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孔子想得通。不能“从政”，那就“为政”。

    什么叫“从政”，什么叫“为政”？从政，就是实际做官；为政，就是影响政治。其实“为政”一词的本义，是从事政治。据《论语·为政》，有人曾经问过孔子：“子奚不为政？”这话直译过来，就是“先生为什么不从事政治”。其实他的意思，是“先生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尚书》不是说了吗？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风气推行到政治上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这就是从事政治呀（是亦为政），还要怎样才算从事政治（奚其为为政）？于是，“为政”这个词，在中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即不但是“参与政治”，也包括“影响政治”。只要能够参与政治，或者影响政治，就是从事政治，也就是“为政”。做不做官，倒不一定。

    实际上孔子一天都没离开过政治。前面说过，朝廷有什么事，那些在朝的学生是会报告孔子的。比如季康子打算攻打颛臾，冉有和子路就到孔子那里去请示汇报。这可能是规矩，可能是习惯，也可能是要向先生讨教，或者希望得到先生的支持。总之，做官的学生经常会向不做官的先生汇报工作。据《论语·子路》，有一次，还是冉有，也就是当季孙氏大管家（季氏宰）的那个，下班回来见孔子。孔子问他：怎么这样晚（何晏也）？冉有说，有政务（有政）。孔子说，是事务吧（其事也）！如果有政务，我虽然不在朝（虽不吾以），也会知道的（吾其与闻之）。可见，孔子即便不从政，也能为政。

    这就好像有点问题，因为孔子还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话。这话在中记载了两处，一处在《泰伯》，一处在《宪问》，好像与“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矛盾。其实“不谋其政”的关键词，是“谋”。谋，就是谋划，即进入操作层面。不谋其政，就是不越位操作，也不超出自己的权限来考虑政事的处理，但不等于不“思”（关心政治），不“施”（影响政治），不“为”（参与政治）。所谓“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怎样才能参与政治或者影响政治呢？

    也有两个办法，一是游说君主，二是教书育人。游说的对象，包括国君，也包括执政的大夫。据钱穆先生《孔子传》和李零先生《丧家狗》，公元前517年，即孔子三十五岁那年，他到过齐国。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到公元前484年（孔子六十八岁），周游列国十四年。出国的目的，一是“从政”，二是“为政”。也就是说，如果有可能，孔子希望能在某个国家做官，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做不了官，则希望能够游说执政者，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我说，孔子如果活到今天，肯定会上“百家讲坛”，或者在网上开博客。这实在比东奔西走到处游说效率高多了。

    孔子第一次出国，见了齐景公；第二次出国，在卫灵公、陈涽公、卫出公那里做过官，见过楚国的叶公，还打算见赵简子和楚昭王。但孔子的官做得并不开心，事也办得不顺。据《史记·孔子世家》，齐景公想用他，被晏婴拆台；楚昭王想用他，被子西拆台。齐景公原本是要把尼谿（尼溪）之田封给孔子的，晏婴如此这般一说，齐景公就变了卦，对孔子就敬而远之了（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后来干脆客客气气地把他打发回去。齐景公的做法也很绝。他先是谈待遇，说季孙氏那样的薪水寡人可是开不了。然后是找借口，说寡人老朽，没法用先生（此事《论语·微子》也有记载）。孔子只好回国。同样，楚昭王原本是要封给孔子七百里地的，子西头头是道一说，楚昭王就变了卦，孔子也只好离开楚国。晏婴和子西为什么要挡横呢？兹事体大，我们以后再说（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总之，孔子转了一大圈，还是没有出路。这可真是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难怪有个郑国人要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本国让他痛心，别国让他伤心，孔子岂非丧家？

    从政不如意，为政碰钉子，孔子还有路吗？

    有。什么路？育人。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的学生培养出来，让他们去从政、为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仍据钱穆先生《孔子传》，孔子授徒设教，应该是在他三十岁那年（公元前522年）；而据李零先生的研究，孔子招收的学生，可以分为三批。第一批是在他三十五岁之前，住在鲁国的时候。第二批是在他五十四岁之前，自齐返鲁后。第三批是在孔子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之间，周游列国之时。这三批学生，我分别称之为“黄埔一期”、“黄埔二期”和“黄埔三期”。此外还有年代不可考和不见于书传的，一大堆。

    这样算下来，孔子的学生一共有多少？很多。历史上的说法，是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等于一个人又办北大又办清华。这还是在册的，此外还有编制外的。比如陈亢（音刚），我怀疑就是“编外粉丝”。陈亢，字子禽，生于公元前511年，比孔子小四十岁，陈国人。他在中出现三次，三次都是提问题，一次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两次问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子贡的两次，一次记载在《子张》，是他问子贡：先生对仲尼恭恭敬敬（子为恭也），难道他老人家真比先生您强吗（仲尼岂贤于子乎）？这口气，很不像孔子自己的学生。其结果，当然是被子贡驳回，说他老人家生得光荣，死得可惜（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岂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比得上的（如之何其可及也）？还有一次记载在《学而》，是他问子贡：孔夫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是他自己问来的（求之与），还是别人告诉他的（抑与之与）？子贡说，这些情况，是靠他老人家的温和、善良、恭敬、简朴和谦让得来的（夫子温良恭俭让得之）。也就是说，正因为我们老师为人好，所以大家都乐意把情况告诉他。至于是他老人家主动问，还是别人主动说，并不重要。从这段对话看，陈亢也不像孔子的学生。

    问孔鲤的一次记载在《论语·季氏》。孔鲤，字伯鱼，生于公元前532年（孔子二十岁时），卒于公元前483年（孔子六十九岁时）。陈亢比孔子小四十岁，比孔鲤也小了一辈，因此称孔鲤为先生。陈亢问孔鲤：先生您在老先生那里，也听到过一些什么特别的教导吧（子亦有异闻乎）？这意思很清楚：你爸当老师，你又是他的独生子，总该吃过小灶的。孔鲤回答说，也没什么特别（未也）。接下来，孔鲤讲了两件事。他说有两次，父亲大人“尝独立”，他自己“趋而过庭”，被叫住问了话。趋，就是小步快走，表示恭敬的意思。庭，则是建筑物台阶前的空地，即院子。也就是说，有一天，孔子一个人站在庭院里，孔鲤恭恭敬敬迈着碎步从他面前走过，结果被孔子叫住。孔子问他，学诗了吗？孔鲤回答，还没有。孔子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不学诗，无以言）。于是孔鲤“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是一个人站在庭院里，孔鲤又恭恭敬敬迈着碎步从他面前走过，结果又被孔子叫住。孔子问他，学礼了吗？孔鲤回答，还没有。孔子说，不学礼，就不会做人（不学礼，无以立）。于是孔鲤“退而学礼”。然后孔鲤告诉陈亢：我听到的，就这两条（闻斯二者）。结果陈亢非常兴奋，说我只问一个问题，就得到了三个答案：知道了诗，知道了礼，还知道君子要疏远自己的儿子。这口气，不但像粉丝，而且像媒体。

    孔子的学生和粉丝这样多，他“招生”的时候有选择、有条件吗？或者说，孔门之中，有“准入制度”或“准入标准”吗？

    许多人认为没有。因为孔子有两句名言，一句叫“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还有一句叫“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脩，就是十条干肉。因此，不少人认为，只要交十条干肉，就能成为孔子的学生。身份地位、地域种族等等，都不是问题。后面这一点，差不多也是学术界的共识。比如杨伯峻先生就把“有教无类”这句话，翻译为“人人我都教育，没有区别”。李泽厚先生也把这句话翻译为“教学生不要分类别”，而且认为孔子能打破族类界限，实乃“重大进步”。

    其实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首先，束脩，或者十条干肉，是见面礼，不是学费。而且，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听先师吴林伯先生说，束脩一语双关，还表示愿意接受约束和修理。显然，条件也还是有一点的，那就是要表示拜师的诚意。何况有所教诲，也不一定就是收为学生。回答他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是“吾未尝无诲焉”嘛！

    其次，“有教无类”也未必是“无类而教”，即不分类别（身份地位、地域种族）地进行教育。实际上，要弄清楚什么叫“有教无类”，得先弄清楚“有A无B”这种句式。这种句式在汉语中有四种意思：一，只有A，没有B，比如有勇无谋、有名无实；二，有A，没有非A（B），比如有增无减、有过之无不及；三，既有A又没有A，比如有意无意、有一搭没一搭；四，如果有A，就没有B，比如有备无患、有恃无恐。“有教无类”属于哪一种呢？第一种不对。因为教与类不像勇与谋、名与实，是矛盾对立的两面。第二种也不对，理由同上。第三种更不对。能选择的，只有第四种，即“有A则无B”。比方说，有备则无患，有恃则无恐。同样，有教则无类。所谓“有教则无类”，就是说，人，原本是“有类”的。比如有的智，有的愚；有的贤，有的不肖。但通过教育，却可以消除这些差别。这就叫“有教则无类”，简称“有教无类”。可见“有教无类”是教育的结果，不是前提。这个观点，是谢质彬先生在1989年第11期《文史知识》提出来的，我同意。

    通过教育来消除差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构想。因此，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一点也不过分。可惜孔子并不能把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都予以消除，这事他一个人做不了。他能做到的，也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于是我们要问：孔子招学生，都教些什么，又怎么教？

    孔子的教学，有四教、四科之类的说法。四教，就是“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也就是历代文献（文）、社会实践（行）、道德修养（忠）、行为准则（信）。四科，则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文学不是诗歌、小说、散文，是熟悉文献；言语，则是能言善辩。德行和政事就不用解释了。总之孔子的学问，一是道德，二是政治。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国计民生、通商贸易，他都不关心。这是孔子的局限。

    所以孔子教学生，主要也就两条：一是做官，二是做人。怎么教？主要也是两条：一是答问，二是讨论。答问的记录，中有很多。问孔子的人，有学生，也有别人。问的问题，也主要是做官和做人。我统计了一下，书中，孔子回答得最多的问题，是政治（包括做官、事君、为政），19次。其次是问对某个人的评价，12次。再次是问仁，9次。又再次是问礼，5次；问孝，3次；问君子，3次；问士，2次。其余，如问友、问知、问明、问达、问行、问好恶、问做人、问成人，也都可以归入问仁问孝一类。有人问过军事，孔子的回答是他不懂，没学过（《论语·卫灵公》），也有人问过鬼神，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这两个答案，都等于拒绝回答。拒绝回答当然也是回答。答案就是：这些问题我没兴趣。感兴趣的，只有政治学和伦理学。

    其实即便是问文学，孔门师生也能扯到政治伦理上去。比如子夏向孔子问诗，两个人之间的问答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子夏，就是卜商，生于公元前507年，比孔子小四十四岁，“黄埔三期”的，也是孔子的重要学生之一。据《论语·八佾》，有一次子夏问：上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什么意思呀（何谓也）？这话的前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见于《诗经·卫风·硕人》。倩，笑容美好的样子；盼，眼睛明朗的样子。“素以为绚兮”是逸诗，杨伯峻先生翻译为“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可以商量。其实“素以为绚”是倒装句，即“以素为绚”，因此应该翻译为“以本色为美”。也就是说，这三句诗的意思是：笑容甜甜的，眼睛亮亮的，最本色的，就是最美丽的呀！

    这个意思实在是很清楚，子夏为什么还要问？显然，他是要“举一反三”。于是孔子回答“绘事后素”。绘事，就是画画；后素，就是“后于素”。也就是说，画画，要先用白颜色打底子，然后才能画花纹。这就已经是由此及彼，说开去了。谁知子夏竟大受启发，高兴地问：“礼后乎？”什么叫“礼后乎”？就是说，礼，也像绘画的花纹一样，要放在打底子的后面吧？孔子一听，喜出望外地说：阿商呀阿商，启发我的人就是你呀（起予者商也），我可以和你讨论诗了（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在孔子看来，礼乐也是要先打底子的。拿什么打底子？仁。仁爱或者仁义，就是礼乐的底子。仁为礼乐之本，当然要先仁义而后礼乐。这就叫“礼后”，或者说“仁先礼后”。

    不过这样一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句话的本意就变了，不再是“以本色为美”，而是“以本色为底”。所以杨伯峻先生的翻译，虽未必是诗的原意，却符合孔子的想法。曲解诗意的，不是杨先生，倒是孔夫子。那么，是孔子不懂诗吗？不是。他是故意曲解，也就是要借古人的话，说自己的事。原意不原意，曲解不曲解，严谨不严谨，他可不管。现在许多人都主张“我注六经”，痛恨“六经注我”，却不知道孔夫子恰恰是这种做法的老祖宗。当然，这样做，对不对，好不好，也可以另案讨论。至少我个人认为，在讲解经典的时候，还是先弄清原意，再发表看法为好。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批评孔子。孔子的“曲解诗意”，其实是不怎么好批评的。为什么呢？环境不同，目的不同，想法也不同。孔子和子夏谈诗，并不是做研究，而是讲道理。他的这堂课，也不叫“诗经研究”。子夏问，孔子答，目的都不在诗之中，而在诗之外。诗的本意，也就并不重要。只不过这个弯，也实在转得太大了一点，让我们看得一头雾水。但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孔子教学的方式：一是启发式，二是讨论式。

    实际上，孔子也经常和他的学生讨论问题。据《论语·先进》，有一次（李零先生认为是在孔子六十岁以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坐着。子路和冉有，前面介绍过了。曾皙，名点，字子皙，生卒不详，大约比孔子小二十多岁。他是曾子（曾参）的父亲，为人比较“另类”，喜欢吃一种名叫“羊枣”的小柿子。公西华，名赤，字子华，生于公元前509年，比孔子小四十二岁。他们四个人陪孔子坐，是按年龄来排序的。小九岁的子路第一，曾皙第二，小二十九岁的冉有第三，公西华最后。

    坐定之后，孔子就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这话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解释，就是我不过比你们大几岁，你们不要有顾虑。这是营造谈话氛围，很值得我们当老师的和做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学习。接着孔子问：你们平时总说别人不了解自己（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果有人了解，你们想干什么（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这就是要讨论了。于是，子路想也不想就回答说（率尔而对曰）：一个有千乘战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外有强敌，内有饥荒。如果交给我去治理，三年之内，就能让国民人人有勇气，个个懂道理（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当时的制度，是以一千乘战车为一军。天子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一个有千乘战车的国家，是个小国。子路打算去治理一个小国，志向不能说很大，也不能说很小。

    子路说完，孔子就笑了（哂之）。哂，有两个意思。一是微笑，二是讥笑。孔子是微笑还是讥笑？回头再说，反正孔子笑了。又问冉有：阿求，你怎么样？冉有说：纵横六七十，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我去治理，三年之内，可以解决温饱（可使足民）。至于建设精神文明的事，就得另请高明（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孔子又问公西华：阿赤，你怎么样？公西华说：我不敢说能干，只能说想学。我希望能够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在祭祀和结盟时做一个主持人。

    孔子最后问曾皙：阿点，你怎么样？当时曾皙正在鼓瑟。鼓，就是弹奏。看来，孔子上课，是有人伴奏的，就像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按照杨伯峻先生的翻译，孔子问话的时候，曾皙的伴奏也正好接近尾声（鼓瑟希），便铿地一声把瑟放下站起来（铿尔，舍瑟而作），回答说：我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孔子说：那又有什么关系？也就是“各言其志”罢了。于是曾皙就说：我向往的，是暮春三月，换了春装，和五六个青年人，六七个小孩子一起，在沂水边洗洗澡，在祭坛上吹吹风，唱着歌儿回家去。好嘛，艺术家！谁知孔子竟“喟然叹曰”，也就是长叹一声说：“吾与点也！”

    孔子这个“吾与点也”是什么意思？要看“与”怎么解释。解释为“赞许”，就是“我赞成曾点的想法”。解释为“相与”，就是“我和曾点一起去”。当然，这两种解释也可以并为一种：我赞成曾点，我欣赏曾点，我和曾点一起去！

    这就奇怪！孔子不是主张读书做官吗？子路想做的官最大，孔子为什么要笑他？曾皙不想做官，孔子为什么要赞成？孔子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