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冬季上水行船，傅斯年乘坐的轮船行驶缓慢，连续五天的颠簸动荡，总算于1941年12月7日上午到达李庄板栗坳。一进家门，便感到头晕目眩，全身无力，一量血压，水银柱忽忽上蹿，竟打破了先前的一切纪录。面对血压高症再度加重，只得大把吃药，迷迷糊糊地昏睡了两天才稍有好转。当傅斯年从床上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出宅院，站在板栗坳的山顶上，舒展着筋骨。眺望东流不息的滚滚长江，大有“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此时，珍珠港事件已经爆发就在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宣战！
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自由法国、波兰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德、意、日宣战。惊心动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12月22日，蒋介石电令国民党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66军编组以罗卓英、杜聿明为正副司令官的中国远征军，入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中国军队首次以战略进攻的姿态走出国门，与同盟国军队一起夹击日军。
1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国军事代表会议，对太平洋战局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演说：“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檀岛，使美国遭受不测之重大损失，……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南按：东南亚诸国）北进（南按：苏俄），独不反对其西进（南按：中国）。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蒋委员长一席话，令中方人员不禁想起当年最有实力制衡日本的美国，不但隔岸观火，而且还暗示日军把战火烧向积贫积弱、灾难连连的中国，以保存他们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面对日寇步步进逼与中国军民在长达四年半的时间里孤军御敌，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在座的军政大员无不悲感交集，溘然泪下。
国际战争局势明显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作为偏隅一地的李庄，却一如既往，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变化，所有的当地人和“下江人”仍在战争威胁与生活极端匮乏的阴影中艰难度日。
在此之前，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已被诸种繁杂的事务搞得疲惫不堪，祈盼傅斯年早日回到李庄主政，从他给傅氏的信中不难看出其迫切之情。1941年5月21日，董作宾致电傅斯年，询问“是否提前来李，当代筹备”；8月9日再发一电：“兄寓修成，弟当迁入，为兄守门户，静候返所”；8月27日，傅斯年从重庆致信董作宾，表示不日将回归李庄，并寄来一字据，曰：“兹经凌纯声、芮逸夫、董作宾先生介绍，承张雨苍先生雅意，愿将本宅大礼堂东边套房二间借与本人居住。本人亦愿出资，代为修理仓房五小间，以答厚谊。立此字据，附粘修理仓库房工料一单，并祈存查。”9月22日，董作宾再度致函傅斯年，告之曰：“兄之房子装修后大致可用，弟偶工作于此，以示其屋有用……”云云。
董作宾所说的房子，是专门为傅斯年预留的一个叫桂花坳的小地方。此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离板栗坳张家大院隔着几十米水田，石头垒起基脚，高出水田许多，视野比较开阔。在这个看上去既独立又和张家大院整体上连在一起的地方，几栋房子围成一个三合院，房前屋后茂林修竹，风景倒也典雅别致。傅斯年全家入住后，甚感满意。许多年后，俞大綵记述道：“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
这段叙述，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梁再冰、梁从诫等人描绘有很大不同。在梁家人眼里，这里是个偏僻荒凉、寂寞的“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除了潮湿、阴冷、简陋的农舍，就是满屋子乱窜乱爬的老鼠和臭虫，可谓“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林徽因语）。而在傅斯年夫妻眼里，除了环境如“世外桃源”，居住条件也如傅斯年给胡适信中所说：“两处皆是一片大好房子。”从宏观的角度看，梁家与傅家住房条件基本相当，甚或在上坝月亮田的梁家还更高一筹，之所以产生天壤之别的分歧，主要取决于各自的心境与面对苦难的生活态度。事实上，傅斯年在来李庄之前和之后，身体、生活条件并不比梁家更好，这一点从俞大綵回忆中可辨得分明：
孟真屡年来，因为公务奔波劳碌，感时忧国，多年的血压高症暴发，头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严重。不得已，在（重庆）郊区山中，借屋暂居，借以养病。那时，他奄奄在床，频临危境，悲身忧世，心境极坏，看不见他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了。
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而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
“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觍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们即迁李庄。
傅斯年到李庄稍作休整，狂涨的高血压症慢慢好转，而大山那边林徽因的病情却依然没有康复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语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时已身染重疴，性命堪忧了。
当傅斯年走出板栗坳，满头热汗地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驻地，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妻时，对于林的病情没有太感意外，闻知梁思永的病况如此之重，则大出意料，惊悚不安。
当史语所在昆明时，梁思永曾抱怨此处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气有冷有热，人会精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所以“当芮逸夫在李庄找到房子后，梁思永很赞成搬家”。按梁思永的想法，或许到了四川就可以提起精神多做一些工作，因而到了李庄之后，尽管路上受了很多苦，但精神很好，跑前忙后不亦乐乎。当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迁人李庄郊外板栗坳张家大院后，梁思永考虑到山上的环境可能对自己身体不利，便住进了李庄镇羊街8号罗南陔家一个单独的小院中。
罗南陔属于读书人出身，时任国民党李庄党部书记，无论是思想还是眼界都较一般当地土著为高。自梁思永携妻子李福曼和女儿梁柏有进住之后，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罗家种植了近三百盆兰花，见梁思永身体比较虚弱，还伴有类似气管炎的病症，春天来临时，罗南陔就命家人把几十盆上等兰花搬到羊街8号梁家院落，除了便于观赏，还借以改善环境，调节空气。当梁思永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于院中望着碧绿的兰花，嗅着扑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时在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的梁思成经常到羊街8号看望弟弟一家，罗南陔与梁思成也渐渐熟悉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罗家还开办了一个“期来农场”，仅菜地就达一百多亩，从开春到秋后，每当新鲜蔬菜下地，罗家总是专门精选两份，一份送给梁思永，一份送给梁思成一家，以接济他们艰难的生活。梁家兄弟在李庄近六年，与罗家的这种亲情一直保持下来。
梁思永把家安在李庄镇内，生活较为方便，由于史语所在山上板栗坳办公，上山下山都需爬五百多级台阶，来回异常辛苦，梁思永便采取周一上山在史语所宿舍居住，周六下山回家休息的办法，在镇内家中的时间是每周两夜一天。当时梁思永的身体尚好，工作热情颇为高涨，“在山上时，忙于工作，不分昼夜。虽然是研究室内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减田野工作的精神”。
自1934年始，由史语所编写、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考古专门报告《城子崖》出版之后，学术界好评如潮。受其鼓舞，傅斯年、李济等开始筹备安阳殷墟发掘报告《小屯》的编写、出版事宜。1934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西北冈发掘时，恰好小屯的发掘由一次至九次告一段落，即着手进行发掘报告编著。受城子崖报告编写方法的启发，梁思永拟把自己主持的西北冈工作告一段落后，接下来作室内整理工作，其他人可以主持另外遗址的发掘，这样田野、室内均可工作。待报告完成，再去作田野工作。如此循环往复，遗址不断发掘，报告不断出版，中国的考古事业将出现一个良性发展的盛况。遗憾的是，卢沟桥一声枪响，惊碎了这个辉煌的梦。抗战之前，梁思永只写出了《后冈发掘小记》、《小屯龙山与仰韶》两篇文章。仅此二文，就引起学术界广泛瞩目和好评，“在当时都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上是划时代的贡献，使中原史前文化的层位予以确定”。
来到李庄的第一个夏天，梁思永精神干劲一如从前，日间工作之暇，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与梁思永抱怨的昆明气候大为不同的是，李庄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只是这种刺激有些过火过度，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这种气候对他的身体极为不利。到了第二年初夏，梁思永卧病不起，不但不能再到田野工作，还差点丢了性命。
尝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的气候是造成梁思永发病的—个原因，但梁氏本身就有沉疴，其病症肇始于殷墟发掘的时代。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来到殷墟参加史语所考古发掘团工作，由此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身患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梁思永来回奔波，不能稍离工地，病情未得到及时控制。直至高烧几日，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梁思永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协和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样颜色的积水。经加量用药和多方设法救治，方稳住病情。当时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已怀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施以照顾。梁思永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渐渐好转，但未能完全康复，且在未来岁月中留下了一个潜在隐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与同乐寨的田野考古发掘，接着于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对于这次相会的情形，时隔20年，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间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是像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
抗战爆发后，梁思永与李济等组织全所同仁携带物资由长沙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一同随梁思永流亡到昆明的妻子李福曼，不得不在街道两边摆地摊变卖家中稀有的一点衣物艰难度日。据梁思永的外甥女吴荔明说：当梁思永一家从长沙撤往昆明绕道越南海防时曾稍事停留，5岁的女儿梁柏有在商店看见一个模仿美国当时红透世界的女童星设计的洋娃娃——秀兰·邓波儿，便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不肯离开，软缠硬泡让妈妈李福曼买下来。当时生活已极清苦，但梁氏夫妇实在不忍伤孩子的心，一咬牙买了下来。这个洋娃娃在昆明陪伴幼小的梁柏有度过了一段欢乐而难忘的时光，并于战时的西南之地给予她幼小心灵莫大慰藉。令人不忍追忆的是，1940年冬，当梁思永携家随史语所即将迁李庄时，家中生活实在困难，李福曼忍痛把女儿已爱抚了两年多的洋娃娃——可爱的秀兰·邓波儿，以18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富商的女公子。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灾变”，年仅7岁的梁柏有大哭不止，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久久难忘的伤痛。
来到李庄后，梁思永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前殷墟西北冈的发掘报告，并有“一气呵成”之志。这部报告自南京撤退长沙时即开始撰写，梁思永一有机会便出示标本，加以整理。在昆明时已将西北冈的全部出土古物都摩挲过一遍，写下要点，对报告的内容组织也有了大致轮廓，完成似乎指日可待。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未过几个月，梁思永开始患病。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三组的工作情况，顺便谈了自己的病况，信中说：
一、技术员张曼西君试用期满，成绩不佳，已于上月底辞去。三组绘图员一席又虚悬。请兄就便在重庆招考。关于资格，弟意：学历不必限制；年岁在廿五岁左右或以下，年青一些好；能绘图兼摄影为上选；绘图以钢笔黑墨画为主（尤着重线条）；须能写生兼机械画。三组各报告大致都进行到绘制图版之阶段，此项技术人员之需要甚为急切；如研究所不能供应，工作只好让实君（按：指绘图员潘悫）一人慢慢做，何年何月做得完，就无法估计了。三组现积之绘图工作，非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这次招考，研究所如能取用二人更好。如用二人，其中至少一个须能兼摄影。
二、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
信中看出，此时梁思永尚能带病坚持工作，并为撰写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之事操劳不息。但随着冬季来临，梁思永肺病再度复发，且来势汹汹，发展迅速，梁氏自称是“闪击战”，极大地威胁到生命。正在这个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傅斯年由重庆赶往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