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1日，我和邓世祥在广州王圣堂暗访死里逃生后不久，我们又一起共同经历了一场轰动羊城和港澳的新闻官司。这就是广东省首宗新闻记者状告采访对象官司。
1997年5月29日《南方都市报》头版发表了由我和邓世祥共同采写的题为《女教师挥鞭抽打学生》（副标题为《鲜血染红了8岁小朝林的校服》）的报道，将一起“六一”儿童节前发生在广州市海珠区金雁小学的女教师伤害小学生的严重事件曝光。谁知，此稿子却招来一连串的麻烦：先是该教师所在的广州市金雁民办学校向广东省一些党政机关及媒体不断投诉，称记者“捏造新闻，歪曲事实，企图敲诈10万元”，接着一家《广州商报》也从斜刺里杀出，公然写假新闻为校方摇旗呐喊。金雁小学邵海强等人的诬蔑行为，激怒了我和《南方都市报》的所有同仁，1998年6月7日，《南方都市报》在头版头条用大号标题，刊出《金雁小学公然诬告，本报记者愤起反击》对此进行了反击；6月9日，又在头版发表了社会各界对此事的反响情况；6月14日，《南方都市报》在头版的显要位置刊出了本报记者卢嵘和邓世祥共同署名“回敬”的文章——《金雁小学捏造事实广州某报推波助澜》，用铁的事实对金雁学校和助纣为虐的《广州商报》进行反击。
此后，我们共接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各种电话近千个，收到各种新闻线索数百条，重大新闻线索十几条，其中有后来曾轰动全国的阳江市“死人”曾传耀夫妇状告公安局的特大新闻，就是当事人特意致电给我请求施以援手，我深入阳江采访后，以新闻连载的方式，在《南方都市报》连续8天刊载了这宗题为《恶儿媳妇谋财害命七旬公婆活人变死人》的长篇报道，影响巨大。有关详情，请见后面有关章节。
1998年6月10日，我在广州著名青年律师朱小斌的陪同下，以侵犯名誉权为由，一纸诉状将邵海强（广州海珠区金雁小学董会主席）、区宝琼（广州海珠区金雁小学校长）、梁禧颜（广州海珠区金雁小学教师）、广州商报社及李树森（广州商报记者）等五名被告推上广州市东山区法院的被告席，并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精神损失费；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我在起诉书中认为：被告邵海强、区宝琼、梁禧颜捏造事实，歪曲真相，颠倒黑白，诬蔑陷害，其行为已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被告《广州商报》及李树森的行为不仅是在助纣为虐，而且也完全丧失了一个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的起码的职业道德，并且编造假新闻造谣中伤原告，也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为此，特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依法维护新闻记者舆论监督权和公民的人身权利。
获知我将他们告上法庭后，1998年6月23日，金雁校方也对我及报社进行了反诉，并将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我和邓世祥分别列为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第三被告。
1998年7月13日，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此案，时间长达一天。因为这是广东省首宗新闻记者状告采访对象的官司，经众多新闻媒介的传播，在羊城社会各界激起了巨大反响，尽管我为小学生蔡朝林执言仗义的义举得到了无数读者的高度赞扬，但我当时却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当然不全是来自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还有来自报社内部的无形压力。按道理，对于这样一宗本报独家报道，而且在社会上激起了如此强烈反响的新闻事件，报社理应大力支持我这位记者，我也是多么希望报社领导给予我大力支持，给予我勇气。但令我失望的是，个别领导因为迫于来自阴暗处的阻力，早将正义的天平倾斜。本来，报社是准备发表大量的报道对此事进行声援的，谁知，在开庭结束后，事情起了微妙的变化，当班的领导突然决定不发稿子了。到后来，还是在颇有正义感的责任编辑崔向红再三坚持下，7月14日的《南方都市报》才在头版的右下角发了一篇题为《本报记者石野状告金雁小学开庭》的不足100字的简讯。
港澳媒体大力声援我令我感激的是，尽管当时我所供职的《南方都市报》个别领导对此冷漠，但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现为南方日报社长的范以锦同志对我的此宗官司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不但打电话安慰我，还特意两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认真地了解有关情况，并为我打气。他还指出，这不仅是你个人的官司，也是我们整个南方日报社的官司。相对南方都市报的冷漠，上层领导能以这样的姿态对待我，我受伤的心自然得到了一定的慰藉。这场闹得沸沸扬扬、令广东新闻界密切关注的新闻官司，我后来多次打听有关判决结果，但一直无果。直到第二年7月份我离开《南方都市报》，接着又离开广州时，我还是没得到有关此案的消息。后来，我从南方来到了遥远的北方，一晃已有5年多了，对于那宗陈旧的官司，不论结果输赢如何，似乎对我已没有太大意义了。也有精明人士为我分析，如果这场官司我赢了，那是我个人的事情；如果我输了，那也大半是位列第一第二被告的《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责任。天下能有如此好事吗？如此的“好事”对于我所受的种种不平与坎坷而言，又有多少补偿的价值与意义呢？令我无法理解的是，在长达五六的时间里，那位曾与我生死与共的同事邓世祥因为我揭开了他“包二奶”的丑闻后，把他当年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有关新闻、他也曾成为金雁小学被告的事实，竟敢黑白颠倒过来，公然以此对我屡屡进行攻击和诬蔑。此是后话。
我与金雁小学的官司受到数十家广州地区和港澳地区的媒体大力声援与支持：广东商业电视台、广东省电视台《珠江档案》（后更名为“社会纵横”）、广州电视台、《信息时报》、《广州法制报》、《法律与生活》、《中国改革报》以及港澳地区的《东方日报》、《明报》和《澳门日报》等全国各地共计数十家新闻媒体都对我表示了旗帜鲜明的声援。
其中的香港《东方日报》，于7月14日报道了有关官司的庭审过程时，还特意配发了一张我在庭上身穿短袖黑白条纹t恤的照片，就是这张发表在该报的彩色照片，使我在一周后欲隐名深入东莞美而进纺织厂暗访一宗新闻事件时，突然被那位香港老板当场指认出来。
这就是我现在要讲的湖南打工仔刘晃棋，因连续加班，被累得吐血死亡的恶性事件……
7月20日上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写稿，副刊部同事宁佐勤带着一位神情悲伤的陌生青年急匆匆地来跑过来找我说：“这是我的一位老乡，叫刘景棋，7月3日，他的弟弟刘晃棋在东莞的一家香港人办的纺织厂里因工作时间长，给活活的累死了……但老板只愿陪一万元了事……老兄，这是一条重大的新闻线索，我看在南方都市报非你莫属，一般的人可能真搞掂不了……希望你尽快出马。”
小宁称，近几天由于我一直在忙着与金雁小学打官司，他便没有过来打扰我。前天，他曾和摄影记者南岛赶到东莞对此事进行调查，谁知却遭受到港方老板和有关人员的大力阻挠，还差点抢走了相机。老板根本不承认刘晃棋的死与工厂有关，最后态度极为横蛮地将他们两人拒之门外。
小宁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一条年轻的生命就因为厂方的无止休加工，最后活活累死在机器旁边！而面对一条消逝的年轻生命，那香港老板居然如此的冷漠！小林决定多约上几家媒体记者再赴东莞，一定要为屈死他乡的刘晃棋讨个公道，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跟在小林身后的那位神情憔悴、满面哀容的青年就是刘晃棋的哥哥。
我听完刘景棋的哭诉，不由义愤填膺，马上将有关采访计划报向主编程益中和当时主管采访部的任天阳做了报告，当即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由于第二天报社的采访车一时安排不过来，程益中还特批我从广州包车赶往东莞，所有费用均由报社承担。
随后，小宁先设法通过采访部的任天阳找到了香港《东方日报》的记者刘志诚。刘志诚我不陌生，因为我们早在1997年底就认识了，而且是采访部主任任天阳亲自介绍认识的。当年， 由于朱德付的大力推荐，加上我平时工作一向努力，采写了许多篇具有社会影响的独家新闻，任天阳也对我刮目相看，待我也不错。一天下午，任天阳对我说：“东方日报的两位记者想与我们加强联系，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吧。”随后，他带着和另一位男同事打车来到位于海珠区客村的大江苑海鲜酒家，与正在等候我们的刘志诚和老冯见了面，当时还有后来跳到杂志社去的女同事翟永存。他们两人主要抓广州地区的突发新闻。后来，刘志诚每次来报社看任天阳时，都会到对面的办公室与我聊上几句，也没有什么深交往。因对方是香港老板，小宁特意想找他一起去帮忙。
小宁随后又找到了当时从《南方都市报》跳槽到《羊城晚报》的昔日同事曾华锋。接着，我和小宁又联系到了《广东劳动报》记者刘靓。大家通过电话约定，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从广州出发，赶往东莞。
一路上，我们了解到，他们家系湖南邵阳地区一个贫困而又偏僻的山村，因为家中人口众多，生活困难。兄弟俩一起南下打工，来到这家由香港人办的美而进纺织厂打工。工厂老板很苛刻，经常无限期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节假日根本就不放什么假。他们经常超负荷地劳动，但工钱从来没有增长过，反而常受到克扣。如果要跳槽，老板却故意扣压着员工的身份证和其他的有关务工证件，同时更会克扣拖欠着的工钱。就这样，他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再苦再累也不敢轻易跳槽，只好忍气吞声地在此工作下去。近段时间，由于厂方要赶货，于是老板就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厂方不顾工人死活，加班时间过长，导致身体虚弱的刘晃棋劳累过度，咯血不止，经医院抢救无效于7月13日1时许死亡。刘景棋哭着说：弟弟死得太可惜了，他今年才年仅23岁呀……他认为，弟弟以前的身体一直很好，他是活活被累死的。弟弟的死亡完全属于工伤死亡事故，他要求厂方按有关规定上报劳动部门进行裁决赔偿，但厂方最后却只愿意一次性给付1万余元的赔偿。
7月13日一早，我和宁佐勤、刘靓、刘志诚、实习生小谢及曾华锋等人在广园西路碰头后，乘两辆出租车直奔东莞。
我们来到位于东莞市大朗镇杨涌管理区的美而进毛织厂时，果然如我们所料，保守在大门口的几名保安听说是记者采访，根本就不让我们进门。
我们见一时进不了门，于是决定采取迂回政策，先退回，再想法。我们退到附近一家用雨布搭建成的简陋大排档内，大家利用吃中午饭的机会，又进行了一番商议。最后决定由我以应聘保安为名先混入厂里，然后让会讲一口流利粤语的刘志诚再寻机进去。这天，我上身穿着那件几天前与金雁小学对簿公堂时所穿的短袖t恤。7月14日，由记者刘志诚和冯木青发表在《东方日报》上的彩色照片，我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当然，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就是这张发表在《东方日报》上的照片，使我在这次采访中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
就在我们几位记者在简陋的大排档里吃饭时，6名刚从这家美而进毛织厂辞工出来的打工妹找了过来。一见到我们，这6名不堪忍受美而进毛织厂繁重的工作量而辞工的打工妹，就纷纷控诉起厂家的可恶之处来。由于厂方拒付她们六、七月份的工资(每人1000多元)，她们早就花光了可怜的那点积蓄，此时已是身无分文欲走不能。
当获悉记者来到该厂采访刘晃棋之死事件时，这6名来自湖南、江西等地的打工妹七嘴八舌地向记者哭诉她们的不幸。一个叫蒋付珍的打工妹流着泪说：“我们从来没有假日。每天从早上7时15分上到中午11时45分；下午从1时15分上到5时45分；晚上每天都要加班，少则加5个小时，多则从下午6时45分一直加到第二天晚上9时。”另一个打工妹气愤地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指厂方)却只在晚上12时30分给我们一碗5角钱的快餐面吃，还要我们在合同书的伙食费上写上2元，并威胁我们说：‘你们要是不会填，我们帮你们填。’”又一个打工妹哭诉道：“有一碗面吃已不错了，我记得5月10日、11日我们连续加班两天两夜，中间只吃过一次东西。”记者问：“你们加班每小时多少钱？”“一小时只有3角钱。”她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答道。记者惊诧之余又问：“你们为什么不拒绝加班呢？”“不加班就算旷工，旷工一次就要扣50—100元。”
我们了解到，7月初，已在这家工厂里辛辛苦苦地做3年多的刘晃棋因长期加班累病了，但厂方不让请假。7月9日，已连续加了两个通宵班的他请假1天去看病，但只批了半天。10日上午，虚弱的刘晃棋两次吐血后，倒地昏迷不醒，被送往镇医院，工厂里只送来1500元钱就不管了。因病情危急，在同一工厂里打工的哥哥刘景棋急忙把他转至东莞市人民医院，但得先交4000多元押金。由于工厂已拖欠工人两个多月的工资，身无分文的刘景棋只好向工厂求助，但遭拒绝。后来好不容易才四处凑出了这笔钱，但此时病人已昏迷两天了。据守候在刘病床前的刘景棋和另一名工友称，13日凌晨1时许，年仅23岁的刘晃棋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弥留之际，他只留下这样一句话：“还有两分钟，不要拦住我，我还要打卡……”然后大口大口地咯血而亡……
下午2时许，我又一次来到了美而进纺织厂。当几名保安拦着我并高声喝问是做什么的时，我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拿出一包早就准备好的“白沙”牌香烟，笑嘻嘻地走上前，朝那三名保安一人分了一支，回答道：“我是来应聘的，听人说，这儿还需要一名保安。我是退伍兵，做过保安，听说这儿工资待遇不错，想来试试……”其中一名满脸长着青春痘的高个子保安对我虎视视眈眈地看着，另两个保安显然已相信了我的话。虽然我曾来过大门，但由于是好几个在一起，此时还没有人认出我来。正在门口登记时，那位直盯着我看的保安突然开口说：“我看你最好就不要进去了，因为我们这儿的工资很低的……”另一个保安也接过话茬，压低着嗓门说：“我们每天都得守在门口十几个小时，没有假期，每月工资只有四五百元，昨天我们就有两个保安就因为工资太低、工作太累而辞职了。”我窃喜：原来这些保安也对自己的老板有怨言呀！我故作无奈的样子，摊开双手说：“老兄，咱们这些打工的做什么不累呀？没有法，工资再低也得找碗饭吃呀？现在南下寻工的人太多了，你不干，很快就有人来干。如果不是当了几年兵，我这个时候还真不知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见我态度如此坚决，一个小个子保安说：“你在这里肯定做不长的，很累的啦。”我故意接过话茬答道：“再累，也不会累死人吧？”听到我的这句话，另一个正在为我做入厂登记的保安脱口而出：“谁说没人累死呀？前不久我们厂里就有人累得吐血死了。现在人家还在扯皮呢……”说到此，对方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马上小心翼翼地向四周紧张地张望了一下，见没有人，这才缩了缩脖子，赶紧不再说话了。一个高子保安打通厂办的电话后，一名办公室人员又询问了老半天，最后对方终于派一个长得牛高马大的中年男子过来把我领了进去。
刚进入里面，我就听到后面的厂房传来一阵阵机器的轰鸣声。依厂房而立有一栋四层高的大楼，其余三面都建得较为简陋。我随着那名男子来到挂有“美而进纺织厂毛织厂”大牌子的办公室外面，看到里面一位神情木然的女工在打扫卫生，不见有他人。那男人用广州话冲楼上大声喊叫了几声后，交待我先在门外等几分钟，说是负责人很快就到了，随后就离开了。我赶紧以上厕所为由，就往机器叫得震天响的车间内靠近。厕所就在位于车间不远的一个低矮的后墙下面。见无人注意，我又转过身，快速绕到车间旁边，并循声而入。此时正是上班时间，里面几乎还真没有其他闲人，我一闪身溜入了车间，一股夹杂着尘土、棉絮灰的污秽空气扑鼻而来，虽然我早就作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有想到这里面的空气是如此的污浊，如果不是紧捂着嘴，我肯定会咳出声来。100多名男女工人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不知是由于这里的机器总是如此震耳欲聋，还是工人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如此的专注和麻木，反正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这个不速之客。车间面积不大，看上去拥挤异常。尽管外面正是烈日高悬，但里面却是一片昏暗，亮着一排排布满灰尘的白炽灯。在这机器轰轰隆隆的车间内，虽然上面吊着十多只老掉牙的大风扇，几个大窗户都大开着，根本没有多少空气流动，加上里面人员较多，机器散发的热量不断，还是炙热难耐。我刚进去就出了一身的臭汗。在这样污秽恶劣的环境中，别说长时间地工作，就是什么事也不干在里面呆上半个小时，也受不了。难怪年仅23岁的刘晃棋会累得吐血而倒在机器旁边。为了防止有人怀疑，我转了几分钟后，就赶紧又从厕所边绕到了厂办前。
刚进入厂办， 我看到一位留着短发、保养很好、自称是该厂老板娘的马某在探头探脑地寻找我。这女人一见到我，就用那双小眼睛盯着我看了半天，突然冷不防地问道：“你不是来应聘保安的吗？怎么到这儿四处乱跑？有证件吗，快拿出来看看！”我装模作样地拉开包翻看。
这时，忽然从楼子传来一阵吭吭的咳嗽声，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材矮胖、戴着一付宽边玳瑁近视眼镜、穿着一件啡咖色进口t恤衬衫的、年约50来岁的男子，一边用极为警惕的目光盯着我看，一边慢悠悠地从二楼走下来。原来从这间办公室的右侧还有一个建造得很精致的花岗石楼梯，直通到二楼。
没等他开口说话，只听到门外又传来一阵嘈杂声，其中就有刘志诚的音声，很可能是他要进来采访而被大门口的保安拦住了。听到嘈杂热闹声，姓马的女人赶紧向外跑去。我松了一口气，于是迎着那位已走到我面前的男人的审视的目光，大摇大摆地坐在了厅里面的沙发上。
突然，那男子满面通红地指着我喝问道：“你是谁？来这儿想做什么？”我忙说是来应聘保安工作的。他毫不理睬，一边用狐疑的目光死盯着我看，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动作麻利地拿起墙角落里的一只报夹上的报纸，哗哗地翻起来。只见他顿了顿，用审视的目光直盯着我看。我正暗自思忖。突然，这个胖男人推了推眼镜，怪声怪气地尖声叫嚷起来：“我知道了，你是记者！你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你的名字叫石野，你是从广州来的！”我被对方这突如其来的尖叫声着实吓了一跳！心里不由直打鼓：这真是奇怪了，刚一见面，这个家伙怎么会认出我，并且能叫出我的名字来呢？在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认识我的人呢？一时真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努力地搜索我的所有记忆，怎么也记不起来我曾在哪儿见过面前这个人。
见对方已识破我的真实身份，我觉得没必要隐藏什么了。我腾地站起身子，拿出我的记者证，回答道：“真没想到在这儿还会有人认识我。老板没说错，我就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石野，是特地从广州来了解一刘晃棋的死亡情况的……”他愣住了，随后又一把抓过我的证件，拿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似乎要从中看出什么名堂。当他获知我是因为刘晃棋之死而来的，本来就不高兴的脸显得更阴沉了。他口口声声说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我听到外面刘志诚的声音，忙对他说：“你如果不知道，就请让厂方的负责人出来吧。要知道，我们一共有好几家报纸的记者，还有一位来自香港《东方日报》呢。”“怎么连《东方日报》的也过来了？又不是什么天大的事，你们这些记者也真是……”“好端端的人都在你们厂里活活给累死了，这还能算小事吗？我只是来调查一下刘晃棋的死亡原因……这样吧，老板，还是快让门外的记者进来吧，我们只是来了解一下有关情况，何必对我们这么不友好呢？”胖老板这才气嘟嘟地拉长着脸，极不情愿地用手机通了几句话，然后气呼呼地看着我。
几分钟后，背着沉重大摄影包的刘志诚大踏步走进来，他的后面紧跟着刘靓、曾华锋和小谢，那位自称姓马的女人满脸怒气地跟在后面。在我的再三追问下，那女人这才介绍面前这位胖子就是周老板。
见一下子来了好几位记者，他们的脸色极不自然起来，马上要求我们拿出记者证。那个姓马的女人还让办公室文员将我们几个人的证件拿到里面去复印，当即遭到我们的抗议。那女人拉长着脸说，“我不复印，谁知道你们的真实身份呀，我也好有个证据。”
在我们的要求下，他们避重就轻，根本不愿说什么。磨蹭了十几分钟后，那肥胖的周老板提出要与记者交朋友，然后，他伸出两只肉嘟嘟的胳膊，动作肉麻地搂着我的脖子，不断地与我套近乎。紧接着，他又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石野先生，你是广州地区的名记者呀，我早就久闻你的大名，我们从此以后就是朋友了！我现在想与你合张影，怎么样，这个小要求你不会拒绝我吧？”说罢，他竟不由分说地紧靠着我，要求刘志诚为我们拍照。我一时还真不知他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本想拒绝，但转念一想，我又不是什么明星，合影就合影吧。在这个时候还是少得罪他为好。见我如此爽快，周高兴地从抽屉里取出了一个上面有他头相的厂牌，挂在脖子上，只等着照相。我们到这时获知面前的这对男女是一对夫妻，男的叫周埠樟，是总经理，女的姓马，是厂长，今年已58岁了。
见我没反对，这个周老板更亲密地搂着我，不停地要求刘志诚拍照。尽管我对他的动作直起鸡皮疙瘩，但还是硬着头皮让刘拍了一张；但他说一张太少，想多来几张，接着又坐在沙发上要求搂着我的脖子再拍几张。我强忍着内心的反感，捏紧拳头真想朝他脑袋顺势来一下，但理智使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想到，刘志诚在那一瞬间拍下了我当时的神态。如今几年过去了，刘志诚拍的那几张照片大都不知弄到哪去了，惟独这张还夹在我的一本书里。虽然这些年我一直处于流浪的状态，从南到北，不停搬家，颠沛流离，遗失了不少珍贵的东西，但没想到这张照片倒还保存下来了，没想到，在事隔几年后成为了我的这本书的“经典”插图之一。
拍完照后，这位周老板从刚才放下的报纸上拿来一张7月13日的《东方日报》，指着上面那篇关于我和金雁小学对簿公堂时的那张彩色图片，嘻嘻哈哈地说：其实你一进门时，我就一眼认出你就是那位在我们港澳地区赫赫有名的石大记者！我说石记者，你今天能光临我们的这家小工厂，实在是我们的缘份呀，希望我们以后能成为朋友……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伙也是通过报纸上的照片才认识我的呀！难怪他刚才像看怪物一样审视我老半天，并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呢！对于这样一个只顾赚昧心钱而不顾手下员工的生死的老板，我又怎么能与他成为朋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