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总结和展示1949年以后多阶段、多波次、多形式、多阶层“批胡运动”的成果，北京三联书店奉命调集多名编辑，对已发表的各种批胡文章收集汇编，陆续出版了八大本，洋洋300多万言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批胡人物以文化教育科学界人士为多，其名流大腕有郭沫若、胡绳、艾思奇、金岳霖、孙定国、杨钟健、王若水、范文澜、嵇文甫、侯外庐、陈玉森、冯友兰、沈尹默、蔡尚思、唐兰、顾颉刚、罗尔纲、任继愈、何其芳、余冠英、潘懋元、黎澍、李达、汪子嵩、曾文经、陈元晖、周一良、杨正典、陆侃如、荣孟源、游国恩、罗根泽、李长之、蔡仪、吴景超、王元化、周谷城、贺麟、白寿彝、王瑶、黄药眠、赵俪生、夏鼐等，可谓阵容齐整，成就斐然，蔚为大观。

    此举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批判一人发表文章字数最多的纪录，而这些仅仅是散布于大报大刊、众人皆知并在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雄文巨章”，尚有相当一部分以大小字报和内部谈话记录等形式在小范围和小圈子里出现的文章未计算在内。据初步估计，若把后一类文字收集加入，字数将达到3000万甚至5000万之多，需要几十大本才能装下。尽管这些小字报或谈话记录仅局限于小范围与小圈子，但作为批胡人物以及与胡适的亲近关系，许多并不比大圈子如李慎之等辈号称“短兵相接”的积极分子逊色。如胡适曾热情提携过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名教授的沈从文，在受邀与上海市电影局“鲁迅传创作组”谈话中，对胡适大半生为人处世和治学成就作了如下评价：

    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的一些文学上的见解和几位大弟子一样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从来不敢想过搞中国文化史，在文学上也没有什么抱负，因为他本身没有多大能耐。他看了他的学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他是依靠控制庚款起家的，惯于吹捧，到处拉手，周旋于英美公使、买办、政客、军阀、官僚之间，吹拍逢迎，他靠了用庚款津贴的几个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成为学界一霸，他是“对内学阀，对外买办”。

    他的一些弟子，靠了他庚款的势力，分布国内，像罗家伦掌燕京大学，傅斯年打入研究院……胡适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分布在各地的弟子都赶来贺生日。他的弟子，想利用胡适这个买办去国际上走走，都对他捧场。胡适当时他不想做官，因为做官不上算，做了什么长，一有变动就要下来，他想造成在野名流地位，自己执牛耳，和英美密切联系，靠庚款，抓学会，名利双收。胡适在上海时，住极司非尔路三号，每天要接见许多客人，外国的多，中国的也不少，谈论天下古今，言不及义，应酬时连声“嗯、嗯、嗯”不时打哈哈，谈到一些小问题，眉飞色舞。到晚上，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尝试集》之类的新诗来自我欣赏，以为是最大的乐趣。有一次客人走后，他拿一首《我就来了》的新诗在灯下念，得意死了。

    胡适曾加入扶轮社（是否是“三K党”，不知道），胡适的老婆江氏爱打牌，罗家伦，傅孟真，梁实秋之类为了要讨胡适欢心，就常去陪她打牌。傅斯年是胡适最大的走狗，经常跟胡适回家去和他太太打牌。还有一个毛子水，为了要进身，不惜走内线。胡适对事的处理能力也不强的，他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许多学生反对他。中国公学中华侨多，当时也很活跃，陈波儿也是那里出来的。后来控制很严，拿了鲁迅的红封面要被没收，有一次我拿了一本马寅初的书，也被没收了。

    李石曾和胡适是死对头，勾心斗角都为争权夺利。李石曾和张静江、吴稚晖、朱家骅是一伙，朱家骅是张静江的外甥，中英、中法、中比、中德都在他们手里。中美则在胡适手里。两派争夺很厉害，李石曾有政治力量，李有吴稚晖靠山。李石曾是做国际间谍则不知道了，但在国际上是有势力的。李石曾要搞胡适，故意把胡适向宣统请安的条子公布出来，条子上写：“臣胡适，今天有事，不能请安。”

    胡适和丁文江是老关系，因此孙传芳等军阀也捧他，当时一些军阀，甚至阎锡山也来捧他，他们当他如梁任公一样，希望胡适能对他们“邦闲”。

    胡适在政治上提出来的一套完全是抄袭英美的。国民党讲训政，他讲宪政，结果被国民党大骂一顿。他抽香烟，但不会跳舞，他说：“我不跳舞，沾了便宜，可以讲话。”　 　家里雇用一个厨子，一个车夫。

    陈源是阴性人，表面上不声不响，在肚内做功夫。当时和王世杰、高一涵、彭学沛等编《现代评论》。此人现在联合国文化什么会驻英国的机关内做事。三年前和凌叔华闹翻了。凌去新加坡教书。他们有一个女儿，译意文的翻译，嫁一个英国人，前不久凌叔华回来过一次，现在回英国了。陈源没什么大本领，不及王世杰。他办《新月》时，胡适、王造时、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经常在一起开会，那时闻一多去武汉大学教书了，闻在武大当过（国）文系主任。

    徐志摩跳跳打打的，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不像梁实秋有一套，文学主张都是梁实秋提出来的。我在《现代评论》社做做收发，几元钱一月。邵启文（？）在那里当会计。我的第一篇小说《锯子》是在《语丝》上发表的……胡适与沈从文早年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共过事，胡是校长，沈是低级教师。不仅沈的成长以及后来成名与胡的尽心提携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公学时，生性腼腆的青年教师沈从文狂追被誉为校花的女学生张兆和而久攻不下，还是靠了时任校长胡适相助一臂之力，才把这位貌若天仙的校花兼才女一举拿下。而当时另一位紧追张兆和的学生吴晗，就此名落孙山，眼望花影丛中沈、张这对初恋情人携手嬉闹玩耍的倩影，只有徒叹“奈何？奈何？！”

    在胡适流亡美国之前，胡、沈二人一直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来往也算密切。当胡氏一旦成为“走狗”，一向以老实巴交的“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也就不那么老实了。在沈氏的思想概念里，既然胡的亲生儿子都跳出来带头一路喊打这位“走狗”老子，胡的入室弟子都能活出《两个人生》，我这个姓沈的又为何不能紧随其后敲敲边鼓呢？既然是在谈“鲁迅传创作”的话题，就不能不谈到鲁迅与胡适的关系，而鲁迅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因而，此时的沈从文站在壕沟边望着被批得体无完肤、满头污垢与血水交融的胡适的影子，也就毫不留情地开始了严厉批判。

    面对中国大陆批胡运动越演越烈，直至出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的势头，渐已衰老的胡适站在大洋彼岸紧锁眉头隔岸观火。他仿佛看见自己思想的幽灵，仍在远东那片黄土板结的大陆盘桓不去，且不时变成貌若天仙的美女，伴着夜幕的鬼火悄然飘荡于书生们夜读的书房，与之同床共枕，声息相依。于是，胡适抹了把头上那已不再发亮的稀疏苍白的乱发，提笔撰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未完稿），认为自己虽已流寓海外，但当年参与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或是由自己命名为“新思潮运动”，或是名之曰“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历程，所遗留下来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便是“一个治学运思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中国大陆不会就此玉石俱焚，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与打击，都会生生不息，后继有人，并对中共的统治起到抗暴消毒的良药作用。中共发起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要铲除和消灭这笔已深入广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的思想遗产。——胡适的这一判断，与运动的始作俑者、“我的学生毛泽东”大同小异，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只是此时的胡适心中作如是想，但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门生弟子纷纷开枪放炮，甚至挥舞狼牙大棒腾云驾雾如中的黄风大王高声断喝“老贼，拿命来，今日取你狗头”的奇观异景，无法如庙中菩萨般端坐不动，心若止水。尤其当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为之奋斗大半生好不容易奠定的学术地位、人格风范，连同一点点自由主义根基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更是忧心如焚。而对当初那些唯自己马首是瞻的同僚、门生，如今无情地反戈一击，其心情更是透着彻骨的悲凉与伤感，在锥心泣血的哀痛中，对一些批判者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就成为一种必然。胡适看罢批判文章的真实心情，外界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胡且羞且怒且自傲；另一种说胡看到冯友兰那些胡言乱语式的批判，看着看着竟突然对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哈哈大笑起来，说：“冯友兰一定是老糊涂了！”后来又对助手胡颂平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除了在谈话中对诸如冯友兰辈讽刺挖苦，从后来披露的日记还可以看出，在静谧无人处，胡氏内心的波澜连绵不绝，愤怒与悲伤交织的情感尽倾笔端。1949年11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今天看了几十张《人民日报》，最有趣的是唐兰的一篇长文《我的参加党训班》（Aug。29），此文可与费孝通的《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Aug.31）‘媲美’了！唐兰说他自己‘请求’参加党训班，‘我只觉得这一回能参加共产党的党训班，是无比的光荣，因为这是学习，我向革命的先进者学习，这是自发的，不是被迫的。’前年中央研究院办选举院士，只有唐兰来‘请求’我推荐他。那是‘自发的’，因为被选作院士在那时候也是‘无比的光荣’。”

    对顾颉刚、沈尹默、蔡尚思等人的批判文章。胡适于1952年1月5日读后做了如下记录：“胡家健从香港剪寄来香港《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那天出席的人有这些：沈尹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顾颉刚（上海学院教授）、蔡尚思（沪江大学教授）、刘咸（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复旦大学教授）、吴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由《大公报》编辑王芸生致开幕辞。胡君寄来的三篇，好像都是事后由各人写出发表的。蔡尚思的一篇明记着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时草成。蔡尚思是一个有神经病的人，但他写《胡适反动思想批判》参考了不少书，引了我许多话。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出于战国末年说），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罕见的！”对于亲炙弟子罗尔纲的批判文章，胡适虽然坚持认为是罗的无奈之举，但终究难以释怀。

    许多年后，三联书店的一位老编辑曾对胡适的研究者、北大史学教授欧阳哲生说：“当年那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是作为应急的任务临时编辑出版的，因为时间紧，任务急，只好将稿件派发给全社的编辑分头去做，所以没有一个编辑从头至尾看过这八册书稿。按这位编辑的估计，恐怕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就是胡适本人。”

    这位老编辑估计得大致不错，就在批胡运动如火如荼进行时，身在美国的胡适一边埋头研究他的《水经注》，一边“欣赏”大洋彼岸上演的闹剧和发射到自己影子上的千万发炮弹。后来，他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零四号那座普通的公寓里，极富耐心地陆续看完了由香港传入的北京三联版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从后来出版的胡适日记可以看到，内中有不少胡适当时收集的剪报和阅后的批语，证明胡适确是看过了这八大本文章。但可能还有一个意外，据欧阳哲生说，他后来去芝加哥大学访问时，得悉在那里还保存着一本当年研究批胡运动的英文博士论文，作者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连战。不知这位后来成为台湾孤岛上“一筐烂柿子中最好的一个”（李敖语）的政治人物、国民党党魁，是否全部读完了这八大本奇文高论？

    另据胡适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史家唐德刚说，有一次他在纽约胡适寓所指着这些书问道：“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胡适斩钉截铁地答复：“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胡适说这话的时候，可能这位留洋美国的“后生小子”唐德刚尚不知道，甚或世人早已忘记了在1949年的春天里，满脸忧郁的胡适在开往美国的客轮上，面对浩瀚的太平洋，和着碧绿无垠的浪海，在苍茫的曙色微明中，奋笔疾书写下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以及文中“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等句。胡适当年的好友，后来成为对立面的鲁迅说过：中国人都不大有记性，因为“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依然活着”。二者相较，胡适算是一个异数。1930年4月30日，胡适在致杨杏佛的信中曾这样说过：“记得五六年前曾与周豫才先生兄弟闲谈，我说，的‘八十一难’，最不能令人满意，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

    接下来，胡适拿这个例子喻自己的经历：“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最后，胡适说道：“此是说明我对于此等事的态度。至于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欢迎的。”话虽如此说，但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同事、门生于政治风浪中倒戈相向和取心掏肺的砍杀撕噬，胡适自有一种“人为何物”的悲凉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身体也伴随心灵的煎熬垮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