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强与剿捻」-督师“剿捻”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梁启超 本章:三、「自强与剿捻」-督师“剿捻”

    督师“剿捻”

    从1866年底开始,李鸿章在继续推进“自强”活动的同时,披挂上阵,取代曾国藩肩负起督师剿捻的重任,公然把“自强”与“剿捻”紧密地结合起来。

    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成了反抗清朝统治的主力。1864年12 月捻军与太平军遵王赖文光部会合,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赖文光为统帅,“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兵制、纪律和训练方法,整编了捻军,并把“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

    ①作为奋斗目标。赖文光根据捻军精骑善走的特点,创造出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术,出奇制胜,击毙僧格林沁,打败曾国藩。但是,由于全国革命形势低落,赖文光深感“独立难持,孤立难久”。1866年10 月捻军在河南杞县、陈留附近决定分为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的一支,继续在山东和中原一带坚持斗争,称为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的一支,“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称为西捻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走上了剿捻前线。

    曾国藩成了捻军的手下败将,而李鸿章却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把捻军投入血泊之中,这除了捻军内部的消极因素起着作用之外,主要是因为李鸿章妥善地解决了粮饷供应问题和灵活地实施了“划河圈地”、“以静制动”

    的战略方针。

    李鸿章深知粮饷与用兵的关系。他在奉命督师剿捻之初,就上疏声称:

    “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按济。”

    ②他赖以剿捻的粮饷军火,主要是依靠曾国藩在两江筹措的。当时后路有四大粮台,即设于祁州的“山内粮台”,设于安庆的“江外粮合”,设于南京的“金陵粮台”和“北征粮台”,全为两江总督一手统辖。在两江地区,江苏最为重要,“银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

    ③。李鸿章属僚郭柏荫署理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任布政使专理饷务,颇为得力。从个人关系看,曾国藩并不喜欢丁日昌等人,但他从筹饷以支持剿捻军务着想:对其采取宽容态度,而不加掣肘。至于饷源,除各地厘金为大宗外,江海关税亦属可观要项。原先拨归淮军的江海关洋税为一成,1867年由曾国藩奏准增至两成(其中一成直接济军,一成拨归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曾国藩向李鸿章报喜说:“两成洋税奉旨谕允,今岁饷事似不至误。”

    ①李鸿章闻讯大为感奋,立即复信道谢,说“前敌淮军月饷,经吾师竭力经营,洋税两成,鸿章上年屡商总署截用,复函动色相戒,兹竟奉旨俞允,固由天鉴忠诚,亦疏稿剀切有以致之也。今岁九关当不甚缺,但望提早赶解。”

    ②当时黄淮地区“枯旱至数十年所未有”,“淮南稻未浸种,河北麦已干死”。在这种所谓“乱机渐长”的情势下,曾国藩在后方筹措粮饷支援前敌,事体至关紧要。

    李鸿章在剿捻中,还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灵活地实施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剿捻方略的基本原则是“以静制动”。在以前镇压太平① 《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63页。

    ②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以下简称《捻军》),第 1册,第 139—142页。

    ③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1,《捻军》,第1册,第29页。

    ① 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9页。

    ②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2页。

    天国的战争中,“以静制动”是作为战术原则为“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服务的。及至与捻军作战,情况就有所不同,捻军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单纯的流动的军事斗争,“以走制敌”,为捻军的最大特点。

    李鸿章说”捻逆狡猾善走,我军急进则疲乏,或为所乘,辎重或为所掠。又彼可到处掳粮,而我须裹粮前进。迨交锋一不敌,则转瞬数百里”

    ③。湘淮军恰恰相反。曾国藩尝说:湘军“行兵之例,每日行军支帐埋锅造饭,不向州县索米供应,略师古法,日行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李鸿章之淮勇亦仿楚师之法,其步步稳妥在此,其行军迟钝亦在此。”

    ④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一改僧格林沁“威力追剿”的方针,确定了“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在具体部署上,有所谓“四镇六游”之说。他以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四处为“老营”,“各驻大兵,多蓄粮草子药,为四省之重镇,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并增设了六路“游击之师”,负责“追剿”,所谓“六游分进,梭织不断”。在此基础上,他又东在运河、西在豫东的沙河和贾鲁河设立“河防”,力图圈制捻军。在地方上则“查办民圩”,加强坚壁清野和治安防范,割断捻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清根本”

    ①。曾国藩意在以湘淮军之长,克捻军之短,应该说是极为毒辣的。但是,对于这种部署,特别是沿河堤筑墙设防,“闻者皆笑其迂”

    ②。时在后方的李鸿章也不以为然,致书襄办曾国藩军务并建河防之策的刘秉璋讽刺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知秦始皇千年后遇公等知音。”

    ③然而,当他挂帅剿捻后,揆情度势,才体察到曾国藩战略部署的深意。纵观李鸿章剿捻战略的实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66年12月至次年5月间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

    李鸿章挂帅剿捻之初,只是提出了“用谋设间,徐图制贼”的原则性设想。而当时东捻军在突破曾国藩的贾鲁河、沙河防线后,迅速进入湖北,企图“长驱西上,一入四川,居已蜀之利,一上紫荆关,合张宗禹攻陕西”

    ④。

    东捻军集给在湖北钟祥臼口一带,拥众10余万。李鸿章认定这是聚歼捻军的好机会,于是调动湘淮军7万余人“分路并进”,其中包括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新湘军。1867年1月捻军先在安陆府罗家集击败松字营,重伤统领郭松林。

    半个月后,又在德安府杨家河歼灭树字营,阵斩悍将张树珊。2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府尹隆河进行决战。清军主力一是刘铭传所部铭字淮军,一是鲍超所部霆字湘军。本来,鲍、刘约定2月19日(正月十五)辰刻两军发起会攻。但两人向存嫌隙,鲍轻刘后起之辈,刘贱鲍无谋匹夫。刘铭传为了抢夺头功,违约于卯时单独发起进攻。捻军先用流动战术与之周旋,继而在尹隆河设伏败之。刘铭传“衣冠失落”,与各营官幕僚被困待死。鲍超部按预定时间从捻军背后发动突然袭击,捻军转胜为败,折损2万余人。

    鲍超救了刘铭传,但刘铭传却以怨报德,反诬鲍超部误期致败。李鸿章一味③ 李鸿章:《复鲍花昙学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4页。

    ④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1,《捻军》,第1册,第15页。

    ①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1,《捻军》,第1册,第18—20页。

    ② 王定安:《湘军记》,平捻篇,第261页。

    ③ 刘体智:《异辞录》,卷1,第45页。

    ④ 张仲炘等编:《湖北通志》,《捻军》,第3册,第187页。

    回护铭军,不顾事实,按刘铭传口径上奏,鲍超被严旨斥责虚冒战功,应负铭军致败之咎。而湘系大员因鲍超并非曾国藩嫡系,不但不为其开脱,反而迎合李鸿章落井下石。曾国荃奏称接战捻军为南北两队,北强南弱,而铭军敌北,霆军敌南,故战绩不同。鲍超忧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32营以遣散了之。霆军重要将领唐仁廉,挑其精壮,由李鸿章“酌立营制,重整规模”,立仁字营,成为淮军的一支,从而削弱了湘军,增强了淮军的实力。3 月东捻军又在蕲水歼灭湘军彭毓橘所部,阵斩彭毓橘,至此曾国荃新湘军主力全部覆没。这一阶段李鸿章实行的主要是陆路蹙围,但并未能有效地扼制住捻军的流动。

    第二阶段从1867年6月至1868年1月部署实施运河、胶莱河之防,主战场在鲁东地区。

    东捻军乘湘淮军齐集湖北之际,跳出包围圈,进入河南,因鉴于陕西就食困难,四川路途遥远,遂放弃原定西进川陕的计划,改向山东挺进,于 6月在鲁军防守的戴庙附近突破运河防线,直趋胶东半岛。山东巡抚丁宝桢疏于运防,奉旨交部严加议处。一时言路汹汹。曾国藩认定“大局日坏”,担心言路不仅纠弹丁宝桢,也可能波及李鸿章,致书劝其忍辱负重,徐徐图之,“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①。

    其实,东捻军进入运东,正是一大战略失策,给了李鸿章利用河防蹙之于绝地以良机。刘铭传、潘鼎新等淮军将领,一致提出“倒守运河”(即由原来自东岸设防移至西岸设防)之策,李鸿章经过慎重研究决定采纳。李鸿章鉴于捻军深入胶莱一带,不但部署倒守运河,而且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缩小兜剿圈,企图把捻军聚歼于胶莱海隅,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还有运河防线以资保障。在胶莱河防线上,他安置了刘铭传、沈宏富、董凤高、潘鼎新四军46营和鲁军31营,分段防守,每营防地三里多长。另外还设有机动的后援部队,全部兵力近5万人。运河防线则由淮军周盛波、刘秉璋、杨鼎勋、李昭庆等部和豫军张曜部、皖军黄秉钧、程文炳部负责。

    为了保障运、胶防线,李鸿章还奏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隶总督刘长佑率军防守黄河,由漕运总督张之万率军防守苏北六塘河。这样,东西南北四面就各以河为险构成了一个包围圈。但是,东捻军却于8月在胶莱防线北端海神庙一带鲁军防地冲破防线,渡过潍河,使得李鸿章苦心经营的胶莱防线告溃。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其辖境变为战场,对李鸿章的方案虚应故事,甚至蓄意破坏。开始,李鸿章调鲁军31营布防胶莱河,丁宝桢只答应给11营;李鸿章意在严防胶莱河西岸,而丁宝桢却率军深入胶东蓄意驱捻出鲁;同时丁宝桢还对淮军进行粮草封锁,淮军所到之处,“城寨俱闭”,“办粮不出”。胶莱防溃后,李鸿章和丁宝桢为了推卸责任,“腾章相诋”,清廷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切责李鸿章“询私诿咎,倒置是非”,“意存忌刻,纵贼误事”

    ②,饬令交部议处。是时言路纠弹,清廷惑于群议,认为“河防不可恃”,曾国藩也劝李鸿章“早思变计”。凡此种种,使李鸿章陷于颇为困窘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一面主动致书丁宝桢“讲好”,一面坚持既定方略。他特别加固运防,亲自驻守台儿庄就近督导,并先后设立四支由淮军精① 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11页。

    ②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6,《捻军》,第1册,第170页。

    锐组成的“游击”之师,计有战马8千匹,以骑敌骑,追击捻军。这样,就使东捻军陷入危殆的处境:它虽然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以走制敌”的特长无法施展,屡屡受挫。

    11 月任化邦在苏北赣榆战败被杀。12 月东捻军在寿光海滨一战折损 3 万余人,精锐丧失殆尽。1868年1月赖文光虽然率余部突过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伤被俘,在扬州被害。东捻军终于被李鸿章镇压下去。这一结局表明,李鸿章的战略指导是基本正确的。

    第三阶段是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作最后决战。

    东捻军在危厄之际,曾向在陕西与左宗棠部对战的西捻军紧急求接,西捻军闻讯即决定离陕东进。张宗禹等原拟率部南出潼关,由豫入鲁,后来又考虑到清军聚集山东,河北空虚,遂决定进军直隶,威胁京畿,逼迫清军回救根本,从而达到解救东捻军的目的。西捻军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于 1868年2月抵达保定一带。清廷大震,急忙调兵遣将防卫京畿。时东捻军已经败亡,清军便得以集结直、东(直隶、山东)战场与西捻军展开战略决战。清廷特派恭亲王奕䜣出面节制,调集钦差大臣李鸿章、左宗棠、都兴阿、直隶总督官文、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李鹤年所部和京营、天津洋枪队等10余万众。

    当时驻在山东济宁的李鸿章,遇到两个棘手问题,一是淮军将领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刘秉璋等纷纷求退,“聚讼不休”,使李鸿章徒呼“奈何”

    而无法遵旨北援,因此受到清廷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的处分;二是与左宗棠积不相能,此次受罚不啻火上浇油。李鸿章愤愤不已,声称“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若使办贼者获罪,何以激劝将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归去,断不以目前荣辱介怀。”

    ①然而,他迫于所谓“大义”,从维护清朝统治的大局出发,不惜“吃苦受气”,“再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决不失敬。”淮军“诸将虽野,尚知尊亲”

    ②,在严旨催迫和主帅劝勉下,除刘铭传“浩然回里”外,余“皆投袂而起”。2月13日李鸿章自济宁启程,督师北援。

    李鸿章有了攻灭东捻军的成功经验,在直东战场基本上是“抄袭旧稿”,使用“圈制”故伎。但是,在直东战场实施“就地圈制”战略,却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第一,西捻军鉴于东捻军的覆辙,有了较高的警惕性,“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突”,“飚疾如风,一瞬即失”,李鸿章“初意拟蹙之怀、卫之间,继欲扼之卫、黄之交,皆未及谋定而贼已窜逸”

    ③,使得李鸿章无法从容布置。第二,所谓“就地圈制”重在利用地利,但“黄河以北,平坦千里,网罗难使”,虽说“就运河一线设防,蹙之海东一隅,较得地势”,然而战线漫长,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为险”,“设防全恃兵力”,但就当时直东战场的清军兵力而言,“有守无战”,难以攻灭西捻军。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认为“即严督诸军日以追剿为事,能胜贼而未足以灭贼,且久有覆军疲师之忧”

    ④,与其这样,还不如暂且以守待变。但左宗棠却不以为然,他力主“追剿”。李鸿章写信给沈葆桢,批评常以诸葛亮自比的左宗① 李鸿章:《复李子和中丞》,《李文忠公生书》,朋僚函稿,卷8,第3页。

    ②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8,第2页。

    ③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8,《捻军》,第1册,第202页。

    ④ 周世澄:《淮军平虹捻记》,卷9,《捻军》,第1册,第204页。

    棠说:“诸葛公提偏师从诸将后,到处寻贼,吾谓非计”,“其免于九节度之溃者几希”

    ⑤。事实上,当时李、左等人的战略都失之偏颇。李鸿章看来“稳慎”,而实则陷于消极被动;左宗棠主观上积极主动,但实际上却不免鲁莽操切,这同样是对捻军胸无良策的表现。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不意天公帮了他们大忙,形势顿现转机。5 月上旬,漳、卫上游,山洪暴发,运河水位陡涨至一丈五六尺。这使清军在运河防线北段有了水险可恃,并且通过沧州以南的捷地坝将运河水灌入减河,从而增加了自捷地坝至海滨牧猪港全长百余里的北面一条水上防线。接着5月中旬“黄水陡涨数尺”,这既使清军黄河防线得到加强,又使清军得以在张秋开坝引黄入运,使原来自张秋至临清二百余里干涸可涉的河段,大水漫灌,“炮船鼓棹如飞,直逼德、景”。

    此后,“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洎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

    ①。这样就形成了南以黄河、西以运河、北以减河为凭藉的包围圈,使捻军受到致命的威胁。

    这种条件也为李、左二人战略主张趋于统一提供了物质前提。自从5月上旬运水陡涨以后,左宗棠看到“圈制”有了地利保障,就转而表示赞同,他致函李鸿章解释说:“圈制一策,实制捻良图,惟从前减河未注水时,地段太长,需时又久,弟不能无疑。见(现)在捷地闸开,工程既省,自兴济以南东岸居民均移西岸,正可用民力筑堤自保,而以官军协守,腾出各军剿贼”。左宗棠在同意“圈制”的同时,仍然主张腾出一定的兵力用于“追剿”。

    李鸿章也凭藉地利条件,压缩河防兵力而用之于“追剿”。这样,李、左二人的意见便趋于一致。李鸿章在写给官文的信中说:关于“圈制”之策,今“季帅俯查众议,似亦首肯”。5月21日李、左在德州桑园会见,“晤商甚为投契”。李、左意见的统一,对于直东战场指挥权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在直东战场的清军中,以李、左所部为两大主力,其他大员实际掌握的兵力都瞠乎其后。李、左二人意见的统一、行动的配合,也就决定了战略大势,其他大员只得附而从之。象官文、丁宝桢、英翰等人都明确表示赞同李鸿章的战略部署。唯有奕譞“力辟长围之说”,但清廷却不以为然,上谕明确肯定李、左的意见,令其“酌度筹办”。由于实施了“划河圈地”、“且防且剿”战略,使清军在直东战场取得战略主动。捻军试图突破清军河防不果,而在包围圈内又无法摆脱清军围追堵截,只好被动地奔突,最后进入山东北部。李鸿章不失时机地“缩地围扎”,在马颊河与徒骇河布防,把捻军压迫在其间的高唐、商河、惠民一带的狭长地带,并配合地方当局“查圩”,致使捻军陷入绝境。8 月张宗禹率部突围,南下到达山东茌平境内,不料徒骇河水陡涨,猝遇清军阻击,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去向。清廷论剿捻功,李鸿章赫然居首,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荣升协办大学士。曾国藩闻讯,颇感自豪和欣慰,特地致函李鸿章,表示热烈祝贺,并大肆吹捧李鸿章的所谓忍性和德力,说“自去秋以来,波澜迭起,疑谤不摇,宠辱不惊,卒能艰难百拆,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力尤为可敬!”

    ①然而,左宗棠的反应却有所不同。左宗棠本以剿捻之功,赏加太子太保衔,并交部照一等军功议⑤ 李鸿章:《复沈幼丹船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第18页。

    ①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0,《捻军》,第1册,第221页。

    ① 曾国藩:《复李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38页。

    处。但他忌恨李鸿章,“不以淮军歼贼为然,多方搜剔”

    ②,既为从陕西进援京畿的部将刘松山争功,“伸秦师而抑淮勇”

    ③;又怀疑李鸿章关于张宗禹投水自杀的说法,督军四出搜捕。左宗棠的所作所为,触怒了李鸿章,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李鸿章致函曾国藩,公然以所谓奸臣曹操影射左宗棠,说“此次张捻之灭,天时地利人和实兼有之,祗一左公龁到底。……阿瞒本色,于此毕露,不知胡文忠(胡林翼)当日何以如许推重也。”①② 李鸿章:《复马谷山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8,第50页。

    ③ 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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