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和城门把我们带进中国的城市。

    事实上，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是由那一重重的一墙一和一道道的“门”来构成的。在中国古代，人们无法设想没有城墙和城门的城市，就像无法设想没有屋顶和门窗的房子一样。任何一座真正的城市都必须有城墙和城门，而且这些城墙和城门越是高大越是多，则这座城市的地位和规格也就越高，人们也就越承认它是“城”。因此，像上海这样没有什么像样城墙城门的城市，就不能叫做“城”，而也许只能叫做“市”。

    在中国，“城”和“市”不但意义不同，而且地位、大小也不同。

    什么是“城”或“城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所谓“城”或“城市”，无非是人类社会三种主要的社区类型之一。这三种主要的社区类型是国家、城市和乡村。这三种社区，都可以叫做“邑”。上古所谓“国”，范围不大，数量很多。在诸侯林立的时代，不少的所谓“国”，也就一“邑”而已。“邑”这个字，上面是一个“口”，下面是变体的“人”字。有“人”有“口”，当然是社区。也有人说上面那个“口”是围墙、圈子、范围的意思：“有土有人，斯成一邑。”不管怎么说，这个既有一定范围，又有一定人口的“邑”，就是“社区”。

    中国古代的社区（邑）有许多种，也有许多名称，比如邦、都、乡，以及郊、鄙等。其中“邦”相当于国家（故又称“邦国”），“都”相当于城市（故又称“都市”）。“乡”当然就是村落（故又称“乡村”）。此外，“郊”就是附庸于城市的社区（郊区），“鄙”就是远离于中心的社区（边鄙），而社区与社区之间就叫“邻一（邻里）。所有这些字，都从“邑”（乡字繁体从邑，写作“榔”；村字别体也从邑，写作“邨”），可见“邑”就是社区。不过，一般地说，“邑”主要指城市，比如“都邑”一词，就是大小城市的总称（大曰都，小曰邑；或“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由此又可见，城市乃是最重要的社区。

    然而城市却不是最古老的社区。最古老的社区是乡村。乡村是从原始氏族的集聚地转化而来的。“(乡郎)”这个字，无论金文甲骨文，都是像“两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之形。也就是说，“(乡郎)”的字形，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当中放一个饭桶。所以杨宽先生在《古史新探》中说，乡这个字，“是用来指自己那些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的”。

    后来，阶级分化了，氏族变成了国家，尊贵的老爷天子、诸侯、大夫们也不再和自己的“子民”们共一个饭桶吃饭。他们（当然要带上自己的奴仆）另择“风水宝地”而居，或在原居住地划出一个圈子，形成一个新的社区，并用高高大大的墙把这个新的社区和旧社区乡村隔离开来。这个用墙划出的社区，就叫做“城”，也叫“都”或一邑”，而那墙就叫城墙。要之，就起源而言，所谓“城”，就是古代的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或者准确一点说，是它们的中心区域。城墙之外的地方，就叫“郊”，就叫“野”，更远的地方则叫“鄙”，是乡村社区的所在地。一墙之隔，尊卑判然；大门内外，贵贱不一。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或者准确一点说，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它一开始就是和门和墙共生的。没有城墙和城门，也就没有所谓“城”。恰如喜仁龙所说：“正是那一道道、一重重的墙垣，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骨架或结构。”因此，当我们突然发现一座圮败的废城时，能够看到的往往只有城墙，比如吐鲁番郊外的高昌和交河古城就是。

    当一座座城邑或城堡被高高的墙和大大的门圈围起来时，城与乡，就成了中国古代两种最主要的社区。介乎其中的则是“市”。所谓“市”，就是集中进行买卖交易的场所。因为老爷大人们虽然高贵，也要吃饭，而且要吃好的、新鲜的，光靠进贡，似乎不够；乡民小人们虽然卑贱，也要零花钱，也想买点城里的好东西。城里的精品要出去，乡里的时鲜要进来，这就要“城乡互市”，也就要有“互市”的地方。这个专门用来做交易买卖的地方，就叫“市一。

    毫无疑问，这种交易买卖，是必须一方迁就于另一方的。老爷大人们当然不会屈尊下乡去采购，他们的仆人也沾光不会屈尊，自然只能由乡里人进城来交易。乡里人原本“卑贱”，摆不起谱；乡里人又很“好奇”，愿意进城。何况，乡村广阔分散，也不便于集中贸易。所以，“市”便主要设在城的周边，成为城的附庸和派生物，以及沟通城乡的中介。它的地位，当然十分卑微。可见，城与市的高低贵贱之别，几乎可以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

    开始的时候，作为“城”之附庸和派生物的“市”，并不是什么社区，而是一种临时性的场所。上古的商业，并非经常性的行为，或三日一市，或五日一市。这时，四方乡民纷纷赶来交易。交易的场所，就成为“市一。交易一结束，这个地方也就什么都不是。直到现在，我国许多乡镇还保留着这种习俗，叫做“赶集”。但后来，贸易成了经常性的行为，也有了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临时性的“集”就变成了常规性的“市”，不但供交易所用，也供商人居住，而且也和“城”一样，有了自己的“土围子”。于是，“市”便成了社区。

    不过，这个社区，是不敢望“城”之项背的。围“城”的是“墙”，围“市”的则是“垣”。垣也就是矮墙，叫：“卑曰垣，高日墙。”城墙高大魁伟，里面居住着王公贵族、高官名士；市垣低矮简陋，里面充斥着工匠商贾、贩夫走卒。这样的两个社区，当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市区”的位置，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也有一定之规：或在城南，或在城北，总之是不能进人中心地段，只能卑贱地匍伏在“城”的脚下，仰“城”之鼻息而生存。但，卑贱的“市”好歹总算进了“城”。这样，“城”与“市”就终于合为一体，变成了“城市”。

    然而进城之“市”却仍然保留着它的个性。这使我们一眼就能把“城”与“市”区分开来：城区的建筑是封闭型的，不是院落，就是高墙，要不然就是一张张紧闭的门。在这些院落、高墙和大门之间，留出的是仅供通行的道路。这些道路除了行走别无用处，因此只能叫“通道”，不能叫“街道”。市区中的街道却不同。它不但供人行走，更供人浏览。街道两旁的店铺，也都一律开放着自己的门户，敞开着自己的门面，以确保里面陈列的商品一览无余。只有在收市打烊以后，才会关上活动的门板，有的（如药铺）还随时可以叫开。当然，这些店铺也绝无封闭的围墙。相反，有的店铺门口还会搭起遮阳避雨的屋檐，或竹架苇席的凉棚，更加具有开放性。这就是“城”与“市”的区别，也是“街”与“路”的区别。所以，我们只能说“逛街”、“上街”、“赶街”（赶集）或“街市”，不能说“逛路”、“上路”、“赶路”、“路市”。“上路”、“赶路”是到别的地方去，“上街”、“赶街”才是去买东西。

    事实上，城中之路不但是通道，也是界限。它们和院墙一起，把一个一个的圈子划分隔离开来。可以说，城区是由路和路旁的院墙构成的，市区则是由街和街边的铺面构成的。因为“市”乃因商业的需要而建立，所以市的名称总是表现出商业性，比如米市、菜市、肉市、煤市、花市、鸟市、骡马市等。它们也能用来做地名，比如北京就有菜市口、灯市口、东西花市大街和花市东斜街等。建“城”的需要却多半是政治性或军事性的。所以我们说起城来，便总是说京城、省城、县城，或冠之以地理、历史、文化的特征，如山城、江城、古城、新城、石城、龙城等等。城与市，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嗅！

    其实，不但“市”与“城”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城”与“城”也并非就可以等量齐观。

    前已说过，上古的城，主要是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的中心区域。显然，它们的地位，也不可能一样。《左传》称：“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礼为降杀，则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但面积规模有大小之别，而且名词称谓也有尊卑之分。也就是说，尽管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都可以称为“都邑”，但一般地说，只有诸侯的封地才可以叫“都”（国都），大夫的封地则只好叫“邑”（采邑）。“都”之中，又只有天子之城才可以称为“京”。所谓“京”，也就是“人工筑起的高丘”。（《说文》：“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天子之城曰“京”，无非取其“绝高”之意，当然其地基和城墙也会特别地高。这样的大城，普天之下当然只能有一个。所以，当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即沿明初成例，改“北京”为“北平”，便是表示“京”必须“独一无二”的意思。

    “京”只能有一个，“都”则可以多一点。所谓“都”，也就是通常说的“大城市”，叫“邑之大者曰都”。它们往往也是旧的京城，或王朝祖庙所在地，叫“有先君之旧宗庙口都”。当然，也有自然而然形成的，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不过，“都”再大，也不能大过“京”，若依周制，最多也就只能相当于“京”的三分之一那么大。因为“京”是“首都”，也就是“第一都邑”，当然得如北京人所说是“盖了帽”，或如上海人所说是“一只鼎一

    北京是“城”，又是“京城”，而且有差不多连续八百年的“京城首都史”，所以北京不大也得大。当然，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它也必须有最高的墙和最大的门。事实上，北京的门不但多，而且大。北京内城九门和外城七门，都是由箭楼和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箭楼有如城堡居高临下，门楼却大多是双层三檐的巨大楼阁或殿堂（惟东西便门例外）。两楼之间，则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瓮城面积很大，不少瓮城里面建有寺庙或寺院，也多半有街面、店铺和树木。这可真是城外有门，门内有城，实在堪称建筑史上之奇观。

    可惜，这种奇观现在我们是再也看不到 几乎所有城门连同它们的那些瓮城都已先后被拆掉，只剩下正阳门城楼和德胜门箭楼在一片车水马龙中形影相吊。但即便是这样“残缺”和“孤立”的门楼，也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更何况它们当年是在一片式样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拔地而起？七十多年前，喜仁龙曾这样描述永定门的壮观和美丽：“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秀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倒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但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就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我相信，无论是谁读到这段文字，都不会无动于衷吧！

    难怪喜仁龙对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充满了敬意。他在写到西直门时曾这样说：“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场面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他甚至还认为，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是最雄伟壮观和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因为它们“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一。

    喜仁龙实在太敏锐 他在这些城墙和城门那里看到的，便正是北京的气派。

    北京的城门楼子是拆得掉的，北京的气派是拆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