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
那些哲学体系还有一种任性无度的情形表现在给予同意或拒予同意,这亦是应当对理解力提出警告的;因为这种任性无度,由于它阻塞了通抵假象而加以剔除的道路,似乎多多少少助使假象确立起来并长存下去。
这种逾度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表现在这样一派人,他们轻于有所决定,因而使各种科学都成为武断的和钦定的;另一种表现在另一派人,他们否认我们能够了解什么东西,从而倡导了一种漫无所向也终无所达的探究。在这两种之中,前者压制了理解力,后者削弱了理解力。①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在以敌意的痛驳毁灭了一切其余的哲学(如阿图曼诸王对待其弟兄那样)之后,就在所有各点上都立下了法则;这样做了以后,他又进而个人抬出一些自己所提示的新问题,而又同样地予以解决。这样做来,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确定的,不是已经决定的了。这种做法至今还拿把着他的继承者并在他们当中使用着。①关于这两种学派的划分,序言中一开头就提出了。——译者另一方面,柏拉图学派却倡导了不可解论。①这派最初是讥嘲和鄙视那些较老的诡辩家们,如蒲鲁台高拉斯(Protagoras)、②喜庇亚斯(alepsia一字。据克钦指出,培根在“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一书中,自己把这字译为incomprehensibleness。
按:培根使用这字,是指这样一种学说:认为自然事物不可理解,特别认为感觉知识不确定又靠不住。柏拉图的理念说就否认感官世界中能有什么确定的东西,能有什么真正的知识,所以培根说他倡导了这个学说。这与后来康德(Kant)所讲的以自在事物根本为人类认识所不能及的“彼岸”那种“不可知论”还有不同,所以试译为“不可解论”。——译者②古希腊诡辩派大师(公元前约四八○至四一○年);他有一句名言,说“人为万物之尺度”。——译者③古希腊诡辩家之一,以博学多能着称,创有一套记忆术。——译者④新学园派发展为怀疑主义和折衷主义,大盛于公元前第三、第二两世纪,其主要代表为阿斯西老斯(Arcesilaus)和卡尼底斯(Carneades)。——译者⑤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约三六五至二七五年〕;彻底的怀疑论者,认为事物的真实性质是不可能知道的,因此对一切事情都只可存疑而不应判断。这样讲来,当然任何研究都被破坏了。——译者⑥参看一二六条。——译者六八
关于几类假象及其辅翼,概如上述。我们必须以坚定的和严肃的决心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弃尽屏绝,使理解力得到彻底的解放和涤洗;因为建立在科学之上的人国的大门正和天国的大门无甚两样,那就是说,没有人会走得进去,除非象一个小孩一样。①①克钦指出,“非象赤子一样就走不进天国的大门”这句话出自《马太福音》第一八章第三节。——译者六九
邪恶的论证可以说是假象的堡垒和防线。我们在逻辑①中现有的论证不外是把世界做成人类思想的奴隶,②而人类思想又成为文字的奴隶。③实在说来,论证实际上就是哲学和科学本身。因为论证是怎样,视其树立得是好是坏,随之而来的思辨和哲学体系也就怎样。现在,在从感官和对象到原理和结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所使用的论证都是欺骗性的和不称职的。这个过程包含着四个部分,也就有着同数的错误。
第一点,感官的印象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感官既不得用,又欺骗我们。不过,感官的缺陷是要予以弥补的,它的欺骗是要加以纠正的。④①拉丁本原文为dialectica。——译者②参看一卷五四、六三两条。——译者③参看一卷四三、五九、六○诸条。——译者④参看一卷三七、四一、五○、六七、一二六诸条。——译者第二点,从感官的印象来抽取概念,这做得很恶劣,以致概念都是不明确的,都是混乱的,而实则它们应当是明确而有清楚界限的。①第三点,现在的归纳法是无当的,它是以简单的枚举来推断科学的原则,而不是照它所当做的那样使用排除法和性质分解法(或分离法)。②最后,第四点,那种用以发现和证明的方法,即首先树起最普遍的原则而后据以考校和证明中间原理的那种方法,实乃一切错误之母,全部科学之祟。③关于这些事情,我现在只是略略提及,等到进行了人心的补过和洗涤以后,进而要提出关于解释自然的真正道路的时候,我还要更详细地加以论说。④①参看一卷一五、一六、六○诸条。——译者②参看一卷一七、一○五两条。——译者③参看一卷一九、一○四两条。——译者④详细论说见一卷一○○至一○六诸条。——译者七○
最好的论证当然就是经验,只要它不逾越实际的实验。因为我们如搬用经验于认为类似的其他情节,除非经由一种正当的、有秩序的过程,便不免是谬误的事。可是现在人们做实验的办法却是盲目的和蠢笨的。①他们是漫步歧出而没有规定的途程,又是仅仅领教于一些偶然自来的事物,因而他们虽是环游甚广,所遇甚多,而进步却少;他们有时是满怀希望,有时又心烦意乱,而永远觉得前面总有点什么东西尚待寻求。就一般情况来看,人们之做试验总是粗心大意,仿佛是在游戏;只把已知的实验略加变化,而一当事物无所反应,就感到烦倦而放弃所图。即使有些人是较为严肃地、诚恳地和辛勤地投身于实验,他们也只是注其劳力于做出某一个实验,如吉尔伯忒之于磁石,化学家之于黄金,都属此例。
这种前进的途程实是企图既小,设计也拙的。因为一个事物的性质若仅就那个事物本身去查究,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们的探讨必须放大,才能成为更较普通的。②即使人们有时亦图从他们的实验中抽致某种科学或学说,他们却又几乎永是以过度的躁进和违时的急切歪向实践方面。这尚非仅从实践的效用和结果着想,而亦是由于急欲从某种新事功的形迹中使自己获得一种保证,知道值得继续前进;亦是由于他们急欲在世界面前露点头角,从而使人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业务提高信任。这样,他们就和亚塔兰塔(Atalanta)一样,跑上岔道去拾金苹果,同时就打乱了自己的途程,致使胜利从手中跑掉。③在经验的真正的途程中,在把经验推进至产生新事功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神的智慧和秩序作我们的模范。且看上帝在创世的第一天仅只创造了光,把整整一天的工夫都用于这一工作,并未造出什么物质的实体。同样,我们从各种经验中也应当首先努力发现真正的原因和原理,应当首先追求“光”的实验,而不追求“果”的实验。④因为各种原理如经正确地发现出来和建立起来,便会供给实践以工具,不是一件又一件的,而是累累成堆的,并且后面还带着成行成队的事功。关于经验的一些途径,其被阻与受困一如判断之被阻与受困的一些途径,我在后面还要讲到;⑤这里只是把通常的实验研究作为一种坏的论证来提一下罢了。现在,依照手中问题的顺序,我还须就另外两点有所阐说:一点是前文刚刚提到的迹象(表明现在通行的思辨和哲学体系是情况恶劣的一些迹象),⑥另一点是那种初看似觉奇怪难信的情况所以存在的原因。⑦指出迹象就能酝酿人们的同意;说明原因则能免除人们的惊奇:这两件事都大有助于从理解力当中根绝假象的工作,使这工作较为容易并较为温和一些。①克钦提示说,这里指出人们做实验时常有的四个毛病:一、缺少一种选择定向的方法(这要靠一些享有优先权的事例来救活);二、用力薄弱,做实验没有足够的多样变化;三、仅仅追求一种实验或一个题目,而忽略一切其他;四、急于得到实践上的应用。——译者②参看一卷八八条。——译者③克钦指出,这个譬喻是培根所喜爱的,见一卷一一七条,在“Advancement ofLearning”和“Filum Labyrinthi”两书中亦曾说到。按:这故事是这样的:亚塔兰塔是希腊一位美丽的公主,以捷足着称。凡求婚者,竞走能胜则许嫁,败则死。最后,有名喜普门尼(hippomenes)者冒险应赛。他怀有爱神供给的金苹果数枚,投之路旁诱她岔出拾取。她第一次拾取后仍能领先;经再三诱扰,终于在竞走进程中落后,遂为求婚者所得。——译者④参看一卷九九、一一七、一二一各条。——译者⑤见一卷八二、八三,又见一卷九八至一○三各条。——译者⑥见下文七一至七七条。——译者⑦见下文七八至九二条。——译者七一
我们所拥有的科学大部分来自希腊人。罗马的、阿拉伯的或后来的作者们所增加的东西是不多的,也没有多大重要性;而且不论所增加的是什么,也是以希腊人的发现为基础。①现在且看,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颇耽溺于争辩;而这恰是和探究真理最相违反的一种智慧。这样看来,诡辩家这一名称,虽为那些愿被认作哲学家的人们轻蔑地抛回而转敬给古代修辞学者高嘉斯(Gorgias)、②蒲鲁台高拉斯、喜庇亚斯和普拉斯(Polus)等人,实也大可适用于这类人全体,包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齐诺(Zeno)、③伊壁鸠鲁(Epicurus)、④笛欧弗拉斯塔斯(tus)⑤和他们的继承者克里喜伯斯(Chrysippus)、⑥卡尼底斯(Carneades)⑦以及余人在内。这两群人的不同之处仅在:前者是漫游的、图利的,往来于各城市之间,挂出他们的智慧来出售,并且收取价钱;而后者则高自位置,表现尊严,有固定的寓所,开设学校来讲授他们的哲学而不收取报酬。这两种人在其他方面虽不相等,却同是论道式的,同是把事情弄成争辩,同是树立哲学宗派以至异端邪说而为之哄斗;所以他们的学说大部分只是(如戴昂尼夏斯〔Dionysius〕对柏拉图嘲笑得很对的说法)“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⑧但是较早的希腊哲学家们,如安庇多克里斯、安那撒格拉斯、刘开帕斯、德谟克利塔斯、帕米尼底斯、赫拉克利泰、忍诺芬尼斯(Xenophanes)、⑨弗罗劳斯(Philolaus)⑩以及其余诸人(至于毕达哥拉斯,我把他当作一个神秘主义者置而不论),⑾以我们所知,则都不曾开设学校;而是较沉默地、较严重地和较单纯地——也就是说,带有较少的虚矫和炫示的意味——投身于对真理的审究。正因如此,所以照我看来他们也是比较成功的;不过他们的事功却在时间进程中被那些有较多东西来投合流俗能力和嗜好的琐屑之辈所掩蔽了:时间有如河水,总是把轻的、虚胀的东西流传给我们而任有分量的东西沉没下去。⑿但尽管这样,他们也仍未能完全免于他们民族的通病,他们还是过多地倾倒于野心和虚荣,要建立宗派以哗众取宠。而真理的审究如竟歪到这类细事方面去,那就不能不令人绝望了。
这里还有一层也不可略而不论,那就是如埃及僧侣给希腊人下的考语,或毋宁说是一种预言,所说:“他们永远是孩子,既无知识之古,也无古之知识”。⒀的确,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①弗勒评注说,这种责备是过分了。我们至少可以说,罗马人一定发明了一些机械性方术,才能建造那样大的道路、水渠、桥梁和大剧院等。阿拉伯人则发明了现在使用的数字、代数、蒸馏法;在医药学方面亦有贡献;而化学的研究亦是由他们开始的。——译者②高嘉斯(公元前约四八○至三七五年),生于西西里(Sicily),长居雅典;着名的演说家、修辞学家和哲学家,是诡辩派的重要代表之一。——译者③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三四一至二七○年);创学于雅典,称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 Scoa),称斯多阿学派(Stoic Sches)之后为斯多阿学派的领袖。——译者⑦卡尼底斯(公元前约二一五至一二五年);继阿斯西老斯之后为新学园派的领袖。
——译者⑧克钦指出,这里提到的是老戴昂尼夏斯(戴昂尼夏斯父子两个,都是Syracuse的暴君);他和柏拉图的会见以及他所说的这句话,见狄欧坚尼莱遏夏斯所着《哲学家传记》第三卷第一八章。——译者⑨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约五七○至四八○年)。他考查自然现象,认为凡有生物都有一个根源,植物和动物各有其自然的根源。据称他曾说过这样几句话:
“爱休辟亚(Et ofLearning”和“Filum Labyrintimaeus”一篇。
七二①
时间和年代的特性也不比国度和民族的特性给出较好的迹象。因为在那个时期,人们无论对于时间或地方都仅有一种狭窄而贫弱的知识,这乃是最坏的一种情况,特别是对于那些把一切寄托于经验的人们。回溯至千年以上,他们就没有配称为历史的历史,而只有一些古代的寓言和传闻。至于说到世界的方域和地区,他们则仅知道一小部分;他们笼统地把一切在北方的人都称为塞西人(Scyts);③他们对于非洲南至伊西奥庇亚(Aethia)地方,包括欧洲东南部以及亚洲西部迤东这一大片地区;住在这区域里的人有许多种族,统称为塞西人。——译者③在史前时代,欧洲西部曾两次为雅利安(Aryan)各族所侵入,现在把这些移民统称为塞尔特人。——译者④克钦注明,德谟克利塔斯曾游历到亚洲大部分,有人说他甚至到过印度和伊西奥庇亚。柏拉图只到过西西里、埃及和塞伦尼(Cyrene)。毕达哥拉斯则到过埃及、亚拉伯、弗尼夏(Phoenicia)、巴比伦,可能还到过印度。——译者七三
在所有迹象当中,没有比从果实方面看到的迹象更确实或更显赫的了。因为果实和事功可说是哲学真理的保证人和担保品。现在且看,从希腊人的所有那些体系当中,以及从它们所衍出的各别科学当中,过了这么多年,竟指不出一个实验是趋向于救济和嘉惠于人类情况的,也指不出一个实验是真可归功于思考和哲学理论的。塞尔萨斯(Celsus)①坦白地和聪明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说:医学的发现,其实验部分是在先的,此后人们才去对它作哲学的研究,才去追求并赋以各种原因;而不是经由相反的过程,不是由哲学和对于原因的认识引到其实验部分的发现和发展的。②这样看来,在埃及人以神圣的尊荣和礼仪所崇报的那些发明家当中畜类的偶像竟多于人的偶像,这就并无足怪了;这是因为畜类以其自然本能曾做出了很多发现,而人们以其理性的讨论和结论则很少有所发现或完全无所发现。①塞尔萨斯是奥古斯塔(Augustus)时代(或者稍晚)的罗马名医。他遵循希波克拉特的方法,观察和注视自然的动作,予以规限而不加以违反。着有《论医》(“DeMedicina”)一书,为研究古代医学的宝贵资料。——译者②这段话,塞尔萨斯并不是作为他自己的意见来说的;相反,他是在表述医学方面的经验学派所抱持的见解,而这恰是他所反对的。培根在他的着作中有好几处重复了这种引述上的错误。
化学家们的努力诚然亦产生了一些果实,①但这乃是偶然产生的,顺路产生的,或是由于象机械学所做的那样把一些实验加以变化而产生的,而不是由任何方术或理论所产生的。因为他们所规划出的理论,与其说是帮助实验,毋宁说是搅乱它们。至于那些从事于他们所谓自然幻术的人们,也只能拿出极少的发现来,而那又是很肤浅和象是骗人的。这样看来,正如在宗教方面我们受到警告要以行为来表示自己的信仰,同样,在哲学方面我们也应当依照相同的规则要以果实来评判学说体系;而假如这体系是不出产果实的,我们就应当宣告它毫无价值,特别是当它不仅不产生葡萄和橄榄等果实反倒带有争执、辩论之荆棘和蒺藜时,我们就更应当作这样的宣告。①克钦指出,他们已经发明了酒精、硝酸、硫酸、挥发性碱、火药和其他一些东西;这虽然还不能与近代化学的发明相比,却已是不可轻视的了。——译者七四
我们还要从哲学体系和各种科学的增长与进步这一方面抽取迹象来看。凡建筑在自然上面的东西都会生长和增加;凡建筑在意见上面的东西则只有变化而无增加。因此,那些学说假如不是象一棵植物扯断了根,而是保持紧密连接于自然的胎宫并继续从那里吸到营养,那么就不可能发生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两千年来的经过情况,就不可能是:
各种科学都停立在原来的地方而几乎原封不动,不仅没有显然可见的增长,而且相反,只在最初创立者手中繁荣一时之后随即衰落下去。且看各种机械性方术,由于它们是建筑在自然上面和经验之光上面的,就有着相反的情况,它们(只要一天保持其通俗性)是一贯在繁荣着和生长着,仿佛其中有一种生命的气息;它们起初很粗糙,然后又便利些,后来又得到润饰,是时时都在进步着的。
七五
还有一个迹象(这与其称作迹象,毋宁说是证据,而且是所有证据中最有力的一个),就是人们现所追随的那些权威人士们的自供。即使那些勇于自信而为一切事物订立法则的人们,当其在比较心沉气静的状态时,也常常抱怨自然之隐微,事物之难知以及人心之疲弱无力。假如他们止于说到这里,那么,固然有些秉性怯弱之辈会被吓倒而不再前进搜求,却亦有些比较热情而富有精神的人们会更激奋起而勇往直前。但他们尚不甘于仅为自己解嘲而已,他们还进而认定,凡在他们自己或者老师的知识所及之外者都是根本在可能界限之外,并且好象是根据着他们方术的权威来宣告那是不可解或不可能做的;这样,他们就最擅断地和最无分际地把自己之无力发现转为对自然本身的诬告,转为对世上余人的绝望。
那个尊奉不可解论为主义而判处世人于永久黑暗的新学园派就是由此而来的。那种认定法式①或事物的真正区别性(那事实上就是单纯活动的法则)为人力莫及、不能找出的见解也是由此而来的。由此而来的还有关于活动和动作部门的一种见解,认为太阳的热和火的热在种类上大有区别,——唯恐人们会想象到能够借火的动作来演出和形成什么有似自然作品的东西。由此而来的还有一种概念,认为人的工作仅仅是去组合,至于混合工作则非自然莫属,②——这又是唯恐人们会向技术要求什么能够产生和改变自然物体的力量。这样说来,从这个迹象来看,人们大可得到一种警告,不要把自己的前程和劳力混缠于那些不仅令人感到绝望而且自趋于绝望的教条。①这里所说的法式是培根式的法式,与一卷五一条所否定的法式完全不是一回事。
参看前条和脚注。——译者②这是指该伦而言,他在《De Naturalisbus Facultatibus》一文中曾把自然内在的形成力量与方术外加的动作对立起来。参看一卷四条,培根在那里肯定了他在这里所否定的这同一命题。
七六
另有这样一个迹象,也不应略而不论,这就是:以前在哲学家中间曾存在过这样大的分歧以及这样五花八门的学派,这一事实就充分表明了那由感官到理解力的路径不是画定得很精细,而哲学的共通的基础(即事物的性质)则被割切而碎裂成这样许多含糊而繁复的谬见。这些时,关于第一性原则和整个体系上的意见分歧虽已大部分消灭,但在哲学的一些部分上仍存在着无数问题和争执。由此就可清楚地看出,无论在那些体系本身当中,或是在论证的方式当中,都没有任何准确的或健全的东西。
七七
一般意见认为,关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无论如何总是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同意了。
因为在它一经发表之后,旧哲学家们的体系即告衰亡,而其后也没有更好的东西出现;这样,它就象是规建得非常之好以致能收前后两代于扈从之班。对于这种见解,我要有所答复。首先,一般所谓随亚氏着作问世而旧体系即告消亡之说根本就是一个错的观念;事实是此后很久,甚至直到西塞罗(Cicero)时代以及其后若干年,旧哲学家们的着作还是依然无恙的。①只是到了以后,当野蛮人泛滥到罗马帝国使人类学术遭到沉溺之祸的时候,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体系乃象几块较空、较轻的船板飘浮于时间的浪头而独获保存下来。至于说到众皆同意一层,如果我们更明锐地深查一下,则人们也是受了欺蒙的。因为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而人们对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的同意却绝大多数是出于先入为主的判断和依于他人的权威;所以这只是一种苟从与附合,而说不上是同意。再说,即使那是一种真正的和广泛的同意,我们也不应把同意当作可靠的和坚固的证实,相反,它事实上只是一种强有力的臆断。而在一切测断当中,尤以在知识问题上(神学除外,政治也除外,因为那里有投票权)②而以同意为根据的测断为最坏。因为,如我以前所说,凡能取悦于众的东西只是那打动想象力或以普通概念的锁链来束缚理解力的东西。③①克钦指证说,不仅培根所喜爱的较早的希腊哲学家们的着作存在无恙,就是斯多阿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着作也存在无恙,还有新柏拉图派的着作亦是这样。——译者②培根的意思不是说,在神学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多数票就一定正确有效;他只是说,从事情的性质来看,在那些问题上,以同意作为论据这一点,比在纯粹学术问题上更有分量。(关于在神学问题上进行投票这一点,克钦指出,培根无疑是指某些教会会议靠参加者投票来对教义问题和纪律问题做出决定这种情况而言,甚至象尼斯会议〔CouncilofNice〕就是用多数表决来肯定真正信条以反对阿吕亚斯主义〔Arianism〕的。——译者)③参看一卷二八条。——译者因此,我们正可恰当地把弗雄(Parch)所着《伟人列传》中的弗雄传。——译者这样看来,这个迹象可以说是最为不利的一个了。
以上七节所论是从现行哲学和科学的根源、果实、进步、创始人的自供以及一般人对它们的同意等等几点来看它们的迹象,表明它们的真理性和健全情况都不是良好的。①①这几句话在原本(克钦注本)和英译本都是接排在上句之后,并未分节;这样分节,是译者根据文义和结构,为醒目起见,擅自处理的。——译者第08节
七八
现在要进而说明这些错误所以产生以及它们所以经历这多年代而长久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很多而且都是很有力的。
说明了这点,人们就会不再诧异怎么我所提出的这些考虑迄今不曾为人所注意;而唯一诧异的只在它们怎样又在今天终于进入了某个人的头脑而成为其思想的主题;这在我自己说来,我老实地认为只是某些可喜机缘的结果而非由于我的才具有任何优越之处,只是时间的产物而非智慧的产物。①现在且说,第一点原因,所谓那么多的年代,假如认真地秤量一下,就收缩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在人们的记忆和学术所展延到的二十五个世纪之中,我们好不容易才能拣出六个世纪是丰产科学或利于科学的发展的。因为在时间中和在地域中一样,也有荒地和沙漠。算来只有三次学术革命也即三个学术时期是可以正经算数的:第一期是在希腊人,第二期是在罗马人,第三期就在我们也即西欧各民族了;而这三期中的每一期要算有两个世纪都还很勉强。至于介乎这三个时期中间的一些年代,就着科学的繁荣成长这一点来说,那是很不兴旺的。无论阿拉伯人或者经院学者们都提不到话下,他们在这些中间时期,与其说是对科学的分量有所增加,毋宁说是以大堆论文把科学磨损得象一条蹂躏了的道路一样。
这样看来,科学进步之所以如此贫弱,首先可以恰当地说是由于过去有利于科学的时间很为有限之故。①参看一卷一二二条。——译者七九
第二点,还有一个从各方面呈现出来的重大原因,就是,即使在人类智慧和学术最发达(假如真可算是发达的话)的那些时代里,人们也只以最小部分的苦功用于自然哲学方面。
而其实正是这个哲学才应被尊重为科学的伟大的母亲。因为一切方术和一切科学如果被拔离了这个根子,则它们纵然被打磨、被剪裁得合于实用,却是不会生长的。①现在且看,大家都知道,自从基督教取得信仰,力量强大以来,绝大多数的才智之辈都投身于神学去了;最高的报酬都施于这个事业,各种各样的帮助也都极其丰富地提供给这个事业;这种对于神学的专注主要地占据了属于我们西欧人士的那历史的第三阶段或时期;而就在此时文献亦正开始兴盛,宗教的争论也正开始兴起,这就又加强了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说到前此一个时期,即以罗马人为主体的第二时期,那时哲学家们的思考和劳力主要是使用在和消耗在道德哲学上面(道德哲学之对于异教徒,就如神学之对于我们一样)。并且,在那些时候,最优秀的才智之士又普遍投身于公共事务之中;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广度需要大量的人去服务。至于再说到希腊时期中自然哲学看来算是最发达的年代,那只不过是短短一瞬的时间;因为在早期,所谓七哲,②除泰利斯(ttacus),他的格言是“紧捉时机”;(七)勃吕安德(Periander),他的格言是“在勤劳努力面前没有不可能的事”。——译者③泰利斯(公元前第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属米勒塔学派(Milesian School)。
据说他曾预言到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八日的日食。据亚里斯多德称述,他首先提出了宇宙有一种单一的物质元素的设想,并且说那就是水。——译者④克钦指出,这话出于西塞罗所着“Disputationes tuscalanae”一书第五卷第四章第十节。——译者还不止此,即使在自然研究发达的时期,由于人们的无谓争论和夸炫新意,也使得那个时期本身败坏而无结果。
这样看来,在那三个时期当中,自然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被人忽视,就是受到阻碍。我们既已看到这点,那么,对于人们之不会在其所不注意的事物上面做出什么进展也就不必感到诧异了。①①这几句话在原本和英译本都未分节;这样分节,是译者擅自处理的。——译者八○
此外还须添述一个原因,就是:自然哲学即使在对它注意的人们中间,特别在那后两个时期,也始终不曾拥有一个摆脱一切而全力从事的研究者(除开某个在僧房中从事研究的僧侣或某个在别墅中从事研究的士绅),①而一直是被仅仅当作通到其他事物的便道或桥梁来对待的。这样,这个伟大的科学之母就因横来的侮辱而被贬黜到仆役的职务上,只去伺候医学或数学的业务,也只去以一种打底子的染料来浸染幼稚而不成熟的智慧,使它以后更适于接受他种色染。实在讲来,除非把自然哲学贯彻并应用到个别科学上去,又把个别科学再带回到自然哲学上来,那就请人们不必期待在科学当中,特别是在实用的一部分科学当中,会有多大进步。因为缺少了这个,则天文学、光学、音乐学、一些机械性方术以及医学自身——还不止此,人们将更觉诧异的是连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逻辑科学也都在内——一并都将缺乏深刻性,而只在事物的表面上和花样上滑溜过去。因为这些个别科学在一经分了工而建立起来之后,已是不再受到自然哲学的营养的了;而其实,自然哲学从它对于运动、光线、声音、物体的结构和装配以及人的情感和理智的知觉等等的真正思辨当中,是应当能够抽获对个别科学灌注新鲜力量和生机的方法的。这样看来,科学既已与它的根子分离开来,则它之不复生长也就毫无足怪了。①克钦指出,前者无疑是指在牛津书斋中的罗杰·培根,后者或许是指笛卡儿(Descartes)。
八一
科学过去之所以仅有极小的进步,还有一个重大的、有力的原因,就是下面这点。
大凡走路,如果目标本身没有摆正,要想取一条正确的途径是不可能的。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但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却没有感到,他们只是雇佣化的和论道式的;只偶然有智慧较敏、又贪图荣誉的工匠投身于新发明,而他这样做时多半是以自己的财产为牺牲。
一般说来,人们绝无以扩增方术和科学的总量为己任之意,所以即在手边已有的总量当中,他们所取和所求的也不外那对他们的演讲有用,能使他们得利、得名或取得类此便宜的一点东西。即使在大群之中居然有人以诚实的爱情为科学而追求科学,他的对象也还是宁在五花八门的思辨和学说而不在对真理的严肃而严格的搜求。又即使偶然有人确以诚意来追求真理,他所自任的却又不外是那种替早经发现的事物安排原因以使人心和理解力得到满足的真理,而并不是那种足以导致事功的新保证和原理的新光亮的真理。这样说来,既然科学的目的还没有摆对,那么人们在办法上之发生错误就不足为奇了。
八二
正如人们已把科学的目的和目标摆错了,同样,即令他们把目标摆对了,他们所选取的走向那里的道路又是完全错误而走不通的。谁要正确地把情况想一下,就会看到这样一件很可诧异的事:从来竟不曾有一个人认真地从事于借一种布置井然的实验程序径直从感官出发来替人类理解力开辟一条道路;而竟把一切不是委弃于传说的迷雾,就是委弃于争论的漩涡,再不然就是委弃于机会的波动以及模糊而杂乱的经验的迷宫。现在,让任何人沉静地和辛勤地考查一下人们在对事物进行查究和发现时所惯走的是什么道路,他必定会看出,首先是一个极其简单而质朴的发现方法,一个最通常的方法。它不外是这样:当人们从事于发现什么事物时,他首先要找出和看一看别人以前对这事物所曾发表过的一切说法,然后自己就开始沉思,以其智慧的激荡和活动来吁请,亦可说是来召唤他自己的元精来给以神示。这种方法是完全没有基础的,是只建筑在一些意见上面而为意见所左右的。
其次,又或许有人把逻辑①召进来替他做这发现。但逻辑除在名称上外是与这事无关的。因为逻辑的发明并不在发现出方术所由以构成的一些原则和主要的原理,而只在发现出看来是协合于那些原则和原理的一些事物。假如你是更好奇一些,更诛求一些和更好事一些,硬要去追问逻辑是怎样检定和发明原则或始基原理,则它的答复是众所皆知的:它只是把你推到你对于每一个方术的原则所不得不有的信任上去。①本节中的“逻辑”,在原书中均为dialectica。——译者最后还剩下单纯经验这一条道路。这种经验,如果是自行出现的,就叫作偶遇;如果是着意去寻求的,就叫作实验。
但这种经验只不过是如常言所说的脱箍之帚,只不过是一种暗中摸索,一如处在黑暗中的人摸触其周围一切以冀碰得一条出路;而其实他不如等到天明,或点起一支蜡烛,然后再走,要好得多。真正的经验的方法则恰与此相反,它是首先点起蜡烛,然后借蜡烛为手段来照明道路;这就是说,它首先从适当地整列过和类编过的经验出发,①而不是从随心硬凑的经验或者漫无定向的经验出发,②由此抽获原理,然后再由业经确立的原理进至新的实验;这甚至象神谕在其所创造的总体上的动作一样,那可不是没有秩序和方法的。③这样看来,人们既经根本误入歧途,不是把经验完全弃置不顾,就是迷失于经验之中而在迷宫里来回乱走,那么,科学途程之至今还未得完整地遵行也就无足深怪了。而一个安排妥当的方法呢,那就能够以一条无阻断的路途通过经验的丛林引达到原理的旷地。①参看一卷一○二条。——译者②随心硬凑的经验,原文为praepostera,克钦注释说,这是说人心先定了主见,然后去找适合于它的事例;一卷六三条在批判亚里斯多德的实验时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关于所谓漫无定向的经验,参看一卷七○条第一点。——译者③参看一卷七○条末节。——译者八三
还有一种见解或虚骄之气,虽系屹立已久但确很虚妄而有害,也无端地加强了上述的毛病。这就是:人们认为,若与那种局于感官、限于物质的一些实验和特殊的东西保持长久而密切的接触,就有损于人心的尊严;特别是因为那些东西要搜求是费力的,要沉思是不值的,要讲述是粗俗讨厌的,要实践是不够旷放的,而其数目又是无限,其精微处又是过于纤细。这样,对于经验,且不说是予以放弃或处理不善,乃竟是以鄙视的态度而加以排斥;因而最后就走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真正的道路不只是被放弃了,而竟是被锁断和堵绝了。
八四
人们之所以在科学方面停顿不前,还由于他们象中了盅术一样被崇古的观念,被哲学中所谓伟大人物的权威,和被普遍同意这三点所禁制住了。关于最后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①说到所谓古,人们对它所怀抱的见解是很粗疏而且无当于这字眼本身的。
因为只有世界的老迈年龄才算是真正的古,而这种高龄正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所享有,并不属于古人所生活过的世界早期;那早期对于我们说来虽是较老,从世界自身说来却是较幼的。②我们向老年人而不向青年人求教有关人类事物的更多的知识和较成熟的判断,因为老年人经验丰富,所见所闻所思想的事物都是多而且博,这是很对的;同样,我们也有理由希望从我们的这个年代——只要它知道自己的力量并愿奋发表现出来——得到远多于从古代所能得到的东西,因为它正是这个世界的较高年龄,其中已堆积和贮藏着许多实验和观察。①见一卷七七条。——译者②这点见解在培根虽非引述而来,也或许并非袭自前人,但在培根以前或同时的一些作家中确有不少所见略同的说法。其中可指称的,有吉尔伯忒、伽利略、堪帕奈拉(Campanella)所着“Apologiapro Galileo”一书和勃鲁诺(Giordano Bruno)所着“Cenadi Cenere”一书。至于以历史早期为世界的幼年之说,更见于伊斯德拉(Esdras)的着作第二卷;又,一五四六年出版的开斯曼(Casmann)所着“Problemata Marina”一书中也有此说。(克钦又指出,塞尼卡〔Seneca〕亦有较晚时期才真是较老年龄的想法,曾为罗杰·培根在“Opus Majus”一书中所称引。——译者)在我们的时代,由于人们的经常的远航和远游,自然中可能对哲学引进新光亮的许多事物已经摆明和发现出来,这一点也不能是毫无所谓的。很明确,在我们这时代,当物质的地球的方域——就是说,大地、海洋以及星宿等方域——业经大开和敞启,而我们智力的地球若仍自封于旧日一些发现的狭窄界限之内,那实在是很可差的了。
至于说到权威一层,人们若如此折服于作家而却否认时间的权利,这只表明他智力薄弱;因为时间乃是众作家的作家,甚且是一切权威的作家。有人把真理称作时间之女,①而不说是权威之女,这是很对的。①见吉里阿斯(Aulus Gellius)所着“Noctes Atticoe”一书第十二卷第十一章。
这样看来,人们的力量既经这样被古老、权威和同意这三种盅术所禁制,他们于是就变得虚萎无力(象中了魔魇的人一样),不能追伴事物的性质,这也就不足诧异了。①①这里的分节,是译者擅自处理的。——译者八五
指使人们的努力满足而停止于现有发现的还不止上述崇古、权威和同意三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人类所久已保有的一些事功本身的赞赏。因为人们看到机械性方术所提供人们利用的供应是怎样繁多和美好,自然会多倾向于赞赏人类的富有而少有感于他之所缺乏;就不复想到人们对于自然的创造性的观察和动作(这些乃是那一切繁多花样的生命和动因)实在不多而且也不是深入掘得的;也就不复想到其余一切能事不过只是耐心以及手和工具的精微而规矩的运动——就以制造钟表(当作例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件精微而细密的工作:其机轮似在模仿天体的轨道,其往复有序的运动似在模仿动物的脉息;可是即使象这样的工作,它所依据的有关自然的原理也不过只是一两条。
再说,你如果就着文化性方术的精化程度,或甚至亦就着那有关对自然质体加工的机械性方术的精化程度来考察一下;具体地说,关于前者,就是把天文学中关于天体运动的发现,音乐学中关于谐音学的发现和文法学中关于字母系列中各个字母的发现(中国人至今还未采用)等类之事观察一下;关于机械性事物者,就是把拔克斯(Baccens)在《Originedes Découvertes》一书中亦主张此说。
再看,假如有人又从作坊转入图书馆而惊异于所见书籍门类之浩繁,那么只须请他把它们的实质和内容仔细检查一下,他的惊异一定就会调转方向。因为,他一经看到那些无尽的重复,一经看到人们老是在说着和做着前人所已经说过和已经做过的东西,他就将不复赞叹书籍的多样性,反要惊异于那直到现在还盘踞并占有人心的一些题目是何等地贫乏。
假如他再往下把那些可称怪异而不妥靠的方术看一看,把炼金家们和幻术家们的工作更切近地考察一下,则他或将简直不知应当对他们笑还是应当对他们哭。炼金家是在培育着永久的希望,事情不成时,总是归咎于自己的某种错误:不是恐怕自己没有充分了解这个方术或其着作者的语意(因而他就转向对古法和秘传的追求),就是恐怕自己在制炼中在分量上或时间上有毫厘分秒的差池(因而他就把试验无限地重复下去);而同时,当他在试验过程的一些机会中居然达到一点新的或尚属有用的结论时,他又认真地把它们看作是大功将至,以它们来餍足其如饥如渴的心,把它们极度地张大起来,而尽将余事寄于希望之中。诚然,炼金家们不是没有许多的发现,不是没有带给人们以有用的发明;不过他们的情节却如寓言中所讲的一个老人的故事:那老人以其葡萄园中的窖金遗给诸子,而故称不知确切地点,诸子于是就辛勤地从事于翻掘园地,虽然没有找到什么金子,可是葡萄却由于这次翻掘而变得更加丰茂了。
再说到自然幻术的一流人物,他们是以交感和反感①来解释一切事物的;这乃是以极无聊的和最怠惰的构想来把奇异的性德和动作强赋于质体。假如他们也曾产出一些事功,那也只是旨在标奇取誉而不是旨在得用致果的一些东西。②至于说到迷信的幻术(假如我们也必须说到它的话),特别应当指出,它不过只是那些荒诞迷信的方术在各民族、各时代以及各宗教中所曾从事过或玩耍过的某一特项而已。这些都是可以揭过不谈的。①关于培根对交感和反感的见解以及他自己所讲的自然的感应性,参看二卷五○条第六点。——译者②关于培根对自然幻术的见解,参看一卷七三条、二卷九条和三一条末节。——译者综上所述,人们对于丰富的见解正是形成贫乏的原因,这也是没有什么奇怪的。①①这里的分节,是译者擅自处理的。——译者八六
进一步讲,人们这种对于知识和方术的赞赏——这种赞赏本身是很脆弱而且近于幼稚的——又被那处理和传授科学的人们的一种手法和造作所加强着。这就是说,他们在把科学提到世人眼前时系如此出以虚夸和卖弄,又如此加以装扮和粉饰,竟把科学弄得真似各部齐全,已告完工。你若看一看它们的方法和门类,它们确似已经应有尽有,包罗其所能包。虽然这些门类是内容窳败,仅如空箱,但在常人看来总是表现着一个完整科学的形式和计划的。应当指出,那最早和最古的寻求真理的人们却是带着较好的信条,也带着较好的前程,乐于把他们从对事物的思辨中所集得的并且意在储以备用的知识装在语录里面,也就是说,装在简短而零散的语句里面,而并不用造作的方法编串起来,也不号称或自命包罗了全部方术。不过若就现状言现状,人们既把传给他们的东西当作早臻完美全备,就不复在其中寻求进步,那是并无足怪的。
八七
还有一层,这些旧体系的信誉又在新体系提倡者的虚妄和轻浮的衬托之下而获得了不少的增添,特别以在自然哲学的活动的、实践的部门中为尤甚。世间历来不乏侈谈者流和梦呓之辈,部分出于轻信,部分出于欺骗,在人类面前许了不少愿,说什么能使人延年益寿,能使人减少病痛,能修整残缺肢体,能迷骗感官;又宣称有方术足以约束和刺激感情,足以启发和提高智能,足以变化质体,足以任意加强和放大各种运动,足以在空气中造成印象和引起变化,足以把天体力量引取下来而加以处理;又宣称还有方术能预言未来事物,能把远处的事物搬近,能使隐秘的事物显现;以及其他种种。
关于这些胡吹的许愿家,我们可以大致无误地这样来论断:在哲学方面,他们的这种虚妄与真正方术之间的差别,正如在历史方面,该撒(Julius Caesar)或亚力山大大帝(Alexander t)的业绩与高卢的亚马地(Amadisde Gaul)①或不列颠的亚脱(Artain)②的业绩是不可同日而语一样。当然因为这些杰出的将军们确曾实际做出了比那些虚构的英雄们在杜撰中所做到的还要伟大的事情,还特别因为那些事情又是以并非荒诞怪异的行动为手段和方法来做出的。
当然,真正历史的信誉若因其有时曾为寓言所伤、所诬而遭到贬抑,那是不公平的。
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一些新的拟议,特别是当它们连带涉及新的事功之时,由于那些骗子们过去亦曾作过同样企图之故就引起人们成见上的很大反感而遭到反对,那也是不足怪的;因为那些骗子们的过度虚妄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厌恶,对于一切真正从事这种企图的人的伟大用心,迄今还是有其破坏性的影响的。①“高卢的亚马地”是中世纪一部有名的散文体传奇,第一版于一五一九年印行。
本事概略如下:号称“狮骑士”的亚马地爱上了大不列颠的公主欧吕安娜(Oriana),可是她已被许婚于罗马皇帝,而亚马地又救公主于难,于是情敌发生了冲突。罗马皇帝率军舰来战,战败被杀,亚马地取得了胜利。——译者②传说中的亚脱十五岁就做了不列颠王,正当第六世纪撒克逊人(Saxon)入侵的年代,他率其骑士战胜攻取,开疆拓土,其英雄业绩遂汇为《圆桌故事》(“table”)一书;诗人探尼生(tennyson)曾为此作《亚脱王之歌》。——译者八八
使知识受制更甚的还在于人类气魄的渺小及其所任工作的微细和琐屑。而尤其坏的是,这气魄渺小本身却还带着一种傲慢和自尊的神气。
首先,我们看到,在一切方术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并已成为很熟习的伎俩,就是作者总把自己方术的弱点诿责于自然,这就是说,凡为其方术所不能达到的,他就以那个方术自身为权威断言那在自然中是不可能的。当然,如使各该方术自任裁判,那就没有一个方术能被判处。再看,现在时髦的哲学又在抚育着某些教义,其宗旨(如果审慎地考查起来)乃在对人们劝说,凡困难的事物,凡足以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事物,都是不能期之于方术或人的劳力的;如前面所论日热火热不同类的学说,以及关于混合工作的学说,就是属于此例。
这些事情,正确地看来,完全导向对人类权力的无理限制,导向一种经过考虑的和出于人为的绝望;这不仅搅害了希望的预测,并且还切断了努力的动脉和鞭策,把经验本身的许多机会都抛掷掉;①而所以致此的原由,则在于人们把自己的方术认为已臻尽善尽美,也在于人们有一种糟糕的虚荣心,要使人相信,凡迄今尚未发现和尚不了解的事物在此后也永不能发现和永不能了解。
即使有人相当地投身于事实,努力要找出一点新的东西,他们的目的和意愿却又局限于仅仅查究和做出某一发现而不傍及其他,如磁石的性质,海潮的涨落,天体的系统,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看来多少有些奥秘而一向又未理出什么成绩的事物。而其实,要仅就某一事物自身来查究该事物的性质,这乃是最笨不过的做法。因为同一性质可以在某些事物当中是隐而不露,而在另一些事物当中则是显而易见;正因如此,于是在前者就产生惊奇,在后者则刺激不起注意。即如我们在黏合性这一性质上所见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木头或石头当中,黏合性是看不出的,我们也就在“坚实”这一名称之下将它滑放过去,也不进一步探讨连续性的分离或分解又为何得以避免;而关于水泡,则因我们有见于它形成了薄膜,又很古怪地形成了半圆,以致连续性的分解得以暂时避免,遂认为是极尽微妙之事。总之,事实上有些在某些事物中看来是隐秘的而在另些事物中则属显着而周知的性质,人们的实验和思想若永远仅仅投在前一些事物上,那么他就永远不会认识到其中的这些性质。①关于以上各点,参看一卷七五条。——译者但是一般地说来,在机械学方面,如果有人只消把一些旧的发现精化一下,装饰一下;或者把几个合为一个;或者把它们装配得更合于实用;或者把作品的容积改得比前较大或较小一些;或者有其他类此的情形,那也就算是新的发现了。
这样看来,人们既是自足和自喜于这样琐细而带有稚气的工作,甚至还想象自己在其中已经是在努力追求着,假如还不是已经完成着,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那么,高贵的和对人类有价值的发明之至今不得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