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邢军纪 本章:第二节

    叶铭汉得知叔父被关后,赶到“黑帮劳改队”里去看他。见到叶铭汉后,叶企孙责怪他说,你怎么来了?你不要来看我。不等叶铭汉开口说话,叶企孙就挥手示意让叶铭汉赶快离去。他是不想让叶铭汉受到牵连啊!看到侄子消失在夜色之中,叶企孙禁不住仰天长叹,他多么希望此刻有人能帮帮他,给他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想到了他的好友陈寅恪和吴宓。他想起他们三人20世纪20年代在哈佛曾经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当时陈寅恪就曾说过: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也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吴宓和他也有同感。陈寅恪说这话的时候,已经29岁。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形成,并且一生再无变更。他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当他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受到蒋介石宴请时,曾亲见此公,“深觉此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归来赋诗《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中有“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一句。但是,他同样不买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账,拒绝出任中科院有关职务。

    1957年,67岁初度,陈寅恪诗云:“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1958年,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中,他受到批判。1961年秋,老友吴宓来穗探望,曾赋诗云:“五羊生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吴宓后于日记中记叙说:“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然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版)1965年赠蒋天枢文中云:“寅恪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以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曾称“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

    这样一位刚正不阿、浊世独清的学者,可以想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重创。因为惨遭批斗,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又添残疾。即使这样,也没能躲过红卫兵暴风骤雨式的揭批,凌辱备尝,且被指为“走资派”陶铸所庇护之“反动学术权威”,横遭批斗、抄家,藏书及珍贵文稿被洗劫一空,至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寓所忧愤以终。

    而吴宓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个风流倜傥、博雅淹通的学者终生不改自己的判断,一直在沉寂中坚持,坚持。吴宓一直坚持到了暮年去广州探望陈寅恪,仍不“从时俗为转移”。就在那次会面临别时,陈寅恪像当年初识吴宓时那样又一次诗赠吴宓:

    center">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

    center">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center">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栽桑事已迟。

    center">幸有人间佳耦在,杜兰香去未移时。

    果然是生离死别。1978年1月,吴宓含冤去世。至死,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

    相比陈寅恪和吴宓,叶企孙虽然在思想感情上与他们有许多共同点,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几近相同,但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在处理专业和政治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还是不尽相同。或许是社会角色不同的原因,他与目光深邃的陈寅恪相比多了些激情和单纯,比儒雅风流的吴宓又多了些稳重和理性。吴宓在留学期间流露出懈怠和悲观时,叶企孙总是以锐意进取和卧薪尝胆的精神去影响他,当陈寅恪、吴宓对政治和时局发表看法时,他又是一位倾听者和学习者。在道德操守的高峰上,他们是凌云绝顶的3块奇石,只不过陈寅恪是嶙峋的那一块,吴宓的那一块身披绿苔、给人以浪漫的想象,而叶企孙则是貌不惊人却博得人们的惊赞。用平常心做非常事,成大事情做平凡人,这就是叶企孙一生的做人原则。像他这样身份的科学家,在抗日战争中亲率学生去抗日前线,又在日寇的眼皮底下运筹帷幄的,中国能有几人?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他身为代理校长,却情愿为学生拍案而起,为烈士扶棺怒斥国民党歹徒。他一心向往光明向往进步,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信任和热情,他原本对政治一无热情二无兴趣,但为了适应新时代,他努力学习政治,渐渐关心政治和时局,在他的日记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了新中国的国际形势、外交和军事情况。他关心政治,但不参与政治,并主动疏远政治,这是他与陈寅恪大同小异的地方。陈寅恪明确表示:“我决不反对政权,在宣统三年(1911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著作,并不学习政治’”。叶企孙与陈寅恪一样,求学时就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系列著作。他主张学以致用,而不是形式化、表面化,更不是去赶时髦。他曾问过一个学生,读过几部马列方面的书,学生答只读过《大众哲学》。叶企孙说,只读过一本书怎能进行选择和判断?陈寅恪正因为认真学习过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才作出他一生的选择:“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有关俄国的东西太多太多,比如斯大林专制主义的建立和形成。

    一些学者曾这样说:“正是从斯大林那里,希特勒学到了对全体无辜人民进行斩草除根的艺术。我们不能抱着善心去抗击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却同时对600万苏联集中营的难民保持沉默。”同时,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一位有着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大知识分子,平生最快意的事情大概就是能自由“选择”了。

    据说“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词语是俄国人最早启用的,当它传入英国之后,英语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便植入了“疏离者”与“审视者”这样的词意。在“知识分子”的诞生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遭遇对后来使用这个名字的群体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作用。如果你以此为荣,你在使用这个名字时就要承担它的全部历史,承担它的光荣和屈辱,痛苦和责任。你命里注定不会从一而终,你永远是以疏离者和审视者的身份完成你的一生。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陈寅恪正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清醒地进行着自己的选择,包括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选择自己的学术判断,选择着自己的自由意志。陈寅恪与叶企孙虽为好友,如一对并蒂莲花开放在那个时代,但花朵的朝向却不尽相同。叶企孙的理想是科学救国,而陈寅恪却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展开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自由主义在中国是一株奇异的植物。这是一株刚刚萌芽即遭冰冻霜打的植物。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全貌。毛泽东最早施以批判的自由主义,虽然包括11种表现,但就实质来讲,所指的也只是这株植物上的部分枝叶,显然与自由主义的完整面貌相去甚远。

    “自由主义”一词源于19世纪初西班牙一个政党的名称,后来它在西方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当下自由主义已是西方社会的一面思想旗帜和主流思想,它不仅是许多人的政治信念,也是一种哲学思潮和社会运动。对政府而言,在社会体制构建和政策取向方面,在达成社会预期目标的考量时,它应是当权者首要考虑的一种思维方法和重要元素。对个人而言,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叫斯皮兹的自由主义者也像毛泽东一样为自由主义者归纳了10条原则,他认为自由主义者必须:(1)尊崇自由甚于其他价值,即使是平等及正义也不例外;(2)尊重“人”而不是尊重“财产”,但是不要忽视财产在促进人类福祉方面的积极作用;(3)勿信任权力,即使权力出自多数亦然;(4)不要相信权威;(5)要宽容;(6)坚信民主政治;(7)尊重真理与理性;(8)承认社会必然发生变迁的事实;(<strike>http://rike>9)勿耻于妥协;(10)最重要的是保持批判精神。这大概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由上可知,自由主义的真实面貌,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视阈下的那种自由主义。尽管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但却不是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而是一个中性的指称,它以个人作为其立论和论证的基点,其他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原则都由此推导出来。有理论家称此种论证方法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也因这种理论将个人作为社会分析的最小和最基本的单位,其他一切组织、团体、社群甚至国家都可归结为个人,如同科学和哲学史上出现过的原子论一样,于是一些理论家将这种个人主义称之为原子主义。“事实上,自由主义者并不排斥集体、社会乃至国家的价值,个人主义也不是利己主义,从个人主义并不必然得出排斥一切集体取向和选择的结论。它只是说,判断一种社会政策和价值观的最终标准只能是个人;个人自由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所有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由个人而构成人群和社会,在发生学和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都具有优先性。自由主义者坚信判定社会政策必须有一个最终的立足点,这便是个人。”(《自由主义基本理念》,顾肃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陈寅恪在王国维碑文上的绝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就是他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旗帜,也是他内心寂寞的轰鸣。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独立”、“君子不党”的观念塑造了他内心的独立意识,而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又给了他深度的浸染。从古代希腊的自由思想到罗马的平等观念,从宪政主义到多元民主,从斯宾诺莎到汉密尔顿,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当代自由主义,他都用心一一触摸过和探究过。在缺失“思想不自由毋宁死”的中国文化传统里,陈寅恪与王国维或许正是因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润泽,才在20世纪为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这一声遗世长啸。

    陈寅恪、吴宓就是抱着这样的思想情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与陈寅恪、吴宓相比,叶企孙在政治方面的诉求相对少些,作为自然科学家,相对人文学者,也单纯许多。

    也正是这单纯,才让叶企孙在历次事件中均以“入世”的姿态居多。

    也正是这份单纯,使得他心灵上的创伤更加痛楚。这种痛楚,直入他的骨髓……

    我们摘录一段《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中叶企孙的一位亲属当时受株连后被迫写的“揭发”材料,从中我们可以看见叶企孙在那个年代精神上所受到的巨大伤害:

    今年(按:指1967年)11月,某某某分子叶企孙被揪出,北大贴出打倒叶企孙的大字报,我去看了一下,才知道所谓“抗日游击”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说,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叶的材料,并曾上报中央文革,因案情严重,牵涉到很多人,所以没有公布。我看了大字报后觉得,案情是十分严重的。我应当很好地和他划清界限。对于案情本身,根据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看来,领导认为不宜公布,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不该知道的。叶在1月中旬曾来我家,叶说被井冈山揪去几天,他写了交代材料。叶说:“你不知道我(19)38年那段历史,我跟你讲一讲。”我说:“不要讲,你应该向领导交代,我是不应该知道的。”叶听了以后就没讲。我问他,过去有没有交代过,为什么不早早坦白交代。叶说他也是这样认识的,一定坦白交代。叶说,他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过去没有很好交代,只是在为别人写证实材料时讲过一些。过去对于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有顾虑,因为牵涉到很多人,其中有吕正操,怕受打击报复。叶又说,他不是cc特务,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叶又说,过去在重庆,曾设法营救过某某某分子熊大缜,当时曾通过陶孟和向周总理说过。

    在3月底,他曾说过,他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性质,要等到下次人大后才能定案。叶又说,照案情应该坐牢,也许可以宽大处理,在监外执行,可以住在家中。今年2月初,有一次叶忽然说,井冈山开办学习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冈山电台天天点名批判他。以后叶每次来我家都说一件事,并说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听到井冈山的广播。还说有一种小声的特殊广播,是专门为他的。有时井冈山和新北大两个电台为他的问题而辩论。一开始时我觉得所说的内容不合情理,后来愈来愈感到他的神经不正常。到3月中,我为了证实他所说的是错误的,特地去找过周培源,问他井冈山有没有这种广播。我跟周培源的交谈内容如下:我说明来意后,周说他没有听说过井冈山有这种广播,周问我,叶是什么问题。我说我也不清楚,我只是从大字报上看到了一些。接着我就把我看到的大字报的内容谈了一下,并说叶过去在昆明曾讲过为“游击队”送信等。周说,过去在联大时,大家略知道一些。(19)38年叶到昆明后,曾在当时钱端升所办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介绍冀中游击区”(大意),当时很使大家惊异。周还说,汪德熙也去过冀中,后来又出来,去英国留学,这是大家知道的。熊大缜的事也是大家知道的。我向周说:“看来叶是神经失常了,能否给他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说井冈山电台根本没有这种广播,是他自己的神经错乱了,是幻觉。”周说:“你跟他说说就行了。”此外,周还问了问叶在井冈山总部被揪的情况。

    3月中,叶说他一举一动井冈山都有反应,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等等。叶说井冈山一定有一套类似雷达的侦察系统,可以看见他的一切行动。我跟他讲,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不过土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叶根本不信我的话。叶说你到我家来听听就知道了。叶还说,说不定现在就有这种“雷达”。我为了打破叶的幻觉,曾在3月下旬到叶家去了一次,叶说:“你注意听,我现在喝一口茶,等一会儿马上就会有广播。”等了一会儿,我说,根本没有。叶说:“有,是你耳朵聋,因此听不见。”叶说他的耳朵灵敏度高,所以听到了。我去的那天,他的工友老周不在家,过几天,老周来找我,说他觉得叶的神经有毛病了。周说叶这几天常说,电台广播要他去中南海开会,说广播不让他去。老周说,是否劝叶去看看病。我说,我已向叶提议过多次,叶不愿去。3月30日一清早,叶来我家,叶说,昨晚非常紧张,井冈山几次敲锣打鼓来找他,要结合他,幸好解放军保护了他。叶还说,听说科学院有人受伤了,听广播说吴有训受伤了,不知有无此事。我说:“根本是你神经有毛病,吴有训好好的。”叶说他不信,他想问问别人,问问赵忠尧。叶说:“你替我约一下赵忠尧。”我说可以。当时我的想法是,我先去跟赵忠尧打一个招呼,让赵知道叶的神经不正常,也劝劝叶去就医。我先去找了赵忠尧,把来意说了,大约在上午9时,我陪叶去赵家。赵说:“吴是好好的,恐怕是你听错了。”叶说,没有听错,恐怕是电台的广播讲错了。后来我和赵一直劝说,叶才同意上医院。当天上午我陪叶上北医三院神经科,诊断为“幻觉症”,给了些药(内服冬眠灵)。下午叶就在我家休息。晚上老周来接他回去。

    过了三四天,我因为知道叶一向不好好吃药,所以又去看他一次,看看他吃药的情况。老周说:“吃了两天就不吃了,你快劝劝他吧。”我劝叶继续吃药。叶说,这种药有问题,吃了一天到晚想睡觉。叶又说,他就是不愿吃药:“你不要再讲了!”我看无法劝说,也无办法。我又上了一次北医,问了问医生。医生说,这种药一开始吃了是老想睡,但过几天就好了,现在病刚刚开始不久,一定要按药方吃药,如果病人实在不肯吃药,可以改为每天晚上吃一次。以后在叶来我家时,我又劝他吃,他始终不同意,叶说他已经好了,现在不大听广播了,不用吃药。实际上,他又说他还听到广播,但不是一举一动都有反应了。以后他一直不肯吃药和再去看病。到了5月初,他还是(说)听说有专为他的广播。

    从2月初到5月初这一段时间,叶总是翻来覆去谈他“听”到的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的广播(实际上全是叶的幻觉)。叶常说,井冈山办学习班,要他去参加。每天早上广播一次要他去,因他不去,隔一会儿就广播批判他,叶还说,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两个电台时常辩论他和崔雄昆的问题,谁是更大的特务。

    看到年逾古稀的叶企孙精神上受到如此非人的折磨,对叶企孙处境非常同情的周培源出于保护的目的,就叶企孙一案向有关方面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果叶企孙是特务,应该交公安机关处理。虽然这是保护策略中的下下策,但面对全国一片混乱的形势,周培源也只能这么做。至少,这可以使叶企孙暂时摆脱红卫兵的纠缠,免去皮肉之苦和性命之虞。


如果您喜欢,请把《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方便以后阅读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第二节后的更新连载!
如果你对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第二节并对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章节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请后台发信息给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