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第二个把人和事区别开。什么叫把人和事区别开？就是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人性是复杂的，是易变的，是没有标签的，有标签的是事。如果你错误地替人贴上标签，那你这辈子可就不好办了。

    比如说，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简又文先生撰《太平天国简史》，书中称，洪秀全早在广西金田团营，就挑选了三十六名美女为妾，号为王娘。攻克南昌之后，复又挑选六十名女子，强掳为性奴。而洪秀全于南京的日常生活，就是以虐杀女人为乐。据此，简又文先生得出结论称，洪秀全生活作风严肃，简直是一个严格的道德主义者。

    一个强掳民间女子近百人，淫欲无度的色情狂，怎么会被简又文先生称为作风严肃呢？照这么个扭曲的思维来分类，监狱里的强奸犯色情狂，岂不都成了圣人？

    因为简又文先生认为，洪秀全崛起东南，与清帝国叫板，是正义者的行动。事先替洪秀全贴上了正义的标签。洪秀全既然是个正义者，那么他必然是生活态度严肃的，必然是个严格的道德主义者。标签已经贴上了，结论就无可更改。不管洪秀全玩弄多少女人，都是作风严肃；不管洪秀全虐杀多少女性奴，都是严格的道德主义者。

    在简又文先生这里，论据与论点完全背离了，其原因就在于简又文先生犯了糊涂，错误地把标签贴在人的脸上，而不是把标签贴在事情上。

    事实上，真正的客观常识是，一个人做什么事，他就是什么人。一个人救死扶伤，他就是在做善行。可是突然间他又强暴民女，那么他就是强暴犯。强暴犯和善人都是他，这才是人性的复杂所在。同理可证，洪秀全剽掠民间女子，淫欲无度，那么他就是个大色狼，这才是从事情推导出来的最简单的结论。但是简又文先生缺乏这个最基本的常识，他是先下结论，发现论据与结论不符，也只好硬着头皮搁在这里，因为简又文先生不是圣人，只是普通人。

    重复一遍，一个人做什么事，他就是什么人。这就是把人和事情区别开来的最基本法则。这句话看起来非常简单，但真正能够按此思考的人少之又少。如果你已经学会遵循此法则来思考问题，那你就已经接近圣人了。

    曾国藩之所以与大众拉开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迈入圣者的境界，就是因为他考虑明白了这么简单的两个问题。

    而李鸿章是知道老师的思考特点的。所以，他也知道他拒绝出兵镇江，置曾老九于危险之地而不顾，激怒了曾国藩。但李鸿章更清楚的是，曾国藩恨他是恨他做的这件事，而不是恨他这个人。

    曾国藩只对事，不对人。

    所以李鸿章知道，今天他做了件事，曾国藩认为是错的，因此痛恨他；等明天他再做另外一件事，曾国藩认为是对的，就会喜欢他。所以，他丝毫也不把老师的恼火与愤怒放在心上，尽管放手去做自己的事。

    只要事情做对了，这个人就对了。

    这就是圣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