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张之洞的信，听了徐建寅的禀报后，谭继洵大吃一惊，心绪十分复杂。他既痛恨马鞍山乡民的野蛮无礼：殴打矿师，砸烂机器，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又埋怨武昌知府和江夏县令办事不力：他们一定是没有把他的意思原原本本地传达，不知在哪一个环节上走了样，才激起乡民的愤恨。同时又对张之洞信函中的不客气很是不快：论年龄，论科名都在你张之洞之上，你张之洞怎么可以就凭着品衔高一级，对我说这等亢厉不恭的话呢？

    送走徐建寅后，谭继洵为着这件事恼恨至极，一个整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上午便觉得有点头重脚轻。他强打起精神，把武昌知府再次唤进巡抚衙门。谭继洵阴沉着脸，以少有的峻厉口气对涂炳昌说：“你看看张大人这封信吧！”

    涂炳昌看完信后，才知马鞍山闹出大事，张之洞为此发了大火。他与谭抚台打了三年多交道，一向都是和颜悦色的，今日第一次见他这个模样，知道抚台大人心里也大为生气了。他颤抖着双手将信函还给抚台：“马鞍山刁民竟然殴打矿师，卑职实在是不知道。江夏县出了这等事，卑职有责。大人看此事如何处理，卑职一定照办。”

    “唉！”谭继洵跺了跺脚，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都怪你们无能，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

    “是，是，卑职无能，卑职无能！”涂知府检讨不迭。

    “我原想把他们捏合在一起，双方都得利，没想到煤窑上的人竟然动起武来，打伤人，尤其是打伤洋人，这事就麻烦了。张制台信函上的话虽然难听，道理上还是他的对。事情到了这般地步，再没有合办的余地了。你去告诉吕文魁，叫他亲到汉口去看望两个被打伤的矿师。吕文魁切莫以为这是代人受过，拒绝去汉口。涂知府，你要他心里放明白点，除开作为县令责无旁贷这点不说外，要知道打伤的是英国洋人，倘若惹怒英国大使馆，告到朝廷那里就不得了啦。他吕文魁的县令做不成是当然的，只怕你我也不得安宁。”

    涂知府心里猛然生出一股恐惧感来。这几十年里，与洋人冲突的事还少了吗？本来是一件芝麻大的小事，一下子就闹成大事。本来是洋人理亏，到头来都是中国人的不是。朝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办了自己的官员和百姓再说。洋人可是惹不起的呀，何况这事明摆着是马鞍山的乡民不对。涂知府忙说：“大人指教的是，卑职不但叫吕文魁去，而且卑职也陪同前往，一道去慰问受伤的洋矿师。”

    “你就不要去了，事情出在江夏，江夏县令去赔礼就行了。”谭继洵继续说，“还有，要吕文魁尽快通知马鞍山煤窑撤除，再不要说别的话了，那块地方只有全部交给煤矿局，才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是，是，卑职一切照办！”

    江夏县令吕文魁本不愿意过江去看望被殴打的煤矿局矿师，认为这是降了他堂堂县太爷的格，但当涂炳昌指出此事将可能导致一个新的洋案后，吕文魁也害怕了，连忙答应。第二天亲自过江到汉口，寻到那家英国人办的医院，看望亨利、梁普时，代表江夏县衙门说了许多赔不是的话。又对守候一旁的徐建寅表示，三天之内一定将马鞍山煤窑撤除，并查办肇事者。

    这时，江夏县丞钱乃昌向总督衙门上了一封密函，将吕文魁收取马鞍山煤窑税银作小金库一事禀报张之洞。钱乃昌揭发吕文魁并非为了公义，纯粹是出于平日相处不合的私怨。他知道马鞍山的事一定使张之洞对吕文魁极为不满，于是趁此机会落井下石，既泄了私愤，又讨好总督，最好是促成张之洞罢掉吕文魁，由自己来坐正堂，那就更是求之不得了。

    果然，张之洞接到这封密函后十分恼怒，立即派衙役去江夏县传令，命吕文魁明天一早来督署听候训话。

    吕文魁接到命令后心里很是惶恐。他知道，殴打洋匠一事能大能小。若以渎职失责酿成地方洋案而论，只需一道奏本，头上的七品顶戴便立时丢掉；若不上告朝廷，则一点事都没有。而这告与不告，全操在总督张之洞一人手里。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求张制台宽恕这一条路了。第二天一早，吕县令诚惶诚恐来到总督衙门。门房认识他，忙客气地将他带到候见厅，坐定后门房告辞。宽大的候见厅只坐着吕文魁一人，他的心像鼓槌似的上下急跳：张制台会说些什么呢？我又该如何回答呢？

    不知不觉，枯坐了个把钟头，却不见值班的衙役过来招唤，吕县令有点急了。他眼睛盯着门口，希望能逮住一个人替他传传话。又过了半个钟点，好容易看见一个衙役，立刻走上前去，对衙役说：“我是江夏县吕县令，奉张制台之命来衙门，已等一个半钟头了，烦你转告一声。”

    那衙役虽不认识吕文魁，见他穿着正七品官服，知不是假冒，于是脸上堆着笑容说：“吕太爷您坐好，我这就去转告。”

    一会儿工夫，衙役出来了，说：“吕太爷，张制台现在正跟襄阳镇的总兵说着话，请您等一等。”

    吕县令心里不快，却不敢发作，只得重新坐下耐心地等着。这一坐又是一个多小时，仍不见任何动静。可怜一个平时在江夏县境内耀武扬威的县太爷，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在总督衙门候见厅枯坐了三个小时，没有人搭理，也没有一口水喝。正窝着一肚子火的时候，只见一个气宇轩昂的武官在几个戈什哈的簇拥下，热热闹闹地从候见厅门口走过。吕文魁心想，这武官大概就是襄阳镇总兵了，看来，张制台与他的谈话已结束，这下该轮到我了。他正了正衣冠，挺直腰板坐着，等待衙役前来导引。又过了一会，刚才那个衙役来了，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

    “吕太爷，张制台已回后院吃午饭去了，您将就在这里吃一点吧！”

    像是得到提醒似的，一听到“吃”字，吕文魁的肚子立马便咕噜噜地响了起来，一股强烈的饥饿感冲口而出。竹篮打开，一大碗米饭，一小碟豆腐，一小碟萝卜，一小碗青菜汤。显然，这不是款待客人的酒菜，而是衙门工役的便饭。吕县令又是不快，但肚子饿得厉害，只得受了。悄悄地问衙役：“张制台吃完午饭后一般做什么？”

    衙役答：“没有定准。有时他会在后院散散步，有时他会躺下来睡一睡，有时他会见客，有时碗一丢就进签押房办公事。”

    吕文魁心想，说不定张制台吃完午饭后就会召见。他匆匆吃了饭，也不敢到候见厅外走动，压下性子又坐着等。

    坐了许久，依然不见动静。他弄不清此时张之洞在做什么，想想也可能午睡了，便干脆背靠着墙壁闭目养起神来。眼睛虽闭紧，心神却安宁不下，于是掏出小怀表来，睁眼一看，已指向二点一刻。他想，即便午睡，也应起床了，为何没有动静呢？往日候见厅里客人不断，偏偏今天再不见第二人，偌大的侯见厅，只有这个吕县令一人孤孤单单。想到这里，吕文魁心里不免生起满腔怨恨来。正在这时，候见厅外响起一阵响亮的皮鞋声，吕县令定睛一看，三个粗壮的洋人趾高气扬地从门口走过。他下意识地一惊，莫不是外国领事馆的人来会见张制台？若是使馆的人，多半与马鞍山一事有关？这么说，真的酿成了洋案，洋公使们到总督衙门交涉来了！看来事情严重了！吕县令如此一想，心马上怦怦乱跳，背上冒出虚汗，刚才的怨恨早已飞到爪哇国外，全身已被恐惧包围得严严实实。

    吕文魁在恐惧中淡忘了时间，反倒没有枯等的难受了，直到衙役再次来到候见厅时，他才知道已是傍晚。衙役说：“吕太爷，晚上张制台要请洋人在花厅吃饭，就不能见您了。张制台发下话：他明天一早要出衙门到铁厂视察，只是在临出门前有半个钟头的空隙，吕县令要么回县衙去，明天一早再来候着，要么就在客房里睡一晚，明早见。回还是不回，由太爷您自己定。”

    回自家住，当然舒舒服服，但不知张制台明天什么时候出衙门，来早了，怕衙门未开，来迟了，有可能见不到。住这里，苦是苦一点，但明天早上决不会误事。在候见厅冷坐了一整天的吕县令，此时仿佛突然开了窍：张制台今天是有意惩罚我，也在考验我，他是在看我的态度。

    “请你转告张制台，为了明天能顺利得到召见，卑职今晚就睡在总督衙门客房。”

    “好，那我就带吕太爷去客房吧！”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吕文魁就起床盥洗，然后一人坐在候见厅等候。刚到七点钟，衙役就将他带到张之洞的面前。

    张之洞冷冷地盯着吕文魁，好长时间不说话，盯得吕文魁的两只腿直打哆嗦。“吕县令，有人说你是马鞍山事件的幕后支持者。”

    吕文魁吓了一大跳，忙分辩：“卑职不是支持者，卑职是办事不力。”

    “你不要急于辩解。”张之洞打断吕文魁的话。“我问你，马鞍山三家煤窑每年交县衙门三千两税银，是不是真的？”

    吕文魁犹豫了一下，答道：“有这回事。”

    “这笔银子用到哪里去了？”

    “大多数用在修路补桥、赈灾恤贫等事情上。”吕文魁回答得麻利，像是真这样做似的。

    “哼！”张之洞冷笑一声。“既然是在做好事，为何不见你禀告知府和巡抚。”

    吕文魁不做声。

    张之洞厉声道：“据本部堂所知，这笔税金并非用在百姓上，而是用在官场上了。正因为有这个好处，你才庇护三大家煤窑，阻挠煤矿局。本部堂本想参掉你这个县令，看在你态度尚好，暂不罢你的官。你回江夏后将历年来所得马鞍山税金报一个明细账单来，听候核查。另外，罚三大煤窑一万五千银子，一家五千两，限十天内交齐。这一万五千两银子，本部堂一两不要，完全交给煤矿局，用于开发马鞍山煤井。若十天内办不了这件事，你摘下翎顶来见我！你去吧！”

    吕文魁木然听完这段训话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总督衙门。

    傍晚，张之洞回到衙门，徐建寅已在这里等候好一会子了。他告诉总督，他上午去巡抚衙门，表示对谭抚台处理马鞍山一事的谢忱，得知谭抚台因此事已气得生病卧床。张之洞本对谭继洵很是不满，一听说老头子为此而生病，心里顿时对他宽谅了许多。沉吟片刻，他把儿子仁梃唤了进来。

    二十二岁的张仁梃长得比父亲略为清秀点，在师傅桑治平多年教导下，他不仅学问根基打得扎实，而且器局开阔，眼光远大。张之洞对这个儿子很满意，认为他比大哥仁权要强得多。

    张之洞对儿子说：“你去准备几样瓜果糕点，明天一早去巡抚衙门，代我去看望谭抚台。谭抚台年纪大了，又生着病，你不要在那里坐得太久了。看一看，转达我的问候，说几句安慰的话就回来。让大根陪你去。”

    张之洞还是第一次派儿子代他出门看望人，怕他年轻不懂事，遂仔仔细细地吩咐着。

    仁梃感觉到父亲对自己的信任，突然间有一种已长大成人的感觉，兴奋地领下了这道父命。

    第二天一早，大根陪着仁梃来到巡抚衙门。门房见是总督的二少爷来问候抚台，十分殷勤。抚署总文案出来接待，又亲自陪着来到谭继洵的卧房。谭继洵得知后，硬是挣扎着起床亲自接见。他见仁梃长得一表人才，举止也很得体，甚是高兴，对张之洞的这番举动也颇为心暖。

    为了答谢总督的心意，待仁梃走后，他把自己的小儿子叫过来，吩咐儿子明日到督署去代他谢谢张制台。谭继洵的这个小儿子不是别人，正是日后感天动地泣鬼神的一代人杰谭嗣同。

    谭嗣同虽贵为巡抚公子，年纪轻轻却经历过许多不幸。若说起人生幸福来，他远不及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谭嗣同同治四年出生在北京，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户部做山西司员外郎。谭嗣同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母亲徐氏为父亲的发妻。他出生的那年，父亲纳妾卢氏，卢氏比丈夫小二十三岁。在谭继洵的眼里，十八岁的小妾远比四十出头的发妻漂亮动人，他的爱心几乎全部转到卢氏的身上，而卢氏又是一个心胸狭窄的自私女人。从此，原本和谐的家庭埋下了多事种子。

    嗣同七岁那年，大哥回浏阳完婚，因为嫡庶不和，徐氏有意借儿子完婚之机离开北京。嗣同与二哥留在父亲身边读书。徐氏走后，卢氏便把平日积压在心里的怨恨向嗣同兄弟发泄。嗣同年幼，更成了卢氏经常打骂的对象，卢氏又在谭继洵面前大说他的坏话，使得他失去了父爱，小小的年纪，便开始懂得以少言寡语、含恨忍痛来应对世事。一年后，徐氏从浏阳回来，见到小儿子骨瘦如柴、木讷呆滞，伤心痛哭。七八岁年纪，正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年的精神创伤为谭嗣同特立独行的性格奠下了基础。

    光绪二年春天，北京流行白喉。出嫁不久的二姐染上此病，随后，母亲徐氏和长兄也染上了，五天之内，三人先后去世。十二岁的谭嗣同也感染上了。他在床上昏死三天三夜，竟然苏醒过来，留下一条命，父亲因而又给他取了个“复生”的名。这段家庭惨故给谭嗣同打击极大，多少年后，每一提及此事，便欷嘘流泪。不久，二哥护送母亲及大哥的灵柩回浏阳安葬，并留在家乡主持家务。嗣同仍住京师读书。从那以后，后母卢氏便将谭嗣同视为眼中之钉，想方设法虐待他。谭继洵公务繁忙，不理家事，在卢氏的挑唆下，也不喜欢这个死里逃生的儿子。

    谭嗣同痛失母亲，又缺少父爱，只有书籍伴随着他孤单寂寞、伤感多愁的心灵。如此环境，促使谭嗣同逐渐形成桀骜不驯，愤世嫉俗，厌恶旧秩序，渴望冲决罗网的叛逆性格。

    他在父亲送他诵读的《闱墨大全》上愤怒地批道“岂有此理”四个大字，却以大量的精力阅读各种不上台面的杂书。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北京镖局的镖师大刀王五。大刀王五是个回教徒，从小与父母失散，在浪迹江湖中长大。他武艺精熟，尤以善使大刀出名。谭嗣同与他交往，不仅从他那儿学到武功和江湖义气，也由此获知生活的艰辛及社会的复杂。

    不久，谭继洵外放甘肃巩秦阶道。谭继洵在甘肃十二年，这期间谭嗣同不断往返浏阳与甘肃之问。他从名师读书，深究天人之际，又喜与边塞将士往来，纵马狩猎。在多次南来北往的过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国家的贫弱、政治的腐败和百姓的艰苦，强烈的济世救民愿望，就在这跋涉奔波餐风宿露的日子里萌生了。

    张之洞听说谭继洵派儿子谭嗣同过来答谢，满心欢喜，他早就想见见这位不寻常的后生辈了。张之洞知道谭嗣同，是听杨锐说起的。杨锐听他的那班年轻朋友说，当今天下有四大名公子。战国时期的四大名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在历史上一直是美名传颂。当今也有这等公子？杨锐怀着极大的兴趣问这四大公子分别是谁，于是朋友告诉他，这四公子即丁日昌的儿子丁惠康，吴长庆的儿子吴保初，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另一个便是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陈宝箴虽在武昌，但陈三立却在京师，而谭嗣同却近在咫尺，怎能失之交臂？喜交朋友的杨锐务必要结识。托人介绍，杨锐认识了谭嗣同，果然一见倾心。谭嗣同也喜欢杨锐，彼此成了知心之交。有一次闲聊天时，杨锐对老师说起了谭嗣同，说谭抚台的这个公子书读得如何好，诗文做得如何好，尤其可贵的是豪侠仗义，武艺出色，堪称文武双全。张之洞听了心里一动，读书做诗文不奇怪，难得的是以一抚台公子而有武功。武功这码子事，本是八旗子弟的特长，时至今日，连八旗子弟都不习骑射了，一个汉家高官的公子居然好此道，实为罕见。想不到平庸懦弱的谭继洵，竟然会有如此卓荦不凡的儿子！张之洞真想见见，但总没有机会，不料今日他自己来了。

    张之洞吩咐安排在小书房接见。张之洞与人相见通常安排在客厅或茶厅，倘若为他所喜欢，或愿与之深谈的人，则安排在小书房，至于与他关系特别密切的人，如桑治平、杨锐、辜鸿铭等人，他有时也会在签押房里直接交谈。

    当下张之洞离开签押房来到小书房里。只见一个人早已在此等候着，见他来，立即起身，垂手肃立。张之洞注目看这人年纪约摸二十七八，中等略偏矮的单薄身材，清癯的面容上镶着两只微觉凹下的双眼，那双眼睛中流露出的是忧郁思虑的目光。张之洞知道这便是谭嗣同，他丢掉素日的倨傲，主动打着招呼：“是谭公子吧，请坐，请坐。”

    “张大人，晚辈向您请安。”谭嗣同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说着，同时向张之洞深深一鞠躬，然后落落大方地坐下。

    “哦，你的官话说得真好，在北京住过几年？”张之洞从小在贵州长大，父亲说的又是一口南皮话，他的官话其实说得并不好。常与他打交道的人官话都说得不好，尤其是衡阳人王之春、义宁人陈宝箴，那一口带着浓厚家乡腔的官话，既难听又难懂，乍然在武昌听到这样纯正的官话，犹如久喝浑浊水，突然饮到清泉似的舒畅。

    “我出生在北京，一直长到十三岁，才第一次回浏阳老家。”

    “哦，怪不得。”张之洞点点头，用父辈的慈爱望着这个名气不小的年轻人。“你是老几，今年多大了，成家了吗？”

    “我有两个亲哥哥，还有一个嫡堂哥哥，故家人都呼我老四。今年二十八了，早已娶妻，岳父名叫李寿蓉，署理过汉黄德道，前些年奉调去了安徽。”

    “哦，你还是李道台的女婿。”张之洞随口问，“令堂身体健朗吗？”

    “先母已去世十多年了。”谭嗣同一提起母亲，就想起当年家里同时摆着三日棺木的惨景，语声不由得哽咽起来。

    这孩子天性纯良！张之洞心里想着，便不再问他的家事了。“令尊的病好些了吗？”

    “好多了！”谭嗣同诚挚地说，“家父深谢大人遣公子问候的一片好意，特意叫我一来答谢，二来告诉大人，他今日好多了，明天便可以起床办公务了。”

    “不要那么急，令尊高龄，应当多休息几天，待痊愈后再办公不迟。”

    “家父说，昨日公子送的厚礼，他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特命我给大人回赠一架鹿角。这是家父做甘肃藩司时一位朋友送的。西北梅花鹿角养精提神，更要胜过他处产的鹿角。”谭嗣同说罢，从椅背后提起一个大布包来。他打开布包，露出一架二尺长的黑褐色长满绒毛的梅花鹿角，他起身双手奉上。

    张之洞面对这份贵重的礼物，颇觉为难。他平生不喜欢别人送礼，尤怕送重礼，绝大部分礼品他都婉拒不接。但处于眼下情势，这份重礼，他真的不便推辞，推辞则意味着拒绝巡抚的好意，今后督抚共事便更难了。想到这里，他微笑着说：“好吧！令尊的这番厚礼我也不能拂逆，我收下了，你回去后代我多多致谢。”

    “谢谢大人赏脸！”

    “杨锐多次在我面前提起你，说你文武双全，豪侠仗义，我为谭抚台有你这样的佳儿感到高兴。”张之洞充满爱抚的目光和蔼地望着谭嗣同，他这话完全出自内心。本想再说一句“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话到嘴边又噎下去了。

    “大人夸奖了。杨叔峤是个实诚君子，前两天我还收到他从京师寄来的信，说是在内阁做中书感觉沉闷，还不如在武昌。武昌虽忙碌，但有生气，日子充实得多。在内阁做事，心情烦，连读书的情绪都没有了。”

    提到读书，张之洞听杨锐说过，谭嗣同在名儒欧阳中鹄的指导下，已经研读完毕《船山遗书》，便问：“听说你用整整一年的时间，通读了王夫之的书，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船山先生的书体大思精，晚生自以为尚未能入其门槛，不过也有点体会。晚生以为，船山先生隐居著述四十年，无非是要向世人阐述他的一个信念，即人当与时共进。”

    张之洞读书，除经史外，偏重于诗文，对子书不很喜爱。曾氏兄弟在江宁刻印的《船山遗书》，他当时作为湖北学政，也蒙金陵书局赠送一部，但他只读过其中一小部分。常听人说船山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于“气”、“理”、“道”、“器”、“知”、“行”方面的辨析，而船山隐于山中著书立说，最隐秘的目的乃在于伸张民族大义；甚至还有人私下里说，曾氏兄弟打下南京后，急于刻印船山的著作，实际上是想借此洗刷自己助满压汉的罪过。当然，张之洞对此类私下臆测决不相信。

    至于说船山学说的宗旨是阐述人应与时代同行这个说法，倒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是船山的本意，还是这位超脱凡俗的公子的自我见解？船山有副名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可以在六经中别开生面，年轻人也可以从船山学说中别开生面，且听他的解释吧。张之洞微笑着说：“你的领悟力真是过人。船山数百万言殚精竭思的著述，让你一句话就钩玄提要了。”

    谭嗣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晚生读书是奉行五柳先生的榜样，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很可能钩提的不是船山的玄要，不过我以为当如此去理解船山的学说。”

    张之洞想：研究船山的这种方法或许不可取，若论经世致用，则未尝不是通者之识。张之洞读书，历来最重这个“通”字，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恰好不懂这点，变成迂腐不通；倘若迂腐不通，读书再多也无用。这就是孟夫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

    “四少爷，你给老夫说说你对与时同行的认识吧！”

    “张大人，晚生以为，与时同行不仅仅是船山学说的宗旨，而且是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成就事业的根本之途。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倘若与天作对，与时作对，则必然碰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衡之前朝前代，此种人不胜枚举，只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罢了。”

    张之洞为官几十年，敢于在他面前如此大言荦荦的年轻人很少。是身为巡抚公子，一向自大惯了？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识深浅反而易于放言高论？抑或是真正不同流俗，惊异的只是别人，在他自己却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张之洞边听边默默地想着。

    “就拿眼下来说吧，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合肥相国虽然有些事做得不惬人意，但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有一句话说得最妙不过。他说中国正处在三千年一大变局之中。一个‘变’字最是深刻地概括今日国家的局势。既然局势变了，一切也应随之而变。有句本不是晚辈应该说的话，但久蓄于胸，平素无机会一吐，今日在大人面前，尽管有可能受狂妄之讥，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

    “什么话，你说吧。”张之洞和蔼地鼓励。

    “大人，以晚辈所见，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因循守旧，而不知变革维新。”

    “变革维新”！“变革”与“维新”本是两个古老的旧词，现在由年轻的谭嗣同加以组合吐出，让五十五岁锐意进取的湖广总督为之一震。他开始对眼前这个名公子另眼相看了。

    “这一点在官场最为突出，湖北官场尤为典型。不瞒大人说，家父便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这句话，晚辈也曾当面对家父说过，家父也承认这一点，说像他这样经历和年岁的人，还是因循守旧最为保险。”

    张之洞不由得笑了起来，说：“足下父子能这样倾心交谈，实不容易。”

    “这种交谈太难得了，只有在他心情极为舒畅时才可偶尔言之。家父一生很少舒畅，他总在忙碌忧虑中度过。不是晚辈袒护，像家父这样的人，当今官场还不太多见，最多见的是武昌知府和江夏县令一类人。他们真的是曾文正公五十年前所说的推诿、颟顸式的官员。大人要在湖北办洋务大事，依晚辈愚见，最主要的还不是缺资金，最主要的是要如何对待一大批这样昏瞀的官吏。”

    这番话使张之洞又是一震。他先是对谭嗣同这种狂放的姿态颇为不满。最主要的不是什么而是什么这一类的话，只有子青老哥、阎丹老那样的人才可以说的，作为二十多岁的子侄辈，岂可当我之面说这种话？拘谨重礼的谭敬甫，怎么生出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来。真是咄咄怪事！然而转念一想，这个年轻人说的也有道理。近来令他气闷、愤慨，甚至沮丧的两件事，又的确都是因为官吏的昏聩而造成，并不是因为银钱的缺短。张之洞不得不佩服谭嗣同目光的犀利。从心底里来说，张之洞是喜欢这种人的：玫瑰虽有刺，但有好看的花朵，蔓藤尽管柔顺可亲，却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放下架子，以一种近乎平等的姿态问：“你说的有道理。依你看，老夫来湖北办铁厂、办矿务局，湖北官场和民间究竟是支持的人多，还是不支持的人多？”

    谭嗣同没有立即回答，他思索半晌后说：“大人若要听我讲实话的话，湖北省无论官场和民间对大人办的事，理解和支持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在观望。当然，黄鹤楼上看翻船的人也不多。”

    张之洞凝神抚须，望着谭嗣同没有吱声，心里却在仔细掂量这几句话。

    “不过，大人不必因此而有所顾虑，从古以来雄图伟业都是由少数几个先知先觉做起，然后再得到多数人的襄助，最后才有普天之下的响应，蔚成大举。比如孔夫子创立儒家学派，又比如天竺国的释迦牟尼创立佛教，都是这样的。晚辈是完全赞同大人的这番事业的，只是因为家父一再要晚辈参加今年秋天的恩科乡试，不然，晚辈早就回到原籍浏阳去，仿效大人办两件大事。”

    张之洞很感兴趣地问：“回浏阳办两件什么大事？”

    “仿效大人在两湖书院设置西洋学问的做法，回浏阳办一西学馆，以算学、天文、测量等为主，招收几十个聪颖子弟加以培植。”

    “好。”张之洞立即答道，“你这个想法太好了，我先向你预定，你培养多少我接收多少，我这里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谭嗣同高兴地说：“有大人支持，我办西学馆的兴头更足了，也不愁没有人来就读了。”

    “第二件呢？”

    “我的老家浏阳是个山区，田少山多，老百姓生活艰难，世世代代浏阳人都认为贫苦是命，改变不了。自从大人决定在江夏开煤，在大冶采铁后，我就想起十年前看到浏阳县志上记载，普迹寺僧人从明代嘉靖年间起，便在后山下挖一种黑石块当木柴用来烧水煮饭，一直到康熙末年，黑石块用完了，才烧柴。现在我想，那里的石块不就是煤吗？”

    “不错，那一定是煤。”张之洞大为高兴起来，“铁政局的洋矿师说：有的煤就在表层，叫露天煤，普迹寺的黑石块很可能就是露天煤；露天煤烧完了，他们不知道往深里挖。你的想法很好，看来你们浏阳会有大量的煤。”

    “我就是这样想的。”谭嗣同脸上泛起真情的光彩，“所以，我想请行家去我们浏阳查勘，说不定除煤外，可能还有铁、铜等矿石。我们把这些地下的宝藏挖出来，不就给浏阳百姓带来财富了吗？”

    “好好，我支持你。你什么时候去，我叫铁政局派两个英国矿师陪你去，帮你查勘。若有的话，今后就在浏阳再建一个煤矿局，由湖南巡抚衙门来负责办。若他们不热心的话，你再找我，我来办。挖出的煤就运到武昌来炼铁，无非就是远一点，多点运费而已。”

    这番话顿时把两代人的心拴到一块。谭嗣同心里涌现出一股多年来少有的痛快，他敞开胸怀对张之洞说：“大人，晚辈跟你说句心里话，这办算学馆、开矿，我以为尚是第二位的事，要使老百姓富裕，国家强大起来，第一位的是要变革维新。变革维新的榜样便是西洋各国，开矿炼铁造机器制枪炮等等是具体本事，当然要学习，更要学习的是他们的政令法律，也即是说我们要来一次新的变法，变革祖宗成法。如此，中国或许有希望。否则，任何好的技艺到了中国来都会变味，犹如橘变成了枳。”

    “变法”，一听到这个词，张之洞立即想起了车裂的商鞅、放逐的王安石、鞭尸的张居正，这可不是随便谈论的话题！谭嗣同布衣青年，他可以童言无忌，身为封疆大吏对这等大事是不能随便说的，他决定转一个话题：“橘过淮北则为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说。老夫听杨锐说，你文思敏捷，为文下笔千言，吟诗七步成篇。”

    “叔峤夸奖了。”谭嗣同笑了笑说，“不过，若是不以太高的标准来要求，随便吟一两首还是可以的。”

    “好。老夫就试试你如何？”张之洞指了指对面书架上的西洋座钟，“你就当着我的面，用一刻钟的时间吟一首七律。”

    “请大人赐题。”谭嗣同毫不含糊地说。

    张之洞略思片刻：“就以眼前之景为题，吟一首《登黄鹤楼览武汉形势》吧！”

    “晚辈领题了。”谭嗣同说完这句话后便不再吭声，呆坐在木靠椅上，面无表情，两只略为下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座鎏金发亮的洋钟。张之洞望着瘦小的谭公子，觉得他眼下这个神态决不像达官贵公子的模样，那木讷的面容，像是内心愁苦的入定僧；瘦小的身材，像是终年饥饿的放牛娃；那微凹的双眼，像是荒山坡上的两只小洞穴。张之洞越看心里越不好受：这孩子要么是心灵上蒙有常人所没有的极大创痛，要么是体内藏有未察觉的暗疾隐病，或许难保永年……

    “大人，晚辈借你的纸笔用用。”正在张之洞胡思乱想的时候，谭嗣同已起身了。

    “好，好。”张之洞也跟着起身，指着书桌上的文房四宝说，“你写吧！”

    谭嗣同来到书案边，提起笔来，蘸了墨后，在一张空白信笺上龙飞凤舞地写起来。张之洞跟在他的身后看，一边轻轻地念着：黄沙卷日堕荒荒，一鸟随云度莽苍。山入空城盘地起，江横旷野竟天长。东南形胜雄吴楚，今古人才感栋梁。远略未因愁病减，角声吹彻满林霜。

    谭嗣同放下笔，拿起诗笺，双手递给张之洞：“大人是诗界巨眼，晚辈献丑了。”

    “不错，不错。”张之洞接过诗笺说，“这首七律通篇都不错，尤其首联两句最好。前人说陈思王最攻起调，看来你写诗学的是曹植一路。接下三联略嫌伤感了点。年轻人嘛，虽有点坎坷挫折，毕竟年富力盛，前途远大，宜乐观激扬为好。这种忧思重重的风格，大概也是受曹植的影响吧！”

    谭嗣同说：“大人所论极是。我在吟诗的时候，仿佛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孤单失群孤立无援的小鸟，随着浮云在莽苍苍的天际上吃力地飞呀飞呀，不知何处是归宿。”

    “喔！”张之洞敛容望着谭嗣同，一时无语。他做学政多年，学生数以千计，像这等身处富贵之家而忧心忡忡的年轻人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原本想叫仁梃与嗣同交个朋友，以便仁梃有一个文武兼资的同龄榜样，但此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怕这个思想不羁而心绪愁苦的抚台公子给儿子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时，梁敦彦急匆匆地走进来，附着张之洞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只见张之洞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对谭嗣同说：“四少爷，老夫有急事要办，对不起了。回去后转达对令尊大人的谢意，请他多休息几天，待病完全好后再办公事不迟。”又对大根说，“你送送谭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