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归元寺状告湖广督署总文案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唐浩明 本章:二、归元寺状告湖广督署总文案

    俄国皇太子明年将来武昌的消息,给张之洞带来很大的兴奋。铁厂还在筹办之时,便引起世界的瞩目,建成投产后,必定更会引起世界的震动。一定要抢在俄皇太子来华前建好,让他看看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铁厂是如何的气派壮观,借这位大国太子的口去传播四方,既扬我中华国威,又扬我张之洞的大名。他给铁政局的督办蔡锡勇下达命令:一定按世界最高的规格建汉阳铁厂,厂的占地面积要最宽,炼铁炉要最大,烟囱要最高,配套设备要最齐全,机器要最新,一切从最好要求,不要小气,不要省俭。二要加快进度,明年秋天要把大致规模弄出来,要让俄皇太子有东西可看。至于银钱,由他来筹措,不必分心。为了让蔡锡勇、徐建寅等人一心一意投入建设,铁政局里银钱调配开支、文案拟办收发、人事安排协调以及差事调拨委派等等,将专门由一批人员来办理,另设一个铁政局协办总理这一大摊子事,此协办正是献《解读东坡》而捷足先登的候补道栗殿先。

    栗殿先不愧是个能干人。他上任没几天,便将蔡锡勇为之头痛的太小事务一手包揽了过去,并为蔡锡勇、徐建寅及另一协办陈念礽等人加派仆人、轿马、车夫、厨师,将他们的日常饮食起居料理得妥妥帖帖,又在龟山厂址的最南端划出一块地,拟给他们每人建一幢小洋楼,为的是方便今后的办事。栗殿先这些举措,很快便得到蔡锡勇等人的赞赏,他们在张之洞面前称赞新来的栗协办能干会办事。张之洞为自己的惹眼识才而高兴。

    不久,栗殿先向张之洞呈递一份汉阳铁厂机构设置构想。他有意将由徐建寅、陈念初所管辖的技术部门空缺,而将他所管辖的部门则构想得甚是周到。这些部门,分为五股:收支股:稽核股、物料股、商务股、卫生股。每股下设四至五个处,如收支股里有五处:筹银处、外国银行处、发放处、账房处、复核处。每处设主审办一人,副审办二人,处员若于,下辖二至三室,每室则设室头一人,室员若干人。如此则诸事分门别类,职守清楚,股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整个铁厂的后勤管理则纲举目张,井然有序。

    张之洞见了这道禀帖,欣然赞同,吩咐栗殿先照此办理,只是强调股处两级的负责人员,必须呈报详细履历单,由他审核,其委任状由他签署,并盖上湖广总督的紫花大印,以示郑重并抬高任职者的地位。

    栗殿先捧着张之洞这道命令,大肆施展他的用人行政之长才。他的候补官场的朋友们,拜把结义的兄弟们,各种场合结识的哥儿们,远的近的转弯抹角的亲戚们,他依照亲疏厚薄,特点长处,孑以不同的安排。他将那些能够造得出一张像样履历表的人安排在股处两级的主副审办上,交给张之洞去审查。张之洞查看那一沓沓手本,似觉个个都清清白白的,从出身品级经历到所办的差使,看不出栗殿先在挑选人员和安排职位上有什么不当或徇私之处,几乎一律照准。至于那些拿不到台面上的,则安置在股处室里做办事员。这些人张之洞概不过问,栗殿先连一点手脚都不必做。赵茂昌也在其中安插了一大批私人,栗殿先自是一切照办。张之洞也会自己做主安排一些他认为可靠能于的人,栗殿先当然不敢违抗,一一遵命。但过一段时期,他若发现此人对他不利,便会不露声色地将此人调动一下,或支出办差,或明升暗降,总之,被整的人心中明白,又都说不出口。没有多久,栗殿先控制的后勤几个股处便被办成大大小小的衙门,各级官府惯常的衙门作风:敷衍、推诿、拖欠、散漫、不负责任以及讲排场、铺张奢华等等都在股处中滋生蔓延开来。属于技术部门的机器股、化铁股、制钢股、化验股,也纷纷效尤。这些股的主办人员也一个个包揽私人,拉帮结派,一个原本只需要十几个人的铁厂办公部门,很快便高达三百多人,许多人占着一个位子,只拿薪水不干事,更多的则是一桩事每个股处都沾边,既都要行使自己的职权,又都不承担自己的责任。

    中国官场一切根深蒂固的恶习痼疾,不上半年工夫便深深地缠住了这个新生的汉阳铁厂,蔡锡勇、徐建寅、陈念礽等人对此种局面深为头痛,但又毫无一点办法。

    不过,铁厂的兴建工程仍在按计划进行。河堤早已建好,厂址也早已填平,炼钢厂、轧钢厂、钢条厂、电机厂、翻砂厂、修理厂等主要工厂也在次第兴建。从英、美等国购买的各种机器远渡重洋,从吴淞口进入长江,然后溯江而上,源源不断地运到临江门码头,搬运到龟山脚下。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在徐建寅的指挥下,也在加速建设中。张之洞隔三四天便要亲自来一趟铁厂工地,看着工地上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听着蔡锡勇谈着各种问题,眼见龟山脚下这块土地上正在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他心里高兴。尤其是昕栗殿先报喜不报忧的禀报,他更是得意。现在,他要腾出手来办一件所到之处必办不可的大事一创办学堂,促进学政。

    位于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的经心书院,是同治八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创办的,二十多年来,这所学堂为湖北培养上百名举人进士,但近年来,却有日渐衰败之象。大前年都司湖涨水,浸坍了一部分斋舍,至今也没修缮,几个有名望的先生去别省任教,于是到经心书院来读书的学子也减少了。张之洞来到这里视察,见自己当年倾注极大心血办起的这所书院,被弄成如此模样,犹如眼见自己长大的儿子没有成器似的,心里十分难受。检查原因,一是这些年学台无能,巡抚不重视,拨下的经费不足;二是书院的山长不是一个热心教育的人,他更大的兴趣是混迹官场,时常出没于官府举办的各种活动中,而不是传授学问作育人才的人师之头领,因而招致一些正派教习的不满,终至弃他而去。

    张之洞决定整顿经心书院。他辞退那位热心社交而不热心教学的山长,将所赏识的梁鼎芬从广东端溪书院请来出任经心书院的新山长。梁鼎芬这几年在广东办端溪书院,积累了不少办学经验,又受风气影响,头脑里增添许多新式学堂的观念,他在察看了经心书院后,向张之洞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

    “香帅,这都司湖水光潋滟,四周草木葱茏,是个办书院的极好地点,依学生的直感,此地今后可出大人物。”

    张之洞笑道:“这地方本是我亲自选定的,可惜这二十年来书院没办好。现在由你来接办,希望能应你刚才的话,在你做山长的时候,书院出一两个大人物。”

    梁鼎芬听了这话,浑身热血沸腾起来,说:“香帅如此看重学生,学生一定要鞠躬尽瘁,把书院办好,不负香帅的期望。”

    “好,书院的山长就应该都有这种想法。多出几个举人进士,自然是办书院的目标,但真正的还是要作育能办事的人才。许多举人进士其实只是书呆子,‘四书’‘五经’背得很熟,八股文也做得好,但处事却不行,官也做不好。办事为政,还得有真才实学才行。你今后长书院要多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尤其注重发现和培养那些有卓异才干的人。今后书院若出一两个曾文正公、胡文忠公那样扭转乾坤的大人物,你这个山长也就不朽了。”

    张之洞的这番期待更激发梁鼎芬的热情,他在心里将原先的计划又作了一番扩充:“香帅,学生想将经心书院作一番大的改造,办成一所全国最大最新的书院。”

    张之洞办事一向喜以天下第一作为自己的目标,梁鼎芬也能有这个心思,这是他所最为欣赏的。他微笑着问:“全国最大最新的书院,这个想法很好,我支持你,你有些什么举措呢?”

    “学生想首先得把这个书院的规模扩大,至少扩大一倍,其次得把教学门类增多。经心书院目前只有经学、史学、理学、辞章学四门,学生想在这四个门类的基础上再增经济学和西学两个门类。在西学里开设算术、天文、地理、测量、化学、矿冶等科目。”

    “这个想法好,”张之洞打断梁鼎芬的话,“铁厂、枪炮厂办起后,很需要西洋人才,今后这方面的人才要大量培养。你去聘两个常年西学教习,铁政局的洋匠们也可以兼兼课。”

    “有香帅的支持,学生的胆子更壮了。第三个想法是要用高薪聘请全国最有名的各科教习。书院办得好不好,关键的一点就得看有没有好教习。你用重金聘名宿,我同意。”

    得到这句话,梁鼎芬的底气更足了,“香帅同意,学生便可放心去做。眼下最大的问题就是银子。学生思忖着,最要紧的是修缮旧房,新建斋舍,最少得要七八万两银子才能动得手。学生想请香帅拨下这笔银子。”

    张之洞摸着胡须思考片刻说:“七八万两银子一时拨不出,先给你三万,你拿去用着,我慢慢再调拨。”

    “有三万银子,也可以先动手了。”

    梁鼎芬满意地起身告辞。

    一个月后,他兴冲冲地告诉张之洞一件事,武昌茶叶商会会长表示该会愿意为经心书院捐款二十万两银子,没有别的要求,只是希望书院每年能为茶商子弟留十个名额。

    茶商的要求并非无根据。早在二三十年前的战争时期,朝廷就用“增广名额”的办法来奖励捐助军饷。每个省的乡试中式名额是有定数的,不能增多。军饷紧绌时,这也成了朝廷一条生财之道:全省多捐一百万两银子,则扩大乡试文武名额各一人,多捐二百万两,则扩大文武名额各两名,并成为定例,永久不变。这其实和捐款买顶子是同一回事:用名器来换银子。

    中国官方历来奉行重本抑末的方针。本即农,末即商,重视农桑,压抑商贾。对商人有很多限制,有的朝代甚至规定商人只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戴什么式样的帽子,使得商人在公众场合抬不起头来。虽然这种带有羞辱色彩的政策实行并不久,但对商家子弟入学做官则历代都限制得很严格。清末,由于西风传人,这种现象大有改观,然在传统守旧人的眼里,商贾总与奸诈连在一起,商家子弟进书院也多有阻力。武昌茶叶商会希望用二十万两银子来换取十个弟子名额,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张之洞说:“武昌茶商愿意拿二十万两银子来资助书院,这是很好的事,十个名额不多。”

    停了一会,又说:“我想,此事还可以做得更好点。让武昌茶商会与湖南茶商会联系一下,他们也可以照这个样子,捐二十万两银子,也给湖南每年十个名额。还有,今后每年湖北、湖南两省各捐一万五千两银子,作为书院膏火费和贫寒子弟的资助费。如此,还可以再增广十名,两省各五名,一共三十名茶商子弟。另外,为表示对商界的支持,书院每年还特为增收十名为国家出大力的两湖商家子弟。”

    梁鼎芬高兴地说:“两湖商人真要把香帅当活佛供奉了。”

    张之洞也为自己这突来的灵感高兴起来。他激动地站起身来,一边快速踱步一边说:“节庵,我看把这事还办完美点。我身为两湖总督,理当为两湖百姓谋利益。这书院既已为两湖茶商招收子弟,不如干脆从湖北一省的局限中走出来,向两湖全体百姓敞开大门。建好后的经心书院,每年向湖北、湖南两省择优录取一百名士子。”

    梁鼎芬不由得击起掌来:“妙极了,这才真的是两湖总督的决策,这样看来,斋舍还得扩大一倍。”

    张之洞兴致大增:“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这所书院取名两湖书院。”

    “好,这名字气魄大。”身为山长,梁鼎芬当然希望自己所执掌的书院规模越大地位越高越好。只是经心书院呢?他问:“经心书院不要了吗?”

    二十多年来,张之洞先后亲自创办亲自命名的书院,除湖北的经心书院外,还有四川的尊经书院,山西的令德堂,广东的广雅书院。无论做学台还是做督抚,所任之处,他皆以建书院厚文风为本分。他对书院的关爱,甚至胜过自己的亲生儿女。决不能让经心书院消亡!“我们再找一块地方,把经心书院搬个家。经心书院的所有师生都搬过去,都司湖这块地方就全部交给你,由你办一所全新的两湖书院。”

    新旧衔接,无疑有许多烦恼事。这一决定,顿将这些烦恼一扫而光,如同一个开国皇帝重整江山,所有的陈规陋法将可彻底扫除;如同一个开荒农夫新辟田园,所有的沟渠界限都可重新布置。梁鼎芬对未来的两湖书院怀抱着美好的憧憬。

    都司湖畔的两湖书院,与隔江相望的龟山脚下的汉阳铁厂,都在热火朝天施工着。眼看着自己胸中的宏图正在变为眼中的现实,张之洞几乎每天都在亢奋中。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时,一场大参劾的风暴正平地而起,猛烈向他袭来,直将他头顶上的大红珊瑚顶子吹得摇摇晃晃,差不多就要滚下跌碎了。

    这场大参案,近因是因为湖南的茶商捐款事,远因却是十年前的山西清理库款案。

    与湖北茶叶商会会长不同,湖南的茶商会长赵恒均是个守旧而吝啬的人。这个靠贩卖南岳云雾茶起家的衡山人,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农家,没有读过书,靠漂学而识几个字。凭着精明和过人的节俭,他的财富年复一年地递增,终于成了湖南的第一大茶商。他每年的销售量和利润将近全湖南茶商的五分之一。因为此,他被推举为湖南茶叶商会的会长。湖北茶叶商会为捐款事给湖南茶叶商会发了一封公函,赵恒均看了这封公函后,心里很不舒服。湖南要捐二十万创办费,以后每年还要捐一万五千膏火费,按他的占全湘五分之一的财产比例,要第一次拿出四万两,以后每年都要拿出三千两。这好比割去他肚皮上一块大肉、放掉他胸膛里半碗血!

    他无论如何都不情愿。况且他从自身的体验中领悟到,发财致富与读书做文章并没有什么联系。多少满腹诗书的酸腐们一辈子穷困潦倒,连妻子儿女都养不活。他一天学堂都没进,却金玉满堂,妻妾成群,做生意靠的是盘算精明,把握行情,外加运气。这些本事,哪本圣贤书能教给你?圣贤们说什么正其谋而不言其功,守其义而不言其利,若信了这话,岂不老本贴光,家当败尽!

    他的大儿、二儿都只读过三年书,在略通文理、会写字记账之后,便跟着他进入生意场,走江湖,闯码头,十岁小儿子虽然还在私塾读书,但他也决没有让小儿子进书院苦读经史的想法。

    赵恒均本想拒绝湖北茶叶商会的邀请,但此事其他茶商也知道了,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好事。武汉三镇是大都市,让子弟去那里上正正规规的大书院,求之不得,尤其是这还意味着茶商的地位大大提高,捐这个款值。没有多久,一笔银子便凑上来了。

    几个犹豫不决的茶商见众人踊跃,也将自己的那一份银子拿了出来。这样一来,便逼得作为会长的赵恒均只得忍痛割肉出血。二十万两银子是送到武昌去了,但赵恒均好长时间心里一直不舒服。

    这时,他收到粤海道容富的请柬:小儿定于下月初八成婚,请大驾光临,使容门增辉。

    赵恒均接到这份请柬犯愁了好几天。容富请他吃喜酒,不过是个幌子,敲他点银子,才是真正的目的。不独容富,这也是当时官场的普遍风气。娶媳、嫁女、生子、寿诞、丧亲这些大事,自不待说,此外,只要能沾上边的,如进学得功名、擢升、调迁、三朝弥月、娶小死姨太太等也决不放过,早早地发下请帖。尤其是那些有求于他们而又有钱财的,如商人,则更是盯紧的目标。找出花名册来,按名单发帖,不会漏掉一人,即使远在外省,也不能幸免。一场酒席下来,一笔横财就进了屋,依官位高低所握实权的大小,进益不等:少则几百两,多则上万两。

    赵恒均实在不愿赴这个喜宴,一则破财,二来耗时费神,但他不能不去。他每年两三万担茶叶通过粤海关道的手里出关漂海,容富的手稍微卡一下,他就得多付七八千两银子的关税。所以每年过年的时候,他都要亲自到广州向容富拜年,然后再打上一两千两银票的红包。容富高兴地接下了,他才松一口气:今年茶叶过关将不会遇到多大的麻烦。倘若容富脸露不悦,他就要思考着,还要寻个什么借口补一张。容府讨媳妇,这是多大的喜事,能不去吗?舍不得出血也得出呀!他拿出一张千两大票来用一个红纸袋装着,想一想,觉得一千两少了,于是咬了咬牙,又拿出二百两的一张中票添上,然后叫小儿子在红纸包上写上一句恭贺的话。喜期十天前,赵恒均带着红包南下五羊城。

    初八那天,容府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高车驷马,盈门盈巷,酒席足足摆了八十桌。赵恒均在容府的客人里只能算是下等里的上档。席次安排在六十几号,和他共席的是来自广西、江西、福建的几个和他实力差不多的商贾。几杯酒喝下去,商贾们都吐起苦水:江西的瓷商叹瓷器卖不出去,福建的桂圆商叹年景不好,桂圆果小汁涩,卖不起价。赵恒均也向他们诉苦,不仅诉生意场上的苦,而且借这个机会,把这段时期压在胸口的闷气尽情地宣泄。他添油加醋,信口开河,把湖北茶叶商会的信改为张之洞督署的公文,又借此指斥这是张之洞的个人勒索,并想像汉阳铁厂、枪炮厂的兴建款里一定有不少类似的勒索款。说到情绪激动时,加上烈酒的冲击,他索性破口大骂张之洞做湖督以来的大肆兴作,名为富民强国,实为害民祸国。赵恒均借酒使气的这番话,那几个商贾们听听也就算了,并不太当一回事,不料内中另有一个人却在认真地听着,并一一记在心里,此人是新娘子的娘家仆人。而这新娘子的娘家不是别人,正是张之洞做晋抚时所参劾的原山西藩司葆庚。

    十年前,葆庚因贪污赈灾款被革职查办,锁拿进京,本被判发配新疆。,家里为他上下打点银子,结果保释出狱就医。再过一年,发配一事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怕在京师招人议论,便买通在盛京守皇陵的睿亲王后裔,宁愿去盛京守护太祖太宗,借以赎罪。守陵是个极寂寞极冷清的苦差使,一般人都不愿意做。葆庚的请求很快得到同意。到盛京后不出半年,便做了小头目。三年过后,居然头上换了一顶水晶石四品顶戴。葆庚并不甘心一直过这种半流放式的生活。也是他的机遇好,那时海军捐款正在热潮中,他向海军衙门捐了五万银子,又找人替他到醇王府里活动,居然堂堂正正地升了个太常寺卿。太常寺是掌管朝廷祭礼的衙门,权力虽不及六部,地位却也崇隆,班列九卿,算得上朝廷的大官了。经过六七年的卧薪尝胆,当年的贪官葆庚又官复原品。然而对张之洞的仇恨,他却一直没忘记过。只是张之洞正受太后、醇王的宠爱,官运隆盛,他奈何不得罢了。

    容富也是正白旗人,十多年前两家就订了娃娃亲。葆庚出事后,容家没有断这门亲事,葆庚心存感激,趁着请假养病的时候,便亲自送女儿南下完婚,以此答谢亲家的情谊。

    陪同南下的仆人佟五在山西时就跟着他,深知主人恨张之洞入骨。当天晚上,佟五便将在酒席上听到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主人。

    别人骂张之洞,就好比是在代他出气,葆庚心里快意无比。赵恒均此举给葆庚一个很大的启示:张之洞做湖督不久,便有人恨他骂他,他在广东做了五年粤督,恨他骂他的必定更多。好不容易来一次广东,何不借此机会广为搜集张之洞在广东的秕政,向朝廷告一状,能参劾更好,即使不能参劾,也杀一杀他的威风,出一口多年来积压胸中的怨气。

    他先把赵恒均请进容府,要他详细说一说为两湖书院捐款的事。

    见容富的亲家堂堂太常寺卿对他优礼有加,布衣赵恒均受宠若惊,在得到葆庚不说出他的名字的保证后,湖南茶商会长将酒席上的话,当着葆庚的面细说了一遍,又无中生有地捏造湖北增收盐税、洋药税,以供张之洞办厂办矿,沽名钓誉。待赵恒均告辞后,葆庚将他的话全部用笔记录在案。

    赵恒均提供的情况使葆庚进一步增加了信心。他于是在亲家府里住下来,专心致志寻找张之洞粤督五年问的种种谬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两个月的努力,前山西藩司终于替他的仇人找来不少罪名。葆庚将它分为几大类:

    一倨傲荒政。司道大员拜会,都需排期等候,待到来时,有等一两个时辰不见,有的甚至白等一天。至于候补州县,几乎一概不见。平时起居无常,号令无时,群僚皆苦病之。

    二任人无方。有喜爱者一人兼职十数,有不喜者则终岁不获一面,而其所赏识者大多轻浮好利之徒。

    三勒索挥霍。凡家有厚资者,必定借机勒索,逼他们自认捐献,或自认罚款,多者甚至有上二十万的。所收之款名日办公事,实则挥霍浪费。粤省殷实之家多有不满者。

    令葆庚欣喜的是,除张之洞外,他的两个亲信王之春和赵茂昌的许多劣迹,也在掌握之中。若说张之洞本人的这些罪名有的尚属莫须有的话,王之春在粮道期间安装电话线时的七八万两银子的账目不清,及赵茂昌在办理闱赌时的贪污行径,则是多有人反映,且证据确实。而这两个人,张之洞对他们依畀甚重,调任湖督时,又将他们随调武昌。张之洞对王之春、赵茂昌即便够不上狼狈为奸的话,至少也有失察之责。葆庚怀揣这一沓重要材料,兴冲冲地告别女儿和亲家,回到北京。

    这时,王定安也恰好住在做小京官的儿子家,得知昔日的老上司从南方回来后,便去看他。

    王定安不是判了十年监禁吗,怎么可以随意走动?原来,王定安只坐了一年的班房,便通过曾国荃的关节保释出狱。曾老九保他出来的目的,是要他写一部湘军史乘。先一年,王闿运受曾纪泽之托,几度寒暑、数易其稿的《湘军志》雕版付印。因为王闿运意在立信史,故对湘军许多重要将领多有微辞,又对曾国荃焚烧天王府的作法颇为不满,因而对老九的战功只轻描淡写,并未着意渲染。

    尽管文人们对《湘军志》评价甚高,但以曾老九为首的一批湘军将领却大为不满,甚至骂它是谤书。书生王闿运如何是位高权重的武人们的对手,最后,《湘军志》落得个焚书毁版的下场。

    为了消除《湘军志》的影响,曾国荃保王定安出狱,另写一部为湘军将领,特别是为他本人评功摆好、歌功颂德的《湘军记》。王定安感激曾国荃为他消去监禁之灾,遂把一生的才学全部抖落出来。他也顾不上史德与史识,完全按老九的要求,历时三年,精心炮制一部二十二万字的大作。曾国荃看后非常高兴,亲自为之作了一篇序言,称赞王定安“少负异才,不谐于俗,由州县历监司,所至树立卓卓”,公开为王定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又说他“龋虼于时,偃蹇湖山,行见以著述老,人多惜之。然鼎丞不穷。夫名位煊赫一时,而文章则千载事也。韩愈氏所谓不以所得易所失者,其斯之谓乎!”既为他的罢官坐牢抱不平,又吹捧他的《湘军记》可千载不朽。

    前人文章之不可全信,此又为典型一例辪。王定安则多亏了这部《湘军记》,又早获自由,又得到一笔优厚的润笔,又仗它招摇欺世,在东湖老家的日子过得很悠闲。光绪十六年,曾老九在两江总督任上辞世,他专程去江宁痛哭了一场,而后便彻底丢掉东山再起的念头。这次因为儿子给他添了一个小孙子,满心欢喜,特为从湖北赶来祝贺,也借此看看昔日的朋友,特别是葆庚。

    畅叙多年来的别情后,葆庚将在广州的特大收获告诉了王定安。

    “好,我们要好好地合计合计,做一篇大文章,将张之洞弄臭。”

    十年后的前冀宁道也绝没忘记旧事,对张之洞的仇恨将伴随着他的一生。

    “鼎翁,”葆庚将他从广州带回来的全套材料交给王定安。“你足智多谋,你仔细看看,琢磨琢磨,看如何办最好,需要花的钱,由我出。”

    “行。”王定安摸着愈加尖瘦的干下巴思索着说,“皇上亲政两三年了。听说皇上遇事不大情愿听太后的,要自己做主。皇上特别相信翁同府。张之洞过去仗着太后和醇王的宠信,才敢于那样跋扈嚣张,现在醇王已死,西太后归政,我们得摸摸皇上和翁同龢的态度,若皇上和翁同龢不像太后和醇王那样,那我们就好办了。”

    “还是你计虑得深远。”葆庚点点头说,“朝廷内部的事由我来打听。”

    葆庚于是很留心这方面的动态,但所获不大。几天后,大理寺卿徐致祥邀请他去听戏,不料,作客徐府时却很轻易地得到他所要的消息。

    徐致祥和葆庚同为九卿,彼此很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即听戏听曲子。若听说哪个戏园有唱得好的戏子,他们就会请来家唱几曲堂会,届时会将一班同好邀来一起听。两人常常互相邀请,听完后照例设饭局,边喝酒边论戏,大家都觉得这半天过得很快活。

    这天,葆庚在徐府听的是新从安徽来到京城,在大栅栏三庆班唱老生的程继宗,据说是程长庚大哥的后人。程继宗唱了几个老生名段,如《草船借箭》《空城计》《捉放曹》等,这几段老生戏唱得苍劲低回,韵味十足,大家不时击掌叫好。吃了晚饭诸票友各自告辞回家时,徐致祥又特为将葆庚留下来聊天。

    “葆翁,我给你说一桩有趣的奇事。近日大理寺收到一份状子,告的是湖广总督衙门的文案赵茂昌,这倒不奇,奇的是告状的人乃汉阳归元寺的和尚。大理寺的官吏都说,和尚告官员,而且直接告到大理寺,这真是罕见的怪事。”

    这不仅是奇事,简直是喜从天降,正要找张之洞的把柄,这把柄不就送上来了吗?他压住心头的狂喜,笑道:“噫,真正是少见的趣事。这和尚是归元寺的方丈吗,他告赵茂昌什么状?”

    “不是方丈,是监院。”

    佛寺名日世外净土,其实和俗世官场一样的等级森严。凡初具规模的佛寺都有严格管理制度,寺里地位最高的僧人为方丈,方丈之下为监院,监院负责管理寺内一切事务,犹如总管。接下来依次为负责接待的知客僧,负责纠察的僧值,负责僧客的维那,负责缮事的典座,负责客房的寮元,负责方丈室事务的衣钵和负责文书的书记。自监院之下至书记,号称八大执事,各司其职,上下分明。

    “这监院名叫清寂。”徐致祥兴味极浓地说下去,“清寂在状子上说,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赵茂昌奉总督之命,购买归元寺寺产办铁厂。赵茂昌与归元寺方丈、知客僧、维那互相勾结,从中牟取暴利。赵茂昌接受了方丈的贿赂三千两银子,而方丈、知客僧、维那又从卖得二万三千两银子里分别私吞一千两、六百两和四百两,方丈、知客僧和维那拿了这笔黑心银子在寺外买私宅、养女人,败坏寺规。归元寺众僧愤恨不已,请大理寺作主,严惩这批不法之徒。”

    葆庚拍手大笑:“有趣有趣,和尚买私宅养女人,归元寺是海内名刹,出了这等事,真是大新闻。老兄,这个清寂不仅告了官员,也连和尚一起告了。”

    徐致祥也笑道:“大理寺原本不受这种状子,但同僚们都兴致很高地接收了。一是和尚告官及和尚内讧都颇为有味,二来为那个监院着想,事情牵涉到湖广总督衙门,湖北还有哪个衙门敢受理这个诉讼?他来上告大理寺,也是不得已。”

    葆庚试探着问:“和老,这牵涉到湖广总督衙门的事,你就不怕惹麻烦吗,张之洞那人仗着关外大捷的功劳,现在是眼睛长在头顶上,老虎屁股摸不得!”

    “我跟张之洞同在翰林院多年,我怕什么?他张之洞的底细我还不清楚吗?哼。”徐致祥从鼻子里冒出的这一声“哼”,十足地表露他的心态。“张之洞这些年太得意了,我得在他的头上敲几下。”

    徐致祥的确与张之洞在翰苑共事多年,与张佩纶、张之洞等人一样,他也是个喜欢上疏言事的人。但他缺乏张佩纶的精辟和张之洞的稳重,易于冲动,好出风头,常常事情尚未全部弄清便急着上折,生怕人家抢了头功似的。故而他上疏虽多,影响大的却极少,当时以李鸿藻为首领的京师清流党也不怎么看重他。同为言官,眼看张之洞名满天下,而自己却声名远不及,他心里总免不了有点酸酸的。这种酸妒感随着张之洞的仕途大顺而愈加浓烈。

    更重要的是,他与张之洞在洋务一事上所持观点大相径庭。光绪十年,在中国要不要修建铁路的大争论中,徐致祥连上了两道措辞激烈的反对奏疏,被斥为荒谬,予以降三级处分。事隔四年,关于铁路的讨论再次展开,张之洞力主修建,并提出先建腹省干线的主张,徐致祥仍持反对论。

    徐致祥在朝廷高层中并不乏支持者。去年,他的处分被撤销后,立即擢升大理寺卿。他因此并不把时下正走红的张之洞放在眼里。归元寺这桩事,无论于公于私,都令他快意无比。

    徐致祥的态度很令葆庚欣慰。他思忖着:纠弹张之洞的事若由此人出面,则是很合适的,只是还得再摸摸他的底。

    “张之洞是国家重臣,此事要谨慎点才是。”

    徐致祥说:“这我懂。有人说,这两年曾国荃、彭玉麟也相继辞去,老一辈的中外大臣,只剩下李鸿章、刘坤一,一个坐直隶,一个坐两江,这天下第三位总督便是坐湖广的张之洞。他是后起之秀,要不了几年,领海内疆吏之首的便是此人了。敲他的头,我当然会谨慎。实话对你说吧,葆翁,若没有可靠的支持,我也不会轻举妄动。”

    “此人是谁?”葆庚的肥大圆头凑了过去。

    “翁同觫。”

    “噢!”葆庚的小眼睛睁得圆圆的。他知道眼下国家的大权,名为握在二十一岁的皇上手里,实际上是皇上的师傅翁同龢在操纵着。他没想到,张之洞在朝中竞有这样的对头。看来,张之洞的风光日子不会太久了。

    “为归元寺和尚告状一事,我专门去翁府拜谒过翁师傅。他没有丝毫迟疑地对我说,这个状子大理寺要受理。莫说赵茂昌只是湖广总督衙门的总文案,就是湖广总督本人又怎样?贪污受贿,天理不容,即便普通百姓告状也得受理,何况出家人?若不是有十足的把握,料想他们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你去办吧,有什么难处只管找我好了。”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张之洞呀,张之洞,你也会有今天!葆庚暗暗在心里得意着。

    “和老,翁师傅支持,其实就是皇上的支持,再也没有别的顾虑了。”葆庚小声说,“你有这个决心,兄弟我当助你一把。”

    “葆翁如何助我?”

    “张之洞这个人其实不可怕。他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看起来好像是个能干的有操守的总督,其实大谬不然。我这次从广州回来,亲自听到有关他在两广任上的不少荒谬。至于那个赵茂昌,更是一个坏透的小人,两广人恨之入骨。还有原广东臬司王之春,也是个贪财厚敛之辈。张之洞对他们都信任有加,大肆包庇,前年又将他们调到湖广。”

    “好,这些你都有证据吗?”徐致祥巴不得有人能给他多提供些关于张之洞过失的证据。

    “有。明天请和老放驾到敝寓去坐一坐,我把从广州带来的东西给你看。我还有一个朋友,是当年曾文正公和九帅的文胆,此人极有谋略,又工于文章,我叫他来跟您一起琢磨琢磨。”

    第二天,徐致祥应约来到葆府,王定安早已在此恭候,葆庚为他们二人彼此作了介绍。然后便一边看广东方面的揭发,一边讨论着如何办理。最后,徐致祥决定暂时把归元寺的状子放一放,擒贼先擒王,先给张之洞上一道严厉的参劾。树倒猢狲散,只要张之洞被弹劾,赵茂昌的事也便迎刃而解了。当晚,徐致祥再次来到翁同龢府,把张之洞在两广失政的事向翁作了详细禀报,翁同龢毫无保留地予以支持。

    几天后,由王定安起草经徐致祥修改润色,并由他具衔的参折,由外奏事处送到内奏事处,由内奏事处呈递到年轻的光绪皇帝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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