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的相关报道，是援引私人笔记，准确度并不是太高。至少，所谓魏根斯坦亲王的证言，就是十足的瞎掰。戈登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真的对着李鸿章开枪，那意味着他要上军事法庭。

    但《泰晤士报》的报道，反映出西方人的态度。事实上，李鸿章苏州杀降是件震惊中外朝野的大事。当曾国藩收到李鸿章的书信时，倒吸了一口冷气，拊掌叹曰：少荃要得，硬是要得，心明眼快，不留后患，实乃……不好，曾国藩急忙把第一幕僚赵烈文叫过来：咱们搜集来的准备弹劾李少荃的黑材料，都在你那里吧？

    在，都在我那里。赵烈文问道：夫子，现在咱们就写奏章，弹劾李少荃吗？

    这个……曾国藩说：你把黑材料拿过来，先让我看看，不要留下一点点，全部拿过来。

    赵烈文把搜集的李鸿章黑材料拿过来，曾国藩抱着进了小黑屋，一把火全都烧掉了。

    李鸿章这个学生太狠了，心狠手辣，翻脸无情，曾老师怕死他了。千万不要惹这个狠学生，万一因为弹劾而得罪了他，那后果可就难说了。

    于是曾李师徒关系，因为苏州杀降事件的发生，重新回到了蜜月般的正常轨道上来。

    曾国藩怕了李鸿章，那是因为他是李鸿章的老师。为了栽培这个弟子，他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不愿意因为这么一件事，让自己的付出鸡飞蛋打，沦为沉默成本。但对于社会各界的儒家士子而言，他们和李鸿章没有丝毫关系，对此一事表示了极为客观的谴责态度。

    如梁启超后来撰写一书，指摘曰：

    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齿痛恨，至欲剚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

    看看，连梁启超都知道，李鸿章苏州杀降的唯一输家，就是善良而厚道的戈登先生。连旁观者都看不下去了，试想戈登先生的心情，是多么悲愤而绝望啊！

    这时候戈登先生心里明镜似的，他完了，而且常胜军也已经完了。戈登先生就想：嗯，现在的我，必须要像中国人那样思考，先把事情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然后再说这事儿。

    戈登先生给英国驻中国公使卜鲁斯写了封公开信，投诉李鸿章，要求卜鲁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对大清政府施加压力，让李鸿章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