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甲午战争”百年祭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唐德刚 本章:第1章 “甲午战争”百年祭

    爆发于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阳历七月的“甲午战争”,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了。这个一百年(一八九四~一九九四)实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痛的一百年。其间我们这个自称为“人类”的“群居动物”竟然以他的所谓“聪明才智”所发明出来的杀人武器,打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此以前,人类的战争全是“区域战争”,没有把全体人类都卷入战火也。

    在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后,惨痛中的最惨痛者,可能就是我们这苦命的中华民族了。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受的苦难之外,还要加上三次武装流血大革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和共产党席卷大陆的农民革命(一九四九),以及数不尽的内战和外战。根据国共两党的史家,和许多官私文件的统计,为内战和外战,百年之中我们总共打了数逾千次大仗小仗。

    在上述的干百次战役之中,最令人迷惑不解,也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本文所要阐述的“甲午战争”和我们老前辈华裔都亲眼目睹的,二次大战后的国共决战了。这两大战役皆最具关键性。它们的胜败都改写了历史。在这两大战役之中,也都是该败者战胜,而该胜者战败。胜败本兵家常事。但是该胜者战败之时,竟败得那样惨,败得“一败涂地”,败得“全军尽墨”,那就匪夷所思了。

    更奇怪的还是这两次战争,虽然一个是外战,一个是内战,但是它们胜败的方式,却有高度的雷同。大致说来,败的一方难免都大而无当,颟顸松散,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幸灾乐祸。结果天倒大家灭,悔之已晚。

    而胜的一方则短小精悍,纪律严明,上下一心,如臂使指。处心积虑、不眠下休,非把对方吃掉,决不罢手。终于战胜强敌,一步登天。可是以后也就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一发难收。最后饮鸩止渴,也没落个好下场!

    就说我们所亲眼自见的国共之战吧!二次大战后的南京国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库存黄金白银美钞的价值,史所未有也。加以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飞机千架,舰艇如云。原是联合国中,不折不扣的四强之一。为什么为时不过三年竟被一批土共的“鸟枪、铁锤、土炮……”(抗战歌词),打得落花流水引!?等到华北失守时,长江以南半壁河山仍完整无缺。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扫帚柄”(broomsticks),也可把长江堵住,不让共军渡过。为什么后来汤恩伯将军的四十万大军,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呢?!

    撇开我们亲眼看到的“怪哉”不谈了,再回溯上去一百年。且看那个“甲午战争”,那也是个怪哉的怪哉呢?!

    在甲午战前,我们的大清帝国也有一支相当可观的海军呢!它拥有装甲十四吋,配备有十二吋巨炮的七千吨主力舰二艘,和各式巡洋舰,、鱼雷艇数十条。每次操演起来,摆出“蛇阵”,也是樯橹如云,旌旗蔽空,气势非凡呢!如把这些船舰,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还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呢!何况当年。

    这支舰队甲午战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高丽、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带巡弋示威。堂堂之阵、阵阵之旗,连欧美海军大国的观察家亦均拭目而视呢!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大清帝国这支海上武装,居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强。此时日本亦雇有大批欧美专才,订购船舰,锐意发展海军。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全部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实远落我后;在世界排名仅为第十六位。按资料分析,清日对阵,日海军断非我之敌手也。

    【附注】 其实所谓世界列强海军排位问题,只是当年海军年刊等一类书刊编辑,根据各国吨位与武器装备,所作的比较之辞,并无绝对标准。甲午战前,我海军实力通常被估计,约在第六与第八位之间。日海军则在第十一与第十六位之间。

    谁知海战于七月二十五日爆发后,不出数周,我舰艇竟一败涂地,全军尽墨。堂堂主力舰,最后为敌方所掳,竟被拖回三岛,充当海边码头上的商用“趸船”,亦辱华之甚矣。回忆一九四八年夏,笔者赴美留学,路过日本时,随团参观日本之战史馆。会见有大幅油画,渲染其黄海一役,歼灭我方舰队之战绩。睹之触目惊心。返船之后,同学百余人相约联名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责令日本拆除此画!那时我们是战胜国嘛!——今日思之:心有余酸也。

    以上所述只是海军。至于陆军之一败涂地,更不忍多说。斯时清朝的陆军,尤其是湘淮两军,刚刚打完惨烈无比的对内战争:剿平“粤逆”,消灭“捻匪”,镇压西北“回乱”……,在国内真是威无复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内的百万貔貅,都是久战之师,气势夺人。

    这时日本陆军新建,可用之兵不过十余万人——“明治维新”时,天皇原无一兵一卒。谁知牙山一声炮响,我军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敌军则追奔逐北,斩将搴旗。不数月不但占尽边塞,势且逼近京师。清方朝野震动,不获已而腼腆求和。真丢人之极!

    在下愧为人师。授课时每至牙山败北,东海丧师;或锦州之失,徐蚌之溃……时,在作业里,在试卷上总要问问学生:中日之战与国共之争如上述者,其胜败之结局若此,原因何在呢?!这一标准问题,在课堂上问了数十年,迄无明确答案。惭愧的是,不只学生不知,作老师的自己,翻烂中西史籍,讲义十易其稿,至今仍在云雾中也。愚者千虑,不能说一无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终嫌简陋,不敢张扬耳。

    此次因事访台,滞留逾月,适值“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刘绍唐兄因嘱撰文纪念。复承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师大近月所举行的“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之论文全集见赠。逆旅闲居。因将此七百零四页约六十万言之巨著,逐字拜览一过。此集为甲午文献之最新资料,有缘即时捧读,获益良多。因思随群贤之末,就笔者历年教学心得,对甲午战争,从不同角度狗尾续貂,作一综合分析,以就教于群贤。

    回忆童稚之年,因出生于淮军遗族之家庭,学未启蒙,而耳濡目染,即多为淮勇水陆两师之故事与遗物;且时闻白头老兵操韩语闽语为笑乐者。及长受业于郭量宇(廷以)师,并受当时突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启迪,兼以孩提时即大有兴趣之海战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犊,不自揣浅薄,曾试撰《近代中国海军史》,并拟分章发表之于当时后方的《海军整建月刊》(一九四二年某期起。近阅王仲孚先生所赠之《甲午战争中文论着索引》页五〇,编号一〇〇七,唐德纲(笔者原名刚纲两用)〈八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载海校校刊,一九四八年九月。实系拙作第一章之重刊也)。其时曾为某一小节之探讨,与当时亦在煮字疗饥之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发生抵触。

    田汉先生战时寄居贵阳,研究海军史,参考资料甚少,不若我有“国立中央大学”之图书馆为后盾也(中大图书馆是当时后方最好的图书馆)。结果该刊编者是我而非田汉,使我这一后辈心中不怿者久之。因为我当时十分敬重田汉,对他更万般同情。作为后辈,我绝无心顶撞之也。记得当时田汉曾有诗自伤曰:

    爷有新诗不救贫,

    贵阳珠米桂为薪;

    杀人无力求人嫩,

    千古伤心文化人。

    田汉是诗人才子,散文和剧曲作家,也相当有学问(文革时与老舍同一命运,被斗而死)。其时蜗居贵阳,生计艰难,而我目睹重庆街头贪官污吏,征逐酒肉;对田汉之潦倒,敬重与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无心顶撞了这位前辈,心中不怿,实出自至诚也。

    我那部可笑的《中国海军史》,虽然已积稿甚丰,手钞史料更是满箱满箧。甚至战后还乡,犹试图去丁府(丁汝昌)、吴府(吴长庆)探寻其早年文献。吴府为至戚;丁府则沾亲带故也。然小书卒未杀青,残稿便被中共“土改”了。我当时没有急于完工,也是觉得海军原是个洋东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写起来终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强,又有志喝洋水,则来日方长嘛。

    后来想不到三凑六合,又跑到美国大学里教授起中国近代史来。适乡友包遵彭兄自台湾间关来访。包兄时在海军总部任职,曾阅读我在海军月刊上之旧作,有意约我重作冯妇,合着海军史。然斯时我正忙于他事,期以异日,初未料竟成永诀也。再者笔者当时正在教授近代史,牵涉殊广,海军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那个毛头小子英人李泰国(io Nelson Lay)来说吧!在同治初年(一八六三),清廷委托他购船八条,试办海军之时,这小子时年不过三十,居然想当大清帝国的海军大元帅(Admiralissimo)。这个大元帅他当然没当得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帅。曾国藩想把这八条炮船编入他的“水师”;满人又怕国藩坐大而不允。国藩的老弟国荃,那时正围攻长毛于南京,也不愿这洋船来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条大洋轮终于变成了丧家之犬,最后还得由李泰国把它们退回原主,拍卖了事。——这种买来卖去的折耗和佣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国小子发了大财不用说了。好歹钱是公家出的(李泰国经管的关税),大清朝中诸大臣对大清帝国的损失,不痛不痒也。

    后来赫德(Robert rt)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帅之雄心也。其后终以文人不胜此职,乃改介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illiams M. Lang)。琅氏在李鸿章正式编练北洋海军时,自认出任副提督,官职实系“总查”(总教官),然汉文语意不清,英译固为海军上将(admiral)也。琅氏出身英国皇家海军,带职出任中国海军官职。英国海军原为三头马车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国海军中实行两头马车制。终于闹出所谓“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关系,为之搁浅。下节再续论之。

    无独有偶。谁知五十年后,“酸醋约瑟”史迪威(Josepilwell)在重庆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为蒋委员长在二次大战期间,国际密电码中之代号)的“参谋长”(总查?),硬要出任“中国陆空军总司令”,最后为“花生米”所撤职。史氏一怒而去,也为其后雅尔塔会议伏下艰难之一笔,贻患至今未了。

    这些历史上的小故事,你说它大,也不太大。你说它小,可也不太小。有关它们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栋呢!因此研究这种历史,史料就不是问题了,史料多的是嘛!那么问题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释”这些史料了。根据这些初无异说的历史事实,要用简明而抽象的语言,把它们“解释”得言之成理。这在社会科学领域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笔者自五〇年代中期在纽约各大学兼授中国近代史以来,讲稿十易,非全为新史料之出炉也。实在是想“自圆其说”。讲一点自己可以相信的学理,然后再去课导各族学生,让他们也相信“师说”罢了。

    “甲午战争”过去已一百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发掘殆尽。根据这些史料,来把这次战争,作一综合的解释,这就是笔者胆大妄为,在本篇拙文里所致力的了。

    与洋学理接触既久,每好替土学理打点翻案官司。这大概也是“五四后”(Post May 4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学人骂惨了。子曰:“再思可矣!”我们在骂人之后,来他个“再思”(second t),便时常发现“骂过了头”,甚或“骂错了”;乃至“你自己才该骂呢”!

    例如洋人和他们的中国徒弟们,总欢喜说:“倒霉的中国,三千年没进步。”我这个世界通史教师倒发现将中国比异族,一二千年来,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却最为稳定呢!连个倒霉的小脚,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说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脚是混帐了,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三公九卿就一无是处哉?!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属,就不能替所谓“西方现代文明”拾遗补缺哉?!

    笔者正撰拙文半截,忽然老友杜维明教授敲门辱访。我初以为维明兄有私事相询。孰知他竟为谈学问而来,真使我受宠若惊。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学校方之委任,正组织汉学儒教在该校必修科中之普及工作,列为大学本科生必修课程之一部分。受业者恒至千人以上,实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维明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为今日华裔最突出的“五四后”的学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谓“国学大师”所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代化”和“超西化”(Post - estern),与“僵化”和“基本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之别也。

    长话短说。我们有个两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两百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什么个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如今我们这个历史三峡已快到尽头。诸位稍安勿躁。另一“定型”已隐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地“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阶段的开始。——用一种最新的具体语言来表达,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着重“往往”二字)。这便是“甲午战争”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开两炮,少打两炮,朋友,那是小事也;不足挂齿也。

    “四化”这个东西,在清末原叫做“办夷务”、“办洋务”;叫做“师夷之长技”;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学人把它加一顶洋帽子,叫“自强运动”、叫“科技现代化”、叫“国防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则徐所发动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则徐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儿子咸丰皇帝,以及许多“中兴名臣”,都属于“望洋兴叹族”(且用一个新式台湾语词)。他们只搞“炮”,不搞“船”。在他们看来,在那波涛险恶的大洋之上,去与蛮夷搏斗,做个“龙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继光,都未尝动下海的念头,何况他们。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两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鸦片战争期中,林则徐曾向美商买了一条一千零八十吨的大洋船“剑桥号”(Cambridge),并装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炮。但是林钦差并不要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船对轰。相反的,他把这洋轮横停于珠江口内,作为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后来长毛打到上海附近(一八五四),要与小刀会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吴健彰,颇通洋务。他知道洋船是无敌的。所以他向洋商买了一条吃水四百三十吨,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输来“助剿”。并雇了些洋水手来驾驭“孔子”。后来那个在清军与长毛之间反反复复的美国瘪三华尔(ard),便是“孔子”的一个水手。后来吴健彰不要“孔子”了,他把“孔子”送给江南大营的向荣。向荣对“孔子”也没兴趣,因为“孔子”太胖大。不够灵活。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而那些划小舢板的长毛,却躲在小河湾和芦苇之中,“孔子”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向荣也不要“孔子”。——这也是上述李泰国所购八条大洋轮,被退货的基本原因。

    总之早期清廷的“满大人”(Mandarin)们,都对洋人的开花大炮有兴趣,而对洋船没兴趣。要搞国防现代化,他们就拚命买大炮,筑炮台。因此上至旅顺口、大沽口,中在吴淞口,下及虎门栅,他们买了无数尊开花大洋炮;建了数十座海防大炮台,等待着“夷人”登陆。朋友们相信吗:后来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八一三”(一九三七)期间,我们在吴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价响的开花大炮,都还是逊清末叶的曾文正、李文忠装上去的呢!

    炮是购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极大的炮弹、鱼雷、水雷和步枪,总应该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国快被打平前后,曾国藩当了两江总督,左宗棠当了闽浙总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马尾)、南京三地,分别招洋匠,购洋机,自制洋军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弹,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们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的也就能自制“火轮”了。这便是后来的“江南机器制造厂”(今日已能制造十万吨以上的远洋大轮,说不定已在设计制造航空母舰了)、“马尾造船厂”和“金陵兵工厂”的起源了。等到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这项军火工业便扩展到汉阳、天津和大连了。各地封疆大员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轮了。

    既然自己能制造小火轮和小炮艇,则自己的维修技工、驾驶舵手,甚至设计监造的工程师,也就势在必有了。因此那位有远见、有魄力而廉洁奉公的左宗棠,便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马尾办起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来。其中分轮机与驾驶两科——这便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海军的摇篮;虽然它的结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单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错误酿成的啊!

    上述这项西化初期的缩头挨打,守株待兔的旱乌龟政策,到同治末年(一八七四)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盖此年日本借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动。尤其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对日本之蠢蠢欲动,起了严密的戒心。

    李氏于同治九年(一八七〇)继曾国藩出任北洋大臣,驻节天津。下车伊始便碰到日本派专使来华,要求与欧美各国相等的“条约权利”(其实是不平等的条约权利)。鸿章为之愕然。盖自往古以来,中国便把区区日本,视同藩属。初不意这蕞尔小邦,今日竟以帝国主义自居,要在中国发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读李鸿章与当时日本使领人员的谈话笔录,李之口气仍以上国大臣自居,然读史者固知其色厉内荏也。在日本得其所偿的大部分之后,条约墨沈未干,日军又在台湾琅( )登陆(一八七四年四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阳历)。在举国惊呼之下,鸿章乃急调时驻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六千人,租轮赶往台湾对抗。

    李鸿章经此刺激,及决心自建海军御侮。他自始至终的假想敌便是日本,知道清日迟早必有一战。盖牡丹社事件之后,一八七五年九月日人又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令朝鲜断绝与大清宗藩关系,并与日本订立条约。

    一八七九年日本再迫琉球绝清而加以并吞。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四年,日本又在朝鲜制造所谓“壬午事变”、“甲申事变”。其志在并吞朝鲜,已昭然若揭。——这样一来,李鸿章认为,欧美列强还远在万里外,而新兴的日本则祸在肘腋。建军抗日。刻不容缓,乃奏请朝廷解散所有旧制水师而迅办新式海军。

    所幸国内的内战已暂告结束,外战减缓。朝政,尤其省级政权,由开明派掌握,国力迅速恢复。朝中由两位年轻寡妇垂帘,也颇能招贤纳谏。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和大学士文祥主持,久历坫坛,亦熟谙外情。而外国公使长驻京师,酬酢频繁。中外相处,也颇能互信互谅。尤其是美国由惨烈内战(Civil ar),转为国内建设(reconstruction),对华无领土经济野心,遇事且可开诚相助。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竟被文祥说动向华盛顿辞去本职,接受清廷委派,为中国出使欧美钦差大臣,颇多建树——笔者曾有专文论之,不再赘。其时美国传教士丁跶良(. A. P. Martin),亦应聘为总理衙门之顾问(洋员),并将国际公法译为汉文,使国人耳目一新。丁氏颇通中国古籍,兼擅国语粤语,甚为中国士大夫所重。曾纪泽赠诗恭维他说:“羡君兼擅中西术,双取骊龙颔下珠。”洵非虚誉。

    总之,在此所谓“同治中兴”(颇像当前的“小平中兴”)的巅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时颇有复振气象。此时中国海关在赫德的科学管理之下,贪污敛迹,收入甚丰。总理衙门因策动廷议,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斯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防预算”。

    清末中国新式海军筹建之初,议者纷纭,然以淮军智囊、曾任驻法公使的薛福成所论最为中肯。薛氏主张中国海军应分成北洋、南洋、闽粤三大舰队、四十八船,分建合操。北洋舰队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监督与建设,以拱卫京师门户。南洋舰队则由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统率,以防卫东南海岸及长江内外。闽粤舰队则由两广总督负责,保卫东南沿海。——此一三分制,至今未改。

    中国海军指挥既取德制,而海军亦如陆军,听命于省级封疆大员,则中国之“海军上将”(admiralty)亦取省级“提督”制。迨新式海军成立,旧制水师撤销,李鸿章乃调身经百战、守身廉洁笃实之前淮军水师提督丁汝昌,转任海军提督,统率北洋舰队。南洋与闽粤管带最高官阶仅至总兵(海军师长),无提督衔也。说者或讥鸿章以陆军统海军,为战败原因。殊不知击败中国之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官伊东佑亨(一八四三~一九一四)亦是由陆转海,与丁汝昌无异也。民国时代国共两党建设海军,何一而非由陆转海哉?!持此论者,狃于皮相之说也。

    此海军规画期中,四百万元之预算,原议为南北各分其半。双线延伸,平行发展。斯时南洋大臣两江总督为沈葆桢。沈氏原为“福州船政局”监督,本系行家。他认为新式战舰,不论自建或外买,所费均属不赀。四百万元之预算,为一队购舰造舰,未见其多;两队分摊,则嫌太少。既然北洋舰队职在拱卫京师,责任最大,他主动建议,全预算划归北洋。迨北洋舰队速建成军之后,再建南洋。

    李鸿章对沈之建议,当然求之不得。孰知同治中兴时之满清,仍只是满清。南洋谦辞,北洋未必受益。在李鸿章建军期中,北洋舰队所实受,每年不过一百二十万两而已。预算巨款何往,则公款挪用,私囊窃取,都早为官场惯例。李鸿章虽一代能吏,亦是宦途老官僚;不会因公款之失,为一己找其私家之麻烦也。然纵是一百二十万两,在当时已是巨款。在同一时期,英德二国所承造的高等战舰,索价亦不过四五十万两而已。——在同治末年日军侵台以后,鸿章即以此每年百万预算,购舰造船,一支像模像样的世界第八位的海军大舰队,居然也就呱呱坠地了。

    【附注】 关于上述诸节,中文史料山积,见王仲孚编《甲午战争中文论着索引》,台湾师大一九九四年六月印行;大陆十年前亦有类似著作。其中有关北洋舰队的资料,应以戚其章教授的《北洋舰队》(一九八一年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最为简明,足资雅俗共赏。简明的英文史料可参阅Jo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y Press 1967。作者出身教会家庭。其父于一九三七年沪战期间,我机误炸“大世界”时遭难。本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附有简明西文参考书目。作者与笔者为数十年老友。笔者亦鲜有较详尽之英文书目以补其不足也。

    规章既已厘订、经费亦有着落,李鸿章乃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获拨款四十五万两,委托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专程返英,向英国最先进的“阿摩士庄”(Armstrong)船厂,订购舰艇四艘。这便是后来北洋舰队里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一式四船的标准炮艇了。后来李鸿章以其船炮新颖犀利,造价低廉(每艘十五万两),因此又加购两条——镇中、镇边。这六条英制炮艇,所谓“六镇”,也就构成北洋舰队的雏形了。

    六舰原是分别建造的。它们的吨位、炮力等等,都不可能绝对相同。中西史料记录,亦确有差异;史家亦难复考。伹大致说来,它们是属于同一级的,则无可非议也。六舰排水量大致均为四四〇吨级;舰长二一七英尺,钢壳而无装甲。时速十浬。每舰有二十二磅(火药)退管炮二至五门。这种阿摩士庄的“艾朴塞隆”(Epsilon)型新舰的最大特点是双向航行,如横渡长江的渡船,回航不用掉头。在重洋之上作战,忽前忽后,神出鬼没,就制敌机先了。这种灵巧炮艇,在当时英国海军里也是先进的。

    为避免中国新建海军,只受某一国家影响,并由于鸿章对德制军火的喜爱,尤其是克虏伯厂Krupp)出产的大炮。——且扫句闲话:李鸿章这时所买的炮,后来被赛金花的德国“男友”瓦德西看到了,都叹为观止呢!因为德军里也没有几门。老蒋总统也喜欢德制大炮。连笔者这个小小的“将门之后”,童年时也曾拥有一支德制“三号驳壳”(盒子炮),和一百发四〇三号子弹。其青光闪闪,精巧绝伦,至今梦寐思之;儿时最爱的玩具嘛!——因此当鸿章再获巨款时,他就转向德国订货了。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鸿章再投百万巨资,透过中国驻柏林使馆,向德商伏尔铿厂(Vulcan),订购七千四百吨,具十四吋装甲,配备有十二吋(三〇?五公分)巨炮四尊的“主力舰”(battleship)二艘。这便是中国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ironclad)了。

    定远(后为清海军旗舰)、镇远二主力舰,是当时五大洋中最新型的战舰。此二舰成为我海军主力之后,再加上若干辅助舰艇,中国海军的战斗力,就超过当时世界最强的英国海军的“远东舰队”了。——换言之,“鸦片战争”或“英法联军”如再来一次,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只是定远、镇远装甲过重,船长三〇八呎,用的也是复式螺旋推进机(tew),可以双向航行。它们的时速就只有一四.五浬,有时可能只有十浬,就稍嫌其慢。作战时可以坚守,也可以围歼敌船,但是要动如脱兔,追奔逐北,就非其所长了。——总之“装甲”是其时海上战略思想的重点。李鸿章也被它迷住了。所以不惜重价,务必求其兵利甲坚、尽善尽美也。——二舰的造价是六百二十万马克一艘(关两总在两百万两以上吧)。

    李鸿章是合肥人。“合肥老母鸡”的地方国民性有个癖性叫做“府大架子”,是一种赌徒性格。所谓“家无甑食之储而一掷百万”。李鸿章就是这种人。所以他搞起海军来是不顾一切的。时下旋踵他就跻身于八强之林。花起钱来当然也就吓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

    须知一百年前世界海军的发展,亦如今日之空军,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海军的战略思想也是变动下停的。它从着重主力舰的“厚重”,很快又转移到巡洋舰的“轻快”。世界列强也就围绕着这种战略观念,相互较劲。是所谓“世界军备竞争”(orld Arm Race)也。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实在是第一位国家领导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领导着中国参加这项世界级的武装奥林匹克。可是参加奥林匹克是需要全国动员的。可怜的是李鸿章搞来搞去,始终只是“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对他的评语),就难以持久了。

    继定远、镇远二舰之后,李鸿章又继续向英德二国订购二、三干吨级的轻快巡洋舰五艘——济远、经远、来远(德制)和致远、靖远(英制),再加上稍前购买的超勇和扬威,以及福州船厂自造的平远、威远、康济、湄云、泰安、镇海、海靖等木制战船,和若干鱼雷快艇二这就是北洋舰队的全部实力所在了。(共船舰二十五艘,约四万五千吨,参见戚其章《北洋舰队》;王英男〈北洋舰队实力总览〉,载上引《论文集》页三〇〇;或Ra of ships,1860~1895,pp246~259. 作者查明甲午之前三十五年中清海军共有舰艇一三四艘。资料分列极为详尽。)

    表面上看来,李鸿章这支大舰队,是世界一流的了。但是亲自参加这项军备竞赛的李鸿章本人是知彼知己的。他知道他的舰艇速度不够快。他要加买快速巡洋舰。在甲午前夕英国的阿摩土庄厂知道它老主顾的脾胃,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时速二十三浬的四千吨巡洋舰,奉献给这位中国“宰相”。英人知道鸿章是内行,非买不可;鸿章也自知非买不可。——但是四化没有五化,就要出毛病啰!举朝只一个行家;余子碌碌,众口铄金,他就买不成了。结果这条船被日本人买去,就变成后来日本的吉野号。——其后把我北洋舰队冲得落花流水者,即此姝也。着史者,执笔至此,岂能不感慨系之?此是后话。

    以上所述是清末北洋舰队的船炮等物质条件(hardware)。船炮总得要有人使用嘛!为着掌握这项即将到来的中国史所未有的庞大海军,李鸿章于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在天津成立水师学堂,以训练海军专才。但千船易买,一将难求。远水不救近火也。谁知他因祸得福:一八七九年那位也是船政专家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病故。一八八四年秋中法战争爆发,法帝海军偷袭我马尾舰队,七舰皆毁。沈葆桢生前苦心孤诣所建设的南洋舰队,至此半遭摧毁。李鸿章奉命调刘铭传率淮军旧部,再援台湾;同时收拾中法战争这个烂摊子。他乃南才北用,把南洋舰队里的精华干部,悉数调入北洋舰队服务。宝剑赠英雄,二者竟然一拍即合。这才解决了他的人才问题(personnel)。

    为着了解甲午之战时北洋舰队里那些失败英雄,我们还得从他们出身的马尾水师学堂说起。

    且说甲午黄海之战时,中日双方参战者,各有大小舰艇十二艘。我方的十二舰共有舰长(管带)十四人(镇远、致远二舰均一死一继)。这十四管带经笔者约略调查,似乎全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最不可想象者是,他们十四人中,至少有十人是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学。在他们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马尾校友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在这十四管带之中,有四人在黄海之上阵亡殉国。有三人因战败随丁提督愤恨自杀。另一人显然含寃而死。——真是惨烈之至!

    梁启超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同样的,那空前绝后的鸭绿江口黄海大战,也是马尾船校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呢!

    马尾!马尾!我为尔欢呼。您在五千年中华通史上,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马尾水师学堂(俗称)或福州船政学堂,原是左宗棠左文襄公任闽浙总督时,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福州马尾创办的,官名“福州船政局”。聘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为总教习,任期五年,从事船炮轮机的制造,和驾驶人才的训练。

    是年左宗棠奉调远去新疆,对付正在挑衅的俄人。左公在西北“手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也干了一番大事,而他在福州留下的船政局,就保荐科甲正途出身、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继承其事了。——抗战后那位受辱于美军皮尔逊,而引起全国学潮的北大女生沈崇,便是沈葆桢的曾孙女,林文忠公(则徐)的外玄孙(见当时北大校长胡适的电报)。

    沈葆桢是个有见识有度量的干才,他把这船政学堂取了个文绉绉的名字叫“求是堂艺局”,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从这“艺局”二字,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对这所新式的“海军官校”的认识了。艺局所培养出来的当然只是些学徒技工啊!技工艺人在清朝以前的传统宗法制度里,往往都只是些与倡优同列的“无籍”或“乐籍”、“贱民”呢!为缙绅之家的子弟所不屑为。所以沈氏当时所招收的,都只是一些清寒之家的子弟。为贪图食宿公费和每月一两的饷银而来。然既来之后,则不许利用艺局的免费教育,私自准备参加科举。

    这个近代中国第一座海军官校,第一期有学生约六十人,于同治五年清历十二月(一八六七年阳历二月)正式开学。学生分为轮机与驾驶两班。课程则由基本数理化,及英法文与古典汉文开始。轮机术语用法文(当时欧洲大陆乃至国际法的标准语言);驾驶用语则英语也。盖斯时英国掌海上霸权,英语欧美通用也。纵迟至今日,国际机场指挥塔(包括北京、上海、台北),公用语言仍为英语也。

    由浅及深,学制五年,学科术科与舰上实习并重。学生结业后,再随轮实习三年,便粗具一轮之长(驾驶或维护)的资格了。然后再由政府选送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深造三至五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至德法各高级船厂,见习造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现代海军将才的培训,其严格有如此者。反观数十年后,我们“黄埔一期”搞三五个月的稍息立正,就可毕业。二者何能相比?

    所以当李鸿章在欧洲大买其舰艇时,他需要大批专才来当“监工”;来“接舰”时,这批南洋培训的海军学生,就可以大派其用场;他在天津自办其水师学堂(一八八一),也就不愁没有师资了。

    且举几位“马尾一期”的佼佼者,让大家结识结识:

    马尾一期生,以第一名入校,可能也是第一名结业者,名为严宗光。他后来改名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则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翁同和、谭嗣同、载湉、乃至陈独秀、胡适之等早期就丢掉“四化”,专搞“五化”的魏京生们,就受其影响了。

    严复和他的同班同学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似乎都是一窝“格林威治”。——再插句闲话。在下没钞票也没时间。若有机会去伦敦也住他个把月,我保证可把这批小格林威治们的成绩单,翻它个篓底朝天。没这个机会,就只能和野史馆长摆摆龙门了。设有差错,旅途匆忙执笔,尚乞读者教正之也。

    严宗光后来被李鸿章罗致了,去当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在这学堂里,老严教了个湖北学生叫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小黎在甲午前二年(一八九二)毕业,被送往德国留学。逾年归来,被分发到刘步蟾当管带的“定远”主力舰上当个“炮弁”。——他如被分发到骑兵部队里去,那就变成“马弁”了。所以炮弁者,马弁之弟兄也。

    后来这位黎炮弁又被转战至“广甲”舰。广甲被日舰击沉时,老黎泅水逃生,又干起陆军来。想不到他捡回的小命“贵不可言”。武昌城一声炮响,这位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竟被革命军强迫做了革命元勋。其后又做了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是分两次做的,非“余又任”也。)——读者欲知其详,去看看章太炎那一篇顶刮刮的《黎大总统墓志铭》,价值数千块袁大头的好文章!

    但是他的老师严复就没那个好命了。严复学贯中西(非笔者过誉吧)。他压根儿瞧不起他那个臭官僚土上司李鸿章。鸿章也嫌他古怪,敬而远之。严宗光因而觉得要做官,还得走“正途”考科举。提调不干了,乃“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福州乡试,想来个“一举成名天下知”,扬眉吐气一下。谁知三考不售.只好卖卖洋文,当当翻译,了其怀才不遇的一生。

    再看刘步蟾:刘氏则代表他们同学中,另一个极端。步蟾显然没有严复的文采。但是他在本行学术科的成就可能远超过严宗光。他于一八六七年入伍(且用个现代名词),五年毕业,三年实习期满,一八七四年(日军侵台之年)即由总教习日意格,发具船长证明书,证明他可以独立作一舰之长。这时正是李鸿章要购舰造船买炮,成立新式海军之时,苦无人才。此时步蟾大致二十岁左右(严复刚二十岁),英姿焕发,一下便被李鸿章看中了。步蟾其后留学格林威治,并在英国舰队见习。归国后立刻成为北洋大臣身边的红人——也是理所当然嘛!此后他奉命率队赴欧“接舰”,可能不只一次。一八八一年李氏向德国订购定远、镇远两大主力舰时,步蟾又奉命率十余员工赴德监造。一八八五年船成,又奉命“接舰”返国。未几北洋舰队完成编制,步蟾奉命出任旗舰定远的管带,官阶是总兵(位同今日的师长),地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为中国海军中的第二号将领。此时刘步蟾年龄不过三十上下。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可想而知。

    在千舰易买,一将难求的情况之下,李鸿章对刘亦万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隐然是将来的提督人选。但鸿章对他也稍有保留,则是因为他们南方子弟,略嫌轻浮。其实这是满清老官僚的成见。须知清末的海军正如民国初年的空军,是一种最时髦、最洋化的兵种。当时的威海卫和旅顺口的海军俱乐部内,酒吧间、弹子房、跳舞厅……,应有尽有,斯时国内闻所未闻也。过这种时髦生活的青年军官,在满清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轻浮了。

    刘步蟾事实上只是他们“马尾一期”同学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与他同时出任镇远管带的林泰曾;出任致远管带的邓世昌;来远管带的邱宝仁;济远管带的方伯谦;威远管带的林颖启等等,都是大同小异的青年军官。总之,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受过十年以上,最严格的最现代化训练的海军专才。驾驶这种庞大而复杂的大洋轮,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而这种内行在当时的大清帝国之内找不出三十人。这三十人却又是一个师父(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办新式海军则罢。要办,则所有主要舰长职位就由他们包办了。——顺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他们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谊,很自然的也就形成了一个帮。对帮之外的外行领导丁汝昌,不用说阳奉阴违;对老李重金礼聘来的外国专家,也就不放在眼里了。在这一心理状态之下,一八九〇年就发生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来丁汝昌于是年率舰访香港。一时因公离舰,旗舰管带刘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他自己是总兵),以示他才是一舰之主呢,这时还在船上的琅威理不服,因他自认是大清海军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应升提督旗。步蟾没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鸿章那儿去了。李鸿章来他个是刘而非琅。琅威理大怒乃拂袖而去。英国那时想掌握中国海军,琅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国的影响力。英国再一怒,就不许中国学生进入英国皇家海校就读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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