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沃伦。巴菲特从天而降出现在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公司里时，她便进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时期。她的父亲曾在1933年买下了濒临破产的《华盛顿邮报》，当时，它在一个拥有5家报纸的城市里排行最末。她那位才华横溢，但最终神智紊乱的丈夫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抠动板机之后，凯瑟琳在1963年接管了控制权。格雷厄姆并没有像别人面对这种意外时感到手足无措，她最多也只对这件事表示了一点同情。作为尤金。迈耶的女儿，格雷厄姆生活在一个富裕家庭特有的孤独寂寞中。母亲是位金融及政治家，又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同时也是一位既世故又冷漠的母亲。她在一个由大量女家庭教师和私立学校构成的世界中成长起来，习惯了从母亲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回信。在很年轻的时候，格雷厄姆就在作新闻记者，但是她从来没有想到家族的报业将由她来掌管。结婚以后，她便把精力都放在营造自己的家庭上了。
在被推上权力的高位时，她显得既害羞、忸怩，又非常自卑，她的男性同事都对她毕恭毕敬，而格雷厄姆自己在一次采访中称，在现有社会的运行方式下，“一个男人比女人更适合于这项工作。”她只希望做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实际上，责任可以是一剂补药。在当时，《邮报》是一家洋溢着智慧但略有些狭隘的报纸。格雷厄姆聘用本杰朋。希拉德利，《新闻周刊》的华盛顿机构主管，来经营这家报纸，而本杰明在她的鼎力相助下，把《邮报》推进入美国新闻界排行榜的前几位。在1971年，当《邮报》的公司股票刚开始上市时，格雷厄姆撇开了那个态度摇摆不定的顾问，不惜冒着来自尼克松政府起诉的危险，出版了《五角大楼秘史》，即有关越南战争的政府秘闻（美国政府已经通过一项禁令来限制在《纽约时报》上登载）。以后，她又把《邮报》的调查拉回到水门事件上。尽管也许是在尼克松的唆使下， 《邮报》公司在佛罗里达的电视业执照受到了威胁，尼克松的律师总领约翰N.米切尔对即将问世的故事进行审查时说：“如果它出版了的话，那么凯蒂无易于把自己压入轧平机之中送死。”格雷厄姆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
但是她改变自己定位的第二步骤尚未展开。尽管《邮报》在政治圈子里针贬时弊，但作为一家企业，它却没有丝毫吸引人之处。它的领头报纸在华盛顿市场中占主导地位，但其利润率却只有平平淡淡的10％而已。它的电视台业务陷入了同样的局面中。
1971年《邮报》股票上市以后，格雷厄姆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盈亏状况上来。但是她已把财务方面的事务交给了董事长和她的顾问弗里茨。毕比律师来处理，按格雷厄姆的话来说：“我觉得图表数字之类的事还是应该由男人来干。”后来，在1973年春季，毕比死了，格雷厄姆成为了《幸福》周刊前500位大公司里的第一位女董事长。她曾勇敢地对证券分析家们宣布说，她希望得到一项普利策管理名义奖，但是华尔街世界却吓坏了她。这正是发生在巴菲特开始买进她的股票的时候。
格雷厄姆通过《华盛顿月刊》的查理。彼得斯结识了巴菲特，但是对于巴菲特是何许人物或是他在忙些什么都一无所知。《邮报》有限公司里警报频传；凯的儿子唐纳德那时正在努力提高自己地位，他警告说自己担心公司会被某些“来自于内布拉斯加的极端左翼分子”所抢去，凯自己也给吓坏了，于是拼命找出版界的朋友们打听有关巴菲特的消息——“跟踪着他的踪迹，
就像一只狗围着一条蛇打转。“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据布拉德利说《邮报》有两个级别的股票。公开交易的只有投票权很受限制的B股，对公司的控制权在于A股，而A股又只被格雷厄姆家族持在手中。但是凯毕竟是个新手，彼得。德罗，《邮报》新闻周刊部门的高级副总裁，一直安慰她说：”你有A股在手就不要担心啦！“但格雷厄姆还是十分惊慌，她不停地说：”他究竟要怎么样？有人想要同我们竞争董事会名额？“
巴菲特猜想，作为一个执有10％份额的股东，他对公司的影响也许只是轻如鸿毛的。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她——“亲爱的格雷厄姆女士……”——信里他讲述起自己曾经身为《邮报》报童的那些大胆的行为，而且否认自己有任何敌对的意思。她拿着这封信给许多精于此道的朋友们看，他们中有安德烈。梅耶以及芝加哥银行家罗伯特。阿布德等等。每个人都警告她说巴菲特善意的表示也许是个阴谋，并且建议她离他远点儿。
以前格雷厄姆太依赖她的顾问了，如果说这一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她按自己的直觉来行事了。她给巴菲特写了封回信，建议两个人见面谈谈。
当格雷厄姆在拜访《洛杉矶时报》时，巴菲特从位于拉古纳海滨的家里开车上来，两人一起度过了被巴菲特称为极其愉快的时光。巴菲特觉察到她的忧虑不安，于是答应她不再买进股票。尽管格雷厄姆对他还很拿不准，她还是邀请他来东部时去看看她的公司。
沃伦和苏茜在这段紧张的时间里住进了距《邮报》仅有一个街区的华盛顿麦迪逊饭店。印刷工人在磨洋工，警察和工会成员们在街上对峙。巴菲特弄到一条黑色的领带，开车送妻子去和格雷厄姆共进午餐。当时，他坐在芭芭拉。布什和简。马斯基的中间，等着格雷厄姆的到来。
但是没有人来。最后汤姆。默菲，大都会公司的主席，同时也是巴菲特的好友，和格雷厄姆一起吃了顿午饭，又建议她邀请巴菲特进入董事会。当格雷厄姆在拉古纳拜访巴菲特时，他还试图取悦于她。他买来一把伞和沙滩椅——这引起了巴菲特家人的一阵骚动，因为没人见过巴菲特下过水。格雷厄姆移过身子来说：“我希望您在某一天能加入董事会。”巴菲特说：“那么，您还在等什么呢？”当巴菲特开车送她回洛杉矶时，她说：“如果您想对我说什么就请尽管说吧，但您要说得婉转些。如果有人冲我大叫大嚷，我倒宁愿去上吊。”巴菲特其实并不需要她说这番话给他听。
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为了一名董事，其他的董事们——很少数的一伙，包括格雷厄姆的亲戚、《邮报》的主管以及凯的朋友们——都很担心他，引用《新闻周刊》主管德罗的话来说：
沃伦是个来自奥马哈的外人，他占有公司份额的10％。我们对此的反应是“为何我们从未听说过他？”这令人觉得害怕，他是第一个自己带着椅子坐到桌子旁边来的人。
巴菲特很清楚这一点。他告诉主管们，作为一项投资，他为什么喜欢《邮报》公司，以及从个人体验来说这份报纸如何能给他一种回家的感觉。和其他新近加入俱乐部的人一样，他所能说的一切不过是能到这儿来，心情无比激动等等。
他签署了对唐。格雷厄姆的委托书 （这使得凯的儿子和继承人有权投伯克希尔的票）——这是他对管理层表示忠心的不寻常的举动。同时，他还书面地宣布希望伯克希尔能“永远”持有它的《邮报》股票——另外一些不过
是借以迷惑现代的投资组合管理者的言辞。巴菲特通过各种方式来暗示自己不仅仅是个投资者，还是一个合伙人，就如同他曾对贝蒂。彼得斯做过的一样。
巴菲特开始频繁地来到华盛顿。在召开董事会会议的前一天晚上，他住在格雷厄姆在佐治顿的富丽堂皇的家里。布拉德利，不再是个乡巴佬，说道：“我们盼望有朝一日能登上舞台，我们从来没有结识过这么有钱的人。”
他似乎被我们迷惑住了，而我们也被他给吓着了。多年来他总是穿着一件兰色的皮夹克，每个人都像是想找这件衣服的碴儿。我想他正是因为这样才总穿着它。董事会会议上，编辑们路过这儿，聊上几个故事，他也会凑凑热闹。他很喜欢参与事情，喜欢我和凯之间随意轻松的关系。有一次我们在打网球，我把她逼到栏杆那里去了。沃伦说：“我实在要对敢于把自己老板逼到栏杆里去的人表示敬意。”他总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极度感染力的热情。
《邮报》的主管们都习惯于把自己当作新闻记者——自认为自己是新闻巨头。巴菲特开始向他们点点滴滴地灌输有关财务方面的知识。有一次，他突然跑进德罗的办公室询问关于《新闻周刊》的事。后来，他开始解释自己对《新闻周刊》特许权有什么样的看法——其中，他运用了与汉堡包连锁店的类比，显得浅显易懂。
“当我听完以后，我对它的理解更深刻了。”德罗说，“他好像一股激光束，使你集中到一起。但绝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愚蠢。”
尤其特别的是，巴菲特成为了格雷厄姆的私人教师。每次他来华盛顿，总会带上一大堆年度报表，然后让她一行一行地阅读它们。有一天，巴菲特送给她一张沃尔特。迪斯尼报告的封底图片，上面画着一个小孩熟睡在婴儿车中。巴菲特在上面注明道：“这就是在读完第20份年度报告之后的你。”
格雷厄姆的有些同事觉得巴菲特在操纵她，但格雷厄姆觉得和他在一起很有意义，他并不告诉她要做些什么，而只是给出建议和劝告，他的魅力在于他富于耐心，这似乎是一股吸引她的强大磁力。格雷厄姆愈发了解巴菲特，她也就愈发喜欢他的观点了。
不久以前，巴菲特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邮报》应该买回一大部分自己的股票，格雷厄姆觉得这简直是在发疯。如果一个公司偿还了它的资本，那它怎么能够成长下去呢？巴菲特认为整体的增长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股增长率，它就像减少了一块比萨饼分出的份数，如果股票可以用低价收回——此时《邮报》股票非常廉价——那每一块饼上的奶酪就会多些。
巴菲特还帮她从数学上攻克了这个问题，在她那佐治顿的堆满书籍的书房里写写画画。
格雷厄姆接受了这些观点，和《邮报》的其他主管谈起这件事情，他们发现她运用了大量的财务术语。她公开引用巴菲特的原话，而某些人则对此极为反感，在回答职员们提出的建议时，她的回答方式让人生气：“有意思——我们去问沃伦吧！”
巴菲特加入董事会一年以后，格雷厄姆决定举行一次罢工。她一直渴望能削减《邮报》印刷室严重超员的现象，并且把控制权从好战的印刷工会手中重新抢过来。有的印刷工人砸坏了工厂，罢工也变得愈发严重起来，（臭名昭著的布告宣布了凯已故的丈夫，费尔枪击了错误的格雷厄姆。）《邮报》
只有依靠不参加罢工的工人出版报纸，而位居第二的《华盛顿之星》则趁机开始挖走它的广告员人才。
格雷厄姆担心《邮报》会在罢工中取胜而在竞争中落后。“我所需要的，”
她说，“是找一个我能完全依赖的人。”此人便是巴菲特。他许诺他将亲自掌管企业，并且在他认为罢工会对《邮报》的特许权造成长远威胁时提醒她——而特许权的存在正是他投资的理由。他不必这样做了，因为4个月后，工会纷纷瓦解，而《邮报》依然保住了领先的地位。
后来时代公司把败下阵来的《华盛顿之星》买了下来，并和《邮报》商议两家联营。它认为联营协议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也可以尽市民的一份美德①使华盛顿保持拥有两家报业 .在时代提出来的方案中，每个公司可以从报业联合得到的收益中取出约定的份额。
巴菲特对此建议坚决反对。在他看来，《邮报》拥有整个华盛顿发行量的66％，而且正处于占领市场的紧要关头，因而没有必要对排行老二的公司妥协。主要由于巴菲特的影响，格雷厄姆的反向建议更为猛烈，遭到了《华盛顿之星》的拒绝。不久以后，《华盛顿之星》破产了——给《邮报》带来了意外的好运。
格雷厄姆几乎每隔一天左右便和巴菲特谈一次，每周能有好几次谈话。
有次格雷厄姆不得不作一个讲座，她觉得十分害怕，于是给奥马哈拨了个电话，巴菲特会立即给她一个深思熟虑的答复——她曾录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他说到了结尾部分。我说“什么？——你能再说一遍吗？”他不会这样做。这些话从他嘴里出来是如此之快，简直让你大吃一惊，连他自己都无法再追想得起来。
有一次，当格雷厄姆打电话来时，唐。丹利，巴菲特高中时的弹子球伙伴，正在奥马哈看望巴菲特，格雷厄姆担心《今日美国》会对《邮报》采取行动，巴菲特就极力安慰她。令丹利感到十分惊奇的是，她竟然在电话里和他谈了半小时之久。
自从巴菲特在董事会里呆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促使她变得更加自主一些，一次，她让沃伦去华盛顿，参加一项谈判，内容是要把《邮报》在华盛顿的电视台加上一笔现金，换成底特律的一家电视台。
“不行。”巴菲特对她说，“你自己去谈判。”
“那好吧！我们给多少价？”格雷厄姆问道。
“不知道，你自己想，你能想得出来。”
但是实质上，每个重大的决策中都渗透着巴菲特的影响，这尤其是他阻止格雷厄姆参加到传媒资产近乎白热化的投标大战中去。作为一个相对来说的新手，格雷厄姆被那些传媒的高调宣传，比如发展迅速的大都会公司主席，汤姆。默菲，还有似乎要买光一切东西的蒂姆斯。米勒等等人物给吓坏了。
她很想跟着他们出价，但巴菲特不断提醒她还是不要花这笔钱的好。
当肯塔基的出版商巴里。宾厄姆，提出只要格雷厄姆能超过甘里特的投标，就把 《路易斯维尔乡村日报》和《时代》卖给《邮报》时，格雷厄姆马
① 1970 年《报纸保护法》允许竞争性的报纸合并他们经营中的商业部门，但要保留各自的编辑人员——但
必须是它们能向公平保护部门表明，如果不这样做其中一家报纸将会倒闭。
上给巴菲特打了个电话，虽然他意识到价格简直高得惊人，但他还是尽量小心地不明确表态，从某种更微妙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方法更有效一些。正如校长充分信任一名学生，那么诚挚的学生绝不会辜负他。“要知道凯是多么想做那笔生意”，唐。格雷厄姆指的是《乡村日报》，但凯终于还是放手了。
还有一次，一位曾想从巴菲特手中买下登普斯特防沙厂的投资者——戴维德。施德拉斯尔想把一家电缆公司卖给 《邮报》。他在纽约与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一道吃了顿饭。他们两人共事时的轻松气氛给戴维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与此同时他也预想到自己的目的要泡汤了。
“凯对电缆很有兴趣。”他回忆道，“她非常老练，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对自己说， ‘巴菲特是不会准她花那么多钱的。’”
在意料之中格雷厄姆对巴菲特的依赖变得不仅仅是商业顾问的关系了，身为一个富有的寡妇，她对其他追求者都很不信任，因而过着近乎于隐居的生活。她性格相当脆弱，总把人拒于一臂之外，显得十分傲慢。《华盛顿月刊》的查理。彼得斯说：“凯极其需要有一位朋友。”她觉得巴菲特没有任何威胁感，于是两人变得亲密起来，格雷厄姆邀请巴菲特到她弗吉尼亚的农场以及在马撒葡萄园的家里去作客。巴菲特也回请她去拉古纳海滨游玩。格雷厄姆还开始参加巴菲特的本。格雷厄姆团体的会议。
他们俩人的性格都很幽默，一部分缘于两人不同的背景和素质。当巴菲特邀请格雷厄姆去奥马哈参观一趟时，他知道她根本不知道奥马哈在哪里，于是决定开开她的玩笑。登上飞机以后，他叫她画一张美国地图，标出奥马哈的位置。这张地图简直糟糕透顶，他想抢过来留下作个纪念，但格雷厄姆手脚很快，一把就把它撕成了碎片。
还有一次，他们到拉瓜迪亚之后，格雷厄姆急着要打电话，便问他有没有一毛钱，巴菲特在口袋里摸出一枚二毛五的硬币。和内布拉斯加其他的百万富翁一样，他舍不得浪费一毛五分钱，于是就跑出去想换成零钱。格雷厄姆大叫道：“沃伦，快把那二毛五给我！”
巴菲特去华盛顿时很少带上自己的妻子，而总是陪着格雷厄姆在城里四处逛逛。“凯的社交圈子扩大了很多。”作家杰弗里。考恩说。另一位朋友说，“《华盛顿邮报》确实改变了他的生活，改变了他所面对的人。”突然之间，奥马哈的沃伦。巴菲特就和亨利。基辛格之类的人物打起了交道。利斯。史密斯，一位随笔专栏作者，报道说自从巴菲特成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常客和顾问以后，他变得风靡一时。史密斯又说道：“整个华盛顿社交界都很兴奋，因为不管就餐时在座的人穿得多么高雅庄重，巴菲特先生总是只喝百事可乐。”巴菲特不喜欢张扬，只喜欢在格雷厄姆家里这种易于控制的环境中和要人们相聚。
格雷厄姆生日聚会那天，当许多大人物们一起用餐时，出版商兼文学鉴赏家麦尔考姆带来了一瓶上好的葡萄酒。这瓶酒在格雷厄姆出世那年装瓶入窖，麦尔奇姆借此来暗示自己是花了血本买它的。当侍者走到巴菲特面前时，这个百事可乐的忠实饮者阻止住他：“不用，谢谢。”他说着，一面用手盖住了杯子，“我看我还是节约点钱吧。”
当巴菲特在城里的时候，格雷厄姆总让厨师为他做汉堡包，还在曼哈顿的公寓内堆满了巴菲特最喜欢吃的东西——油花生和草莓冰淇淋。“当他来的时候，”她近乎奉承地回忆说，“这儿只有奶酪堡和炸——你管它叫什么来着？——法国炸薯条，整个儿都沾满了盐粒。”为了让他举止变得更优雅
一些，她带他去试穿皮革，还把他用漂亮的服装打扮得整整齐齐的。
反过来，巴菲特把格雷厄姆带到一些具有文化丰碑意义的地方去，比如位于新贝德福德的哈撒韦纺织厂等处地方。“他想让我去看看。”格雷厄姆说道。她把他当作自己“最贴心的朋友”，而且不论是个人建议还是商务咨询，她都很依赖他。巴菲特也在突然之间变成了格雷厄姆孩子的叔叔。他至少每个月去华盛顿一次，然后在格雷厄姆会客室里把所有的衣服都更换一遍，连巴菲特的孩子们都不知道拿这些衣服怎么办才好。
在一次采访中，格雷厄姆说，“我还很年轻”——当巴菲特进入董事会时她正好57岁——“这确实让人吃惊”，但这句话并没有激起关于她私情的谣传。汤姆。默菲也曾拜访过巴菲特，她戒备地说：“如果我使用他，那是一种令人皱眉的事。”
巴菲特有一大堆女性朋友——《幸福》杂志的作家卡罗尔。卢米斯、鲁斯。米舍莫尔、芭芭拉。莫罗等等。莫罗认为他是位“女权主义者”，因为他对妇女们都很和善。“他对女人有一种洞察力。”她说，巴菲特身上有一种现在已不太流行的侠骨文士的风范。他对粗俗和下流的玩笑非常痛恨，尽①管他确实也曾讲过一些幽默的关于床帏之间的笑话 .对于沃伦有这么多的女性朋友，苏茜丝毫不觉得紧张。有人提醒她，沃伦在华盛顿消磨了太多的时间，苏茜回答说她对事物的形式本身并不感兴趣，而只注重心灵的纯净——说这些话时，苏茜一点不觉得难堪和羞涩。（当巴菲特在华盛顿时，他们两个人都住在格雷厄姆家。）
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巴菲特的生活失去了连贯性。苏茜曾经为他付出和放弃了那么多，如今，她对一个朋友说，她想要安排自己的生活日程了。
她积极投身于一项挽救当地高中的运动之中，由于种族问题，这所学校学生流失十分严重；同时，她也开始独身外出旅行。很显然，她对沃伦的工作没有任何兴趣。彼得是家里剩下的最后一个孩子，他发现家里越来越松散，爸爸常常呆在华盛顿，而妈妈似乎总是外出，彼得只好自己做饭吃。巴菲特意识到，像自己一样，妻子在生活中也需要有“一家《华盛顿邮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谈到了快要成人的孩子们。他说道：“苏茜，你就像一个工作了23年后又失去工作的人。现在你打算做些什么呢？”
苏茜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家里人都不觉得惊奇，因为沃伦工作时，她总是习惯于走来走去地唱着歌。如今，她有了一些自由的时间，于是和当地的一个乐队鲍勃。埃德森。特里奥一起配合，在某些私人聚会露面。每当她想到公开演出时，她总是紧张不安，但沃伦很支持她，告诉她如果因为胆怯而退缩，她将来会为之后悔的。1975年，在一位名叫尤妮。德内伯格的朋友的帮助下，苏茜克服了恐惧心理，出现在位于奥马哈郊区的一个名叫“精发泄”的夜总会的舞台上。
自那以后，在位于奥马哈铺满鹅卵石的集市街区的法兰西咖啡屋里，苏茜开始了她的表演活动。这个咖啡店的主人是一对周游过许多地方的奥马哈人。他们是舞蹈演员迈克尔。哈里森和带有文化前卫气派的安东尼。亚勃特。
苏茜曾在这家餐馆主持过一场计划生育的义演。 （查尔顿。赫斯顿也光临了这里，除了175美元一磅的鱼子酱以外，他别的什么都没吃。）另一次，她
① 有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巴菲特一家和罗伊、马萨。托丽丝散步，路过一家旅游品商店，看到橱窗里在一
些布料极其节省的比基尼边上有一块求救牌，巴菲特不禁诅咒道：“难道他们需要一个胖女人吗？”
为赈济非洲灾民登台演出了一场——和客人们一样，她穿着波浪形的印花棉布上装，系着鲜亮的丝巾，赤着双脚。在奥马哈，一个40多岁的家庭主妇在台上亮相是令人觉得古怪的一件事，但是城里的人早在此事传开之前就知道沃伦的妻子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人物。
在法兰西咖啡屋里，苏茜在一个刷黑了的石窖中进行表演。她身材窈窕，显得十分性感，浑身缀满的金属片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她比当初结婚时还显得美丽动人——高高的颧骨，一头棕色的短发，还有一双慑人魂魄的大眼睛。
她说话的声音略有一点单薄，但唱起歌来，它就带上了一种沙哑的特质，她表演极为风格化的爵士和流行曲调，比如忧郁的史蒂芬。桑德海姆《让小丑进来》。第一轮演出历时6个星期，吸引了大批的观众，而且反应相当良好。
奥马哈的一位艺术家肯特。贝洛斯说：“苏茜作为一位餐厅歌手——充满激情，风格独特。记得有天晚上，沃伦也在场，他脸上的表情显得那样如痴如醉。”
苏茜在台上表演时，巴菲特满脸欢乐地看着她，仿佛着了迷，他对一位朋友说：“苏茜唱歌的时候，声音是多么的甜美，几乎让我停止了呼吸。”
关于了他们的私生活，巴菲特说起时总显得十分甜蜜。他常常说，在见到苏茜之前，自己一直是郁郁寡欢的；如果没有苏茜，他是不会达到现在的成就。作为一对夫妻，他们抛开了一种传统的模式。尽管他们的兴趣，还有他们的安排都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巴菲特一直很依赖她，即使现在，她也会在公开场合依偎在他的身边，牵着他的手，仿佛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她明白自己就像他的缪斯神一样，永远不会对他说一个“不”字。
相比之下，巴菲特和凯。格雷厄姆在一起时就完全不同，她依靠着他，不仅因为她没有财务方面的经验，还因为她没有安全感。如果说得轻点，可以说巴菲特给予她的帮助和他对别的同事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他也想从《邮报》公司里赚得一些利润，但这种意图并没有抹杀这个事实，他被格雷厄姆激发得生机勃勃，而他本人也对她非常宽容和大度。
出版商斯坦。利普西曾看到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一同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我不知道确切的答案，”利普西说，“但是从他们身上，我看不出有任何在一起睡过的人之间表现出的迹象，凯很有权威，同时也很羞涩。1000个人中有999个人都会把自己想对她说的话再三考虑一番，而沃伦则不会这样。他们俩成了知心朋友。”
不论任何“答案”，似乎都无法解释巴菲特为何能在这种关系中处理得十分妥当。也许他带给她的年度报表与此有关。巴菲特喜欢充当老师的角色，就像他给合伙人写的信一样，而格雷厄姆是一个非常迷人、接受能力很强的学生，《邮报》的一位董事说：“这想法实在太愚蠢了，她总在会前就餐，除了沃伦，我们都得离开。我从来不认为这件事和性有关。”
主管们看到，巴菲特—格雷厄姆的联盟对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于最终对巴菲特的投资产生了影响。要想让格雷厄姆签发支票是不可能的。
为此，大家完全有理由归咎于巴菲特，在奥兰多市被彻底开发为旅游省的麦加圣地之前，广告部的总管乔尔。查斯曼曾有个机会用2000万元的价格买下一家电视台。“这真是一场痛苦的交易，”他说道，“现在就可以知道它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市场，但是公司上层部门有些人真是令人无法捉摸，它竟然被驳回了。”
“真是有人不可捉摸吗？”格雷厄姆曾给巴菲特打过电话，巴菲特认为
它价格太高了。
常常发生这种放弃机会的事情，于是《邮报》的主管们都很沮丧。巴菲特对蜂窝式电话和有线电视都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资本， （他当初投资《邮报》是因为它的出版业和电视台——与航空公司所不同——能产生直接的现金流，利润不必再投回到企业中去）。对于创办新企业或是新技术，他都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太新了，就像把口味从汉堡包变成了外国食品一样。
如果巴菲特不能亲眼看到一家企业，他就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仅仅有专家保证的新项目是远远不够的，而这种保证却是主管们所依赖的东西，如果对某种冒险的事业他没有理解透——本能地——他就会认为自己在投机。
而巴菲特是绝对不会投机的。
由于格雷厄姆对巴菲特的依赖性，《邮报》有时会错失良机。自信的大都会公司执行总裁汤姆。默菲也同巴菲特商议各类事情，但他总是有选择地采纳他的建议。但在总管房间的旋转门背后主持工作的格雷厄姆连那些巴菲特自己也不精通的事情都要去找他，巴菲特的保守态度逐渐渗透了整个董事会。
在加盟《邮报》之前，查斯曼曾在纽约的ins电台创办了一个全新闻的版式。70年代后期，他曾提议《邮报》创办一个全新闻的有线节目，特德。特纳也提出过同样的主意。然而，在《邮报》的第一届董事会会议上它没有被通过。“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打算买什么，这与一个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是相违背的。”查斯曼说道。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于是他想把《邮报》的广播部门脱离出来变成一家独立的公司。《邮报》的总裁马克。马尔在辞职时写了一封长信，极力主张把《邮报》私有化——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拖沓臃肿的公司持有公众资金是很不明智的，理查德。西蒙斯接替了马尔的位置。
在另一项提议被拒绝之后，他冷冰冰地说：“奥马哈的智者又开口说话了。”
有趣的事，对于巴菲特的推理，《邮报》的主管们并没有真正的争议。
在一次典型的评论中，马尔说：“我不是不同意他的意见，价格的确太高了。
同时，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主管们都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巴菲特。和其他人一样，西蒙斯也曾踏上过前往奥马哈的旅程。这趟行程总是一成不变，包括一顿牛排晚餐，去巴菲特童年常去的老地方走一趟，还有倾听一席巴菲特的智慧之谈。“
在《邮报》的董事会会议上，巴菲特很少说话，但偶尔也会插上几句。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致力于寻找投资新领域的年轻人，工商管理硕士杰弗里。爱泼斯坦对每位消费者在传媒和娱乐工业部门的花费作了一番概述。他指出，家庭娱乐的数目达到了50亿美元。
巴菲特抬起浓浓的眉毛足有3寸之高：“50亿，这数字很有意思，”他说道，“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有2000万十几岁的青少年的话，那么他们每人每月在录像上都要花费20美元。”这就是他的脑子运转的方式，数字，数字。
一下子就很清楚，爱泼斯坦的数字即便是真的，也是经不住推敲的。不用说，①《邮报》没有涉足于录像业之中。
令人吃惊的是，在巴菲特的董事会任期中，《邮报》几乎没有任何大的
① 这些数字是建立在商店进货基础上的，这就大大高估了实际的购买水平。不到一年，录像业的大王阿特
里被损失所震惊，这个行业出现了危机。
作为，整整11年中，他开办了体育杂志而后又关闭了它；他在华盛顿卖下一家报纸的同时又在特伦顿买了一家；他还在蜂窝式电话和其他领域中占有很小一份份额；但他们中的一部分又被陆陆续续地卖掉了。和从前一样，98％的利润“依旧来自于《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以及4个电视台”。
与此同时，《邮报》的收入稳定在12％左右，这个比率并不可观。唯一显著的变化是它赢利能力得到了改观。1974年公司每1美元销售额的营业利润为10美分，而1985年时，达到19美分，股权回报率也翻了一番。
当然，如果没有巴菲特的话，在这场报业大战中，《邮报》就会早已取得胜利。他对它电视台赢利率取得翻一番的业绩也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直到赚得利润之后，他最主要的贡献才姗姗来迟。巴菲特灌输给格雷厄姆的是一种以股东为导向的考虑企业问题的方法，而在此时，传媒公司们都争先恐后地忙着抢占地盘。他始终提醒他们——和多年前在纺织厂外面对肯。察思说的话一样——企业规模并不是目标，而对股东的回报才是目标。
机会纵然错过了，但是他把 《邮报》从企业真正的悲剧中挽救了出来，这悲剧是指把本应属于好企业的利润扔进了业绩糟糕的企业之中。
在巴菲特的劝说下，《邮报》用它的超额现金收回了价值750万美元的股票，也就是总股数的40％，净赢利增长了7倍，而每股收益率——也就是每块馅饼上的奶酪有了成10倍地增长。
当然，那几年整个传媒界的公司都很兴趣，但是就巴菲特所认可的唯一尺度——利润转化成对投资者的回报——而言，《邮报》在整个领域里独占鳌头。
试想一下，这几年里，从1974年到1985年，《邮报》为股东平均每一美元的资本挣到了可观的23美分，而大都会公司和时代明镜公司的业绩为19美分，尽管还过得去，但也略显逊色。
《邮报》的股票以年复利35％的惊人速度不断增值。加上红利，整个年收益达37％，大都会公司是32％，而时代明镜公司勉强是24％。《邮报》比它们都做得更好一些。在1985年底巴菲特即将离开董事会为止，伯克希尔所做的1千万投资已经升值为二亿零500万美元了。
在巴菲特加入《邮报》董事会后不久，他又重新对另一个老牌号的公司产生了兴趣。这家公司不仅在华盛顿历史悠久，而且早在巴菲特年少时便很有名气了。当巴菲特从哥伦比亚坐火车来到华盛顿，敞开GEICO的门时，它还只是一家很小的公司。在随后的几年中，它成长异常迅速。洛里默。戴维森，这位曾在多年前的那个周六耐心倾听巴菲特提出问题的人，已经晋升到了主管，而GEICO也一跃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商。
然而，在70年代初戴维森退位以后，GEICO有了新的管理层，公司的气氛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拉尔夫。C.佩克领导下，承保人们被新出台的“无过失”法律以及逐渐爬升的通货膨胀率折腾得焦头烂额，佩克努力想克服这些问题来谋求自身的发展，于是放宽了公司只接受低风险驾驶员的历史性政策——甚至于在总体上还保持低价格。自然，赢利额升高了，现金也滚滚而来。
暂时一段时间里，一切都显得十分美好。令人遗憾但也一直不足为奇的是，高风险驾驶员开始琢磨着获得更多的要求权，另外，通货膨胀也引起GEICO所保险的汽车修理费用的成本提高了许多。
更糟糕的是，GEICO的管理层没有足够的资金留存来弥补损失，在1974
年到1975年的15个月的紧要关头中，公司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否认，贬抑或是欺骗的态度——不仅对华尔街，还对它自己。依旧在位的洛里默。戴维森抱怨说公司被搞垮了，但是，甚至连他都没意识到情况究竟有多么糟糕。
当董事会保留了一个独立的保险核计公司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1975年圣诞节前一天，我们收到了报告，它可真是件圣诞礼物。我们有了千万的亏空需要弥补——而令人惊恐万分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笔钱。
1976年之初，GEICO宣布前一年份的损失额达到了惊人的1亿2600万美元。1974年时的股票曾创下每股42美元的记录，而如今只标到47 8 元。
自从巴菲特售出手中持有的少量的GEICO股票以来，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但他心里一直怀着一个秘密的心愿，想要大规模地重新投资于这个公司，就如同他对《华盛顿邮报》所做过的一样。对于理性化的巴菲特来说，他对自己的过去也许是有点多愁善感（尽管在股票很贵时，他并没有昏头昏脑地投资于GEICO），现在，GEICO股票很便宜了，并且它陷入了一场很大的麻烦之中。而且，当巴菲特在加州时，本。格雷厄姆是GEICO的主席，还有一些积蓄在GEICO股票里。于是协助挽救这家公司便带有一种双重的意味：跟随格雷厄姆的脚步，拯救他的公司。
这时候，格雷厄姆和情人马洛正在过着一种宁静朴素的生活，一半时间呆在拉霍亚，另一半时间在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森。在他80大寿聚会上，他全家人都来到了拉霍亚，他满怀深情地回顾自己往昔的生活，却丝毫没有提及他在华尔街的事业。他谈到了自己从美学、文学、艺术以及许多女性同伴那里得到的快乐，还像个孩子似地回忆起早年时见到马克。吐温的情景：“他容光焕发，穿着白衣服，还有头银白色的卷发。”但是，格雷厄姆并没有对股票丧失兴趣，他在拉霍亚有一个账户，尽管他很少交易，但这位“证券分析之父”会来到经纪人那儿，在角落里的一张不引人注目的桌子旁坐下，读一本他所钟爱的标准普尔的书。一位前来拜访格雷厄姆的人曾在他的书桌上发现过一本希腊语的书，而在卧室里则看到了一座罗丹的雕像。
在GEICO陷入困境的同时，格雷厄姆叫巴菲特和他一起合著《聪明的投资人》的修订版。他们通过写信互相联系，但是巴菲特发现自己和老师之间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分歧。巴菲特希望有部分内容关于如何确定“大型企业”
（比如：喜诗糖果公司），而格雷厄姆认为一般的读者难以达到这一点。而且，格雷厄姆建议一个人投资于股票的资产额上限为75％，而巴菲特更为勇敢，他愿意在合适的价位押上所有的赌注。于是巴菲特非常想放弃合著者的身分，而只愿以“合作者”的身分在书里被提到一下。
可笑的是，没有什么股票比GEICO股票更能暗示出两人哲学上的分歧了。格雷厄姆说它缺少安全裕度——在公司濒于破产时，它确实如此。而巴菲特认为如果管理能得到改良，这将是一个机会，于是他紧紧关注着它戏剧般的变动。
1976年4月份，GEICO举行了它的年度会议，400个股东把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挤得水泄不通。就是在这儿，股东们差点把公司的行政人员轰出这幢房子。不到一个月，佩克就被解雇了。一位43岁的旅游公司的老手——约翰。J.伯恩取代了他的位置。伯恩精力异常充沛，常常四处奔波着。在新泽
西，他前去拜访了詹姆斯。希让，州保险委员会委员，要求他提高利率。后来伯恩发现自己走投无路了，便从口袋里抓出一张纸，猛地掷到希让的桌子上，说道，“给你该死的执照，我们不再是新泽西州的公民了。”然后，他当场解雇了700名职工，并且通知全州30万投保人去寻找别的承保人。
伯恩在全国范围内关闭了100家办公机构，裁员将近一半之多，但这还不够。华盛顿特区的保险业监管威胁伯恩，要他停止关门，除非GEICO能找到其他承保人，来承担一部分客户 （这就是所谓的再保险）。伯恩做出同意的样子，但到了7月初，行业领导人斯泰特。法姆却象个随意的旅游者一样弃他而去。
现在GEICO的财产值跌到了最低点，巴菲特非常敏锐地开始对涉足于GEICO产生了兴趣——但是和往常一样，他找来其他人为他的介入扫平道路。遵照巴菲特的旨意，凯。格雷厄姆给伯恩打电话说：“有一位贵宾想见见你。”伯恩说另找一个时间。后来伯恩接到了GEICO年长的政治家洛里默。戴维森打来的电话，询问伯恩是否确实有怠慢沃伦。巴菲特一事。当他听说确有其事时，不禁大声叫道：“你这头蠢驴！快到他那儿去一趟！”
7月里，在《邮报》董事会会议召开的前夜，伯恩来到格雷厄姆的大厦①里。此时GEICO的股票只值2美元一股了 .这个一度不可征服的公司正面临着成为保险业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失败者的危险——用巴菲特的话来说就是“保险业里的泰坦尼克事件。”
巴菲特领着伯恩走进富丽堂皇，天花板高悬于头顶的图书馆时，一种神秘的回忆向他袭来。25年前，当他敲开GEICO的大门，由看门人领到洛里默。戴维森面前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虽然他的处境完全变了，但做法还和从前一样。他又一次渴望尽全力地了解GEICO的情况。据面色红润的伯恩回忆说，巴菲特和他谈了好几个小时。
我们大概谈到凌晨二三点钟左右，他想知道我要采取的措施。我对企业生存下去的能力的看法如何。记得我们谈到了家庭，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一直谈到深夜。但大多数内容都是关于GEICO的，我敢说大概有80％的谈话都是我在说。
巴菲特几乎无所不知了。GEICO依然保持低成本营运法 （没有销售代理人），这方法曾使它很有优势。粗略地说，GEICO每1美元的利润有15美分用于费用，而其他承保人大约平均花费24美分，因而GEICO收费可以低一些，于是在挑选客户时就更具有选择性。最近几年来，GEICO显然放弃了这个成功的办法，但它潜在的成本优势依旧没有变化。巴菲特相信只要它能平安度过当前的危机，它的赢利能力就可以得到恢复。
即使当GEICO陷入彻底的混乱而且面临破产的威胁时，天才的巴菲特还是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和60年代的美国捷运一样，它是“一个正在度过一段困难时期的伟大的企业”。而且即使是在这样艰难的时期，他也能预见到暴风雨是会过去的。
这天晚上，巴菲特亲自对伯恩评价了一番，伯恩给他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就像一个业主，而不是经理或官僚，他坚毅果断，精力充沛，而这正是危机时期所需要的。也许他性情多变因而不能平和地率领部下，但作为一个
① 如果要同现在价格比较，必须考虑在1994 年左右GEICO 曾经以1 ∶5 的比例拆股。
战争时期的将领，巴菲特认为他是绝好的人选。
我并没有问，“杰克，这需要多长时间？”这根本无法预测，（但是）杰克对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理解得很透彻。
反正，伯恩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一旦他去做了，股票自身就会证明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也许比这还好。
在伯恩离开几小时以后，巴菲特起床给戈德曼。萨克斯交易所的经纪人罗纳德。古特曼打了个电话，指示以2 18 的价格买进50万股，并说随时都准备“买它几百万股”。在《邮报》董事会会议上，晕头晕脑的巴菲特泄露出消息：“我刚刚投资了一家兴许会破产的企业。也许下周，所有的投资都会化为泡影。”但是一旦他越界了，他就绝对不会停下。伯克希尔很快便投资了400多万美元到GEICO的股票上。
伯恩后来说：“在凯家的那个晚上是一个转折点。”但GEICO还远远没有脱离危险。它需要的是，首先，说服管理当局给它足够的时间；第二，说服竞争者提供给它再保险，以此来减小GEICO发生损失的风险。
巴菲特为伯克希尔提供了再保险，同时还给特区的保险业督察马克西米利安。沃勒克打了个电话。事实上，巴菲特认为如果伯克希尔在深思熟虑后对GEICO投入了数百万美元，那么沃勒克也许就不该这么着急地要把它关闭掉。
与此同时，伯恩也在争取使其他承保人同意承担再保险——但仅仅以“如果”二字作担保是不够的， GEICO必须筹集到新的资本。伯恩跑遍了华尔街上的8家公司，都一一遭到了拒绝。他极度沮丧地回到了当时还是个小公司的所罗门兄弟公司。
所罗门公司的第二把手约翰。古特弗伦德早已直言不讳地拒绝过了伯恩。但是有位名叫迈克尔。弗里凯尔的初级研究分析家曾约请伯恩在午饭后和所罗门谈一谈，由于伯恩要到楼里来，古特弗伦德便同意让他顺路拜访一下自己的办公室。
当伯恩坐定以后，古特弗伦德拿走嘴里叼着的雪茄，冲他很不高兴地冷笑了一下，“不知道谁会买你想兜售的这该死的再保险协议。”他说道。
伯恩心平气和地答说：“你对自己所说的该死的东西一无所知。”
他表现出来的男子汉气概给古特弗伦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伯恩送出门去以后，告诉所罗门的分析家弗里凯尔研究一下GEICO，然后写出一份推荐书。弗里凯尔的结论是GEICO可以被挽救回来，并且应该去挽救它。如果它恢复了元气，他说：“它对投保人会很有价值，同时对于投资者而言也有利可图。”听到巴菲特投资的消息后，古特弗伦德更加安心了。
8月份时，古特弗伦德同意办GEICO承销价值7600万美元的优先股，这可是惊天动地之举。其他公司都认为GEICO非常危险，因而都不愿意加入这个辛迪加之中。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一旦发行失败，所罗门就会因 7600万的巨额资金而陷入困境之中。
参与这项交易的一位律师在一些细节上对银行家不厌其烦地抠来抠去，古特弗伦德大声说道：“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工作是你的，可钱是我的。”
在11月份发行的前一天时，所罗门公司看样子得承担一大笔损失了。
在承销前不久，巴菲特告诉古特弗伦德说他愿意承购下所有股票，而且
由他自己来作价。伯恩希望以每股10.50美元出售，但古特弗伦德很清楚巴菲特的上限，坚持以9.20美元的价格出售，他不做任何让步——一分钱都不让，巴菲特是他的后盾。
最后，发行终于成功了。巴菲特买下了25％的股份，相当于伯克希尔2300万的投资。幸亏有了Catch—22，投资一旦做出，就不会再有风险了——追加的资本使GEICO脱离了危险。在伯恩眼中，此次搭救的英雄是古特弗伦德，是他在其他任何人都不愿意出面的时候促成了资本的投入。巴菲特对古特弗伦德的印象很深，很显然，古特弗伦德也是他这种类型的投资银行家。
短短6个月时间里，GEICO就上升到了818 美元——达到了原来的四倍，这只是对它潜能的一点点微弱的显示。随后的几年里，伯克希尔把份额翻了一倍，从而使得巴菲特成为了具有控制权的投资者。GEICO似乎陷入了巴菲特的模式——巴菲特对许多公司都有类似的影响。GEICO，和《华盛顿邮报》一样，购回自己的股票，GEICO的老板也养成了常常拜访巴菲特的习惯，它完全被巴氏化了。伯恩是一个很老练的行家，但是他与巴菲特的商业关系与凯和巴菲特的关系没有什么差别。引用伯恩的话来说：
我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对我展示各类有关财务方面有价值的方法。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但永远不会——也从来没有——给过我建议。很久以前沃伦就曾想过，如果他是个乐善好施的股东，他会为伯克希尔挣更多的钱。就是这个家伙使他赚了更多钱。
每年巴菲特都会和GEICO的主管们举行一次提问对答式的活动。他在台上显得从容自如，运用凯西。施藤格尔的技巧来避免过于文学化。他把问题的动机都当作一般化来处理，他还会继续讲一个小故事，其中常常蕴含着一个关于投资的训诫，他的表述风格非常简单朴素。他很随意，然而遣词造句优美精确，你不能不为之吸引。
伯恩发誓说，GEICO的人们宁可取消假期，也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有一次，巴菲特说一个投资者在进入股票市场时，就仿佛拿着一张能永久保存的计时卡。每次他买了股票，就相当于在卡上打了个洞。当这卡上有20个洞时，他此生就不再做更多的投资了。非常明显，这个投资者将筛选出最棒的点。
正在经营GEICO投资组织的卢。辛普森说，这个比喻对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巴菲特早就拿定了在GEICO“打一辈子洞”的主意，并且不遗余力地想让伯恩明白这一点。不论是私下里，还是在伯克希尔的公开报告里都是如此。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管理者们要么是被迫抬高股票价格，要么就是得面临着被别人接管。但是，巴菲特希望伯恩从长远角度来进行管理，并且一再强调自己一定不会将股票买掉。
当一个在《幸福》杂志排前500名的企业做出一个严肃的投标想要收购GEICO时，它必然面临着一场考验。伯恩曾打电话给巴菲特询问他的想法。
巴菲特说：“这取决于你。”伯恩说：“噢！拜托——你完全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但巴菲特什么也没说，只是同意陪伯恩去参加一个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举办的夜市交易。
投标者和他的银行家自然是要对这个具有控制权的股东自我介绍一番的。巴菲特说：“你们的谈话对象就错了，他（伯恩）才是你们该找的人。”
伯恩把巴菲特拉到一边恳求道，“你就在我耳朵边悄悄说个价格嘛！”结果
巴菲特还是保持缄默。
“真是难以置信，”伯恩说，“我们要谈的是大约10亿美元的买卖，他却把它都托付到我手上来了。”
最后，伯恩定的价格超出了收购者所能承受的范围，谈判中止了。这正是巴菲特想要的结果，他觉得GEICO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那为什么他还袖手旁观呢？“要想知道沃伦脑子里究竟想什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伯恩回忆道。
毫无疑问，巴菲特想让伯恩知道自己信任他。而且他必然也已经猜到一旦他显示出这种信任，伯恩就不会使他失望。谁都可以说巴菲特是幸运的，除非说他总是幸运而外。
回想起GEICO经历的坎坷波折，沃尔特。施洛斯，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的兄弟，称整个过程“十分悲哀”。“有的人成为了百万富翁，有的人却没得到任何好处，还有的人甚至倾家荡产。”GEICO创办人的儿子利奥。古德温在低谷时期曾作过偿还保证，而本。格雷厄姆则彻底保留下了他的GEICO股票。在1976年9月，正好是保证偿还结束之前，格雷厄姆在法国的家中逝世，享年82岁。
格雷厄姆逝世以后，评论家们常常提到巴菲特与格雷厄姆的方法论之间的偏离，巴菲特明显地进步了。他不仅受过查理。芒格的影响，也受过身为作者兼投资者菲利浦。费舍尔的影响。他们各自都强调：一个好的经营完善的公司与从流行角度上来看的廉价公司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对他自己的经历也有很大的影响。
巴菲特比格雷厄姆更主观地分析公司。在一些公司，比如：喜诗糖果公司里，他找到了它的“内在价值”，而这些公司却是格雷厄姆从未涉足的，但这些差别的存在使得进一步的忠诚难以实现。关于股票有“内在”价值，而与行情机无关的思想，巴菲特是从格雷厄姆那里学来的。的确，难以想象的是，要是巴菲特没有读过格雷厄姆对“市场先生”所做的生动比喻的话，巴菲特会在投资年月的高潮时刻终止了合伙人企业，而在1974年市场低落时又纵身跳了回去。巴菲特为《财务分析家杂志》的撰文之中，他对本。格雷厄姆方法的持久性给予了很高的赞扬：
在上市以后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那些看似愚蠢的时点，本的原则总是奏效——在一场摧毁脆弱的智力结构的金融风景之后，它们的价值常常会增加，而且也为别人所理解了。
许多年以后，巴菲特承认说他买的那些股票与格雷厄姆会买的股票一定是不同的。他从本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恰当的关于本质的模式”，那就是，买入价值的原则，蕴含在格雷厄姆的安全裕度原则下的保守主义以及超脱于每日市场起伏的态度。
巴菲特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是格雷厄姆的追随者，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对这位对分数毫不吝惜的老师的感情。很久以后，当巴菲特与作者谈到自己的事业时，他明显带着喜悦，说道：“我最成功的事情是选对了英雄人物，它都来自于格雷厄姆。”当作者提醒他，这番话正被格雷厄姆的一些孩子们听到时，巴菲特的声音突然大了许多，“我希望你能告诉格雷厄姆。”他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