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5000年,一件事:民以食为天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蔡建文周婷 本章:一、5000年,一件事:民以食为天

    饿怕了的中国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选择粮食作为果腹之物的国家。早在5000多年之前,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就开始种植水稻、粟(谷)、高粱等。一代一代的炎黄子孙,就在这一片片黄土地上,播种收获,繁衍生息。

    中国绝大部分人从事农业。

    中国绝大部分耕地种植粮食。

    ——上下5000年,悠悠一件事:民以食为天!

    中国5000年的东方文明,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农耕文明,而中国5000年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饥饿与反饥饿的历史。

    翻开史书,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世纪,我们都能看到一页页令人触目惊心的饥荒记载,看到一段段饥民为蚁、饿殍遍野的惨像描述。

    秦始皇统一中国,虽然采取了一些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但他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极为沉重。他在位时,租税超过古代20倍,农民被迫把收获的2/3交出去。以至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广阔的原野上到处都是逃荒的饥民。到秦二世胡亥即位,饥民数百万,许多地方的树皮都被剥下吃光了。

    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农民纷纷破产流亡。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以至全国数百万饥民无以为食,甚至达到“人相食”的悲惨地步。

    明朝末年,封建统治政权极端腐败,地主官僚疯狂兼并农民土地,以至9/10的农民沦为无地的佃户,加上陕西北部连年大旱,尤其是1628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百姓吃完蓬草、树皮之后,又吃“青草石”,常常腹胀而死,到处是饿殍遍野的惨像。1640年,河南饥民甚至“以人相食”,饿殍载道,无人收敛。

    查查我们的家史,大概只有少数人的先辈没有拄过讨米棍,也只有少数人的家里没有饿死的祖先。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农耕文明的农业大国。在粮食生产方面,数千年来都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每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和人均占有的粮食,早在唐朝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唐朝,中国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即劳均产粮2262公斤,人均占有粮食628公斤,这不仅在当时是全世界最高的,甚至还超过我们现在的水平(1997年,我国劳均产粮116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98.5公斤)。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大部分耕地掌握在地主官僚手里,导致粮食的分配与占有严重不公。据统计,占总人口仅10%的人因无地少地而长期处在饥饿与半饥饿状态。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便根本无以为食。

    不合理的土地分配,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长期未能摆脱饥饿,摆脱贫困,也就使中国一直未能较好地解决吃饭问题。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虽然为填饱肚子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绐终未能走出饥饿的阴影。

    粮食,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无一例外地看到,每当灾荒纷至,粮食短缺,便出现饥民造反,导致封建王朝的更迭。“无米则乱”,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晴雨表。从西周后期发生的“国人暴动”,到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以及后来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直至太平天国运动,无一不是因饥荒而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饥饿磨难的民族。他们以一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现在,他们把彻底解决吃饭问题的历史责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饿怕了的中国人,期望有一个吃饱饭的年代,这不是什么过高的奢望,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

    多灾多难的民族

    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欧洲学者惊讶地发现,拥有5000年灿烂文明史的中国,竟是一个“饥荒的国度”,中国的历史,几乎每页都可以找到“天灾”、“饥荒”的字眼。

    的确,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地主官僚的压迫,使中华民族民不聊生,绝大多数的人受到饥饿的威胁,而频繁的自然灾害又助纣为虐,雪上加霜,把中华民族推到了死亡线上。

    大自然分配给中国人的“舱位”,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舱位”,旱、涝、震、疫等自然灾害,几乎年年不断,不是南涝就是北旱,不是东震就是西疫,这使中国的粮食生产难以稳定,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难以平衡。因而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

    中国有“灾荒之国”之称。从公元前18世纪到现在的近4000年里,凡是有记载的年代,都会和“灾荒”联系在一起,都会有“饥殍遍野,人饥相食”的描述。有人统计,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共计发生各种灾害近5500次,平均每半年多即罹灾一次。

    从地理上说,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和太平洋西岸,直接受到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和最大的海洋的影响,属于东亚季风气候。在这种气候下,每年9~10月至次年的3~4月,干冷的冬季风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吹到我国,造成全国冬季寒冷干燥,很易发生冰雪冻害;而夏季从4~9月受海洋上吹来的暖温气流影响,全国普遍高温多雨,容易发生洪涝、台风、干热风等灾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而春秋两季为冬夏风的交替时期,天气多变,各种灾害都有可能发生。

    就区域而言,中国的黄土高原与黄河、淮河、海河地区易发生旱灾;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松花江流域和辽河中下游等地易发生洪涝灾害;台风主要袭击东南沿海和华东沿海,而干热风则时常给华北平原造成危害;中国西部地区还经常受到冰雹的袭击,而西南、西北和华北地区则是世界上地震灾害发生最多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各种自然灾害中,尤以水旱灾为常见。竺可桢先生在《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文中介绍,自公元1世纪至19世纪,中国发生旱灾1013次,水灾658次。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36年,中国共发生大的水灾1037次,平均也是两年即有一次。

    另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课题小组”的考证分析,在过去2200多年间,我国共发生1600多次大水灾,1300多次大旱灾,并且常常是旱涝异地同时出现。愈到后来,灾害次数愈多,时间间隔愈短。例如平均每年遇灾次数,隋朝0.6次,唐朝1.6次,两宋1.8次,元朝3.2次,明朝3.7次,清朝3.8次。

    粮食生产受自然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无论旱、涝、震、疫,都直接影响着收成的好坏。《管子·度地》指出,影响粮食生产的自然因素主要是“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疠,一害也;虫,一害也。”

    在封建统治的社会里,国家缺乏充足的粮食贮备,因此无法对全国的粮食生产进行调配,而由于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官僚手里,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便出现大面积的饥荒,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因无粮食贮备,遂全部沦为饥民。据史书记载,中国无论什么地方发生灾害,便立即有十万数十万人成为饥民,成群结队外出逃荒,田间、路上,到处都是面黄肌瘦的灾民,荒郊、野外,到处都有无人收敛的饿殍。1628年,陕西北部连年大旱,饥民们吃蓬草,啃树皮,最后发展到“人相食”的悲惨境地。

    1812年,中国北部大旱,南方洪涝,全国发生饥荒,数十万人靠吃树皮、草根维生度日,饿死者“不计其数”。清光绪三年到五年,即公元1877年到1879年,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大旱三年,仅饿而死的就达1300万人,几近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10。

    为了抵御自然灾害,中华民族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鲧禹治水开始,中国便有意识有组织地治理江河,改造自然。

    在鲧禹时代,“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农作物和住所都遭到了水淹,食不果腹,住不安身,生存受到严重威胁。鲧挺身而出,“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英勇牺牲。禹继承他的遗志,继续与洪水搏斗,终于取得了治水的成就。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几千年来,虽然封建统治者也搞过一些水利建设,而由于自身的腐朽没落,贪官污吏层层盘剥,基本上未有起到抵御自然灾害的作用。

    解放后,我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虽然灾害仍然频繁发生,但有效地减轻了灾害发生,尤其是加强了全国的宏观调控能力。解放50年,中国并未因灾发生一次大的饥荒。

    但是,这给中国的粮食生产又增加了一个沉重的压力。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谈到,中国是一个灾多、灾重的国家,仅一般年份农作物成灾面积近3亿亩,因灾少收粮食近200亿公斤。

    有资料表明,1951年以来,我国几乎没有一年不旱,没有一年不涝,没有一年不灾。1951年旱;1952年仍旱,淮河、汉水涝;1953年旱,华北华南涝,北方冬麦区冻害严重;1954年,百年不遇的长江大水,大灾,重涝;1955年旱,低温,冻害;1956年旱,南方寒露风危害重;1959年旱重,冰雹灾重,珠江流域和华北北部洪涝严重;1960年旱重,东部沿海台风、洪涝成灾;1961年旱;1962年大面积春夏连旱,多雨多涝;1963年旱,华北平原重涝;1964年涝灾较重;1965年华北大旱;1966年华南淮河流域大旱;1967年华北旱,海河大水成灾;1968年黄淮旱,江南涝;1969年长江洪涝,西北重旱;1970年江南连阴天;1971年伏旱严重;1972年北方出现30年来最严重的大旱;1973年旱重;1974年旱,黄淮洪涝重;1975年旱,河南大水,重涝,南方冻害;1976年低温,倒春寒,唐山大地震;1977年旱、涝、严寒、霜雪冻害重;1978年旱;1979年旱;1980年华北重旱,长江下游重涝……至于近10年来的灾害我们自然更是记忆尤深,如1988年的洪涝灾害;1989年的地震、水灾、大旱、冰雹;1994年全国从南到北洪水泛滥;1996年全国百年不遇的洪水……而尤其让我们至今还心悸不已的是1998年夏天,我国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发生史无前例的洪涝灾害,全国有10多个省市的4亿多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400多亿元。

    中国灾多、灾重,严重束缚了中国的粮食生产,这使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又多了一大障碍。

    蒋介石下了一着错棋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的失败,“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

    显然,这有失偏颇,但我们发现,国民党的失败,除了政治的腐败,没有有效地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确实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谁不重视吃饭问题,谁就可能垮台,这是中国的历史数十次证明了的事实。

    将人民的吃饭问题“置之度外”,这是蒋介石下的一着错棋。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倒退,决定了他们不重视中国的粮食生产,不关心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相反,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地主利用特权,大肆掠夺土地,横征暴敛,再次把中国人民推到了饥饿的炼狱里。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开始解体,地主、官僚开始兼并、掠夺土地。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据资料分析,1934年,全国耕地面积14亿亩,其中68%的耕种被只占农村人口的10%的地主、富农占有,而构成农村人口90%的中农、贫农和雇农,他们所有的耕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3。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分配状况更趋严重,国民党政府甚至实行军事性的掠夺和兼并。他们一方面利用“屯垦”、“合营”的名义,公开侵夺和兼并农民的土地,一方面明令“接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期间残酷掠夺中国农民的大量土地。

    土地被侵占、掠夺后,90%以上的农民只能靠租佃土地为生,而地主、官僚趁势疯狂剥削佃农,大部分地区的地租达到80%,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还分不到20%的收成,这在正常年景已经难以糊口,遇上灾荒,则根本就无以为食。

    与此同时,广大农民还要承受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抗战前,平均每亩田赋连同各种附加税在内,约合大米1.5~2斗,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大肆强征强敛,每亩增至大米6斗以上,江苏省竟有增至9.5斗的。

    官僚、地主的高额地租和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使中国的粮食生产急剧衰落,亿万人民沦于死亡线上痛苦挣扎。1936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尚有15000万吨,到1949年,居然减少到11318万吨,减产24.5%。平均亩产仅85.5公斤,仅只有唐朝的一半。

    中华民族陷入最黑暗的年代,数亿人受到饥饿的威胁,到处流离失所,生活极端困苦。据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公报》记载:1929年至1930年,陕西发生大旱,国民党政府无人救灾,以至饿殍遍野,千里之内人烟渺无;1931年,湘、鄂等8省水灾,灾民1亿人;1933年,黄河决口,灾民364万人;1936年,四川省有饥民10余万人吃树皮。另据有关调查报告,1935年,1001个县中,农民流离死亡者至少在2000万人以上。另有报道称,1942年到1943年春天的旱灾,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地狱般的惨像:“……当时漯河至周家口大道两侧的麦田中,每隔8步、10步,即有饿殍尸数具,无人收敛,被野狗争食……”估计河南一省饿死了数百万人。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以反饥饿为导火线,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为求生存而激起的“抢米”风潮,席卷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城镇。1949年5月6日,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数十座大小城镇发生了“抢米”风潮,参加的人数以百万计。许多地方的“抢米”风潮,发展到直接同国民党政府搏斗。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

    中国共产党则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对此尤为重视。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在井冈山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发展生产。1937年,在革命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就是把地主租给农民土地的租额,按抗战前的标准减低25%;减息,就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此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减租减息的政策,使广大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得到较好的发展。

    1940年以后,为了击退国民党政府的反共高潮,克服根据地粮食供应不足的困难,毛泽东发起大生产运动,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粮食生产。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开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产,建成全国闻名的“陕北江南”。1944年,三五九旅生产的粮食,除自给外,还上交公粮1万石。

    大生产运动促进了根据地的粮食生产,有效地克服了根据地军民的粮食困难,军民生活明显改善。1942年到1944年的3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仅延安一地,1943年就生产细米6000石。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部分地区甚至达到耕种一年,就剩余一年吃的粮食。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相比之下,蒋介石不仅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也是糟糕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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