，查来查去，也没查出英翰私受巨贿的真凭实据来。最后两位钦差向朝廷具折，建议禁止闱赌和将英翰免职调离。朝廷同意了这个建议。英翰便因此丢了粤督而回到北京，但不到三个月，他又谋到一个乌鲁木齐都统的美职，走马西北上任去了。两年后死在任卜，饰终隆重，御祭文满篇称赞，无半句提到闱赌一案。

    弄清楚英翰的这段履历后，阎敬铭心里更踏实了。

    这天上午，张之万邀了阎敬铭一同来到太平湖醇王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