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常说我是家里的福星！因为自我诞生后，困扰姐姐多年的顽症，终于好了。爸爸被称为“田满意：。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７日，在重庆市南岸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诞生了。

    我的父亲田期福是从部队转业到南岸区马铁厂当了一名司机。因为职业的关系，他总是

    习惯了在长途旅行中对着机器喃喃自语，但在家里，他总是沉默寡言。这种性格，在２０００年调到《当代党员》杂志社后，依旧没有明显改变。母亲林昌珍以前在重庆市劳保厂车工，由于工作特别积极，一天能完成一天半的任务，总是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在厂里的大广播里受到表扬。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她调到了收发室收货（清点），又到了凤凰服装商场当营业员。母亲很好强，当年做车工的时候长期用“火眼金精”来检验货物标准，加上回家后舍不得用煤油灯，总是借着月光看书，落下了高达２０００多度的近视：她看书，几乎是吃书。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２日，我的姐姐田林降生了。从这个小生命降临的第一天起，父母就下了决心：只要这一个孩子，努力将她拉扯成人。父母作出如此决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家庭并不宽裕，多一张嘴就多一分负担，而对孩子的未来投资，是需要本钱的。

    也正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老话，姐姐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先是头疼脑热，扁桃体炎，气管炎引起的发烧、后来发展到肺炎，基本上每次都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每次都把大人折腾得心惊胆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四年。为了这个小生命，父母三天两头跑到重庆儿科医院看病，折腾得精疲力尽，一星期检查一次，一个月住院一次。从民间偏方到知名中医，可惜总是效果甚微。两人泄气了。

    有人就劝他们，还是多要一个孩子好。

    “老田，咱们再要一个小孩吧。这样，林林也不至于太孤单！”当时才２９岁的母亲几乎是哽咽着说这话的。坚韧而好强的她，这些年一直盼望着工作和子女能够出人头地，但由于姐姐，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那就再要一个吧！”爸爸想了半天，终于开口，“这样，孩子也不至于太孤单！”

    实际上，让他们如此难以下定决心。主要是当时正值１９７８年，计划生育刚刚被定为国策没多久。提倡“晚稀少”。独生子女可以得到一个月５块钱的补贴。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八块，全年的独生子女补贴足够他俩的半年工资了。如果在这个关头上非要生出第二个小孩，无疑是往枪口上撞，领导可能会因此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而普通工人将失去晋级、涨工资的良机。

    果然，因为生我，母亲想当小组长的愿望泡汤，因为生第二胎厂里给了指标，但不给产假，休息了些天等于是旷工，没能挣到规定的工分，她特别委屈：没赶上涨工资，少加一级工资，再加上两个月的产假算旷工，６００工分。当时一级工资是５块，一年损失６０块，再加上独生子女的津贴６０元。对于我们这个四口之家、居住面积不到１２平米的窘迫家庭而言，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损失。

    不过，我也有骄傲的理由，被众人看成是一个奇迹：自从母亲怀孕以来，我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闹腾，而是很老实，没有让妈妈难受。她唯一的反应就想吃东西，可是家里太穷了，吃不到肉，就买许多便宜的烂苹果。而且自从有了我，姐姐的病就少了，而当我呱呱坠地后，姐姐就再也没有病过。现在想来，也许，冥冥之中，有一只命运之手，在牵引着我们姐弟。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在厂里被尊称为“田满意”，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当然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