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武装冲击”钓鱼台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第五十九章 “武装冲击”钓鱼台

    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 ※ ※

    “杨、余、傅事件”的“傅”,即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

    傅崇碧挨整,主要因为他几次得罪了江青。特别是“七·二○事件”爆发后,陈再道奉命进京,住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冲进来要批斗陈再道,是傅崇碧设下妙计,保护陈再道:把陈再道锁进电梯,再切断电源。造反派们在京西宾馆东寻西找,找不到电梯中的陈再道!

    傅崇碧被打倒,是在于“钓鱼台事件”。用江青的话来说:“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奇怪,作为北京卫戍司令,怎么会去“冲”那个“中央文革”?即便去“冲”,怎么只带“两部汽车”?

    “文革”十年怪事连篇。傅崇碧“冲”“中央文革”,也是其中的怪事之一。这桩怪事,又与陈伯达有关。

    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东方纪事》1988年一期)中,曾这样写及: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他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信,称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

    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刘光普等4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

    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据戚本禹交代,“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知道此事。傅崇碧急找韩书信,而他正巧回四川休假,随即要韩书信连夜乘飞机飞回北京。韩书信一听说此事,便说何先伦知道。

    傅崇碧在北京西苑旅社找到何先伦,他又说承办人是“中央文革”的保密员卜信荣。

    这时已是3月8日了。如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一文所写: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

    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引者注:即江青之女李讷)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

    吉普车开得飞快。几分钟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号,他们正准备放行,但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进屋还没有站定,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那个同意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陈伯达秘书,是王保春。

    ※ ※ ※

    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

    ※ ※ ※

    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采访王保春时,请他详细谈了事件的经过。

    王保春回忆说:

    1968年3月初,一天晚上,陈伯达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要我打电话给杨代总长,说是有一件要事要他处理———鲁迅手稿丢失了,迅速查清下落。

    杨成武转告了傅崇碧司令,要他去办。

    傅崇碧经过几天调查,从“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记得此人是五十四军的,原驻四川的部队)那里得知,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办公楼某个房间的保险柜里。

    3月8日傍晚,傅崇碧带人前往钓鱼台,想到“中央文革”核实一下。如果鲁迅手稿确实在“中央文革”那保险柜里,他的寻找手稿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那天傍晚,陈伯达吃过晚饭,跟秘书王文耀上西郊散步去了。我在钓鱼台值班。这时,在“中央文革”值班的是办事组组长肖力。肖力让办事员打电话给我说:“王秘书,傅司令现在东门,要求进来。”

    我马上给东门警卫室打电话,告诉他们让傅司令进来。因为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而且又有急事要求进来,我当然同意让他进来。

    这时,我又给钓鱼台警卫处打了个电话,要他们立即派一辆车,沿着西郊公路颐和园方向寻找,见到陈伯达的车子,马上追上,请他回钓鱼台处理急事。

    傅崇碧的车子进钓鱼台之后,没有上我所在的十五楼,而是直奔十六楼“中央文革”办公楼。

    傅崇碧到了十六楼后的情形,我不在场,不清楚。

    没一会儿,陈伯达给追回来了。他一回来,直奔十六楼,在那里开会。开会中间,陈伯达来到十五楼找我。当时,他脸色很难看。

    他一见到我,就问:“是你同意傅崇碧进来的?”

    我回答:“是呀。”

    他又问:“你为什么让他进来?”

    当时,我感到奇怪,便说:“他是卫戍区司令,我怎么能让他等在门外?在礼节上也说不通呀!”

    “你要写个检查!”陈伯达虎着脸对我说。

    我简直糊涂了,这要写什么检查呢?我就问:“伯达同志,这检查怎么写呀?”

    “你就写,你为什么不请示,就同意傅崇碧进来!”陈伯达说。

    “你出去了呀!”我感到委屈。

    “你就写吧,马上就写,我等着要。”陈伯达催促说。

    我只得写检查,主要是写了事情的经过。写好后,当场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去十六楼开会。

    江青一看我的检查,生气了,说:“王保春写的是什么呀,他没有触及灵魂!”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回到十五楼,要我重新再写。

    我很恼火。我说:“傅司令经常出入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这是他的工作呀。

    为什么这一次进钓鱼台就不许进来?我的检查,没法写深刻!”

    这时,陈伯达拿起我的检查,给我加了一些“深刻”的话,然后,要我照着他改过的检查,重抄一遍。我记得,他给我加上了“狂妄自大,不请示任何人,擅自同意”之类的话。

    另外,我自己一生气,又加上了:“由于本人水平低,不适宜于在中央机关工作,要求调离。”

    陈伯达把我抄好的检查看了一遍,似乎满意了,又去十六楼。

    很快的,一两天后,我看到一份中央的传阅文件,内中有江青对我的检查的两条批示:

    一、王保春同志应在组织生活会上作深刻检查,以使其他同志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二、王保春同志去留,由伯达同志定。

    当时,我是想不通的。后来,到了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我也去了。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我当时受到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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