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批墨子，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相同。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也就是说，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墨子去世后，孟子才出生。孔子比墨子大八十多岁，墨子比孟子大九十多岁。孟子出生时，孔子去世已经上百年。因此，孟子不是孔子的“亲炙弟子”（手把手亲自教育），只能算是“私淑”（敬仰而不得从学）。不过，虽然只是“私淑”，孟子对孔子的崇拜却是无以复加。他和孔门弟子一样，都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所以，孟子以孔子的忠实信徒自居，为发扬光大孔子的思想不遗余力，后世也把他们两人的学说并称为“孔孟之道”。其实认真说来，孔是孔，孟是孟。他们两个，时代不同，个性不同，观点也不完全相同。甚至就个性而言，孟子更接近的不是孔子，而是墨子。孟子和墨子，大约是先秦诸子中最“热”的。血也热，心也热，肠子也热。不像孔子，温的。也不像老子和韩非，冷的。所以，我们要先比较一下孔子和孟子，然后再来比较孟子和墨子。

    孔孟的第一点不同，是孔子宽厚谦和，孟子刚直不阿。

    孔子的为人，大约是比较谦虚随和的。因为他是礼乐文化的维护者，要讲“礼”。礼之用，和为贵。讲礼，就得谦和。所以孔子对国君，对大夫，不管心里面喜欢不喜欢，面子上总要过得去。比如前面说过，他对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阳货很不以为然，但也只是故意挑了个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孟子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据《孟子·公孙丑下》，有一次，孟子准备去见齐王，碰巧齐王派人来说：寡人原本应该去看望先生的，可是寡人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先生肯来，寡人就上朝，不知能让寡人见到先生不？刚才说了，孟子原本是准备去见齐王的。这事换了别人，多半会客客气气地回答：没关系，鄙人正好要朝见大王。然而孟子不。他一听齐王居然“托以疾召”（朱熹注），马上就回敬说：不好意思，碰巧鄙人也感冒了，也不能吹风。第二天，东郭大夫家里有丧事，孟子准备去吊丧。他的学生公孙丑说，不合适吧！昨天先生还说生病，今天怎么好去吊丧？孟子说，昨天病了，今天好了，很正常嘛，怎么去不得？结果呢，孟子出门后，齐王派了人来慰问，还带了医生来。孟子的族人兼学生孟仲子只好说，先生昨天病了，今天好了一点，已经上朝去了，但不知走不走得到。同时，孟仲子又派人四处拦截孟子，要他无论如何去上朝。孟子走也走不了，回也回不去，只好在一个名叫景丑的人家里借宿。

    这事景丑就看不懂了，因为不合君臣之礼。于是孟子便对景丑解释说，天底下最尊贵的东西有三样：爵位算一个，年龄算一个，道德算一个（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在朝廷，看爵位；在乡里，看年龄；如果要平治天下，就首先看道德。哪怕贵为国君，也不能凭着爵位来蔑视年龄和道德。所以，那些“大有为之君”，一定有他不能随便召唤的臣民（必有所不召之臣）。有了问题，一定是君王登门求教（欲有谋焉，则就之），哪有随随便便把那些有德之士呼来唤去的道理？在《尽心上》，孟子还说，古代的贤王，因为好善，所以往往忘记自己的权势（好善而忘势）。古代的贤士，也因为乐道而忘记对方的权势（乐其道而忘人之势）。也就是说，道德（善）和真理（道），高于权势和地位。所以，王公大人们如果不恭敬之极（王公不致敬尽礼），就不得“亟见之”。亟，音气，屡次的意思。屡次见面尚且不能，哪里又能把这些贤士当作臣仆（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甚至还主张“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游说诸侯大夫吗？那你就先得蔑视他，不要把他们高不可攀的权势和地位放在眼里。权势和地位没什么了不起，它们比不上道德和学问。孟子引用曾子的话说，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我们是赶不上的。但是，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德；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正义（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我们又不少什么（《孟子·公孙丑下》）！岂止不少，在孟子看来，士人的东西还要多得多，贵得多。既然如此，则“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这就与孔子不同。孔子是敬畏诸侯大夫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孟子却主张“说大人则藐之”，岂非不同？

    这就是傲骨了。这种傲骨，正是士人的气节。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有傲气，则骄人；无傲骨，则媚人。不骄不媚，不卑不亢，有傲骨无傲气，才是士人的风骨。可惜这种风骨自孟子以后，就不多了。后世许多读书人，不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就是低三下四媚态十足。其实媚态与傲气，恰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表面上是傲，骨子里是媚。或者是献媚不成，逆反；或者是献媚有术，做秀。正所谓：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所以我对秦汉以后的所谓“狂士”，从来就是保持警惕的。相反，孔子的温和，孟子的刚直，都可爱，因为都是真性情。

    孔孟的第二点不同，是孔子温文尔雅，孟子心直口快。

    孔子说话，是比较委婉的，有时候你还得猜。比方说，据《论语·八佾》，鲁国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在祭祀自家祖宗时，唱着《诗经·周颂》里的《雍》撤祭。这是天子之礼。大夫唱，就是明目张胆的僭越了。可是孔子怎么说呢？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批判他们僭越，而是说，《雍》诗说得很清楚呀！诸侯做助理，天子很庄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三家大夫唱这首诗，用它的什么意义呢（奚取于三家之堂）？大家想想，这种批判，是不是很客气，很委婉？

    孟子就不一样。他说话，常常是直言不讳。就算拐着弯说，也是直通通的。有一次，孟子问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出差，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等他从楚国回来，发现老婆孩子挨饿受冻。对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齐宣王说，绝交（弃之）！孟子又问：如果长官管不了部下，又该怎么办？齐宣王说，撤职（已之）！孟子再问，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搞不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当然明白孟子的意思，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把脑袋别到一边，看着随从们说别的去了。

    其实孟子这次说话还是比较委婉的（更不客气的后面还会说到），就已经让齐宣王受不了。所以孟子不怎么讨人喜欢，但他坚持。孟子的观点，是“不直，则道不见”（《孟子·滕文公下》）。见，读如现，意思也是现。也就是说，不说直话，真理就无法表现。这个观点我赞成。真理，是最朴素的；真理，也是最直白的。只要是真理，就一定能够用最朴素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当然，讲究策略，是另一回事。但讲究策略，决不等于故弄玄虚。故弄玄虚的，一定并没有掌握真理。

    孔孟的第三点不同，是孔子为人低调，孟子个性张扬。

    实际上孟子说话直来直去，不仅因为他的性格，也因为他的思想，还因为他的人生态度。这一点与孔子也不同。比如孔子一再表白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还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同上）。孟子就牛得多。他的名言，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也就是说，要想天下太平，这会儿除了我没别人。这真是好大的口气！

    所以，孟子对谁都不客气，包括对学生。孔子，我们知道，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孟子就没那么好说话。他的说法，竟是“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也就是说，我不屑于教你，那就是教你。这话要是由现在的老师们说，学校里面还不炸了营？哈！孟子才不在乎别人说他像什么，是什么，是不是好学者或者好老师。

    实际上孟子也比孔子想得开。孔子对自己的境遇，是有些牢骚的，孟子则不。孟子曾经对一个名叫宋句践的人说：你喜欢游说各国君王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那就是“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理解我们，开心；不理解，也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君子以道德正义为乐（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所以，一个士人，穷途末路时不失去义（穷不失义），青云直上时不离开道（达不离道）。能够做官，就泽惠于民；不能做官，就表率于民。这就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这大约就是孔孟之别了：孔子宽厚谦和，孟子刚直不阿；孔子温文尔雅，孟子心直口快；孔子为人低调，孟子个性张扬。所以，读孔如饮清泉，读孟如闻战鼓。孔子温柔敦厚，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孟子侠肝义胆，气势磅礴，一洗凡马空。

    这样看，孟子更像墨子。

    孟子与墨子有什么相同？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侠义之士。当然，孟子这个“侠”，是“思想上”的，不是“组织上”的。他的身份和立场，还是“儒”。但他和墨子一样，都行侠仗义，反战爱民。细微的差别，则是墨子行侠，孟子仗义；墨子反战，孟子爱民。

    墨子的“行侠”，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据《墨子·公输》，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来见公输盘。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借先生的力量杀了他。公输盘不高兴，墨子说“请献十金”。古时，二十两为一镒，一镒为一金，十金就是二百两。公输盘更不高兴了，心想你怎么能买凶杀人？便说我恪守正义，从不随便杀人。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人民），去争夺多余的（土地），这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慈。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公输盘没有话说。

    墨子又去见楚王。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己家里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己家里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己家里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楚王说，这人有“盗窃病”！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抢人家，与那个有“盗窃病”的人有什么两样？这可是既违背正义又得不偿失啊！楚王也没有话说。

    但是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于是墨子只好和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盘演示攻城（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演示防守（九拒之）。这样九个或若干回合之后（此处的“九”解释为九次或多次都对），公输盘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于是公输盘说，我自有办法对付先生，但是我不说出来。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奇怪，问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墨子说，公输盘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杀了臣，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滑音骨）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带了臣的器械，守在宋城之上，单等楚军来进攻。楚王一听，只好放弃攻打宋国。

    这实在是侠义！前面说过，墨子并不一定是宋国人。楚国准备伐宋的时候，他不在宋国，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而且，墨子帮宋国解除危险之后，在回国的路上经过宋城，宋人还不让他进城避雨。可见墨子与宋国，并没有利害关系。然而他一听到消息，便“行十天十夜而至于郢”。这固然是要实践他“兼爱”和“非攻”的思想，但那挺身而出、专打不平、救人苦难的气概，岂非“侠气”？也许，正因为是侠义，那公输盘据说也被感动。据《墨子·鲁问》，公输盘对墨子说：鄙人认识先生之前，一心一意只想得到宋国。现在，如果取之不义，给我也不要。墨子说，你这其实就是得到宋国了。只要先生继续行义，墨翟还要把天下都送给先生（翟又将予子天下）。

    孟子的“仗义”，也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据《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邹国的老百姓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这事不好处理。杀了这些老百姓吧，杀不完；不杀吧，统治者又咽不下这口气。邹穆公左右为难，就问孟子应该怎么办。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咱们邹国闹饥荒的时候，老百姓年老体弱的弃尸荒野，年轻力壮的四处逃难。当时，君上的粮仓里堆满了粮食，国库里堆满了财宝。可是君上手下的那些官吏，一个都不来报告灾情。这难道不是见死不救？曾子早就说了，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这下子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民今而后得反之也）！这些话，孟子就这么当着“君”的面说，一点都不含糊，岂非仗义执言？

    孟子和墨子都行侠仗义，也都反战爱民。《墨子》一书，有《非攻》上中下三篇，简直就是历史上最早的《反战宣言》。墨子说，有一个人，偷了桃子、李子，大家都说该罚，因为他损人利己。如果偷鸡摸狗，罚得又更重，因为他损人更多，罪过也更重。因此，偷鸡狗的比偷桃李的罪大，偷牛马的比偷鸡狗的罪大，杀人犯的罪又比盗窃犯大。杀一个人，就有一重死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死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死罪。那么，发动侵略战争，攻打别人的国家，大规模地杀人呢？又该多少重罪？没有罪。不但没有罪，天下之人还要歌颂他们，说他们是英雄（从而誉之谓之义），岂非咄咄怪事？

    同样的话，孟子也说过，而且回答了墨子的问题──侵略者该判什么罪。孟子说，该判最重的罪。为什么呢？因为“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杀一无罪之人尚且不仁，何况是发动侵略战争、大规模杀人，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死刑都不能赎他们的罪（罪不容于死）！所以，好战分子、战争狂人应该判处极刑，这就叫“善战者服上刑”（同上）。大家看看，这像不像墨子？

    孟子和墨子一样反战，他们也一样爱民。墨子的爱民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他的一生，就是在为人民的幸福奔走呼号。孟子其实也一样。在他看来，好的政治绝不能让人民受苦受难。人民苦不堪言的，则一定是坏的政治。据《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曾经问梁惠王：用棍子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没有区别。孟子又问：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也没有。孟子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骏马，老百姓却是脸上有菜色，田里有尸体（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这是什么？是率领野兽来吃人（此率兽而食人）！兽类相残，人类尚且厌恶；主持国家政治，却率领野兽来吃人，又有什么资格“为民父母”？大家看看，这又像不像墨子？

    孟子和墨子都行侠仗义，也都反战爱民，还都主张任用贤人和能人，只不过孟子的说法叫“尊贤使能”，墨子的说法叫“尚贤事能”，意思都一样。在《公孙丑上》，孟子说，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让杰出人才都有官位，则普天之下的士人便都欢欣鼓舞，也就都“愿立于其朝矣”。结果是什么呢？是“无敌于天下”，是可以为王。

    相同的话，墨子也说过，而且说得更详细。在《尚贤上》，墨子说，一个国家，贤良之士多，政治基础就牢靠；贤良之士少，政治基础就薄弱。所以，王公大人一旦发现人才，就一定得“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只有这样做，国家的贤良之士才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富贵之人就会想：原来国家选拔人才，是只看德才，不论贫富贵贱的。那么，从今往后，我们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那些亲近之人也会想：原来国家选拔人才，是只看德才，不论亲疏远近的。那么，从今往后，我们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至于那些贫困、卑贱、疏远的人，则会在私下里商量：原来国家选拔人才，是只看德才，不论贫富贵贱、亲疏远近的。那么，从今往后，我们就更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了（然则我不可不为义）。结果是什么呢？是所有的人“皆竞为义”，国家也就长治久安。这就是“尚贤”。也就是说，墨子尚贤，孟子尊贤。墨子把“尚贤”看作为政之本，孟子把“尊贤”看作王业之基。孟子和墨子，是不是很像？

    孟子与墨子的相似之处实在不胜枚举。比如孟子的主张，是尊敬自己的长辈，也尊敬别人的长辈；疼爱自己的孩子，也疼爱别人的孩子。墨子的主张，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宗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宗族；看待别人的身体，就像看待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孟子的仁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墨子的兼爱，则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请大家看看，这两种说法像不像？实在太像了，简直就如出一辙，让人怀疑仁爱与兼爱根本就没什么区别。

    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儒墨两家的分歧又究竟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