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运气还不错。10多天后，该工厂有位保安家中有急事而离开，我顶了他的缺。就这样，我又成为了一名保安。工作也是三班倒，这儿的住宿条件与那个技校大同小异，只是铁皮房变成了低小的平房，而且由于是工厂，加工车间就在身边，每天轮流转的各种机器的喧嚣声，像针一样直往你的耳膜里钻，刺激得你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让人心跳不止，六神不定，吵得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涨大。刚开始那几天，我被那日夜不停的尖锐机器声吵得根本无法入眠，加上心事重重，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直到几天后，我终于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下班后，我也能像别人一样，身子一挨床就呼呼进入梦乡了。

    由于这儿是私营企业，那个整日板着脸的老板不但对工厂里的工人苛刻得要命，对我们这几名保安员也终日虎视眈眈，上班时不能做其他的事。除了值班时要不停地手拿警棍要围着厂房四周巡逻外，就是像庙里的菩萨一样守在门口纹丝不动。不过，有一个好处是，我们之间可以自由换班。我们都是三班倒，小刘他们最爱上白班，都不喜欢上夜班，而我为了争取到白天的时间，就干脆将所有的夜班一人捞了，这样尽管夜里少睡觉，但我白天却完全自由，可以带着自己精心编订的求职报告和相关材料，去羊城大大小小的报社和杂志碰运气。

    这天上午，我在一家小卖部门前休息时，随手从大门旁边的报亭里买了几份当日的报纸。我突然看到当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又刊登出招兵买马的消息，在招聘编辑记者。虽然这消息令我很是振奋，但是，那上面的“要求所有应聘人员必须具有本科文凭”的条件，又让我黯然失色。我长叹一声：要是这个时候我有文凭该多好呀？哪怕是大专的！可是我没有。如果我有文凭，凭我在部队时的几份奖励证书以及在军内外报刊发表的百多篇作品，我想我应该是能进去的。但是，由于没有文凭，我的这些东西人家还是不屑一顾，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什么文化底蕴的人，最多也只能算是个半路出家的。

    此时的我，已经在羊城几家报纸操练过，在新闻写作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自信自己一定能胜任记者的工作，只是，我要找到一家能发挥自身特长，做起来得心应手的报纸。此时刚刚由周报改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无论是在办报方针和风格，还是发展趋势，无疑当时是最适合我的。尽管明知硬件不行，我还是决定再去《南方都市报》碰碰运气。

    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我还特意打电话给几位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朋友。他们告诉了我一些新情况。其中一个朋友还特意告诉我，现在负责都市报采访部工作的是从《南方周末》来的朱德付。他是个很爱才的人，也是个很有眼光的人。虽然我从没有与朱德付见过面，但这个名字对我而言并不陌生，我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的报道。古人云：“为人为文，文如其人”，尽管这个候我还没有见过朱德付，但我看过他的许多文章，我相信他是一个热心的人，一个能打破常规的人。

    其实，早在一个月之前，我曾去过《南方都市报》应聘。当时去的人很多，他们有很多是外地来的新闻从业人员，更多的是本科生。尽管我知道，招聘的硬件除了有发表的新闻作品外，还得有文凭，至少也得有大专文凭，但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在拥挤的招聘人群中将我的个人简历和有关资料递上前去。一位负责人翻了翻我的资料后，对我说：你的文笔还不错，但你的作品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新闻作品太少，再说你连一个大专文凭都没有……

    1997年1月，《南方都市报》由周报改为日报后，我几乎每天都要关注那上面的新闻，虽然它的版式和风格就像六月天的孩儿脸一样老是变，但在广州地区中还是很有特色的。我很自信，那上面的新闻，自己也能写出，并且肯定能超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那些记者都有文凭，有工作经验，而我，而我只不过是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的退伍兵，一个没有文凭的打工仔。就因为这些，我连报社的大门都进不了。

    我坐上了前往广州大道方向的公共汽车。我想，不管结果如何，我还是要去试一试。凡事都得靠自己去争取。如果自己不去努力争取，又怎么可能奢望成功呢？我自信自己就是一匹千里马，但要紧的是让那慧眼识马的伯乐能在广州这人才济济的大潮中发现你。否则，哪怕伯乐具有孙悟空一样的火眼金眼，我想他也是很难在尘土飞扬的民工群中发现这匹与众不同的马儿。

    南国春来早。此时已经是1997年的2月中旬了，正是南方的阳春之季。本来是绿意盎然的树枝和绿化带丛，在一场春雨淋浴过后，又悄然露出了许多柔嫩的细芽，使得羊城更加生机勃勃。早春秀丽的景色使人心花怒放，心旷神怡。我就这样一路欣赏着路边的如画风景，很快就来到了位于广州大道中的南方日报大楼。

    我乘坐电梯直上到16楼。本来，那广告上面早就写得清清楚楚，招聘人员直接与办公室人员联系，但我却特意绕开负责招聘的办公室，直接找到了上面悬挂着“副主编”办公室的牌子。那儿门正大开着，仿佛正在专门等候我进去似的。里面坐着一位30多岁、戴着一副玳瑁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青年人，他正埋头写什么。我鼓起勇气，轻轻地敲了敲门，接着像在部队时那样，脱口而出地喊了声“报告”。没错，这就是朱德付，因为我早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过他的照片。朱德付马上抬起头来，和颜悦色地说了声“请进”。我刚一进去，用洪亮的声音作了简短明了的自我介绍后，就将自己的材料递交过去。没想到，听到我的介绍后，朱德付不但没有推辞，反而为我倒了杯水。他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我平时很喜欢与军人打交道，没想到你还是海军陆战队员呀！”他的这一句话一下就消除了我的拘束和胆怯。就这样，我们在欢快的氛围中交谈了半个多小时，末了，朱德付打趣地问我：“你不直接去办公室应聘，怎么一下子冲到我这儿来了呢？你不怕我怪你越级来访吗？”我笑了笑：“朱总，不瞒你说，我上次就来过一次，但人家没有录用我。因为我没有文凭。这次我是特意冲你来的，希望朱总能给我一个机会，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成为南方都市报最好的记者。没文凭的人并不一定比那些本科生差的……”朱德付听到我这话，高兴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这才像个军人说的话！他微笑地看着我这张由于东跑西跑而被南国灼热的太阳晒得黑黝黝的面孔，看着我此时由于急促的赶路而正从额头涔涔流下的汗水，说道：“看得出，你是一个特能吃苦的人，也是个诚实的人。这样吧，石野，你的材料我先看看，由于这几天前来应聘的人太多，我要与办公室的人商量一下再答复你。”当他获知我连联系电话都没有时，又叮嘱我：“你明天上午10点打电话给我，我会给你答复的……”

    朱德付和蔼的态度令我心情很是舒畅。为了能在第二天外出，我当即与人换了夜班。夜里值了一整夜的班，直到早上8时许我才上床睡了两个钟头。我揉着惺忪的双眼，懵懵懂懂地爬起来时，从那只廉价的电子表看到，此时已是上午9时40分了。我胡乱地洗漱了一番，就准备到外面去给朱德付打电话。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晴天，我特意换了一件从没有穿过的白色短袖海军夏服，把自己打扮得更有精神。我照了照镜子，发现两只眼睛由于过度熬夜而布满了血丝。但我毫不在乎。我用开水泡了两大包方便面，饱餐一顿后就出门了。我来到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前，看了看钟，离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有10多分钟。我买了几份当天的报纸，站在马路边浏览着。眼看还差两分钟就是10点了，迫不及待的我就拨通了朱德付办公室的电话。

    听到我的声音，朱德付在电话那头高兴地说：“你提前了两分钟呀！不过，我很欣赏你的这种时间意识。我已看完了你的作品，文笔很优美，写作水平不错。我刚才已把你的情况与办公室的负责人协商了一下，决定破例给你一个机会。你马上带着相关证件到报社来办理一下手续……”这个迟来的喜讯，就像天空中那束和煦的春日阳光一样，一下子驱散了很长时间压抑在我心头的那层阴影，温暖的阳光照得我心花怒放。我从没有感觉到羊城的天空是这么的洁净和高爽，我周围的各色风景物是那样的美轮美奂，绿色花丛是那样香气迷人。我，一个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乡下人，一个平时摸枪扛炮的退伍兵，一个在建筑工地灰头土面地扛水泥的民工，现在终于成为了省委机关报的一员。

    我还了解到，这次都市报招人，主要是副刊和体育版，而采访部当时就招了两个人，一个就是我，另一个是魏东。魏东也是一名军人，他是广州军区副团级军官转业，上过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擅长摄影，文字功夫也不错，是都市报当时少有的既能拍又能写的记者，他与我在同一间办公室。

    这个时候的我从部队出来后，虽然也做过保安、文员、保镖，也在《广州红绿灯报》、《广东法制报》等报纸做过记者，小试牛刀，在《广东法制报》时我还曾得到过原羊城晚报总编周文韶老生生的帮助，但那大体不固定，说起来是一种不稳定的流浪生活。为什么流浪？是因为我无法找到一家能让我得心应手的报社。在外流浪了许多年后，我极想选择一家能适合我又能供我锻炼的新闻单位，元旦刚改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无疑是我最热衷的阵地。因此我像珍惜我的初恋一样，对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备加珍惜。

    《南方都市报》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在短短的几年间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匹黑马，与早期朱德付的呕心沥血和大张旗鼓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当时的都市报无论是在投资资金、人才资源、办报经验、广告策划上等都可以说是毫无经验可谈，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刚刚走马上任的朱德付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先期的采访工作中，他排除干扰，勇于改革，把他在《南方周末》做记者时勇于执言仗义、义无反顾的冒险精神用到创办都市报上。关于这些，我曾在我的第一本新作《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中有过详尽的记录。

    我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期间由于带头在都市报内进行改革，朱德付的铁面无情、刚正不阿自然得罪了不少人。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将一位违规的女记者清除出采访部后，对方和家人草拟了长达10多页的告状信，四处告他，但他依然不畏惧。他不徇私情，公私分明，平时能与记者们打成一片，但在工作上是个极为严谨的人。记得有一次，我为了赶稿子，没有深入现场采访，只凭借电话采访，就匆匆地写了一篇社会新闻，第二天发在了报纸上。到了本周的周会上，朱德付毫不给我面子，当着采访部几十名记者的面，将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宣布我的这篇稿子不能算作本月的发稿任务，扣除有关稿费。这是我进入报社以后第一次当众挨批（当然也是我惟一的一次），给我很大的触动，也同时给采访部所有同仁很大的震动，因为谁都知道平时朱德付很关心我，我是他直接招入采访部的，也是他当时大力培养的重点对象。从此以后，采访部的记者们，再也不敢只凭一个电话，或是不深入采访就匆匆地发那种“打擦边球”的新闻稿件了。

    这个时候的我，虽然已成为了《南方都市报》的一名政法记者，但当时还不敢轻易辞去那家电锯厂里的保安工作，因为此时我不但还背负着600多元钱的债务，而且囊中更是羞涩，几乎是身无分文，每天都是靠在借债过日子。如果只是呆在工厂里还好办些，因为吃饭时我还可以在工厂食堂里赊账，而现在，我不可能每天都守在工厂里等饭吃，我必须每天外出采访，寻找新闻线索。那时，我所认识的朋友当中，除了生活都不稳定的流浪记者外，其余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打工者，大都是穷光蛋。因此，我从小刘那儿借来100元钱后，买了一辆半新的自行车花去了50多元，其余的得用来吃饭、打电话用。不过因为有了自行车，使我每月可以节约一大笔车费钱了。就这样，就像我当初在《广州红绿灯报》时一样，夜里我身着保安服在工厂里巡逻，下班后我就埋头大睡两三个小时，然后，用冷水洗澡，揉着发困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骑着那辆除了车铃不响什么都吱吱响的破自行车，满广州城大街小巷穿梭，四处寻找新闻线索。从进入南方都市报社的第一天起，我就对自己立下了规矩：除了开会，每天下午都要外出找新闻，每天9时之前，一定要写出二三篇新闻稿。尽管我知道，我的试用期是3个月，但我又给自己立下军令状，在头一个月内，我不但要按时完成任务，还要超额发表稿件，多上头条，成绩一定要居前几名。

    为了省钱，我每天最多也就吃两顿，中午经常是躲藏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偷偷从包里掏出一个早变得又冷又硬的馒头来，就着一杯白开水，三下五除二地塞进肚子里。到了晚上夜班时，我就赶紧跑回工厂里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饱饭；有时因为写稿子回去晚了，错过了开饭时间，我就一边上着夜班，一边从附近的小卖部里赊来两包方便面吃。当然，这样长期下去，我的身体吃不消，但我必须通过这种无奈的方法，先对付完一个月再说，怎么着也得熬到月底发工资，才能重新作打算。所幸的是，我当时打工的那个小工厂很少有人看报纸，再说当时的都市报还是刚改为日报，一般的老百姓还没有多少人关注，要不，老板看到我兼职，肯定得炒我的鱿鱼。

    也许是由于经常睡眠不足，也许是长期营养不良，也许是因为连日的劳累过度，我每天都是汗水涔涔，面无血色，一付面黄肌瘦的样子。这些，一般同事是很难发现的，因为那个时候采访部要求每个记者必须见报16篇文章，至少得上一个头版头条。不管是正式的还是招聘的，大家都为了完成任务而四处奔波；就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除了开会外，平时都难得见上一面。但是，我的这些细微的变化没想到却引起了朱德付的注意。

    一个炎热的中午，正是午餐时候，大家都拿着饭碗前往报社食堂就餐去了。我趁办公室无人之机，关上大门，正一边喝着白开水，一边啃着一个又凉又硬的大馒头时，没想到，我的这一难堪的样子，被突然推门而进的朱德付无意间看到了。虽然当时窘得我很是脸红了一阵子，但很快就把此事忘到九霄云外去。第二天下午，当我刚从外面采访回到办公室时，朱德付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刚一进去，他就将门关上，先是不经意地与我谈了一下这几天的采访工作和发稿情况，然后他对我轻声说：“石野，我听别人说，你前不久住的地方被小偷光顾了，丢失了不少东西，所以弄得最近一段时间经济比较困难。是真的吗？你现在是南方都市报的一员了，我们大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像亲人一样互相帮助，有事你也不应该瞒着我呀……这样吧，你先从我这儿拿点钱去用着，就算预支这个月的工资了。你工作很努力，见报稿子不少，但年轻人可不能空着肚子工作呀？这样弄坏了身体怎么行呢？你是军人，更应懂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说罢，他从抽屉里掏出了500元钱，不由分说，硬是塞到我手中……

    后来，尽管朱德付在半年后离开了都市报，但他一直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很关心。记得在他从都市报调至南方日报出版社做副总时，都市报在五羊城附近的红高粱酒店设宴为他送行。朱德付当着众人的面，特意拉着我和魏东来到当时兼管采访部的程益中面前敬酒，很有感触地说：“石野和魏东是我亲自挑选进来的，他们都是军人出身，工作积极，吃苦耐劳，他们的成绩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现在把他俩托付给您啦，请帮忙照顾好他们……”

    两年后，我因报道“祈福新村”那宗特大杀人案，被广州有关部门重点“照顾”，替人做了一回替罪羊，被迫离开了《南方都市报》。后来我又离开了广州，北上求学，到北京做了一名流浪记者。魏东运气比我好，他很快调入报社，成为有编制的正式记者。

    1999年7月，得知我将要离开《南方都市报》时，此时正担任着南方日报机动记者部主任的朱德付心情很沉重，他曾先后两次为我摆酒送行。第一次是在我离开《南方都市报》前，他带着南方日报的女记者金杜在广空医院的一家酒店里请我喝酒；第二次，是我离开南方都市报的第三天，他和魏东一起拉着我到了天河东一家湘菜馆里，我们仨人喝了几瓶度数较高的“酒鬼”，那一晚，我喝得酩酊大醉。

    3年后，我们又一次在京城成为了同事。2001年春，时任广州《信息时报》总编的朱德付和《南方都市报》主管发行工作的副主编谭军波一起被从南方“挖”到京城，出任《京华时报》的副总编辑。得知他来京城创业，我不顾别人的劝告，马上辞去那家正干得不错的报社，加盟了其中。经过严格的考核，公平、公开及公正的层层竞争，我也最终凭着自己的综合实力成为该报的机动记者部主任。我的同事张凌，一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才女，也凭实力成为该报的文化部主任。后来，我因为在《工人日报》、《深圳法制报》等报刊揭露了原南方都市报同事邓世祥长期玩弄女性，并以欺骗手段使其中两名河南农村女子先后为其生下4个子女的丑行，而遭到对方长达多年的疯狂诬陷和诽谤，我以刑事自诉到北京朝阳区法院。因为这场官司困扰着我，当年6月，我辞职南下为我的官司取证。有关详情请见本书后面有关章节。

    临近港澳的广州一直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儿的媒体发展和新闻竞争都是不同寻常的。在这个没有硝烟的大战场中，经常有新的报纸和杂志冲出来，也有不少活不下去的报刊悄悄地倒下去。那时，广州地区的报业界还是处于一种“三国鼎立”的状态，即由广东省委机关主办的《南方日报》、由省委机关直辖的《羊城晚报》以及由广州市委主管的《广州日报》，这三家党报，成为当地的老大，当时除了《羊城晚报》在办报方针上较有特色外，其他的如发行量、广告收入、社会影响力方面大体上都处于一种平稳的状态，各自占有自己的市场。到了1997年上半年，羊城报业界开始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改革。很快，激烈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此时在广州地区和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数《羊城晚报》，发行量超过了百万份。但到了下半年，一直居其后的《广州日报》对报纸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不但完全改变了版式，更大大增加了新闻量。加上该报上上下下加大发行的力度，报社领导还多次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带着员工前往珠三角的几个重要城市进行上门向读者征求意见并征订报纸，很快就使报纸发行量直线上升，以致后来的《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及《南方都市报》都利用周末时间，派出各自的员工纷纷效仿。我记得这年夏天，我也随着都市报的一些同行曾先后往深圳、珠海、顺德等地进行报纸的上门推销和宣传，取得了不错的成效。1997年12月，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极具市场眼光的《广州日报》出其不意地在这一日策划了日出百个大版的大动作，使当天发行的百多万份报纸被抢购一空。后来又连连加印多次，仍出现羊城市民排队购买报纸珍藏的镜头，从而也使该报的发行量超过了《羊城晚报》，成为广州地区报业界的龙头老大。《广州日报》的这一重拳，使得整个羊城报业界受到极大的震憾。当然其他报纸也不愿落后，总是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地出招进行竞争。

    当时，在羊城地区除了以上三家大报，还有各自又创办的新报，如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在拥有《南方周末》、《花鸟世界报》、《南方农村报》和《南方楼市》后，又不惜投资巨资将创办三年的《南方都市报》由周报改为大型日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除了收购《粤港信息报》，于1997年的4月1日创办了广州地区惟一的一份全彩色的都市报——《新快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也推出了《信息日报》。其他的还有《新闻人物报》、《广州青年报》和《广州法制报》等等。正因为地方报纸众多，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除了只买《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的账外，对其他的报纸大都是不冷不热，以至其他报社的记者平时上门采访时都处一种难堪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那几家大报也就是党报的记者们出门采访时，有关单位一般都不敢小看，他们出门也很风光。然而作为一份刚改版打入广州市场的新报，《南方都市报》在那时根本不被人看好，不但常受到同行间的挤兑和轻视，有关部门和一些读者也对此不屑一顾。就是《南方日报》的有关记者，也常常是不屑与我们这“小报”记者为伍，因此，我们这些刚加盟到《南方都市报》的年轻记者的采访经常受到各种外力的阻挠，显得困难重重。

    愤怒出诗人，激情出新闻。没有激情是当不好记者的，也写不出好新闻。我这个没有文凭的退伍军人、从建筑工地走出的民工，现在能进入省级都市报做政法记者，真有些天赐良缘的滋味，尽管当时正处于创业阶段的都市报各方面条件都不怎么样，自己的生活条件也极差，但我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特别是对记者这个职业更充满了热爱。我的激情更源于一个历经坎坷的年轻人对火热生活的热爱，对美好明天的幸福憧憬，对自己青春梦想的小心呵护和祈盼。

    进报社后，我被分到了政法组，成为一名政法记者。由于我来得要晚一些，一些诸如省公安厅、市公安局、省市检察院、省市法院等线路都被人抢走。后来，采访部总算从别人不想要、不愿跑的线路中，分给了我交警和消防两条线。这两条线虽然也有不少新闻线索，但谁都知道，这两条线路是最劳累的，一有火灾、车祸，就得赶赴事发现场。刚开始时，几乎所有的记者大都骑着一辆自行车外出采访，经常被人拒之门外。一些地方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也不会通知你，全靠各线路的记者自己去想方设法去寻找新闻源。

    西方新闻界有句谚语：一名记者几乎就等于自己的消息来源。新闻线索获得的多与少，完全取决于记者本身。而任何一篇报道的质量取决于消息来源质量。在此情况下，我首先以电话四处寻找新闻线索。因为电话是从事事实报道的一种基本工具。对于记者而言，当然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以电话为主，经常上门与我所负责的有关线路的部门加强感情联系更是重要，我总是尽量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与此同时，我又独辟蹊径，不依靠主线路，不是坐着办公室等人家的新闻发布会，等人家写好了的通稿，而是自己积极四面出击，经常前往广州火车站、火车东站及附近的一些医院急诊室等经常出新闻的地方。

    对于任何一位记者来说，眼睛是其获取新闻事实最直接的“摄像机”，记者是各种新闻事件的第一目击者。这就要求记者对每一新闻事件进行直接而细致地观察。所以记者更应像特工和侦察员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正如海伦·凯勒在她的名著中说：“如果我是个大学校长，我就要设置一门必修课‘怎样利用你的眼睛’。那里的教授必须指导学生认真地观察他们眼前经过而不被注意的景物来丰富他们的生活。”我国著名记者南振中也说：“眼睛像一架精密的自动摄像机，随时随地摄取瞬息万变的生活场景”。我深深懂得，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平时的生活中，更要像那些特工和侦探一样注意观察自己周围的生活。我除了常往人多的车站码头、医院门诊、大商场等众多公共场所外，还利用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机会，处处留意身边的新鲜事和稀奇事。我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独家新闻：《丈夫门外装鬼 妻子当头一锄》、《无钱还赌债 当街买亲女》、《父亲高抛失手 婴儿脑浆迸裂》、《瑶台闹市上演此丑剧 下跪让人撒尿抵赌债》、《失了女友失了理智 火机点燃美女长发》、《父子一旁望风 母女上前行窃》等，都是我外出或采访途中，留意观察生活或是偶然发现，并挖掘出来的。这些时效性强、可读性强的社会新闻极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一些新闻同行更是对我能经常抓到这样的活新闻而奇怪，常有人问我：“你这些稀奇古怪、三教九流都有的新闻是从哪儿得来的？”程益中有次当众笑呵呵地对我说：“石野呀，你可真是个抓独家新闻的高手呀，这些稀奇古怪的新闻真不知道你是如何找到的？我真服了你……”

    1998年6月，世界杯足球赛在法国举行，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地众多球迷的眼球，更成为全世界新闻煤体角逐新闻的良机。南方的媒体更是暗暗迸足劲想趁机比拼一下足球新闻。《广州日报》、《足球报》、《羊城晚报》和《南方周末》等强势媒体更是不惜巨金特派记者飞往法国采访，而此时刚刚在广州市市暂露头角的《南方都市报》无论在财力和人力上都无法与其他强势媒体比拼，但尽管如此，在程益中、庄慎之、李多钰等人的主持下，南都体育部的年轻编辑郭其龙、龚晓跃、张晓舟等人却别出心裁，棋高一着，他们从世界杯开始，精心编辑世界观杯的所有新闻和精彩图片，更配以妙趣横生的评论，特别引人注目的上，《南方都市报》每天都用四个彩色的体育版，将新闻版块包裹其中，在每天一大早新鲜出炉，将有关世界杯的最新消息第一个送到羊城读者面前，这一妙棋果然吸引了羊城及南方数百读者的眼球，更紧紧抓住了各地球迷的心，使得都市报的销量大增。

    我不是体育记者，平时对世界杯也不大关心，但我意识到这不只是体育记者的事，我们这些政法记者也该关注出此引发出的有关新闻。我估计在世界杯后面，在身边的生活中，肯定有许多出彩的社会新闻。于是，我骑着我的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羊城街头，特别是医院的急诊室、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公共场所转悠；同时，我积极与熟悉的军地医院及有关部门的通讯员取得联系，要求他们要留意这方面的讯息。就在世界杯开始的第三天夜时里，我获悉广州市白云区龙归镇一名老球迷因看“世界杯”比赛，与爱看电视剧的妻子急抢电视频道而发生口角，一怒之下砸坏了新买的价值不菲的“松下”大屏幕彩电，并将年近花甲的老妻打得鼻血直流。我认为这是一条不可多得的好新闻，当即赶往事发地和有关医院采访，了解到了有关情况后，我用最短的时间赶写出一篇引题为“世界杯赛战正酣，花甲夫妻打内仗”，主题为“抢频道怒砸彩电”的千多字的社会新闻，当时负责头版的编辑是崔向红，她慧眼识珠，认为此稿新闻点很好，又是独家采访，她当即以最快的速度编好上了1998年6月15日的头版头条。结果此稿社会反响很好，一些读者纷纷来电对这样的时效性强又有热点的社会新闻表示赞赏。随后的十几天内，我带着我的实习生李雪亮和左志红又先后采写了一系列与世界杯有关的独家社会新闻，如：1998年6月17日的《花甲球迷昨晨猝死》、1998年6月18日《众球迷齐声拍掌喝彩五龄童受惊栽下楼梯》、1998年6月23日《看球啖荔枝被噎兴奋球迷遇险情》等数十几篇独家社会新闻，受到读者们的好评。

    我国著名记者穆青就十分注重与采访对象的交际，建立感情。名记者范长江交际的朋友更广泛，“上至军政要人，下至黎民百姓，有来有往，即使不是采访的时候也要保持一定的联系。”他交朋友“什么人都要交，朋友越多，新闻来源越多，越能写出有分量的报道。”对于一个记者而言，如何与人交往，如何与读者保持友好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个记者要想写出好文章，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首先在心目必须将读者放在第一位，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要撒播阳光给别人，必须自己心中有阳光 。其实，记者的采访过程实际上就是交际过程，建立通讯网络获取新闻信息是“新闻记者的基本建设之一”。工作一开始，我就特别注意与社会各界的人士交朋友。一些位居政府重要部门的人固然重要，但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更为重要。我当时交往的朋友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只要不是那种道德败坏作恶多端的人，我都愿意与之交往。我还经常与附近的保安员保持沟通，让他们经常与其他的同行间保持沟通，有什么新发生的事情就赶快通知我。这些散布于基层派出所和街道村巷的保安员，每天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突发事件，他们为我提供了不少好的新闻线索。为了便于大家联系，我在四处散发名片的同时，还特意配了一只价格便宜的数字传呼机，这样，不管我人在哪儿，只要有人找，我就能及时回信儿。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这种寻觅和扩大新闻源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每天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反映到我这儿。这样虽然劳累，但容易抓到好的新闻，更能发现许多独家新闻。这样，我就主抓社会新闻，四处留意本地的一些诸如火灾、车祸及大小医院里的急诊情况。同时我还积极地与各单位通讯员建立良好关系，认真留意兄弟媒体的见报新闻，分析他们的追踪动向。

    记者履行采访职责仅有勇气和热情是不够的，还应具备过硬的采访本领，运用灵活多变的采访方法，掌握坚实的写作技巧。在采访时，不管是正面报道还是批评报道，我总是以虚心的心态，谦逊的态度处之。对不同的新闻，我灵机地采用不同的采访办法，根据当时情况随机应变。邵飘萍说主张“探究事实，不欺阅者”，倡导新闻记者要研究对方的心理，讲究采访方法和技巧。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其也，义之与比”，意为：治理天下的人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要怎么干，也没有规定不要怎么干，只要怎么干合理恰当，就怎么干。

    为了提高自己的采访和写作技巧，我平时很少看那些出自新闻系课堂的所谓教材，而是积极向国外著名记者普利策、詹姆斯等人学习，向国内的新闻老前辈，特别是范长江、邵飘萍、穆青及戴煌等名人学习，学习他们的爱国情操，学他们的做人准则，更学习他们的经典名作和采写经验；向身边的一些老编老记虚心求教；还有，就是直接向报纸学习。每天上午，我都要挤出时间看羊城地区的几家主要报纸，学习那上面一些重点报道的写作特点。特别是，对于头一天羊城发生的一些大事或突发性事件，我总会将《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及《广州日报》上的相关报道拿出来认真对照着观摩，对于同一事件的报道，从标题、导语和写作手法，对比着分析，看哪位记者写得好，谁的标题做得吸引人，谁会抓新闻。看得多了，自然会悟出其中的门道来。

    新闻价值蕴藏在新闻事实中，具有不确定性，需要记者深入采访挖掘才能发现。而要发现好的新闻，记者首先得热爱生活，从生活中去发现和寻找。

    我本来就有较好的写作基础，也在军内外多家报刊发表过百多篇作品，加上自己平时一直没有放松读书写作，总是勤学多练，虚心学习，博闻强记，特别是进报社后更增加了我的采访实践机会，更使我如鱼得水。综合多方因素，从没有系统学习过新闻采访的我，采写水平突飞猛进，很快就得到了长足的提高。

    另外，我每天都得强迫自己至少完成两篇稿件，争取一篇见报。进入报社后，我就很快完成了本月的发稿任务。

    由于我的成绩突出，很快就度过了试用期，与报社签下了聘用合同。在此后数月间，我和众多才华横溢的同事在工作上相互学习的同时，也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我以自己的吃苦耐劳和兢兢业业的实干精神，成为都市报后第一个创下月见报量50篇、60篇、80篇记录的记者！受到同事和领导一致称赞。

    因为生活太痛苦，我除了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以外，只要有空，我就读书写作，而读和写又给我带来许多新的苦恼。

    因为生活太不完美了。我的心绪有时处于昏天黑地，凄凄艾艾。我陷入严重的忧郁状态。是浑浑噩噩的那种极致状态。我过得极其狂躁，我挥金如土，我挥霍无度。我无视别人在我的眼前或背后大放厥词，我只顾让我的心灵一味地流浪，放任自流。流浪一直是我的挚爱，彼岸之物，他山之石，别人的故乡，一直使我心神荡漾，心驰神往。到远方去，到远方去，风景在远方，远方有风景。有一段时间我也像校园的少男少女一样，哼着三毛、琼瑶的歌曲，翻着汪国真的诗歌，四处寻找青春的浪漫。我沉浸在看不见的流浪思潮里。在青春期普遍膨胀自我，像突然打开的啤酒，“砰”的一声涨出好高的泡沫来。

    我意外地发现，青春有时像阳光一样灿烂，像花儿一样芬芳，但青春有时更像沼泽一样泥泞，像梅雨一样阴沉。我每抵达一个陌生的地方，好久找不到和这个地方的关系，内心的沉沦与动荡在另一条道上隔山隔水，无声无息。频繁地听到死亡的消息，我的心情阴冷潮湿。有时想到生活如同行尸走肉，想到那么多的事情无法报道，想到那么多的报道出来了也是很难为我的采访对象解决问题，我恨不得早早疯掉。

    我独自在四处游历。这期间，我在去了一趟山清水秀的湘西后，又去了贵州和云南。到了昆明，又去了玉溪，还去了附近的红塔山。那个时候网络还是稀罕物，还没有网友，但当时笔友很流行，我早在部队时因在南方一家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在文章后面留下了我在部队的通讯地址，结果结交了许多全国各地的笔友。这不但让我这好交朋友的年轻人拥有了各种各样的谊情，更在我困难的流浪途中，得到了他们热心的帮助。时光荏苒，那颠沛流离的时光虽已过去十多年，但以下这些朋友们对我的帮助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已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他们是：在广东番禺打工的江西青年胡海和在东莞的小曾、云南昆明的王莹、云南云溪某中学的老师王玉萍、湖南商学院的魏宏、湘西洲某电大的老师宋微、湘西永顺县医院的王春梅等朋友，如果他们能看到我的这本小书，请他们能及时与我联系，我一定要寄还当初帮助我的钱或物，在此更对这些热心的朋友说声“谢谢……”

    在坎坷的流浪途中，我在不同的地方遥望我的家乡，此地像梦，彼地也像梦。在一个孤独的冬季的灯下我又一次重新开始想象我和我的周围世界，我和他人，我和我自己。几年后，身居京城的我，听到北风的呼啸声从门缝里、从天上从地上，席卷而来，在风中被多方向的夸大了，而灯光，冬天的灯光更幽蓝，更橘黄，比平时传得更远，更明。这个时候，我总是会突然想起早年间曾在社会上很流行的那首《流浪英雄》里的这样几句歌词：“有些行为和举动，他有张和我们差不多的面孔。春去秋来，日出日落，时代快速又疯狂，我们好奇又健忘，前脚跟着后脚，早报接着晚报，新的英雄淘汰旧的英雄，每天的历史上都有个新的英雄，在我们心里仅仅占据了八分钟……”

    一个人无法让自己活得更好一点是可耻的，无法让自己的亲人活得更好一点是更可耻的。一位外国作家说得好：“如果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还有薪水可拿，太好了。如果还得到了额外的奖金，则是更幸运的事。”

    从我与报社正式签下劳动合同的那时起，我就把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都准备随时为之奉献。我在这儿不分黑夜地做着我喜欢做的新闻采访，写着我自己非常乐意的大大小小的文章，同时我还能拿到能足供我吃饭、住房、卖书的所有生活的费用。我的心里不由得心潮起伏，汹涌澎湃。

    我的耳畔又响起一支不知名的歌曲：“……一个男人要跋涉多少路，在他成为一个男子汉之前？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海，她才能在沙丘里安眠？……”是啊，此时的我已跋涉了多少路呢？从贫困的乡村，带着美丽的梦想走出来，走过千山万水，我现在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了吗？我要飞过多少海水才能寻觅到属于我的彼岸和沙丘呢？我将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寻找到我的安乐窝呢？现在，我成为了《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这儿是我永远的栖身之地和安乐窝吗？

    我不得而知……

    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踏上新闻事业这条坎坷大道之后，在所谓的花环背后，不仅布满了丛生的荆棘，更充满了惊心动魄的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