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一个信仰感情的人 无言的别离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若凡 本章:第二部分 一个信仰感情的人 无言的别离

    泰戈尔来华后,既有热烈的欢迎,更有激烈的批评。许多青年尤其是左翼人士有意冷遇泰戈尔,甚至言辞激烈地批评他。一家报纸攻击他,说他是过时人物。有些青年学生认为泰戈尔所代表的印度宗教文化,是落后和不科学的。最让他们反感的是,泰戈尔这个英国殖民地来的老头,竟那么热情地赞扬中国传统文化,而这正是他们近年来竭力反对并要消灭的。5月12日,泰戈尔在真光剧院讲演后,就再也没有讲演。他感觉到了不受欢迎,心里很不愉快,就托病取消了最后三场讲演。

    就在真光剧院这场讲演开讲之前,深感失望的徐志摩专门做了解释,让大家理解这位老人。这就是5月19日写的《泰戈尔》,他一如既往地抬高泰戈尔,或许徐志摩是个特别注重人的优点的人,并婉转地指责了那些批评泰戈尔的人。

    徐志摩说,泰戈尔快要离开中国了,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了,也许永远不能再来了。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又有病在身。因此他要到中国来,他的家属、亲戚朋友、医生都不想让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如法国的罗曼?罗兰等,也都写信劝阻他。他自己也犹豫了好久,他想他到中国来,能给中国人带来些什么,中国人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而泰戈尔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诗人,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没有科学家的实效,或工程师的建设才能,中国人需要他吗?他自己又为什么要去,他用什么去满足他们的盼望。因此,他延迟了自己的行期。但到了春风吹动时,他感到了一种急迫的冲动。同时也收到了徐志摩等催请的信,盼望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决定东来。他说趁自己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他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就不能错过这最后惟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他幼年时就有心要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中后悔,不如利用这夕阳的光芒了却心愿。

    因此,徐志摩说他,“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也撇开了在本国一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

    自登岸后,旅行的劳顿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三四十次。他的讲演,不是教授们的讲义或教士们的讲道,他的心灵不是堆积货品的栈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流出;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里,不停地啸响;他是百灵的歌声,在无际的晴空弥漫着他那欢欣、愤慨、响亮的声音。但他倦了。终夜的狂歌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也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

    老人是疲乏了。他睡眠时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感到了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的清福,他想着椰树的清阴与曼果的甜蜜。但他不仅是身体的疲惫,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这个老人,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旅行的辛苦,他为的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为中印中断了千余年的文明。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现代的文明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颠覆了人性的平衡。芜秽的心里只有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人不怕艰难险阻,肩上扛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装满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只是努力地工作,同时唱着嘹亮的歌,鼓舞在黑暗中破土而出的萌芽。泰戈尔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我们亲眼见过他慈祥的阳春似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声音,徐志摩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抹杀,谁都会感到他至诚的力量,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点燃了理想的光明。所以徐志摩他们也懂得他的深刻的失望,他也知道部分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诬毁他的热忱。思想的独立是应该奖励的,但决不能附和误解的自由。泰戈尔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在他永远能得到青年的同情,青年永远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报纸的诬捏、守旧派的讥评,这些激烈的批评从未动摇过他。因为他的希望、信仰、爱心、至诚,完全寄托在青年的身上。他坚信尽管他的胡须、头发白了,但他的心却永远年轻。他常常说,只要青年是他的知己,他理想的将来就有了着落,他乐观的明灯就永远不会暗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坠落在怀疑、猜忌之中,更不能相信中国的青年也会这样。他真没想到在中国遭到了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舒服,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了他身体的疲惫。他差不多是病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讲演了。

    他们说他守旧、顽固、“太迟”、“不合时宜”。他自己怎么也无法相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遇到的批评太多了,六十年的生涯里他不断地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是在冲锋与奋斗。但他奋斗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物质主义。他主张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肮脏是在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诗人有什么关系?昏乱是在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诗人又有什么关系?

    徐志摩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泰戈尔虽然常被授予神秘的徽号,但事实上他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人,是最近人情、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也要人道的温暖与安慰,尤其是中国青年的。“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泰戈尔在北京停留的最后几天,正当初夏时节,徐志摩陪他游览了法源寺。法源寺是北京名刹之一,以丁香负盛名。徐志摩诗兴大发,曾在树下做诗一夜。为此,梁启超写了一个极能表现徐志摩性格的联语赠给他以纪念此事。“—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泰戈尔不久欣赏了齐白石等在凌叔华家举行的北京画会。在这次茶会上,徐志摩、陈西滢认识了还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凌叔华。

    5月20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

    黄昏时分,列车快要启动了。泰戈尔从车窗向送行的人们双手合十,频频致意。徐志摩则没有伸出头去挥手告别。他铺开纸笔,把满腔的离愁别绪倾泻在白纸上:“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车快开动了,他正在给她写信,尚未写完,车就开始蠕动了。他想向林徽因告别一声,但什么也说不出来。胡适大声喊道:“志摩哭了。”恩厚之见徐志摩太伤感,一把把他的信抢了过来替他藏起。在这之前的几天,林徽因告诉徐志摩她马上就要随梁思成去美国留学了。离别的痛苦时时折磨着徐志摩,终于发泄了出来。

    在太原,泰戈尔的目的是寻求合作,推行他在印度已经实行的农村建设计划。山西的阎锡山当即表示赞同泰戈尔的计划,并许诺晋祠一带的土地给泰戈尔、徐志摩做试验基地,让山西教育厅厅长冯司直具体承办。

    5月23日离开太原,泰戈尔和徐志摩沿京汉路南下到汉口,取道长江直达上海。一路上,吟诗赏月,欢喜不尽。5月29日,泰戈尔结束对中国的访问,离开上海乘船去了东京。徐志摩和泰戈尔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徐志摩写下他脍炙人口的小诗《沙扬娜拉》。离别日本,徐志摩把泰戈尔专程送到香港,洒泪而别,并相约来年在欧洲相会。

    泰戈尔在华演讲的主要内容,经整理辑录为《在华谈话录》,于1925年2月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扉页上写着:“感谢我友徐志摩的介绍,得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相见,谨以此书为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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