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访毕童第周，又在校方的安排下，为同济大学师生用德语作了几次专题科学演讲报告。6月7日下午走出古镇街巷，移往几里外的山中板栗坳、门官田等地，开始对深藏在群山之中其他科研机构的考察访问。
此次上山，李约瑟在他的游记中曾饶有兴味地作了如下描述：“沿着河边一条小路离城（镇），小路穿行于在热浪中闪亮的玉米地之间。过了不远以后，开始攀登一条壮观的石级小路进入山里。路上经过一座优美的石桥。我们抵达那里时看见房屋都很隐蔽。”在这里“有许多宽敞的大宅邸，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就设在这里。研究所分别由著名学者傅斯年博士和陶孟和博士领导，约有70位学者，因而是研究院两个最大的研究所”。
当天晚上，李约瑟又在致他夫人李大斐（Dorot）利玛窦（MatteoRicci）东来，有很多的访问者来到中国，他们都是学者。然而他们的目的却不在科学的交换。他们是饱学的，清康熙在位时期到中国的学者当中，有些人曾确立了他们的声誉，但是他们的目的还是与李约瑟不同。李约瑟作为一个大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科学交换以及增进和中国科学机构的友谊，在中国抗战正酣的苦战中给予中国人民以勇气——这是李约瑟访问中国的特质而且也是未来科学合作的开始。傅斯年认为：“战时中国科学机关，包括各大学，其中大部分都名不副实……我们的设备实在是一无所有，而他们的工作者事实上是被遗忘的难民。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学术水准比现在为高，但由于敌人的推进，各学术机关被迫集中于更远的西部；物质的损失引起精神的颓丧。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外国学者来访问我们无疑地是会感到失望。然而倪（李）约瑟博士的印象却不同。他看到情形的另一面，而他的了解是基于他的热诚。他不嫌弃我们的穷困和简陋，他看到我们的耐心；他不注意我们的落后情形，而注意我们将来的希望。”或许，正是为了这将来的“希望”，傅斯年与史语所同仁在板栗坳那盛夏的炎热中，对李约瑟的接待才显得格外热情和坦诚。
当天晚上，李约瑟与助手黄兴宗没有下山，就住在板栗坳桂花院傅斯年家中。又因为这样的关系，李约瑟结识了俞大綵。李氏在致夫人李大斐的同一封信里，说傅斯年“娶了著名将军曾国藩的一位孙女”（南按：实是曾外孙女）。由于“天气炎热，只能穿薄咔叽衬衣和短裤，即使这样还整天流汗不止，扇子成了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又说：“傅斯年在我的黑折扇上用贵重的银朱书写了一长段，颇有道家风范。我现在得另买一把扇子，因为这扇子变得太珍贵了而不能作日常使用。”访问期间，由于傅斯年慷慨热情，李约瑟在板栗坳看到了史语所几乎所有的珍贵藏品，如大量的铜器、玉器和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等。此外，还参观了历史组收藏的大量竹简和拓片，只见上面“写着孔夫子时代的经典，也有一些清朝初年的帝国珍贵档案，包括给耶稣会士的信件，给西藏的政令，中国朝廷任命日本幕府将军为王侯的公文。语言学组拥有每一个省份的方言的留音机唱片，等等。图书也精彩极了——有宋朝的真迹，活字版印刷的书籍，等等”。特别令李约瑟兴奋和感动是，当他提出关于科学史的许多问题并寻求这方面的材料时，引起了史语所同仁普遍的兴趣和理解，“各学科研究人员奔走搜寻，发掘他们所想得起的有趣资料。例如公元2世纪谈到鞭炮的段落；几次重大的爆破事件的记载；公元1076年禁止向鞑靼人出售火药的通令。也就是说，比人们所扬言的伯尔安·施瓦茨（Bertz）的‘原始发现’还要早200年”。多少年后，李约瑟还清楚地记得，临下山时，“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又送我一部善本的《天工开物》”。对于史语所诸位人员的才学和热情，李氏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认为“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李约瑟没有料到，此次访问，竟在中国西南部这个偏僻山坳里遇到了一个坚忍不拔又满怀热情的科研群体，特别是一位青年学人的出现，令他眼睛为之一亮，冥冥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这个青年将成为李约瑟学术研究生涯中，继1937年与南京药商的女儿鲁桂珍不期而遇之后又一人生知己。也正是得益于这位年轻人的鼎力相助，才使已不再年轻的李约瑟最终登上了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的奇峰——这位年轻的青年才俊，就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王铃。
王铃（字静宁），原籍南京，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其出众的才华深受中大文学院著名教授沈刚伯器重。为了谋求继续在学业上长进，王铃投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由于当时的主考人与中大文学院的沈刚伯等几位导师关系不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铃虽以总成绩第一名的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考头彩，结果张榜时却名落孙山，被无情地踢出圈外。当王铃带着满头雾水质问主考官为何把自己强行从金榜上扯下且扫地出门时，对方竟以“中大的学生不配到北大读书”等理由作了虚妄的回答。王铃听罢悲愤交集，学界同仁议论纷纷，皆对北大那位主考官如此无理和狂妄表示愤慨。
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受讲授法国革命史的沈刚伯教授的影响，王铃蒙生了研究17—18世纪中国思想对西方影响这个课题的念头，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这些颇有创见和新意的论文，不仅令沈刚伯大为赏识，同时幸运地落入了傅斯年的法眼。素有“拔尖主义”之称的傅斯年获知王铃的遭遇后，想起自己当年在山东考取官费留学生时的经历和世间作孽者制造的种种不平与罪恶，对王氏深表同情。在不便与北大研究所那位做主考官的朋友交涉的情况下，聘请王铃到史语所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据史语所同仁回忆，王铃性格和善，待人谦恭有礼，是个才气洋溢、博闻强识的学者，深受傅斯年喜爱。通过这一事件，沈刚伯对傅的为人处世和道德风范深为佩服，并说遭“没有如炬的目光与先知的灼见，自然只能与世浮沉。纵能明是非、别善恶，而没有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遇着左右为难的事，也只好依违两可。前者是盲从，后者是乡愿，与那所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是大不相同的。这样‘强哉矫’的人实不多见，而孟真先生却颇有此风。”正是傅斯年的“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才成就了王铃的学业，并进一步成就了一位世界级科技史家李约瑟。按王铃后来的说法：当李约瑟到板栗坳史语所访问时，在“一所朴素农舍里，由于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介绍，我认识了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李约瑟。这次会面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因为我注定要在他的指导下，客寄剑桥工作十年”。
当时的情况是，王铃和李约瑟交谈后，受对方思想精神感染，王开始对中国古代科技史发生了兴趣，接着又听了李约瑟在李庄的几次演讲，久蕴在内心的爆发力突然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突破口，决心要在这一领域做出一番事业。李约瑟离开李庄后，王铃凭借史语所图书馆大量典藏，悉心收集火炮资料，并以英文写成论文寄送重庆，请李约瑟介绍到西方科学杂志发表。李约瑟读罢文章，对这位年轻助理研究员的才华、学识以及刻苦钻研精神深表敬佩，“这样就决定了他们以后的长期合作”。1946年，王铃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与已回到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开始了长达9年的合作，共同开创了闻名于世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又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研究的先河。王铃作为李约瑟第一位合作者，参加了这部多卷册大作前5卷的研究、撰写工作，直到1957年因生计等问题离开英国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所任研究教授，方才停止这一工作。王铃留下的空白，将由李约瑟的中国学生、朋友与未来的妻子鲁桂珍为代表的几位科学家共同填补完成。
当李约瑟在傅斯年引领下，于那阴暗简陋的土屋里和王铃等年轻的研究人员交谈后，又在板栗坳牌坊头大厅作学术讲演。李在给妻子李大斐信中颇为自豪地说：“我比较紧张，但演讲非常成功。”又说：“今天我们要去参观营造学社。该社由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一个儿子主持（你会记得有一次和你从苏格兰回来的火车上，我读过梁的书，并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要去参观疏散到这里的中央博物院。”
在下山之前，李约瑟专门到门官田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访问了所长陶孟和及汤象龙、梁方仲、巫宝三、罗尔纲等研究人员。此前，对李约瑟的科学计划曾进行过“激烈争吵”的美国大使馆驻华官员费正清，于1942年11月中旬受好友梁思成的邀请，在赴重庆参加会议的陶孟和陪同下来过此地。二人搭乘一艘“破轮船上水”，经过三天三夜的动荡颠簸才到达李庄。一路上，费正清被中国内地千奇百怪的现象所吸引，他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一件趣事：当他看到一个呼吸困难的男子躺在地上，想上前帮助时，陶孟和却不让他多管闲事。陶说：“这也许是个圈套，你一旦碰了他，就很可能被缠住，迫使你花一笔冤枉钱。”费正清由此感叹说：“可见作为社会学家的陶孟和对当时中国下层社会了解之深透。”后世有研究者认为，这个看法和说法不一定准确，很可能是陶氏本人想象过于丰富，以及对中国同胞缺乏最根本的同情所致。对陶孟和的性格和为人处世方式方法颇为了解的顾颉刚就曾说过：“陶孟和等精英学者对民众的了解最终常常让他们不信任、不接近‘民众’。”这个话或许比费正清所言更接近实际。
陶氏把费正清领到李庄，拜访了好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又专程到李庄郊外的门官田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办公地点进行访问，其间受到众位研究人员平时难得一见的烧脆皮鱼的特殊款待。当时费正清很想拜望一下在北平时就结识的好友、陶孟和夫人沈性仁。遗憾的是，曾经光彩照人、才华横溢的一代名媛沈性仁，同她的另一位好友林徽因一样，因患严重的肺结核，已赴兰州治疗休养，据说已不治身亡。费氏只好带着无限怅惘与陶孟和握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