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板台，再一个个纵身跃下……在与国家队同时训练而受到来的白眼，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无地自容。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在家结束了一个月的假期之后，我们再次开始了训练，不过这次，训练地点改在了北京。这也是短时间内，我们换的第三个训练场地。

    火车将我们甩到北京站，然后的士又将我们拉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如今的体育总局附近一个破旧的地方，昏黄的灯光下印着四个大字－－惠龙旅馆。

    这是我们抵达北京后的第一个驿站。除了能记起早饭油饼的味道还不错外，这个又贵又吃不饱饭的地方，实在没能给我留下任何印象。

    不久，我们搬到了北京队四块玉训练基地的平房里。别看附近胡同深深，但却是人才辈出，聂卫平的围棋道场就驻扎在这里。陕西队在这里租了三间房，张练夫妇一间，４名男队员一间，３名女队员一间。

    四块玉，成了我们“张家军”的根据地，而张练夫妇，也是“革命工作一肩挑”，身兼教练、厨师、保姆等多项职务。

    最先需要解决的是交通工具。从驻地到体育总局后面的跳水馆，走路需１５分钟，而骑车则只要５分钟。对我们来说，１０分钟非常可贵。

    张练他们到附近的旧车市场买了旧自行车，大约１００块左右。但对于每周生活费只有５块钱的我来说（当时我们名义上虽然有工资了，但没有及时兑现，每周从张练那里领５块钱生活费），二手自行车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于是，我跑到隔壁修理工叔叔家里，问他是否能给我弄到便宜的自行车。

    两天后，他居然弄来一辆锈迹斑斑的２６自行车，要价２０元。真奇怪，他从哪里找来的这辆破车，只有车的轮。一个主架、一根链条和两个轱辘，当场根本没法骑。但这个价格很有诱惑力，于是我为车配置了把手、铃铛、脚蹬、锁、内外胎，又花了２０元。

    这辆４０元的组合车，也是我人生的第二辆自行车。第一辆是陪伴我多年的儿童自行车，它曾激活了我的运动细胞。如今，这辆成人自行车，载着我驶向事业的起点。

    我喜欢上了这辆车。每天清早，我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毛巾擦拭我的宝贝车。我还从修理工叔叔那里借来机油，将铁锈去掉。然后，我们每人一辆自行车，训练时一个车队骑过去，浩浩荡荡，场面煞为壮观。

    这时候，我已经真正意识到，跳水已经成为我的事业，而不是求生的手段。但是真正练起来，可不像骑车这么轻松，有的时候，跳水甚至让我们感觉卑微。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那时候，我们借用国家队的训练馆，但必须错开国家队的训练时间，如果国家队是早上训练，不用器械，我们就得赶紧用器械。而如果国家队上午练陆上，我们就练习水上。等国家队进行水上训练时，我们就进行压腿等陆上训练。而如果国家队哪个队员提前练完了水上课，我们会顾不上热身，赶紧往前冲。

    由于是借用的别人的场地，遭受冷落、刁难在所难免。馆里的照明灯没有经过改造，一开灯特别费电。国家队训练当然要保证光线，轮到我们训练时，人家为了节约用电就关灯，这对跳水运动员来说是个忌讳：无法在空中寻找目标，眼睛也容易出问题。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危险，没有安全防范意识，再说也没有其它选择，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板台，再一个个纵身跃下……

    如果说客观环境还可以克服的话，那么在与国家队同时训练而受到来的白眼，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无地自容。

    １９９２年上半年，正值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熊倪、孙淑伟、伏明霞等明星也在跳水馆里进行着最后的冲刺，紧张的气氛让人感觉到压抑。能近距离观摩明星的训练，让我们又兴奋又激动。以前，小朋友只要说，“我在电视上看到谁谁了，”感觉特神奇，这次，我可是见到真人了。

    见到这些明星后，我从来不敢向前靠近他们，只能偷偷地观看。人家走过来的时候，我赶紧低头，不敢和他们对望。当然，这些国家队大腕们，从来不会将高傲的眼睛投向在角落里张望着的我们。最糟糕的是，有时候，明明还是你的训练时间，但由于他们来早了，出现了“撞车”的情况，他们用责怪、埋怨的眼神望着你，好像你犯下了天大的错误似的。

    那种不屑一顾、藐视的目光，深深地刺痛了我。

    那时候，教练也给我们看洛加尼斯、熊倪等的比赛录像，但我们也仅仅认为是技术录像，不知道崇拜谁。或许，明星们离我们太远了，即使是天天在一个馆里训练，但他们却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高不可攀。

    这就是技不如人、低人一等啊！

    生活在这种刺激的环境里，坚定乐我的决心：一定要好好训练，成为国家队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