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去世后，台湾政学两界许多人的目光集中到台大校长那把粗腿椅子上，各色学者、政客，视台大校长职位如一块肥肉，施展平时练就的老鼠与黄鼠狼般盖世武功上蹿下跳，四处钻营，欲把这块肥肉吞入自己欲壑难填且已散发着霉烂气味的酒囊饭袋中。就在鼠辈们绞尽脑汁争夺与相互倾轧之际，居于台北官邸深宫的蒋介石眯缝着眼睛不动声色，静观群丑表演，最后把视线移离台湾孤岛，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真正的大腕前来维持局面。思虑再三，把目光投射到远在美国的胡适身上。

    1949年1月21日，即傅斯年离开南京飞台的第三天，胡适打消了把夫人江冬秀送往安徽老家暂避的念头，亲自将其送往上海和俞大綵一起登上开往台湾的轮船，以便在台岛暂避。当夜，胡适返回南京，本欲和蒋介石见面，想不到蒋已携夫人宋美龄于当天下午4点离开南京，直飞杭州转奉化老家隐居去了。

    正当胡适蹲在屋子里为自己何去何从愁思郁闷之时，突然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送来的函件及“总统府资政”聘书，胡当场表示自己不做这个空头“资政”，愿以北京大学校长或个人名义，为政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1月24日晨，胡寄函吴忠信：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此时胡适赴美的决心已下，自然不乐意在这个敏感时期戴上这顶不能为自己帮忙，很可能添乱的紧箍咒式的空帽。1月30日，胡适拿到了美国护照签证，赴美已成定局。2月1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陈雪屏来电，谓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希望胡适出面做驻美大使，胡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第二天一早，胡复电称：

    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与避住此处的老同学、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谈半小时，就时局发表看法。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正是胡适已清醒地意识到和平已不可为，李宗仁的谈判方案是瞎子摸象式的胡扯蛋，才下定决心接受蒋介石旨意赴美，为救国民党政府之危亡，作一次私人外交的最后努力。

    3月22日，胡适飞抵台湾，与夫人江冬秀短暂团聚，第二天拜访此前赴台的王世杰、傅斯年等人。3月27日，由傅斯年等陪同到中山堂作《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演讲，29日返回上海。经过几天紧张准备，4月6日，胡适心怀对前途暗淡的忧愁，自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赴美国“看看”。这是胡适一生中第六次出国，想不到这一“看”就是九年。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旧金山，还未进港检，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挟着报纸呼呼隆隆地前来访问并要求谈话。面对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胡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对于这一特殊而尴尬的场景，几年后，胡氏仍记忆犹深：“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面对中共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国民党政权即将彻底崩盘的局面，胡适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又说：“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

    4月27日，胡适抵达纽约，仍寓东八十一街一零四号。此前的1942年至1945年三年间，他从驻美大使位子上卸任后即居住此处。

    稍作安顿，胡适即登台亮相，开始了投石问路式的私人外交活动，而首次会晤的美国官员是国务院的老朋友洪北克（hornbaek）。洪一向热心支持国民党政府，胡适一连两天与其会谈并共进午餐，企图从这位老朋友处投石问路，试探华府的态度。令胡氏颇为失望的是，见风使舵的美国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不但袖手旁观，甚至早已做好帮中共方面猛踩国民党一脚，或干脆落井下石，把国民党砸于泥水中变为虾蟹鱼鳖混合而成的虾酱的打算了。5月28日，胡适接到了蒋介石密信，明确指示：

    此时所缺乏而急需要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

    从这封密信的口气与内容可以看出，胡适赴美绝不是蒋介石当初说的“出去看看”那么简单，胡适心中当然清楚，自己是负有重大使命前往美利坚这块土地的，无论是为了国民政府还是蒋介石本人，他都要尽自己的心力作最后一搏。信中的少川大使，指顾维钧，此时正在美国全力寻求援蒋办法。而就在蒋介石给胡写这封密信的第二天，上海解放。国民党政权崩溃如此之速，令远在万里之外的胡、顾二人与他们的美国朋友都感到吃惊。

    随着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再无翻盘的可能。胡适深感大势已去，在国际友人间已抬不起头，精神苦闷至极，遂不愿再出头露面丢人现眼。6月12日，在广州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仓促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胡氏闻讯，坚辞不就，仍表示以个人名义自由活动。7月26日，胡适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美国所谓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于无效，美国佬见风使舵、欲彻底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面目越来越明显，胡氏书生脾气爆发，索性一咬牙，通知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取消自己与美国政界人士的一切约见，以表示对美国“抛弃”国民政府的抗议。

    8月16日，胡适在写给赵元任的信中，叙述了自己“精神上十分苦闷”的缘由，并表示“不愿意久居外国”，“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此时国民党正在大举溃退，客观的环境与政治关系又使胡适不得不强撑着留下来，以战败政府臣子的身份继续在美国等待可能翻盘的机会。

    1950年5月14日，在艰难困苦与尴尬中苦撑了一年多的胡适，接到普林斯顿大学聘请，出任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签约为期两年，自7月1日正式履职。此时，国民党政权已在台湾另起炉灶，美国的态度尚不明朗，胡适于郁闷憋屈中不得不考虑找份工作谋生，同时也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于是有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聘请。按校方对外的宣传，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中国文献甚为可观，多达十万册，有相当一部分面色蜡黄的中国职员工作其间，但与北京图书馆的规模与藏书数量判若霄壤。即是如此，要谋到一份馆长的差使也颇为不易。据几十年后在该大学就读的华裔博士周质平从当年存留的图书馆档案查　 　 考，像胡适这样一个曾领中国近代学术风骚数十年的宗师硕儒，在应聘之时，也要像普通职员甚至临时工一样填写工作申请表，一样要接受异族主人的考核，一样要面对罢官停职的残酷命运。如此际遇，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这位胡老师在颠沛流离的困厄中，不降格，不辱身，不消沉，始终保持独立人格的学者风范与志向。当然，胡适选择这份职业，除了经济上的考虑，还有想利用该馆所藏文献继续做点学术研究的考虑。在他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期间，曾与该图书馆高层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利用内部许多珍贵藏书作过《水经注》考证等。令胡适稍感慰藉的是，除谋到了一份职业，他的那位小脚太太江冬秀已于6月9日由香港转赴纽约，这对饱经战乱的老夫妇又在异国他乡得以团聚。只是江冬秀不懂英语，无法与外边人员打交道，胡适于工作之余，不得不亲自料理日常生活。当时客居纽约的华人朋友，经常看到胡氏抱个黄纸口袋到市场买菜买米，凄凄惶惶，如一条被切断尾巴的丧家之犬，内心抑郁愁闷的情绪一览无余。在长达九年的漫长岁月里，胡适一直住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零四号那座旧式公寓，唯一一份比较体面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就是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

    1951年年初，胡适突然接到蒋介石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电报，胡氏考虑再三，婉拒了蒋的好意，其理由在胡适1951年1月6日写给俞大綵的信中有所披露：“台大的事，政府颇有意要我做孟真的继任者。为亡友，为台大，我确曾考虑过，但我没有孟真的才能。他那样才大心细，尚不免以身殉校，我最不能办事，又最厌恶应付人，应付事，又有心脏病，必不能胜任这样烦难的事，所以我坚决辞谢了。”辞谢后的胡适根据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顺势推荐了他的好友、留美博士、原北大化学系教授、主任钱思亮继之，自己仍留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想不到胡适的饭碗未保多久就砸破了。

    1951年12月13日，普林斯顿大学总图书馆代理馆长写了一份备忘录，记录的是前天下午一次讨论葛思德图书馆的会议，其中第四点提到胡适的馆长一职去留问题。学校当局为了节省开支，有意擢升胡适的助手童世刚为馆长，并按合同在1952年终止与胡适的聘约。1952年2月1日，总图书馆代理馆长又写了一份备忘录给校长，正式提出胡适年薪5200美元的聘约于年底终止，另由年薪为3480美元的童世刚接任。校长看了这份备忘录之后，当场同意代理总馆长的提议，但同时对如何向胡适说明解聘之事颇为踌躇，也颇费脑筋。因为胡适毕竟是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又做过驻美大使，且还有一堆耀眼的博士帽子（南按：据周氏查考的档案材料显示，当时胡适在申请表上填的是“学士，康奈尔大学，一九一四；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一七。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三十二个荣誉学位”，另有北京大学校长和战时中国驻美大使等职务）。必须顾及他的情绪和面子，让他感到合理而自然地被踢出圈外。最后几个美国佬商量的办法是，要“深通东方礼节的微妙。中国的礼节必须做到在这封信的措辞上，不能有任何蛛丝马迹能被解释为‘解聘”’。到了这年的4月，校长和总图书馆的大小官僚们终于想出了一个让双方都能保全面子的办法，那便是按照中国官场的特色，在解除胡适馆长职务的同时，聘请其为终身的荣誉馆长。

    “绝妙”主意打定，这群黄发碧眼、毛发飞扬的“夷人”官僚，又围绕胡适知不知道这个荣誉馆长的职位是不支薪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因为按中国官场的做法，馆长虽属没有实权的“荣誉”，但工资是一分不少拿的，且一旦有机会还要偷偷贪上几笔，即是在吃喝拉撒的小事上也要占一点便宜，否则便觉得自己白“荣誉”了一场，是一件吃亏又不体面的事。中国人的花花肠子非美国人所能透视清楚，因而产生一些啼笑皆非的争论也就不可避免。讨论中，有人说：“我们估计，胡博士，一个对西方学术惯例深有所知的人，了解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然而，我们还是要Dodds校长考虑，到底要不要把‘不支薪’这一点加上去。”有人谓要加上去，又有人说一旦加上，胡博士就会感到没有面子；有人表示可找一个中国人暗示，这样胡博士会感到有面子；有的人插言，干脆直接说明，一个小小的馆长解聘，校长一道令下去即可，用不着兴师动众，花费这么多心思云云。许多年后，当前往查考的周质平博士在图书馆翻看那一页页已有些霉昧的陈年档案时，不禁掩卷太息：“中国白话文运动之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三十二个荣誉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在六十一岁的晚年，居然还要让几个大学图书馆的职员和官僚担心他到底知不知道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惯例，真是莫大的悲哀。”

    就此时的胡适而言，悲哀的事在他的身上已属平常，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他只好心知肚明又装作糊涂地接受了馆长一职的解聘，担任了没有一分酬劳的荣誉馆长，这个职位一直维持到他去世为止。胡适离去几十年后，据周质平亲眼所见，在葛思德图书馆的善本室里，还挂着他的照片，书架上还摆着几本胡适手赠的著作。除了这些，已经看不到胡适曾经在此工作两年的痕迹了。历史已将这位伟大学者留下的印痕抹平，他的身影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和当地文化界人士之邀，抵台访问、讲学。12月7日，在台大演讲中，胡适颇动感情地倒出了压抑在内心四年的苦水：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正是我们的国家。

    在论述了吃饭——青山——国家的关系之后，胡适感情难抑，继续坦露自己海外生活的无奈与悲凉：“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即使局势有些好转，也是毛泽东发疯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没有功劳。”

    正是缘于发自内心的切肤之痛，胡适萌生了回归台湾之意。自此之后，胡氏开始在美国与台湾之间飞来飞去，但每次回到台湾，除了往访朋友，主要事宜便是到史语所借书和读书，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靠稿费收入维持生活。其间有朋友劝胡，既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做不成了，何不再联系个大学以教书为业，同时也添加些薪水养家活口？胡适听罢，只是以他惯有的迷人的微笑，哼哼哈哈地点头作赞许状，却始终未付诸行动。1955年到1956年间，胡适两次致信赵元任，提到迟迟没有到大学教书的缘由，大意是自己不想向国外研究汉学的洋大人们“讨饭吃或抢饭吃”，一则因为这些洋学者在政治上往往是“前进”分子，与自己气味不合；再则这些洋学者多少有些“怕”像胡适这一类的中国学者。就当时的情形言，像胡氏这样如此学术背景和影响的学者都有一种“讨饭吃”或“抢饭吃”的感觉，可以想象的是，当时在美国其他以研究、教授文史为业的大小学者们，又是怎样一种悲凉惶恐的景况？青年时期留美，曾历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在大陆政权易手后猝死于美国，便是此种生活的真实写照。青山就是国家，胡适这个比喻确是切中了要害，尤其是海外华人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在胡适身陷困境，前途黯然，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深感不易时，迁往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已陆续从杨梅镇搬到台北市南港区，总办事处和下属史语所、数学所两个大所的办公大楼与同仁的宿舍相继在同一院落内建成，各路人马分期分批迁往南港并开始有板有眼地工作和生活起来。在国际政治大气候影响下，台湾学术界又显出了蓬勃向上的生机，学术前景也逐渐明朗起来。流落到孤岛的书生们都感到发生了大的、好的变化，总体是向着进步的方向走去。而这个时候“院方也打算在台湾立足生根，不再回大陆，研究人员在南港配有眷舍，生活渐趋安定”。

    鉴于这样的情形，胡氏回归台湾的意识更加强烈。此前，他曾受朱家骅请求，利用自己掌控的资源，专门为“中央研究院”谋得中基会等机构的资金援助。另外，受朱委托，胡氏于1955年3月19日至20日，在纽约主持召集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留居海外院士会议。据当时统计，“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81人中，留在大陆者58人，去世4人；退迁台湾6人；在美国12人，加拿大1人（南按：吴大猷，后来出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至于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新院士等活动，不甘寂寞的胡适更是热切关注与出谋划策。因了这割不断的学术血缘与人脉背景，渐趋老境的胡适想到落叶归根，回到“故国”，以便“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在给好友陈之藩的信中，胡适这样解释道：“我的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六十六岁了。应该安定下来，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几部未完成的书写出来。多年不写文字了，笔下生涩得很。”

    心中怀揣着这诸多思考和打算，胡适写信请李济设法为他在南港傅斯年图书馆附近找一小块地（南按：史语所在办公楼旁专门修建了一座以傅斯年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由自己出资买下，盖几间小房以此安心读书写作，过两三年安静生活，将《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写完。

    李济接信，感到此事并非自己能瞒着“中央研究院”的主事者和政府便可擅自做主的，遂将此事向朱家骅作了汇报。想不到这件并不起眼的小事，一下子触动了蒋介石敏感的神经，台湾政坛掀起了一场诡谲神秘的波澜，“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的厄运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