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奸雄”。
曹操这个“奸雄”，多半是被逼出来的。
现在想来，项羽的时代，还是比较自由的。那时，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还处于草创阶段，而且试验的时间不长，秦就亡了，所以大家还不怎么把那玩艺儿当回事。天底下只能有一个皇帝，无论这皇帝是神是人是猪是狗都得绝对效忠，否则就是奸是匪的观念，也还没有真正形成。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天下分封，诸侯割据，五霸继起，七雄并峙，楚强南服，秦霸西陲，递主盟会，互为雄雌。诸侯们自由地宣战、媾和、结盟、征税，全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文人和武士、游侠和刺客们则自由地周游于列国，流动于诸侯，朝秦暮楚，择主而事，也不怎么把已经到手的官禄爵位当回事。田子方甚至对魏太子击说，士人议论不用主张不合，就立即跑到别国去。抛弃原先的国君，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总之，那时一个人只要有实力有能耐有本事，多少可以随心所欲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即便运气不好失败了，也没人说闲话。所以，虽云“成者王侯败者寇”，但陈胜向皇帝宣战，首义兵败，也没人说他是寇，是匪。不像后来宋江他们，即便受了招安，也摘不掉土匪和草寇的帽子。
这是一个征伐不断、战事频仍、相互吞并、弱肉强食的动荡时代，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是虎与豹的时代。对于弱者来说也许不太公平，却为强者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地。因此不管怎么说，项羽总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即便失败了，也仍不失为一个体面的失败者，还有那么多人祭奠他、怀念他。相比较而言，曹操就要背时得多。他即便成功了（事实上已很成功），也仍要被画成一张大白脸。
曹操似乎命中注定只能当一个“坏人”。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即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陈寿的《三国志》说他是西汉相国曹参的后代，这是胡扯。因为曹操原本不该姓曹。他的父亲曹嵩只是曹腾的养子。曹嵩和曹腾并无血缘关系，即便考证出曹腾是曹参之后，与曹操又有什么相干？事实上曹嵩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在当时就是一个谜，连陈寿也只能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于是连带着知道亲生父母的曹操，也弄得有点“来历不明”。
曹操所处的时代也不好。他生于东汉桓帝朝，长于灵帝朝，是在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出生、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入仕的，而桓、灵两朝，要算是汉王朝四百年间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所谓“桓灵之时”，几乎就是君昏臣奸的代名词。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做一个“好人”，确乎很难。不是被人陷害，就是窝窝囊囊。曹操既不想被害，又不肯窝囊，当然便只好去当“坏人”。总之，来历不明又生不逢时，曹操倒霉得很。
实际上，曹操的时代已大不同于项羽的时代。他即便生逢盛世，也未必会有什么作为。自从我们那位流氓英雄刘邦在组织上将天下定为一尊，他的重孙武帝刘彻又在思想上将天下定于一尊，有着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的虎和豹，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想问题的还是干事情的，便都被收拾得差不多了。收拾的办法，自然仍是大棒加胡萝卜，只不过那胡萝卜是带缨子的，大棒则变成了狼牙棒，血迹斑斑。太史公司马迁只不过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冒犯了武帝的虎威，便被处以腐刑，弄得男不男女不女；而大农令颜异根本就没说话，只不过是在别人议论朝政时，下唇往外微微翻了一下，就被认为是“腹诽”（在肚子里诽谤朝廷和君父），应处死刑。难怪当时长安城里五十万人，囚犯就有十六七万；也难怪郎中令石建上书奏事，马字少写了一点，就要吓个半死了。这些事都发生在那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当权时期。武帝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即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他手上，汉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因此，他又往往被看作是英雄。但我以为，在他的铁骑践踏和铁腕统治之下，英雄业绩间或有之，英雄精神却是不会有的。
到了曹操所处的桓、灵之世，情形就更是每下愈况。大汉王朝和它所代表的那个制度，里里外外都散发着尸臭。事实上，自王莽篡政光武中兴后，汉王朝就没再打起过精神。外戚擅权、宦官专政、军阀称雄，奸臣拚命抓权，贪官拚命捞钱，老百姓则只好去吃观音土。道德的沦丧，更是一塌糊涂。当时的民谣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可见少廉寡耻和口是心非已成风尚。这一点都不奇怪。一个王朝和一种制度既然容不得君子，那就只能培养小人；既然听不得真话，大家便只好都说假话。当多数人都鬼鬼祟祟或战战兢兢，都乌龟缩头或老鼠打洞时，当权欲嚣张物欲横流，卑鄙受到鼓励而高尚受到打击时，这个社会就很难有什么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也很难产生虎和豹。有的，只是狗和羊。那粗鄙的狗是由粗野的狼退化而来的，那平庸的羊则是披着羊皮的狼，而且是黄鼠狼。
这时，如果突然出现了一只虎或豹，会怎么样呢？大家都会把它当作不祥的怪物，就像童话里的鸭子认定那只小天鹅是丑小鸭一样。但鸭子们只不过嘲笑一下丑小鸭罢了，那些粗俗的狗和平庸的羊却会一拥而上，给那只虎或豹画他一个大花脸。
曹操的命运，正是如此。
曹操的命运似乎老早就被决定了。
曹操这个人，小时候大约也是个“问题少年”，与项羽、刘邦少时不乏相同之处，只不过比他俩喜欢读书。史书上说，曹操年少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叔叔实在看不下去，常常提醒曹嵩应该好好管教一下他这个儿子。曹操知道了，便想出一个鬼点子，来对付他那多管闲事的叔叔。有一天，曹操远远地见叔叔来了，立即作口歪嘴斜状。叔问其故，则答以突然中风。叔叔当即又去报告曹嵩。等曹嵩把曹操叫来一看，什么事都没有。曹操便趁机说，我哪里会中什么风！只因为叔叔不喜欢我，才乱讲我的坏话。有这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垫底，自然以后叔叔再说曹操什么，曹嵩都不信了。
实在地讲，曹嵩对他这个儿子的教育，大约是很少过问的。曹操自己的诗说：“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所谓“三徙”，是说孟子的母亲为了保证儿子有一个好的环境，不受坏的影响，竟三次搬家。所谓“过庭”，则是说孔子的儿子两次从庭院中走过，孔子都叫住他予以教育，一次叫他学诗，一次叫他学礼。看来，曹操小时候，父亲母亲都不怎么管教他，是个没家教的。所以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与刘邦年轻时“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差不太多。
曹操的哥们袁绍、张邈等人，也是同类角色。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胡闹，事情做得十分出格。有一次，一家人家结婚，曹操和袁绍去看热闹，居然动念要偷人家的新娘。他俩先是躲在人家的园子里，等到天黑透了，突然放声大叫：“有贼！”参加婚礼的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曹操则趁乱钻进洞房抢走了新娘。匆忙间路没走好，袁绍掉进带刺的灌木丛中，动弹不得。曹操急中生智，又大喊一声：“贼在这里！”袁绍一急，一下子就蹦了出来。曹操鬼点子这样多，难怪《三国志》说他“少机智，有权数”了。
如此喜欢恶作剧的孩子，大约并不讨人喜欢，许多人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世人未之奇也）。然而太尉桥玄却认为曹操是“命世之才”，将来平定天下，非曹操莫属。因为曹操虽然调皮捣蛋，不守规矩，却并非一般的流氓地痞或纨绔子弟。他“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正是乱世需要的人才。所以桥玄十分看好曹操，竟以妻子相托，还建议他去结交许劭，看许劭怎么说。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今河南省平舆）人，是当时最有名的鉴赏家和评论家。他常在每个月的初一，发表对当时人物的品评，叫“月旦评”，又叫“汝南月旦评”。无论是谁，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世俗流传，以为美谈。我们要知道，在汉魏六朝，品评人物是社会中的一件大事。任何人要进入上层社会，都必须经过权威批评家的鉴定，由此决定自己的身价，就像当今欧美艺术市场上，只有权威批评家叫好的艺术品才能卖大价钱一样。曹操自然也希望得到许劭的好评。但不知是曹操太不好评，而曹操得到的评语则是人所共知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据说，为了得到许劭的评语，曹操很费了些心思，很下了些功夫，而且无论曹操怎样请求，许劭都不肯发话。最后，许劭被曹操逼得没有办法，才冒出这么一句。但这样一来，则曹操的一生，便虽未盖棺，却已论定。
显然，许劭也看出曹操是个人物。至于是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则要看他是处在治世还是乱世。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可以理解为治理天下的能臣，扰乱天下的奸雄。如此，则奸能与否，在于曹操的主观愿望。这里姑不讨论。
成为人物，素质所然；处于何世，则是运气。
曹操运气不好，他遇到了乱世，当奸雄只怕是当定了。其实曹操一开始也是想做能臣的。公元174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孝是孝子，廉是廉士，有了这个称号，就向仕途迈出了第一步，就像现在有了学历，便可以报考公务员一样。不久，曹操便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北部的治安。这个差使，官不大（俸禄四百石），权不多，责任却很重大，麻烦也很不少。因为天子脚下，权贵甚多，没有哪个是惹得起的。然而首都地面的治安又不能不维持。于是曹操一到任，就把官署衙门修缮一新，又造五色大棒，每张大门旁边各挂十来根，“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几个月后，果然来了个找死的。灵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叔，依仗侄子炙手可热的权势，不把曹操的禁令放在眼里，公然违禁夜行。曹操也不含糊，立即将这家伙用五色棒打死。这一下杀一儆百，从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情况大为好转，曹操也因此名震朝野。
大约从174年出山，到189年起兵，这十五年间，曹操还是想当能臣的。他历任洛阳北部尉、济南相（故城在今山东省历城县东）、典军校尉等职。其间，一次被免，两次辞官，三次被征召议郎。就在这宦海沉浮之中，他把朝廷和官场都看透了。他清楚地看出，东汉王朝已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即便不乱，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治世之能臣”。曹操曾上书朝廷，力陈时弊，却泥牛入海无消息。任洛阳尉，他执法如山，打击豪强；任济南相，他肃清吏治，安定地方。所有这一切，都未能整顿朝纲扭转时局，也没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他做的种种努力，对于江河日下的王朝，都如杯水车薪，已无济于事；对于横行霸道的权臣，则如蚍蜉撼树，无异以卵击石。之所以尚未招致杀身之祸，只不过有曹嵩这个大后台罢了。但朝廷借口他“能明古学”，多次打发他去当有职无权的闲官议郎，则已不难看出其用心。曹操素以“任侠放荡”闻名，此刻却以“能明古学”应召，似颇具讽刺意义。曹操的学问固然不错，却更长于治世。不用其长而用其短，其实就是不想用他。
曹操不能不重新考虑他人生道路的选择。
看来，治世之能臣是当不成了，曹操只好去当他的奸雄。
其实，做奸雄也许比做能臣更过瘾。
做能臣不容易。第一要忠，第二要能。忠而无能曰庸，能而不忠曰奸，都不是能臣。但，光是又忠又能，还不够，还得大家都承认。这第三条最难。因为嫉妒别人的能，是官场的通病；怀疑臣下的忠，是帝王的通病。所以历史上的能臣，好下场的不多。不是生前被贬，便是死后挨骂，能做到生前死后都没有什么人说闲话的，大约也就是诸葛亮。
然而诸葛亮活得好累！
诸葛亮的形象，千百年来走样得厉害。在一般人心目中，他老先生很是潇洒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那结果都是事先料定了的。计谋也很现成，甚至早就写好了，装在一个袋子里，只等执行者到时候拆开了看。自己则既不必亲自上阵杀敌，也不必操心费神，只要戴个大头巾，摇把鹅毛扇，泡壶菊花茶，摆个围棋盘，便“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真是何等潇洒。
其实，诸葛亮的心理压力大得很。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际遇，历来就被看作君仁臣忠、君明臣贤的楷模。尤其是那有名的“三顾茅庐”，千百年来让那些一心想出来做官又要摆一下臭架子的文人羡慕到死。实际上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和防范，没有一天不深藏于心。君臣关系毕竟不是朋友关系，最信任的人往往同时也就是最疑忌的人。因为双方相处那么久，交往那么深，知根知柢，对方有多少斤两，彼此心里都有数。这就不能不防着点了。你看白帝城托孤那段话，表面上看是心不设防，信任到极点，其实是猜忌防范到不动声色。刘备对诸葛亮说，我这个儿子，就托付给先生了。先生看他还行，就帮他一把；不行，就废了他，取而代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是扯淡！刘禅的无能，简直就是明摆着的，还用看？无非因为明知诸葛亮之才“十倍曹丕”，自己儿子又不中用，放心不下，故意把话说绝，说透，将他一军。诸葛亮是明白人，立即表态：“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铁了心来辅佐那年龄相当于高中生、智力相当于初中生的阿斗。
陈寿说，刘备的托孤，“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拍马屁，就是没头脑。诚如孙盛所言，如所托贤良，就用不着说这些废话；如所托非人，则等于教唆人家谋反。“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刘备托孤成功，全因为诸葛亮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又为人谨慎，处处小心，这才没闹出什么事来。但要说刘禅没有猜疑忌恨过，则不是事实。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各地人民怀念他，要给他建立庙宇，刘禅就不批准，说是“史无前例”。可见刘禅内心深处是忌恨厌恶诸葛亮的。事实上，一个人只要当了皇帝，就会忌恨手下能力比自己更强的大臣，而且越是弱智，就越是忌恨。因为所有的蠢才都一样，只要手握权力，高人一等，便会自我感觉良好，牛皮马屁不绝。一旦发现手下人比自己强，又会恼羞成怒，必欲去之而后快。刘禅其实也一样。只不过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也无贼力，只好在诸葛亮死后做点小动作，发点小威风，表示他还是个人物。
其实，即便刘禅对诸葛亮真心“事之如父”，也是没意思的。这家伙实在太蠢。又岂止是蠢，简直就没有心肝。他做了俘虏后，被迁往洛阳，封安乐县公。有一天，司马昭请他吃饭，席间故意表演蜀国歌舞。蜀国旧臣看了，无不怆然涕下，只有刘禅，照吃照喝，“嬉笑自若”。司马昭感慨说，一个人的无情无义，怎么可以到这个份上（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又一天，司马昭问他：很想念蜀国吧？刘禅立即答道：“此间乐，不思蜀。”旧臣郤正听说了，就对刘禅说，下次再问，就说先人坟墓远在陇、蜀，没有一天不想的，说完再把眼睛闭起来。后来司马昭又问，刘禅果然照着说，照着做。司马昭说，我怎么听着像是郤正的话呀！刘禅立即睁开眼睛，惊喜地说，猜对了，正是他！旁边的人都忍不住笑。当然，这也可能是为了保命，装傻。但即便是装傻，也是没心肝。事实上，除了“乐不思蜀”这句成语外，刘禅对于中国历史半点贡献都没有。辅佐这么个东西，有什么意思？
所以诸葛亮很累。又要打天下，又要哄小孩，又怕老的起疑心，又怕小的不高兴，能不累吗？事实上，诸葛亮不像军师，倒像管家。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操持，即所谓“事必躬亲”。这固然是生性谨慎，也是势之所然。不这么做，他怎么能大权独揽而国人不疑呢？他实在是害怕出差错啊！
过度的疲劳，严重损害了诸葛亮的身体；沉重的压力，又使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诸葛亮曾上表致刘禅云：“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公元207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倒在了北伐途中，享年五十四岁，比曹操少活了十二年。诸葛亮的身体原本是很好的。陈寿说他“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是个伟丈夫。如非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岂能逝世于年富力强之时？
诸葛亮实现了他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其实是累死的。蜀魏交战，相持五丈原。蜀使至魏军营中，司马懿不问军事，只问饮食起居。当他听说诸葛亮黎明即起，深夜才睡，罚二十军棍以上的事，都要亲自过问时，便断定说：“亮将死矣。”
做能臣太累，那么做皇帝，不好么？
做皇帝当然好，不过也要看怎么做，以及做不做得了。如果像刘协（献帝）那样，就不如不做。如果像袁术那样，则等于找死。
袁术这个人，是很有些牛气的。他出身世族，门第高贵。高祖父袁安，是章帝时的司徒；叔太祖父袁敞，司空；祖父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太尉；父亲袁逢，司空；叔父袁隗，太傅。东汉官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综理众务，是百官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者。袁术祖上，高祖、太祖、祖、父四代，都有人出任三公之职，所以时称“四世三公”，是当时官场上炙手可热的显赫家族。
袁术血统如此高贵，便不免牛皮烘烘，不大把别人放在眼里，包括他的哥哥袁绍。袁绍和袁术都是袁逢的儿子。袁绍年长，却是小老婆生的，即所谓“庶出”。袁术为弟，却是“嫡出”，因此自视甚高。军阀割据时，袁绍、袁术兄弟均拥兵自重。但大约袁绍的实力比较强，威望比较高，人缘也比较好，因此诸侯豪杰多依附袁绍。袁术恼羞成怒，大骂诸侯不识好歹不分嫡庶，不追随他这个血统高贵的反倒去追随他们袁家的奴才！又写信给公孙瓒，说袁绍是丫鬟的儿子，不是袁家的种子。这就不但激怒了袁绍，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他今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然而，就是这么个狂妄自大又头脑简单的东西，却天天都在做皇帝梦。孙坚手上有一块传国玉玺，是189年太监张让等人作乱时丢失，后来被孙坚获得。袁术听说后，竟将孙坚夫人扣作人质，强行夺了过来。有了这个宝贝，又误听了一些民间的谣言，他就觉得下一任的中国皇帝，非他袁术莫属。到了公元197年春，袁术终于按捺不住，正式称帝。这时曹操已经把献帝捏在手中，并迁都许昌，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哪里容得袁术出来跳梁？自然要来收拾这个小丑。袁术又哪里是曹操的对手？结果也自然是一败再败。公元199年，兵败如山倒又众叛亲离的袁术，终于发现他这个皇帝再也做不下去，便决定把那传国玉玺让给袁绍。因为这个宝贝他还舍不得扔掉，也舍不得随便送人，觉得还是送给老哥比较合适（这时他又认袁绍是兄弟了），好歹也是袁家的人。可是，就连这个想法他也不能如愿，因为曹操已派刘备在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截击，单等他来送死。袁术没有办法，只好又掉头回淮南。逃到离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八十里的江亭时，终于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只当了三年半的皇帝，而且还是假的，没人承认。
据说袁术死得很惨。他死的时候，身边已没有粮食。询问厨房，回答说只有麦屑三十斛（音胡，十斗为一斛）。厨师将麦屑做好端来，袁术却怎么也咽不下。其时正当六月，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袁术想喝一口蜜浆，也不能够。袁术独自坐在床上，叹息良久，突然惨叫一声说：我袁术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喊完，倒伏床下，吐血一斗多死去。
袁术其实应该料到自己会有这个下场的。早在他刚起称帝念头时，就有许多人劝他不要轻举妄动胡作非为。与他关系好一点的，沛相陈珪不赞成，下属阎象和张范、张承兄弟不赞成，孙策也从江东来信表示反对。阎象说，当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臣服于殷。明公比不上周文王，汉帝也不是殷纣王，怎么可以取而代之？张承则代表张范说，能不能取天下，“在德不在众”。如果众望所归、天下拥戴，便是一介匹夫，也可成就王道霸业。意思是说，当不当得上皇帝，与是不是高干子弟没什么关系。可惜这些逆耳忠言，袁术全都当成了耳边风。他实在是利令智昏。
袁术最蠢的地方，还是他在大家都想当皇帝，又都不敢挑头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当了出头鸟。要知道，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尤其是在群雄割据、势力相当的情况下，谁挑这个头，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袁绍他们懂这个道理，因此尽管心里痒痒的，也只好忍住。曹操更是心里透亮。孙权劝他称帝，他一眼看穿孙权的鬼心眼，说这娃娃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袁术却不懂。他以为只要他一抢先，便占了上风，别人也就无可奈何。因此他就像现在抢先注册伟哥商标一样，抢先宣布自己是皇帝。没想到皇帝的称号不是商标，他也不是伟哥，结果不仅是把自己放在了火上，而且简直就是玩火自焚。
事实上，当不当得成皇帝，与抢不抢先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实力，以及当时的条件。而且，即便条件成熟，也要作秀，要装模作样地推辞、谦让，让过三次以后，才装作顺从天意民心的样子，勉为其难一肚子委屈地去当。这当然很虚伪。但中国人偏偏就吃这一套。倘若无此虚伪，则会被视为恬不知耻。袁术没有条件和实力，又全然不顾这些既定的操作程序，这就不但是与曹操等人为敌，而是与中国文化为敌了。再加上他“天性骄肆，尊己陵物”，“不修法度”，“奢恣无厌”，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更是不得人心。在他的治下，江淮空尽，人民相食。他自己每天山珍海味，手下的士兵却一个个冻死饿死。这样的混账东西，不失败才是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