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成都的茶馆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易中天 本章:一 成都的茶馆

    有句老话:北京衙门多,上海洋行多,广州店铺多,成都茶馆多。

    这也不奇怪。北京是城,而且是京城。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国脉所系,中枢所在,自然衙门多。上海是滩,开埠早而摊子大,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五湖四海风云际会,欧风美丽浪打潮回,洋人多自然洋行也多。广州是市,以商为本,以贾为生,一天不做生意,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店铺能不多 可见,衙门多也好,洋行多也好,店铺多也好,都是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性质所使然。

    成都就不一样 成都不是京城,用不着那么多衙门;没有外滩,也用不着那么多洋行。成都当然也有店铺,但多半是饭铺、衣铺、杂货铺,少有广州那种财大气粗的银行、商号和当铺。因为成都毕竟不是广州那样的“市”,不想做也做不了广州那么大那么多的生意。成都是府,是富饶丰足的天府,而且“养在深闺人未识”,深藏在祖国大西南群山环抱之中,只有聚集没有耗散,只需享用无需奔忙。如果说,上帝亏待武汉人,有意安排武汉人吃苦(详《武汉三镇》一章),那么,他就厚爱成都人,有意安排成都人享福。成都和武汉一样,都是那种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城市:依长江划线,它在北;以秦岭为界,它居南;和武汉在同一纬度,离拉萨和上海差不多远。然而,两地的自然条件却差得远。武汉是冬天奇冷夏天酷热,兼东西南北之劣而有之;成都则冬无朔风劲吹,夏无烈日曝晒,兼东西南北之优而有之。它的天是温和的,它的地是滋润的,它的物产是极为丰富的,而这些物产的价格又是非常便宜的。生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自然也就用不着操那么多心,费那么多力,做那么多事情,只要消消停停悠悠闲闲地过日子就行

    那么,怎么过才消停、才悠闲 当然是泡茶馆。

    说起来,茶,原本是中国人的爱物。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只要是中国人,很少有不爱喝茶的。不过,最爱喝茶的,又数成都人,至少成都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不错,江浙有绿茶,云贵有沦茶,广东有早茶,西北有奶茶,闽南有乌龙茶,北京有大碗茶,但成都人都看不上:绿茶太淡,沦茶太粗,奶茶是以茶代饭,工夫茶是以茶代酒,早茶是以茶为配角,大碗茶则只能叫“牛饮”,只有成都人的盖碗茶,才既有味,又有派。有味,是因为成都的花茶,又香又浓又经久,一碗茶冲七八遍水也无妨;有派,则因为它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俱全的“盖碗茶”,而且是在茶馆里喝的。在茶馆里喝茶,和在家里泡茶,大不一样。在家里泡茶,谁不会 显然,只有爱上茶馆,才真正算得上是爱茶。

    成都人爱上茶馆。可以说,成都人是把“爱茶主义”理解为或者表现为“爱茶馆主义”的。事实上成都的茶馆也多得有如雨后春笋。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成都街巷计516条,而茶馆即有454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载,成都共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达12万人之多,形成一支不折不扣的“十万大军”,而当时全市人口还不到60万。去掉不大可能进茶馆的妇女儿童,则茶客的比例便无疑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况且,十二万人进茶馆,一天下来,得喝掉多少茶叶,多少光阴?有如此之多的茶馆和茶客,成都,实在应该叫做“茶馆之都”才好。

    其实,即便在今天,成都的茶馆恐怕也仍是四川之最,中国之最,世界之最。在成都,闹市有茶楼,陋巷有茶摊,公园有茶座,大学有茶园,处处有茶馆。尤其是老街老巷,走不到三五步,便会闪出一间茶馆来,而且差不多都座无虚席,茶客满棚,生意好得不敢让人相信。究其所以,也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市民中茶客原本就多,二是茶客们喝茶的时间又特别长,一泡就是老半天。一来二去,茶馆里自然人满为患。难怪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成都人大约有半数左右是在茶馆里过日子的。至于另外一半,则多半进了火锅店。看来,正如北京的城门是解读北京的“人门之门”,成都的茶馆也是解读成都的一把钥匙。

    茶馆其实是茶客造就的。

    成都的茶客,不但人数众多,堪称世界第一,而且,正如成都的球迷有资格自认为(同时几乎也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球迷,成都的茶客也有资格自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茶客。不错,中国人都爱喝茶,有茶馆的也决不仅止于成都一地。但似乎只有成都人,才那么酷爱茶馆,才那么嗜茶如命。对于他们来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个字,是要倒起来念的。正宗的老成都,往往是天一麻麻亮,便打着阿欠出了门,冲开蒙蒙晨雾,直奔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的茶馆。只有到了那里,他们才会真正从梦中醒过来;也只有在那里,先呷一小口茶水漱漱嘴,再把滚烫清香的茶汤吞下肚去,才会觉得回肠荡气,神清气爽,遍体通泰,真正活了过来。

    或许有人会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广州人和扬州人也一样爱吃早茶。正宗的扬州人更是和成都人一样,天一亮就直奔茶馆去过早茶痛。可是,广州人也好,扬州人也好,吃早茶时居然要吃那么多的点心,这就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吃早茶,还是吃早点。何况广州人的早茶,居然还是在饭店酒楼里吃;而扬州人则只有早上才“皮包水”(泡茶馆),一到下午便改为“水包皮”(泡澡堂)了,哪像我们成都人,从早到晚,都对茶馆情有独钟,忠贞不贰。

    也许,正因为成都人是如此地挚爱他们的茶馆,古朴的、传统意义上的茶馆,才不至于在中国绝迹。可不是 老舍笔下作为老北京象征的茶馆,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了,北京的“茶文化”已经变成了“大碗茶文化”。上海的茶馆,据说也只剩下老城隍庙湖心亭一处以为点缀,还不知光景如何。各地现在当然也都有一些新的所谓“红茶坊”或“茶艺馆”,但大多装修豪华,设施考究,珠光宝气,高深华贵,且多半有几个所谓“小姐”在那里表演来路不明的所谓“茶道”或“茶艺”,收取价格惊人的“茶钱”。至于老茶馆的那种氛围和情趣,当然是半点也没有的。说白了,它们不过只是“蒙”老外的旅游景点而已,而且很可能还是“伪劣产品”。

    然而成都却很不一样。成都现在虽然也有高档豪华、专供大款们摆阔的新茶馆,但同时也保留了不少质朴简陋、专供市民们休闲的老茶馆。这些老茶馆,或当街铺面,或巷中陋舍,或河畔凉棚,或树间空地,三五张方桌,十数把竹椅,再加上老虎灶、大铁壶(或大铜壶)、盖碗茶具,也就成了市井小民的一方乐土。

    环境场地如此简陋、质朴,又有什么好处 正如林文询《成都人》一书所言:“环境随意,场地简单,来往之人也就随意。”三教九流,会聚一堂,不讲等级,勿须礼仪,大家便都很自在:或喝茶聊天,乱摆一气;或读书看报,闭目养神,互不干扰,各得其所。话可以随便说,水可以尽管添,瓜子皮不妨满地乱吐,想骂娘就大骂其“龟儿子”,岂不快哉!

    这其实便正是成都老茶馆大得人心之所在。本来嘛,喝茶,又不是上朝,何必要那么一本正经,行礼如仪?茶客进茶馆,原本是为了放松放松,休闲休闲,正所谓“忙里偷闲,吃碗茶去;闷中取乐,拿只烟来”。你弄些迎宾女盛装接送,服务生恭立伺候,害得茶客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嘴上怕出错,心里怕挨宰,哪里还能放松,又哪是什么休闲?而成都的老茶馆,可以说好就好在“随意”二字,因此为成都市民所钟爱。即便发了财,当了“大款”,也仍有不少人爱进那简陋的、廉价的、不起眼的小茶馆。

    不过,成都茶馆的氛围虽然是随意的,沏起茶来,可是一点也不随意。第一,茶具一定得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谓之“盖碗茶”。三件头好处不少:茶碗上大下小,体积适中,便于冲茶;茶盖保温透气,搅水隔叶,便于饮茶;茶船稳托碗底,隔热免烫,便于端茶。三件头的设计,可谓用心良苦。第二,倒水一定得是烧得鲜开的滚水,头道水只盛半盏,叫“养叶子”。等到干干的茶叶滋润舒展开了,才冲第二道。这时,滚烫的开水从长嘴大茶壶中飞流直下,舒眉展脸的茶叶在开水的冲击下翻身打滚,再沉于盏底,一盅茶汤,便黄绿喷香,诱人极 这,就是成都茶馆的功夫,成都茶馆的艺术。可见,成都的茶馆并非不讲服务,而是服务得十分到位,没有一点虚套套。

    有如此享受,又十分随意,这样的茶馆,谁不喜欢?

    但,这还不是成都人爱进茶馆的全部原因。

    我总以为,成都人之所以爱进茶馆,主要还因为在那里可以大摆其“龙门阵”。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有人说,只要是干活溜嗖、说话噎人、背书不打奔儿、一坐下来就神聊海哨胡抡的,一准是北京人。至于那些既爱吃又爱说,说不耽误吃,吃不耽误说,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说到哪儿的,则多半是成都人。反正不管北京人也好,成都人也好,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有趣的是,他们也都爱喝茶,而且独钟花茶。这也不奇怪。因为吹牛聊天,断然少不了茶。没有茶,说得口干舌燥,兴味便会大减,甚至聊不下去。有了茶,可就大不一样 茶既能解渴生津,又能健脑提神,一盏清茶下肚,头脑也灵光了,舌头也灵便了,那原本就说不完的话,也就更加滔滔不绝。

    所以,北京和成都的茶馆,在中国也就最有名。

    然而奇怪的是,北京的茶馆终于衰落了(这是让许多热爱老北京文化的人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事),而成都的茶馆却久盛不衰(这是让许多钟爱老成都文化的人窃喜庆幸却又提心吊胆的事),这又是为什么 我想,也许就因为北京人和成都人虽然都爱说,但说什么和怎么说,不大一样吧!怎么个不一样 要而言之,大体上是北京人侃,成都人摆,北京人说大话,成都人说闲话。

    侃,有三个意思:刚直、和悦、戏弄。所谓“侃侃而谈”,就有刚直、和悦的意思;而所谓“调侃”,则有戏弄的意思。这三种意思,在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中都有,即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和滑稽幽默。事实上,只有那些满腹经纶、口若悬河而又风趣俏皮者,才有资格当“侃爷”;也只有那些高屋建领、滔滔不绝而又妙趣横生笑料迭出者,才有资格叫“侃山”。这其实也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性质所使然。北京是京城,是首都,北京的市民,也就差不多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嘛,一要眼界高,居高临下;二要城府深,沉得住气;三要口才好,能言善辩。居高临下,便理直气壮;沉得住气,便从容不迫;能言善辩,自然风趣幽默。有此气势、涵养和水平,当然连山也“侃”得倒,所以“侃大山”又叫“砍大山”。可以这么说,愚公移山,靠的是锄头;侃爷移山,靠的就是舌头

    显然,砍大山也好,侃大山也好,要紧的是一个“大”字,也就是要说“大话”。“话”怎样才能“大” 当然首先必须“话题”大,而最大的话题又莫过于政治。实际上,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便多半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来进行,只不过态度也多半有些调侃罢了,比如“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之类的“段子”,便最能体现“侃大山”的特征。

    这样的话,当然并不一定非得到茶馆去说不可。

    事实上,北京茶馆的渐次消亡,与北京说话的地儿越来越多不无关系。你想,现如今,北京有多少学会、协会,沙龙?有多少报告、讲座、研讨会?这些社团大多被北京人戏称为“侃协”,自然都是“侃大山”的好去处。运气好一点,没准还能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或其他什么节目的演播室里,去当一名嘉宾或能插上一嘴的观众,那可比上茶馆过瘾多了,也比在茶馆里更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况且,这些地方、场合,一般也都备有茶水,或能自带茶水,而北京人对于茶水的质量和沏茶的方式又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一定要“三件头”或“鲜开水”,自然也就并不一定非上茶馆不可。再说了,茶馆里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哪能保证一定会碰上“可侃”之人

    更何况,能侃善侃喜欢侃的北京人,是有本事把所有的地方都变成或视为茶馆的。比如“的士”司机的茶馆,就是他的小车。茶嘛,他自己随身带着;座儿,当然更不成问题;而上上下下往来不绝的乘客,便是他的听众和茶客,只是不供应茶水而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这个小茶馆里,永远都不愁没有“山”可“砍”,哪里还用得着再上茶馆?

    成都人可就没有那么便当。他们的“侃协”,永远都设在茶馆里,也只能设在茶馆里。为什么 因为成都人不是“政治家”,而是“小市民”,并不像北京人那样,自以为“一身系天下安危”,可以“一言兴邦”。他们要说爱说的,是“闲话”而不是“大话”。即便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只是当作闲话来讲,过过“嘴巴瘾”就算 闲话是上不了台面的,爱说闲话的成都人也同样有点“上不了台面”。大多数成都人,别看平时能说会道,一张嘴比刀子还快还锋利,吵起架来天下无敌手,但真要让他上台演讲,便多半会结结巴巴,颠三倒四,这个那个,不得要领。到电视台去做嘉宾就更成问题:用四川话说吧,似乎“不对”(哪有电视台说四川话的);用普通话说吧,又难免“椒盐”(成都人从来就说不好普遍话)。别人听着别扭,自己也说不顺溜,哪有在茶馆里说得随意,说得自在,说得开心,说得过瘾?

    电视台去不得,的士里也说不得。《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询曾比较过北京、广州、成都三地的“的士”司机,结论是十分有趣的:北京的司机喜欢和乘客说话,成都的司机喜欢和自己说话,而广州的司机则几乎不说话。

    广州的司机为什么不说话 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广州人本来就不爱说话,没有北京人嘴那么贫,成都人嘴那么油;二,广州人说普通话比较困难,而乘客中外地人又多,交流不便,也就兴趣索然;三,广州交通拥挤,司机开车必须全神贯注,早已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开车时不说话的职业习惯。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在于广州是市,是商业性的国际化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早已习惯了依照契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也深知必须兢兢业业做好工作才能很好生存的道理。司机与乘客的契约,是安全快捷地送达目的地,而不是闲聊天。况且,上班时说闲话,是违反劳动纪律的,也不符合敬业精神。既然如此,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就没有这些观念 他不愿意把自己和乘客的关系简单地看作雇佣关系,更不愿意把乘客当货物运。如果一路同行半句话都不说,那多没有“人情味”?所以,他宁肯把汽车当作茶馆,把乘客当作茶友,而且“腰里掖着一副牌,见谁跟谁来”。更何况,北京的市民都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么,自然不会放过“做思想政治工作”或“发表政见”的机会。即便不谈政治,说点别的也行。开车又不用嘴巴,一张嘴闲着也是闲着,随便说点什么,好歹大家都能解闷儿。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大体上介乎二者之间:乘客不想说话,他也一言不发;乘客想说点什么,他也对答如流(但一般不谈政治)。上海是一个有着优质服务传统的城市,应乘客的要求与之对话,大约被看作了服务的附加内容之一,就像顾客买好了东西要代为捆扎包装一样。问题是乘客有无此项要求。如果没有,上海的司机一般也不会没话找话,多嘴多舌。

    耐人寻味的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

    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既不愿意像广州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雇主或货物,也不愿意像北京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茶客或哥们,而他又憋不住要说话,没法等乘客主动搭腔。于是他便打开对讲机,和他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穷聊个没完,或者静听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开空中茶馆”,“打嘴巴官司”,等于自己和自己说话。愿意和乘客们聊天的,为数极少。这也不奇怪。“宰相门前七品官”,天府之国的司机嘛,谁还稀罕伺候你几个“打的”的主?

    说来也是,开车毕竟是工作,不是休闲;的士毕竟是工具,不是茶馆。只有茶馆,才如贾平凹所说,是一个“忘我的境界”(《入川小记》)。成都的茶馆,即便是最低档的那种,也都有几分清新(我怀疑来自那竹几竹椅和清水清茶)。坐在那茶馆里,捧一杯清茶,听四面清谈,满口清香,满耳清音,便没有谈兴也想说点什么。

    总之,只有茶馆,才是成都人的讲坛。只有在那里,爱说会说的成都人才如鱼得水,能够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龙门阵”摆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

    那么,龙门阵究竟是什么玩意,它又为什么要到茶馆里去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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