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 编辑副刊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若凡 本章: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 编辑副刊

    新月社的失败,使徐志摩不得不另某途径,1925年9月底,他应陈博生、黄子美之邀,正式担任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这就开始了徐志摩文化活动的一个新时期,也是他一生最辉煌、最意气风发的一个时期。

    10月1日,徐志摩编辑的《晨报副刊》开始出版,他在首期上发表了《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表明其办刊方针。

    徐志摩早就想办一份报。早在1923年3月,梁启超就推荐徐志摩去《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当编辑,可惜没有成功。这年冬天,张君劢组织成立了理想会,想办《理想》月刊,邀请徐志摩一起参加,并向他约稿,这一计划后来落空了。1924年,新月社成立后,他又想办《新月》周刊或月刊,又没办成。泰戈尔来华访问时,曾建议徐志摩办一份英文季刊,希望借此建造一条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徐志摩为此事曾经邀请金岳霖担任杂志的编辑工作,但因为北方战事又起,办刊的事就停了。徐志摩说没有办成的原因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钱,而是他自己的“心不定”。一个朋友叫他云中鹤,又一个朋友笑他“脚跟无线如蓬转”,他自己也老是又“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心理。因此这几年,徐志摩觉得自己只是虚度,什么事都没办成,非常惭愧。

    1924年,徐志摩认识陈博生后,就时常替《晨报》写些杂文。这年,黄子美随便说起要徐志摩去办副刊,徐志摩连听都没有听。在这社会上办报本来就是无奈的事情,一个月来一回还可以支持,一周开一次口已是很勉强的了,每天要说话简直是不可思议——垃圾还可以当肥料用,拿泻药打出来的烂话有什么用处。徐志摩当然不听他的话。3月,徐志摩要去欧洲,一班朋友都不肯放他走,其中最蛮横不讲理的就是陈博生与黄子美。徐志摩着急了只好行贿,说他们如果放他走,他回来时就替他们办副刊。他们就放了他,并且还请他吃饭饯行。徐志摩说其实他自己只是当笑话说,那时赌咒也不信有人能牵住他办报。徐志摩心想到欧洲去孝敬他们几封通信就行了。

    7月,徐志摩回国后,陈博生与黄子美要他履行前约,比上次更蛮横,真像是讨债。有一天陈博生约了几个朋友谈,有人完全反对徐志摩办副刊,说他不配,像他这类人只配东飘西荡的偶尔挤出几首小诗来给他们解解闷。有人进一步说不仅反对徐志摩办副刊并且认为根本就不用办副刊,早几年也许是一种投机,现在早该取消了。那晚陈通伯也在座,他坐着不出声,听到副刊早就该死的话时,他说他本来也不赞成徐志摩办副刊的,他也是最厌恶副刊的一人;但为要处死这副刊,趁早扑灭这种流行病,他倒是改变了主意,反而赞成徐志摩来办《晨报副刊》;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就可以消灭副刊的灾祸了。徐志摩觉得他的话很俏皮,但太恭维他了,好像徐志摩真有能力在掐死自己之前逼死旁人似的!那晚还是没有结果。

    后来陈博生又拿实际的利害来引诱徐志摩。陈博生说,徐志摩不是成天想办报吗?但假如他另起炉灶,无论理想不理想、新月不新月,第一件事徐志摩就得准备贴钱。反过来说,副刊是现成的,徐志摩来,他们就有薪水给他,可以免得做游民,岂不是一举两得!这利害的确是很分明,徐志摩不能不打算了,但他一想起每天出一刊,就脑袋发胀。他说他愿意帮忙但日刊实在太难,假如《晨报》周刊或是甚至三日刊的话,他总可以商量。这一来徐志摩可被抓住了,陈博生立即说好,那他们就为徐志摩特别想法子,徐志摩就管三天的副刊那总合适了。他们这样的恳切,徐志摩再也不好意思拒绝。

    过了一天陈博生又来疏通徐志摩说三天其实转不过来,至少得四天。徐志摩说那他只能在字数里做伸缩,他尽力而为也只能每周管三万多字,实在三天匀不过来,那他只能把三天的材料摊成四分,反正数量不代表质量。他们没办法,只能随徐志摩了。这样笑话就变成了实事,徐志摩是没想到的。但同时徐志摩还警告陈博生,说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他,他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自己。

    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徐志摩详细交代了自己接办的过程,并向读者表明了自己的公正立场:“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我自己是不免开口,并且恐怕常常要开口,不比先前的副刊主任们来得知趣解事,不到必要的时候是很少开口的。”

    徐志摩特别介绍了他的朋友里最多才多艺的赵元任。他是从天上的星到人类肠子里微菌、从广东话到四川话、从音乐到玄学、没有一样不精;他是一个真的通人;但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幽默”,谁要听赵元任讲演不发笑他一定可以进圣庙吃冷肉去!徐志摩想给他特辟一栏,随他天南地北的乱说,反正他口里没有没趣味的材料。他已经答应投稿;但徐志摩为防他懒,所以第一天就替他特别登广告,先留住他再说,因为“一将难求”。

    徐志摩雄心勃勃,想在这块园地上大显身手,同时他交游甚广,人缘又好,并且总是热情积极地向文艺界、知识界的著名学者、专家约稿。如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赵元任;曾任《政治学报》主笔的张奚若;上海的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武汉的郁达夫、杨振声等,还特请了姚茫父、余越园谈中国美术;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谈西洋艺术;戏剧家余上沅、赵太侔谈戏剧;闻一多谈文学;天文学家翁文灏、化学家任叔永等谈科技;音乐家萧友梅、赵元任谈西洋音乐;考古学家李济之谈中国音乐。至于徐志摩那些日常见面的朋友,如胡适、陈西滢、张歆海、丁西林、陈衡哲、凌淑华、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等更在被邀之列。他还向当时的新进作者如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镈、鲍廷蔚等发出了号召。另外还在欧洲的金龙荪、傅孟真、罗志希,徐志摩也盼望他们的文章也能过来。从德国回来的宗白华、快从法国回来的江西谢,徐志摩也要邀请。

    当时,除郭沫若等个别人后来始终不曾理睬这事、没为副刊写过一个字外,多数人都捧了徐志摩的场,给副刊送来了不少稿子。徐志摩本人也在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晨报副刊》在徐志摩的手中果然面目一新,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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