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只听黑老大叫了一声：“快搜查一下他的身上和那个黑包，看他身上是不是也有记者证……”他的话未落，又有两个家伙持刀围住了我，其中“尖下巴”的长刀更是从邓世祥胸口顶在了我的脖子上。此时此刻，我们两个的性命都已是悬于一线了！我紧张得一时透不过气来……我非常清楚，在这个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我们只要稍有一丝的反抗，肯定会死于非命。于是我非常配合，任由他们把我全身搜刮了一遍又一遍。见没能搜出什么，独辫女就一把抓起我那个早被他们扔在小床上的黑色采访包。她似乎深谙其道，直接拉开几个夹层中的拉链，然后倒提着包，将里面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部倒出来。手脚麻利的独辫女终于还是很快翻出我的记者证和一整盒名片，还有3000多元现金——那是我今天上午临出发时从报社领的上个月的稿费和奖金，由于忙着采访，我根本没有来得及存入银行。这些钱倒还没什么，但我的记者证和名片是否真的能在这伙诡计多端的歹徒眼皮底下蒙混过关呢？……

    “黑老大”一把从那女人手中夺过我的记者证，急急地翻开看了看，又一次张大嘴尖声惊叫道：“记者？妈的他真的也有记者证，都是《南方都市报》的！”

    “他妈的，这记者证说不定就是真的，假的哪有做得这么漂亮的？”几双有力的手一齐将我死劲按在小床上，只差点没有把我揉烂。我不由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声。

    “尖下巴”一把摘下墨镜，紧紧捏着刚搜出的记者证，翻开来从头到尾瞪着一双牛眼凑上去仔细地看，然后又重重摔在了邓世祥的脸上，狂怒地伸出那双黑乎乎的大手，一只紧紧揪着邓世祥的衣领，一手死死扼住他的脖子，穷凶极恶骂道：“记者！记者！你们他妈的是记者！你们居然敢来调查老子！”我不由在心里连连叫苦：真是该死！我们怎么忘记放下身上的记者证呢？怎么就在这节骨眼儿上让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证件呢？在行动前，我将所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基本设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要将我们身上的记者证藏起来。

    “唰”的一声，寒光闪闪，前后五把刀陡然逼上前来，我和邓世祥一闭眼，几乎要双双瘫倒，但我死死咬着不松口：“大哥，这两个记者证都是假的，请你相信我们！只要有钱，在广州什么样的证件买不到呀？大哥，我们真的不是什么记者……”听到临死前还这样嘴硬，几个家伙也不由对我的话相信了。迟疑了一会儿，竟没有一个人先动手。“尖下巴”一把攥住我的衣领恶狠狠地问：“嘿！快告诉老子，你们跟踪我们有多长时间了？这次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如果不说实话，哼，那就别怪我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别跟他们废话！那记者证明摆着还有假？他们一出去，还有我们的西北风喝吗？不要再拖泥带水了，干掉他们！我们不能栽在他们这号人身上！”邓世祥自然做梦也没想到记者证会被搜出，以致暴露了真实身份。本来早已不堪重吓的他，此时更是惊恐欲绝，他的衣服早已被抓得凌乱不堪，那副高度近视眼镜不知何时下来，以至于他费力地睁着视力模糊的双眼，像是四处寻找着逃生的机会。他的脸色煞白，大颗大颗的汗珠爬满了额头。

    “尖下巴”见邓世祥此时早已被他们这架势吓得面无人色，四肢筛糠，都不由乐了。这一乐，自然一下缓和了刚才还杀气腾腾的氛围。我心头不由一热，我的努力终于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看到邓世祥已被吓成这个样子，他们就干脆一把丢下他，又转过头继续审问我。虽然我坐在床沿上，但三把钢刀顶着我身体，既无法站立又不能坐稳。“尖下巴”对我发动攻势，另几个家伙一齐把我团团围住，恶狠狠地逼我交代。

    “大哥，我们真的不是什么记者，我只是想找小姐，早就听说这儿的小姐很多，我们想玩一玩嘛。”

    “妈的他一句实话没有，再不说实话就宰了你们！老子连警察都敢动，还以为我们不敢杀你们区区两个小记者？最后给你们一分钟，不说就杀了你们！”

    “杀了这两个小子，免得留后患！”

    “对，老大，赶紧动手吧！”

    几个杀手的话音未落，那两把一直顶我腰部的尖刀和另一把直逼我咽喉的钢刀，顶得我皮肤一阵阵钻心的疼。我只觉得天旋地转。顿觉时间马上就要凝固了。这时，那位手持长杀猪刀的“尖下巴”抬起一脚将邓世祥的记者证狠踩一下，用脏话骂了一句：“丢你老母，你们以为是什么东西！一个破记者证还能把爷们吓住？弟兄们，不要再等什么了，杀了这两个小记者，就等警察来为他们收尸吧！”说罢，这家伙一手卡着邓世祥的脖子，一边举起那把寒光闪闪的长刀，对着邓的脖子比划着，一边还不时用狡猾的神情直盯着我看。我能明显感觉到，虽然对方还是骂得很凶，手中的刀子一直都没有放松，但他们的口气和动作比起刚才来要小心得多了。他们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很可能还是为了继续试探我们。我一定要将假戏做到底，绝不能松口。我竭力装作极为害怕的样子，苦苦地求道：

    “大哥，请千万不要动刀子，你们真是太冤枉我们啦！我们的记者证都是假的！真的是假的……”

    我声嘶力竭的话果然又起到了作用。几个家伙又不由面面相觑起来。“尖下巴”和“黑老大”闪到一边耳语了一番，又重新捡起我们俩的记者证，目不转睛地认真查看了一遍，半信半疑地说：

    “可恶！你这证件上明明是记者证，上面不但有你们的照片，还有《南方都市报》社的钢印，怎么又是假的？”

    “黑老大”也扬着从我的采访包里搜出的一大摞名片，不解地边啐边骂：“你这名片上印的也是记者，混蛋，这怎么解释？

    我赶紧抢过他的话茬说：“我要是记者就好了，哪里还要跑到外面来拉广告呢？您说是吧，大哥？拉广告的有多辛苦……”

    “什么拉广告？你们是拉广告的？你们不是报社的记者？”

    “他妈的，你还敢在老子面前说谎？你们不是记者，那这记者证是怎么来的？呸，拉广告的也有记者证？”

    “对！你们既然是拉广告的，那为什么要印个假记者证？快说！”“尖下巴”手中的钢刀在我的心窝顶了顶，疼得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们是报社的广告业务员，平时的工作就是外出四处拉广告，我们做个假记者证，也是为了跑广告方便点，客户相信你是记者，不是耍嘴皮子的，广告不就来了？提成自然也有了……”我趁他们稍微松懈，赶紧拾起我的采访包，装模作样地在包里面一气乱翻，像是要寻找什么铁证给他们看一样，他们果然个个张大嘴巴在等待。

    忽然，我紧紧盯着了随手从里面翻出的一张印刷得花里胡哨的彩色纸张，双眼不由一亮，紧绷的心狂喜起来：那张不经意留了下来的广告纸此时正好能派上用场！真是天不亡我呀！我赶紧抓起那页广告纸，献宝一样递给他们：“各位大哥，我们刚刚拉到这单生意，我表弟那里也有，你们对一对就知道了，我们总不可能连这也是装在身上用来欺骗你们的吧？”我早就发现，在邓世祥的手中，也还捏着那张花里胡哨的广告纸。我又赶紧说道：“大哥，你快看看，我的表弟手中不也是拿着一张么？跟我的这一张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是拉广告的，我们怎么会同时手中拿着同一样的广告纸呢？”

    “我……我们真的是……是拉广告的……我刚跟……我……我表哥做这工作……”

    邓世祥一听到我的话，也一下子机灵起来，一边哀求着，一边忙把他那张举起来对了对，的确是一模一样。我又赶紧说道：“我们哪有能耐当记者，我们就是这个报社的广告业务员，人家说办个假证好办事，我和我表弟就一起办了，混口饭吃，谁也不容易，大哥……”

    “黑老大”闻言冷嘲热讽起来：“原来你们这些小子也敢做起假记者来了，有胆！有胆！不怕被人识破了？”他拿横在喉咙上的刀做了个切割的动作。此时，那种举刀相向的杀戮气氛开始逐渐缓和。

    歹徒一看老大松了劲，有的就把钢刀放下，我颈项上架着的刀尖也悄悄横过来，我顿觉轻松了许多。我和邓世祥彼此感激地互望一眼，我相信这番双簧已经成功打消了对方不顾一切杀人灭口的念头。我们也许能死里逃生！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张广告纸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儿，竟成了救命稻草！

    谁料，“黑老大”突然一步冲上前揪住我的衣襟，恶狠狠地扭头招呼同伙：“他妈的，让他们出去对咱们肯定没好处！干掉他们！以绝后患！特别是这个家伙！”他指向我厉声说。

    三把利刀直逼向我。“尖下巴”早已将尖刀再次顶住了邓世祥的喉管。我一看这架势不由得心中一沉，怒火蓦地直朝嗓子眼儿窜。此时，我已全然忘了恐惧，好话说尽，求了又求，随怒火升起的，还有我心底最后剩下的一个信念，死，也得干掉他们一个，不赔不赚，刚好够本。我已经找到了最佳对手——“尖下巴”。对，就是他。先对准他的下巴尽可能重重出击，趁势夺下他手中的刀。凭我在海军陆战队时练就的功夫，杀他一个不算难事！

    就在我打算出手的一刻，我看到邓世祥挥舞着四肢，喉咙被卡得说不出话来。理智忽然使我清醒了许多，假如我不顾后果出手，邓世祥必然先遭此劫。此时此刻，不能斗勇，惟有智取。

    我装出结结巴巴的可怜模样，用哭音叹息道：“我做梦也没想到，好色会送掉性命啊！我真后悔啊，大哥……”

    紧接着，我又向“黑老大”乞求：

    “大哥，请你们行行好，饶了我们吧，出去以后，保证绝对不会向外人说半句，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两眼盯着为首的“黑老大”，见他略有反应，慌忙又说：“几位大哥，我知道你们在外混也的确不容易，大家都是为了多挣几个钱过日子，你们要杀我们太容易了，请大哥放我们一马吧，我愿意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你们，要我们脱衣服也行，我都脱下，只要让我穿着裤衩出去就可以了。我的两位同事还在华南影都里面等我们……大哥如果嫌少，我还可以马上回家去取，我在单位里还有一张1万多元的存折，我愿意全部交给大哥……请大哥放我们走吧……”

    我装着浑身发抖，一副极为害怕的样子，又可怜巴巴地说道：“大哥，大哥，出门在外，都是为了弄几个钱，大家实在都不容易呀，你们得了钱，何必还要背上命案呢？何况我们又跟你们无冤无仇……”我一边向他们求着，一边飞快地扫了他们每个人一眼，从这些家伙狐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番话语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于是，我赶紧又趁热打铁：

    “大哥，我们的地址，工作单位，连电话号码你们都知道了，把柄在你们手上，我请求你们千万别给我们单位打电话，如果单位领导知道我们来这儿找小姐了，我们一切就都完了，我们两人不光名誉扫地，肯定会受到单位处理，到头来会弄得连饭也没得吃……到时候要饭说不定还得来找你们要……”邓世祥挣扎着连声称是。

    我的这番哀求引来一阵狂笑，“黑老大”笑得厉害，肩膀节奏感极强地耸个不停。从他那阵怪笑里，我感觉到对方已不会杀我们。

    手握杀猪刀的“尖下巴”一边翻弄着我们的名片，一边对犹豫不决的黑老大说：“这样，我拿着名片去打个电话到报社问问，如果他们真的是《南方都市报》记者，我们只有干掉他们，否则对我们绝对没好处。”“黑老大”瞪了我们一眼，点了点头，同时把手中的BP机一起交给他，说：“要得，仔细查一查他们的底细，问清楚情况早去早回。”

    “尖下巴”从老大手中抽出两张名片下楼了。黑老大又假惺惺地摆出张语重心长的面孔警告我们说：

    “只要你们保证出去不乱漏风声，咱们就相安无事。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是，如果叫我们知道你俩小子不那么规规矩矩，我就上你们单位告你们嫖娼，告你们强奸妇女！这种事情你们是满身长嘴也说不清楚的。你们还有大好前程，不像我们，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混口饭吃！”

    听见“尖下巴”下楼的脚步声，我心急如焚。如果那家伙通过报社打电话核实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必死无疑了！刚才沿途走进来时，我就注意到，公用电话一直要走到靠前面的菜市场旁边的小卖部才有。“尖下巴”来回最快也得15分钟，我们必须抢在这一有限的时间里争夺生机，一定要在他回来之前脱身，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听到黑老大的话，我和邓世祥忙点头，一个劲地说是是是。我还赶紧说愿意把身上带来的这些值钱的东西全当送给他们，大家交个朋友。只求各位老乡开恩，放条生路。

    “黑老大”长刀敲着床沿，阴恻恻地再次警告说，“说出来你们可能还不信吧？我们都是犯过命案的，天下再大，也没有人能奈何得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想杀谁就杀谁！”这家伙大概是想炫耀一番，证实此言非虚，竟特意将手上那把长刀凑到我眼前，让我隐约能看到刀面的褐色污迹。他得意洋洋地说：“不是老子吹牛，老子用这把刀已经亲手宰掉了十来人，至今还从来没人找过我们麻烦呢！在广州这地方我们杀个人跟就像宰只鸡一样容易！如果你们两个敢跟我们过不去，我们可以随时杀掉你们，然后将你们的尸体扔到珠江去喂鱼，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不信让你闻闻，这刀上还有股人血味，怎么样？这上面的味道是不是很好闻呀？”

    面对这腥气逼人的锋利长刀，我又一次不由得毛骨悚然，冷汗直流！

    “黑老大”又清理了一遍从我们身上搜刮下来的财物，像是最后权衡了一番，与同伙交头接耳几句。我心口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从这几个家伙的口气来听，他们暂时打消了要杀害我们的念头。我郑重其事地望了邓世祥一眼，意思是叫他放宽心，八成我们能拣回一条命。邓世祥偷眼看看“黑老大”，冲我点点头。

    “黑老大”吆喝说：“听好了！给我记住，出去以后你们必须做到三不准！第一，不准报案；第二，不准告诉任何人；第三，绝对不准去找我老乡的麻烦！否则，就凭你们单位那两个电话，你们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都有本事把你们挖出来，马上让你俩彻底消失！”“黑老大”所说的老乡应是今天从“华南影都”将我们带到此地、骗进魔窟的双辫女，但此时她早已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我和邓世祥又忙不迭地点头称是是是。

    这时，他们才得意地收拾起各人的刀子，准备放人了。我慌忙上前紧紧握着“黑老大”的双手，故作感激涕零地说：

    “谢谢大哥，你们说什么我都会答应，我们一定按大哥们的要求去做，我们马上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儿，不过……”我做出胆战心惊的样子不安地说，“我们现在身无分文了，请大哥给我们几块钱，我们马上坐摩托车离开这儿……”

    一直绷着脸的“黑老大”听到我的话，乐得不由笑出声来，爽快地说：“好，我就给你们20元吧！”说罢，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十元钱的人民币胡乱塞到我手里，我这次再也没有假意推辞，一把接过钱，一边忙不迭的连连称谢。

    我和邓世祥刚要抬腿，“黑老大”一步横在门前，粗声大气再次对我们威胁说：“不许向后看，5分钟内坐摩托车离开王圣堂！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

    押送我们出去的是“长马脸”和黑老大，他们一人手持一把刀不情不愿开了锁。我赶紧让邓世祥先走。我自己则故作虚脱的样子，放慢了脚步。我知道，如果此时我们两个人刚一出门就飞跑，必然会再次引起他们的怀疑。在此紧要关头，一定得镇定，不能露出丝毫马脚来，否则又是前功尽弃了。邓世祥一脚踩到门外的地面，立即没命地往前跑去。我见他眨眼就跑出了10多米远，就暗暗思忖着自己如何尽快脱身。但是，我又实在不甘心这样跑掉。因为担心刚才这么一吓没记准门牌号，就故意回过头去朝门后看了一眼。谁知“黑老大”看透了我的心思，见我回头，扬着刀子向我头上杀来，我急忙把头一偏，急急掩饰说：“我……我都找……找不清方向了……”

    说罢，我慌忙转身，故作镇定地慢慢向外走去。

    当我们跑到第二条小巷子时，正好迎面碰上刚打完电话回来的“尖下巴”，由于邓世祥只顾低着头拼命朝前跑，当他从这家伙身边冲过时，对方一时还未看清他的样子，但我紧随其后东张西望查看地形，目光正好跟他撞个正着。一眼认出我来的“尖下巴”既恐慌又震怒：“站住！你们怎么出来的？是谁让你们出来的？”我赶紧撒谎：“我把所有东西都押在这里，现在去银行取钱。我存折上还有1万多元，很快就回来……”此时我身在屋外，人在小巷中，别说一个手无寸铁的“尖下巴”，就是两个我也不再像刚才一样恐惧和害怕了。这家伙不知是相信了我的话，还是在外不敢太放肆，他疑疑惑惑地放我过去了。我快步穿过几条又窄又长的黑暗小巷。这些巷子竟没有看到一个行人。不对劲！这里还不安全！我不自觉又加快了脚步，邓世祥求生心切，早已在前面小跑起来。当我们来到王圣堂10巷一个交叉路口时，对面几名发廊妹和快餐店老板夫妻，正用一种惊疑万分的目光瞠视着我俩。令人揪心的是，他们在看我们时，还伸长脖子向我们身后观望着什么。我不由回头一望，心脏猛又窜到了嗓子眼。

    原来，气势汹汹的“黑老大”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手握长刀，带着“尖下巴”和“长马脸”追杀上来了！

    “快跑！”我猛拉一把邓世祥，没命似的向前奔逃。

    “站住！他妈的，你们给老子站住！你们给老子马上站住……”只听“黑老大”在后面追着喊。

    我拖着邓世祥亡命般地猛跑。我知道，这个时候的“尖下巴”与后面的同伙碰了头，必然已核实了我们的身份。因为这次暗访只有报社领导知情，而报社其他人员根本不知道我们此时的处境，当有人打电话询问我们的情况时，自然会将我们的记者身份如实相告。后来我才了解到，我和邓世祥刚走的同时，“黑老大”把玩我们的呼机，上面显示报社正在寻找我们的留言。他们看到后不由心惊胆战，杀心顿起，一致决定豁出去也不能留我们活口。

    跑步对于我来说是强项。当年我在海军陆战旅时，艰苦的体能训练中，我们每天至少要保持一个10公里和5公里的负重长跑训练。后来这个长跑的习惯我又坚持了多年，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长跑的速度和耐力，一般人还真难以与我相比。我迎着阳光跑去，对温暖与生命前所未有的极度渴望使我萌发了无穷无尽的动力。当我一鼓作气冲出王圣堂村牌坊，一眼发现邓世祥正坐在街沿上喘粗气。

    “站住！快给我站住！”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邓世祥，“黑老大”带人追踪而至，大砍刀挥舞着。我来不及停下，凭借惯性拽上邓世祥向马路狂奔。

    我们冲出了王圣堂牌楼，接着又跑到了人流细密如织的广园西路口。这时，一辆从白云区瑶台开往广州华葆公园的189路公共汽车正好迎面驶来。此时的我真像溺水的人突然捞到一根救命绳子一样，我拉着邓世祥的手，什么也没多想，还没等司机将车开到站牌前停稳，我们就向车门扑过去。

    我想也没想，就将身上仅有的两张10元纸币统统塞进了投币箱，这20元钱正是临出门时黑老大给我们作路费的。随着公共汽车大门啪的一声关紧，我和邓世祥紧悬着的心终于才放下来。

    接着，我们这两位死里逃生的年轻人，情不自禁紧紧拥抱在一起，眼泪夺眶而出。邓世祥紧握着我的双手，哽咽着对我说：“好兄弟，今天如果不是你，我的小命早就没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从现在开始，我们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我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一见到我们熟悉的南方日报大楼，重新沐浴到这春日明媚的阳光，我像一个刚从地狱里逃出的囚徒，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南国四月新鲜无比的空气，我这个时候才深切地感受到阳光是如此的温暖！活着真好！

    获知我们的惊心历险后，报社几位领导先让我和邓世祥休息两天，同时也让我们合作写出一份有关此次采访的全部经过，报社准备以两个整版的版面发表这篇独家报道。

    4月5日，根据报社领导的决定，采访部主任任天阳带领着我、邓世祥、魏东和一位当时负责省厅新闻的同事，前往位于广州市黄华路的省公安厅，汇报我们在广州王圣堂采访时的遭劫情况。

    省厅的有关领导获悉《南方都市报》记者因为暗访黑窝而历经九死一生的情况后，极为重视，马上在我们的反映材料上作了批示，指示广州市公安局和白云区公安分局有关部门，要加紧力度，破获此案，彻底清除这一无法无天的黑恶团伙，为羊城人民除去一大害。随后，广州市公安局指示刑警大队和白云区公安分局成立了联合专案组，负责侦破此案。

    4月13日上午，我和邓世祥随同专案组的几名便衣民警继续在广园西路一带蹲守。为了便于抓捕，专案组还特意将一部吉普车摘去警方牌号，停在马路边。

    上午10时20分左右，我和邓世祥正在华南影都附近的一家服装店大门前转悠，一个似乎熟悉的身影悄悄跟在了我的身后。我警惕地看了那家伙一眼，似乎很面熟，尽管此时他没有再像上次一样戴上墨镜，但那凶狠的模样，那尖尖的下巴，那走路的架势，早已像烙印一样深深印在我的头脑中。我心中不由一阵狂喜：我们等候了3天的鱼儿今天终于出现了！

    此时的邓世祥也发现了后面有人在跟踪我们，他紧张地捅了捅我的背，用惊愕的语气小声对我说：“快瞧瞧，那人是谁？我们好像又被跟踪了！”

    我猛一回头，和邓世祥几乎同时喊起来：“黑老大！”

    这个时候令我惊诧的不是有人在跟踪我，而是在转眼间的功夫，那跟踪我们的人竟然由“尖下巴”变成了“黑老大”！从这家伙躲躲闪闪的情形看他显然已经认出我们。他和那个“尖下巴”不知盯上我们多久了。我赶紧捏了一下邓的手心，暗示他此时千万不要紧张。

    我拉着他不露声色地向前走去，同时向相隔不远的便衣警察发出了“蛇已出洞”暗号。我的手势刚收回，真正的黄雀从天而降，只见两个手脚利索的便衣分别从不同的方位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快地扑上前去，一把将猝不及防的“黑老大”按倒在地，紧接着，只听咔嚓一声，一副锃亮的手铐死死咬紧了那双肮脏的黑手。还没等这家伙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两双大手早就一把将他像鸡一样拎了起来，砰地扔进早停在路旁的那辆不起眼的吉普车里。但我既兴奋又揪心，因为那个阴险狡猾的“尖下巴”此时却趁机溜了。

    经审讯，当日被抓获的“黑老大”正是这个“帮”有名的头目，姓于，41岁。王正曾揭发过。还有另一个“老板”，叫李××，他在家与“黑老大”同一单位上班，是湖南某煤矿人，下岗后在单位共带出7名职工，来广州从事抢劫犯罪活动，并成立了两个犯罪团伙。

    历险归来后，我和邓世祥合作写了一篇有关暗访的长稿子。这篇署着我们两人名字的长约七八千字的文稿，由任天阳交到报社几名正副主编认真审阅后，送到了头版编辑案头上。

    当时我在编辑部看到，这篇稿子的题目为《记者暗访王圣堂出租屋 被黑帮劫财后险遭灭口》，在文前还特意将王正的那封长达好几页的举报信，以“读者来信冒险大举报”为标题，摘录了近千字，当时程益中和任天阳还亲自写了“编者按”。

    起先，我们以为报社肯定会在近几天发出全文，没想一直拖了好几天，还是不见动静。后来，在任天阳的大力帮助下，我们的历险被香港一家媒体刊登出来，但《南方都市报》对此固守沉默，一直不见任何要发稿子的动静。

    时间很快过去几个月了，眼见自己的报纸发稿无望了，在任天阳的协助下，邓世祥特意拿着稿件几次找到《南方日报》的内参部，希望作为省委党报的《南方日报》能够将这篇文稿以内参的形式刊登出来，好让省委及省政府的有关主要领导能看到，并对此作出批示，以便广州有关主管部门能加大力度打击那伙作恶多端的黑恶团伙，彻底铲除这个长期盘踞羊城的大毒瘤，为民除害。

    又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还是音讯全无。这篇稿子《南方日报》的内参到底也没能发出来。直到后来的8月上旬，《南方日报》将这篇未能发出的稿子递还给我和邓世祥，在原稿的附件上，还有一份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的范以锦同志的亲笔批示。直至现在，范总的这份情真意切的亲笔批示还小心地保存在我手中。这位原《南方日报》社总编辑、现任《南方日报》社社长的范以锦同志亲笔批示如下——

    邓世祥、石野同志精神可嘉，多次不怕艰险采写有价值的新闻。不过，我觉得此次采访太冒险了。这些场所不是不能采访，但深入虎穴，在发现有人跟踪的情况下继续冒进，太危险了。而且万一给扫黄专业队抓住，也无法说清楚。尽管你可以辩解经领导同意，但人家还会反过来怀疑领导当保护伞。我们的优秀记者差点成了刀下鬼，看了这份材料令我心惊肉跳了好久。

    这份材料内参也不能发，上级领导看了之后反而会指责我们的采访方法不对。可考虑直接向公安机关报警。

    范以锦

    1998年8月8日

    1999年1月份，广州公安部门在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华南影都和三元里、王圣堂一举捣毁了一个有黑社会性质的色情抢劫团伙，并在广州白云区的新市镇及芳村区、荔湾区的有关出租屋里抓获了近20名团伙成员。因为这是警方的主动出击，是他们战斗的成绩，当然要向全社会公布。接着，广州公安局特意邀请了广州地区的主要媒体《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广东省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参加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向所有新闻媒体提供了一篇通稿。但是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此次新闻发布会惟独没有通知《南方都市报》……随后，广东主要媒体纷纷在各自的显著位置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但我至今无法知道，在此次落网的这些歹徒中，是否有“黑老大”的同伙？那几个和“黑老大”一起围攻我们的恶徒，他们是在此次落网人员之中，还是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为非作歹呢？因为我们清楚，在广园西路一带，像上面所落入法网的歹徒一样的团伙，有好几个，人数也绝非只有十几人……

    1998年5月初，我在广州卧底历险的事情还是传到了我的家乡，我的父母亲知道后一直为我的安全担心，并多次为我寄来了沾满泪水的家书，再三叮嘱我不要历什么险了，最好是回老家的报社工作。为了宽慰父母的心，此时一直在外流浪，已有几年没回家的我于6月初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久的家乡。到家后，我又像往常一样，赶往距离我的村庄60多公里的殷祖镇文化站，探望了我的文学老师、此时已患癌症卧床不起的殷显扬先生。老人是我中学时期的文学启蒙老师，与我感情甚笃，几十年来，他在担任文化站长的同时，一直担任大冶南山头革命馆和红八军纪念馆的馆长，任过地方政协委员，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黄石市作协副主席。由于他一生笔耕不辍，成绩骄人，还曾入选“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一职。此时，我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心中很是牵挂。躺在病床上的殷老师获知我在广州王圣堂死里逃生的历险经历后，为我的敬业精神连连叫好。老人拉着我的双手说：“在如今这金钱至上的世界，为老百姓主持正义，与邪恶作斗争，能做到不惜以生命相搏，实在不易呀！我为你感到自豪……”一生视写作为生命的老人，当即不顾病痛，表示马上要对此进行采访，为我写一篇报告文学。他不听我的劝说，不顾病痛，硬是向家人要来笔和纸，拉着我的手，在病床上对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采访。

    老人又通过电话采访了远在南方的邓世祥。听说湖北的老作家要为我们的历险经历写篇报告文学，邓也非常高兴，因为他与我一样，对《南方都市报》一直不发表有关报道而心里不痛快。现在听说有人采访此事时，赶紧积极地为老人提供有关资料，同时还乐呵呵地将自己的几张照片亲自寄给殷显扬老人。很快，这篇在病床上完成的作品，以《卧底记者历险记》为题，于1998年6月13日起开始在四川的《华西都市报》上以新闻连载的形式刊载了十几天，随后《华商报》、《重庆晚报》、《黄石晚报》等多家报纸纷纷转载，在此文中，王圣堂历险的过程占了较大篇幅。《华西都市报》刊发了我几张照片，6月25日亦刊发邓世祥一张戴着近视眼镜的相片，那上面的图片说明是：这就是“表弟”邓世祥。以致后来好多读者来信向我表示敬佩之情的同时，还特意向我的这位“表弟”问好。后来，国内畅销杂志、《文摘报》等也介绍过我的历险经历。

    写完这篇长文后，被癌症折磨了近两年的殷老师不幸于1999年4月病故。这位黄石地区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离世后，竟然会被别人诬谄为：“写手、是长期练法轮功的……”；而更令人无法相信的是，诬蔑他的人，就是他生前曾撰文称赞过的那位新闻记者邓世祥。有关祥情，请见本书后面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