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郗鉴与京口的经营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田余庆 本章:四、郗鉴与京口的经营

    (一)三吴的战略地位

    如前所论,郗鉴得以否定陶侃、庾亮下都废黜王导之谋,主要在于他以徐州刺史据有京口,于建康有举足轻重之势。京口成为东晋的重镇,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只是出于权宜的考虑,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京口重镇的形成,发端在郗鉴。

    徐州地境,《禹贡》谓“海岱及淮”。西汉十三州部之一的徐州,大体即是这个区域。江左流寓之初,徐州地境南移,据淮南北以迄江北之地,居刺史任者先后为蔡豹、卞敦、王邃、刘遐,治所则随军事形势而进退,但都在长江以北。郗鉴继刘遐为徐州刺史,治广陵。

    《郗鉴传》,苏峻乱,陷台城,郗鉴自广陵遣人间道至江州,谓温峤曰:“今贼谋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温峤深以为然。郗鉴首倡“静镇京口”之议,本来只是针对苏峻自历阳过江以后,军队无后方供应,欲取三吴以为依托的图谋而发,并未估计到京口此后将成为东晋南朝系建康安危的重镇。

    此时,郗鉴处境比较特殊。他以引流民帅平王敦之功,得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究州刺史(后加刺徐州)、假节,并顶明帝遗诏辅政诸大臣之列。但是他由于对王敦的看法不尽同于王导,在周札赠官问题上与王导发生过尖锐冲突。而且,郗鉴的流民帅身分,同祖约、苏峻一样,所以也难得见信于执政的庾亮,没有机会居中枢之任。咸和二年十一月,祖约、苏峻初起兵,庾亮甚虑全盘皆乱,局面不可收拾,因此不许各地兴兵勤王。《世说新语·容止》注引《晋中兴书》:“温峤及三吴欲起兵卫帝室,亮不听,下制曰:‘妄起兵者诛。”郗鉴于时欲率广陵之众赴难,“诏以北寇,不许。”但同时或稍后,虞潭受命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诸郡军事;张闿宣太后诏于三吴令速起兵;桓彝则兴兵于宣城。温峤更不顾制书所禁,早在苏峻济江之前一月,即咸和三年(328年)正月自武昌东下,军于寻阳,声称入援建康。只有郗鉴不同,他小心从事,不敢妄动,必待苏峻济江、台城陷落、庾亮出奔,陶侃东下之后,在广陵“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刑白马,誓三军,以示效忠东晋,然后,才有上述向温峤提出的“静镇京口”的建议。而且,他还必待得到陶侃委署都督扬州八郡军事后,始自广陵济江;而且济江以后亦不能据京口而守之,必得与陶侃等人会师,以听调遣。这些情况,说明郗鉴自知在苏峻之乱中如何自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必须谨慎从事,不得稍有专擅,否则将授人以柄。

    以陶侃为盟主的陶、温、庾联军,于咸和三年五月顺流东下,屯驻建康城西秦淮河口的查浦、蔡洲。郗鉴军所筑白石垒,亦移交给庾亮军驻守。郗鉴则专注东方,王舒的浙东军,虞潭的浙西军,俱受郗鉴节度。苏峻遣将管商、张健等寇掠三吴,又遣人出江乘掠京口以东。这样,当陶侃联军与苏峻叛军在建康附近相持的同时,又形成了京口以南以迄三吴一带的东方战场,因而郗鉴得以逐步实现其“静镇京口”以断苏峻东路的计划。

    东方战场的形成,与三吴地区在江左的战略地位有密切关系,而三吴地区的战略地位,又有其历史的、地理的原因,须要稍作追叙。

    西晋灭孙吴以后,三吴是“难安易动”的地方。西晋用东南六州将士戍守江表,唯恐三吴有事。吴士在洛阳受到歧视,也增加了吴人的不自信之心。以后,王导助琅邪王司马睿协调侨旧士族利益,使多数三吴士族逐步进入东晋统治集团,而没有成为一种长期独立于侨姓士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江左以后出现的纷纭的政治事件中,三吴士族往往分为两部分,与侨姓士族内部斗争的两造分别结合。江左的几次叛乱,情况就是这样。建兴元年(313年)吴兴周玘谋反司马睿,与之同谋的是镇东祭酒东莱王恢。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反叛,吴兴沈充起兵响应,同郡钱凤为王敦谋主。王敦在请诛刘隗疏中,诉隗“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一事,其所“普取”的应是江南士族豪强地主的佃客,因为侨姓士族的佃客是没有“旧名”可检的。王敦既为南士争利,所以就有南士沈充、钱凤之辈支持王敦。另一方面,南士站在东晋朝廷一边的,人数更多。《晋书》卷七六《虞潭传》:“王含、钱凤等攻逼京都,潭遂于本县(会稽余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孔但亦曾在会稽起兵。这都是南士用武力支持司马氏政权之证。总之,东晋朝廷有事,往往牵动三吴;建康内战,三吴就会出现东方战场。《通鉴》太宁二年(324年)沈充司马顾飏说沈充,有“并东西军之力”之语,胡注曰:“东军谓沈充军(案起自吴兴),西军谓王含、钱凤等军(案在建康附近)也。”叛军有东西军,东晋官军同样有东西军。

    在这种背景下,苏峻乱起,江左也迅速形成分别称为东西军的东西两个战场。东方郡县,一方面有人暗降苏峻,反对东晋朝廷,如《王舒传》所说“临海、新安诸山县并反应贼”;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南士支持东晋郡守,兴兵讨伐苏峻,抵抗苏峻东来。《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苏峻构逆,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峻〕乃以蔡漠为吴国内史。谟既至,与张闿、顾众、顾飏等共起义兵,迎冰还郡。”吴国义军之起,主要得力于顾众、顾飏兄弟。《晋书》卷七六《顾众传》:“苏峻反,王师败绩,众还吴,潜图义举。……前临江将军张悊为峻收兵于吴,众遣人喻悊,悊从之。众乃遣郎中徐机告谟曰:‘众已潜閤家兵,待时而奋……’”。同传临平人范明“率宗党五百人”,合顾众等军凡四千人,进讨苏峻部将张健。丹阳义兵则为张闿、陶回所聚。《晋书》卷七六《张闿传》:张闿本孙吴张昭曾孙,世居丹阳,遂为丹阳人。苏峻据建康,“使闿持节权督东军”。张闿既与顾众兄弟组织吴国义兵,又与陶回共督丹阳义兵,并以米谷济郗鉴军。《晋书》卷七八《陶回传》:陶回,丹阳人。苏峻起兵,“王师败绩,回还本县收合义兵,得千余人,并为步军,与陶侃、温峤等并力攻峻,又别破(峻将)韩晃。”吴兴义兵由太守虞潭所聚,虞潭家憧尽遣为兵。

    上引《张闿传》张闿受苏峻命“权督东军”,此东军大抵指东方诸郡原有的郡兵。《晋书》卷七六《王舒传》:“峻闻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诸弟以悦东军”,此东军则指南士所聚义兵。这两者都是东晋东方战场的军队。

    由于东方各郡义军纷起,乃有陶侃以王舒监浙东诸军事,虞潭监浙西诸军事,均受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郗鉴节度之命。

    江左内战中东方战场的存在,说明南士在本籍既易招合部曲家兵,又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东晋如能牢固地控制三吴,南士的力量就能为东晋朝廷所用,三吴就能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这对于巩固建康,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所以郗鉴都督东南八郡,既是为了抵御苏峻的需要,又是为了东晋长期的战略需要。

    (二)会稽——三吴的腹心

    三吴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还有经济上的原因,这就是建康的粮食供应,建康以下长江两岸军队的给养,都要仰给三吴。

    《舆地纪胜》卷七“丁卯港”注引《舆地志》:“晋元帝子哀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东晋琅邪王司马衷镇广陵,在建武元年(317年)六月至十月,丁卯埭即此年所开,今镇江市东南郊运河沿岸有丁卯桥,当是古丁卯埭所在处。广陵军粮,赖三吴所产,经运河北出京口运来。苏峻乱时,江南漕运断绝,因而据广陵的郗鉴“城孤粮绝”;而郗鉴过江后军在京口,得暂仰张闿自丹阳、晋陵就近供给米谷。苏峻扰三吴得手,粮食较充,故得以米万斛溯流供给豫州祖约。郗鉴就是根据这些情况,建议于曲阿一带立垒断苏峻三吴粮运。由此可见,三吴米谷,是交战双方赖以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

    江南地方,由今苏南以迄浙东,今天都是产粮之地。但是在东晋,丹阳、晋陵还很贫瘠,产粮区在此以南的三吴。三吴开发潜力最大的地方,首推会稽,是三吴的腹心所在。据《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稻田,亩产至三斜之多。《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恢为会稽太守,晋元帝语恢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会稽有此条件,所以苏峻叛乱前夕,王导谋树外援,出弟王舒为会稽内史;而苏峻兵起,有挟持成帝东奔会稽以为久计的图谋;乱平以后,建康残破,三吴之豪也请迁都会稽。

    由于会稽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在南北对峙形势中又较安全,所以东晋成、康以后,王、谢、郗、蔡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此抢置田业,经营山居,卸官后亦遁迹于此,待时而出。《宋书》卷九三《隐逸·王弘之传》载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这样,会稽又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栖迟会稽的门阀士族人物,其动静出处,在政治上极具影响。

    会稽郡除有这些作用以外,在军事上也有很大的重要性。据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序》,东晋方镇,扬本畿甸,荆地分陕,徐曰北府,豫曰西藩。江、兖、雍、梁,亦称雄剧,益、宁、交、广,斯为边寄。这些州虽轻重不同,但都有都督刺史以为镇守,当时所谓“军州”。军州以外,以郡的地位而得列为方镇者,只有会稽内史一职。吴廷燮说:“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亦方镇也。”五郡,即是会稽(治今绍兴)、临海(治今临海)、东阳(治今金华)、永嘉(治今温州)、新安(治今淳安)。

    会稽本为郡,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十二月,当苏峻初起兵时,东晋朝廷徙元帝子琅邪王昱为会稽王,会稽乃改郡为国。大概言之,东晋一朝凡是东方有事,则会稽内史以居职者资望深浅重轻,分别带都督五郡军事、监五郡军事、督五郡军事衔,无事时除另有原因者外,一般不带。咸和二年十一月,以吴兴太守虞潭“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五郡军事”,似为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职之滥觞。史籍可考的会稽内史带督五郡军事衔者,从王舒开始,前后共九人,具如下表,内史而不带都督军衔者不在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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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表,参考其它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些问题:

    王舒以后四十余年中,未见置都督会稽五郡军事,说明至少这四十余年中,会稽一带无大动乱,这反映了都鉴经营京口以后东方局势长期安定的成果。

    郗愔、王蕴、王荟出任此职,都另有原因,并非由于会稽五郡有事。郗愔居其职,出于桓温对于他让出镇京口的徐兖二州刺史地盘的酬答,反映桓、郗矛盾。王蕴居其职,出于谢安对于王蕴让出镇京口的徐州刺史地盘的安排,反映谢、王矛盾。王荟居其职,出于谢安不允许王荟出就江州刺史以壮桓冲声势而采取的一种妥协,反映桓、谢矛盾。郗愔、王蕴、王苔三人在士族中属于谦退的人物,他们居此职,都是在其门户不甚得势之时执政者采取的权宜措施,并不反映东方局势有此需要。东方有此需要,是在谢琰任职以镇压东方农民起义之时,在王舒以后七十余年,这七十余年中,会稽五郡都是比较安定的。

    任此职者除东晋末年的刘牢之、何无忌以外,都是门阀士族人物,包括琅邪王氏(舒、荟)、高平郗氏(愔)、太原王氏(蕴)、陈郡谢氏(琰)、会稽孔氏(季恭)以及东晋皇族(休之)。其中除孔季恭外,都是侨姓士族。按居其职者的门望说来,与居扬州、荆州、徐州的人物相当。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义军在会稽郡境活动时期,此职先由徐州刺史谢谈,后由北府主将刘牢之兼充。北府主将成分变化,由门阀士族出任变为次等士族的武将出任,会稽都督亦然。所以何无忌得援例为会稽都督。北府主将兼任会稽都督以后,东方诸郡逐渐不直接由朝廷而由北府就近控制,会稽都督的权事亦随之转轻。卢循退出会稽五郡地界以迄于刘宋建国的这段时间里,会稽的军事价值下降,其中当刘裕或其宗族居职京口之时,情况更是如此。《宋书》卷三《武帝纪》(下)永初二年(421年)正月,“罢会稽郡府”,吴廷燮认为即是罢置都督会稽军事一职,甚是。

    会稽都督最后任职者为南士孔季恭,亦有缘由。据《晋书》卷八五《何无忌传》及《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刘裕击卢循时,何无忌曾于元兴三年(403年)说刘裕于会稽山阴起兵,以讨伐建康的桓玄。刘裕谋于山阴土豪孔季恭(名靖,以字行,孔愉之孙),孔季恭劝刘裕待桓玄正式篡位时举义。《金楼子》卷六《杂记》:“孔静(即靖)居山阴,宋武微时以静东豪,故往候之。静时昼寝,梦人语曰:‘天子在门’。觉寤即遣人出看,而帝亦适至。静虚已接对,仍留帝宿。……贼平,京都以帝为奋威将军、会稽内史”云云。案此事《太平御览》卷一二八引《述异记》略同,唯多出孔静延入刘裕,“结交赠遗,临别执帝手曰:‘卿后必当大贵,愿以身嗣为托。’帝许之”诸语。由此可见刘裕与孔季恭定交甚早,孔助刘裕平定建康,功劳颇大。《南史》卷二七《孔靖传》,谓刘裕本欲于山阴起事,孔靖以路远止之。刘裕曾率军屡次出入山阴,得孔季恭赡给甚厚。以后,刘裕出于酬答旧谊,乃以孔季恭居会稽都督之职。不过到了这时,会稽都督已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了。

    会稽五郡,在当时人看来确实自成一个区域,不但军事上如此。《世说新语·仇隙》:王羲之与王述情好不协,“彼此嫌隙大构。后兰田(述)临扬州,右军(羲之)尚在郡(会稽),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王羲之不愿屈居上述之下,乃作此请,说明会稽等郡有可分之势。此议在东晋虽未成为事实。但宋孝建元年(454年)割会稽五郡为东扬州,实际上实现了王羲之先前之议。

    (三)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

    会稽、建康之间,必须维持便当的交通,才能适应会稽地位的需要。由会稽至建康,通常是西行过钱塘,北上吴郡,西北经晋陵(今常州)、曲阿(今丹阳)至京口,然后溯长江西上而达。京口是这条交通线的枢纽。

    回顾历史,当年孙权在江东数迁治所,就是沿着这条交通线移动的。孙氏起自富春,地属吴郡而东邻会稽。孙氏自淮上回江东后,本以吴为治所。其时孙权主要是对山越用兵,无暇外顾,设治于吴,是比较安全便当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孙吴势力扩及长江中游,僻处湖海之间的吴地,就不再符合需要。为了便于与黄祖作战,孙权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迁治所于京口(当时称京城)。赤壁之战时,孙权就在这里屯驻。建安十六年,孙权由京口溯流西上,徒治于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三国志·吴志·张纮传》注引《献帝春秋》载孙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小江指秦淮水。为了保卫建业,孙权在建业城西秦淮水入江处修筑石头城;又于巢湖以南修濡须坞,以防来自上游的侵逼。《义门读书记》卷二八曰:“城石头以备陆,作濡须以备水,然后建康势壮。”以后吴国曾两度暂迁武昌,但建业始终是吴国的政治中心,这种情况,历东晋南朝不变。

    孙权沿此路线离吴会经京口而至建业,从此建业逐步繁荣起来,而吴会至建业的交通路线,也就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居间联系建业与吴会之地,则是京口。《三国志·吴志·孙韶传》孙权由丹阳(郡治建业)引军经京城归吴,《孙权传》孙权由建业出庱亭(在今常州西北)还吴,都是取道于此。

    由会稽过钱塘,经吴、京口以达建业的交通线,主要是一条水道,水道各段,形成都很早,但情况不尽相同。兹按照浙东运河、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江南运河晋陵京口段、京口建康航道、破冈渎这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从会稽郡治山阴西至钱塘,东迄余姚以接余姚江,早有运河相联,即后世所谓浙东运河。浙东地区,《水经·沔水注》谓“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据《吴越春秋》卷六,越王立国其地,“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同书卷一零,范蠡去越,“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三江盖指越地今曹娥、浦阳、钱塘,其时或已得贯通出入。《越绝书》卷八“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这说的是山阴至上虞的运河,大概是浙东运河最古老的一段。这段水道在东汉永和五年(140年)马臻开镜湖后入于镜湖之中,船只在湖内行驶。又,《嘉泰会稽志》卷一零引《越州图经》,谓西晋之未贺循建议修山阴运河,大概是指山阴向西通至钱塘一段,此段是改修疏浚还是首凿,尚难确定。

    钱塘以北,绕太湖而达晋陵的运河,即今江南运河的南段和中段。这个地区地平土厚,水网交错,人工开凿连通比较容易,估计这段运河出现较早,或在春秋末年。

    这是江南运河的北段,它的开凿,在工程上比江南运河中段南段要复杂得多。晋陵迤北,逐渐进入江南运河河道所经最高点的丘陵地带,水位有较大落差。运河过此,必须补充新的水源,才能保障通畅,因此出现了丹阳的练湖。《太平御览》卷六六顾野王《舆地志》:“练塘,陈敏所立,遏高陵水,以溪为后湖。”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润州丹阳县:“练湖在县北一百二十步,周回四十里。晋时陈敏为乱,据有江东,务修耕绩,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案即丹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练湖或有灌溉效益,但陈敏南来目的,本为漕运南方米谷以济中州,所以疏通运河河道,应当更为所急。开练湖的目的,主要当是蓄水以济此段运河,而兼得灌溉之利。前叙晚于陈敏十年的建武元年(317年),司马衷令开丁卯埭以通运河漕运,接济广陵,可证陈敏时此段运河是能够使用的。唐代运河水涩之时,亦引练湖水以为调剂。宋代练湖尚能发挥调剂效用。《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大观四年(1110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练湖赐茅山道观。缘润州田多高仰,及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请别用天荒江涨沙田赐之,仍令提举常平官考求前人规画修筑。’从之。”同书同卷宣和五年(1123年)“臣僚言:镇江府练湖与新丰塘地理相接,八百余顷,灌溉四县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一尺,其来久矣。今堤岸损缺,不能贮水。乞候农隙,次第补葺。”此处所言“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以及“湖水一寸,益潜一尺,其来久矣”诸语,更可证明练塘的开凿对于维持江南运河全线通航的重要性;而练湖的败圮,又导致此段运河的干涸,使运河不能全线通航。这种情况历来如此,并不始于北宋。看来此段运河自从凿成之后,由于维持通航条件较难,处在时通时塞状况。《入蜀记》卷一记陆游自南向北经行此段,谓自练湖过夹冈即是新丰湖,“夹冈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此处大概是京口晋陵段运河的最高点,赖练湖、新丰湖调剂补充水量。《入蜀记》“当时”指隋炀帝时,但我认为未必不是更早的事。

    此段运河首凿于何时,亦难确断。《越绝书》卷二:“吴古故水道……入大江,奏广陵”,似乎古吴国之时吴水道即可越晋陵、丹阳而入大江。参以夫差越过大江以辟邗沟的事迹,反证他主持开通晋陵至京口运河,非不可能。不过,要维持此段运河稳定通航,却不是吴王时代所能解决的问题。丹阳,古云阳地,相传秦始皇时望气者言其地有王气,故凿山冈截其直道使之阿曲,以败其势,因曰曲阿。此事缘由无从考实。但地理学家认为此中包含着一种历史的真实,即,截直道使阿曲,符合晋陵、京口间改善水道的要求。因为运河自晋陵、丹阳北行,水位落差较大,而曲折穿流以延长河道,减缓坡度,正是代替筑埭设堰的一种科学方法。由此可见,秦始皇时截云阳道使之阿曲,当是此段运河通航条件的一次重要改进。

    孙吴时期,丹阳运河似可通行。《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南徐州,镇京口。……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一七零引《吴志》曰:“岑昏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原注:杜野属丹徒,小辛属曲阿)。”案岑昏为吴未人,《吴志·孙皓传》天纪三年(279年)记岑昏“好兴功利,众所患苦”。这似乎就是指他兴凿此段运河一类的功役。据此可知,岑昏“斩绝陵袭”之功,是此段运河的又一次重大改造。今大江南运河的常州镇江段,两岸冈岭起伏,河道迂回曲折,与中段、南段迥异,舟行其中,犹可想见当年功役之艰难。

    大概言之,晋陵京口运河是否首凿于吴王夫差之时,尚无实证。后经一,秦代改直道使曲折;二,孙吴之末“斩绝陵袭”,疏水势而导其流;三,东晋初年开练湖,立丁卯埭,以调剂水量,这样,此段运河就成为颇具规模的航道,历东晋南朝均得以发挥效益。

    会稽至建康水道交通线的最后一段,是京口、建康间的大江。东晋南朝,大江入海之处,即在京口。京口大江,据《元和郡县图志》阙卷佚文所记,阔达四十余里。京口对岸的广陵,为观涛之所,涛势骇人。魏文帝兵临广陵而不得渡,叹为天限南北。东晋时广陵过江犹如泛海。舟行自会稽达京口后,离运河而入大江,溯流百余里,始达建康。大江多风险,运河小船入江,难保败溺;而且绕行京口,亦嫌迂远。

    为了缩短会稽抵达建康的水路行程,为了避开大江之险,产生了另辟水道的需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赤乌八年(245年),“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邪阁”,称曰破冈渎。《建康实录》卷二谓破冈渎得“通吴会船舰”。《太平御览》卷七三引张勃《吴录》:“句容县,大皇(孙权)时使陈勋凿开水道,立十二埭(案当为十四埭,见下),以通吴会诸郡,故舡行不复由京口。”破冈渎修成并发挥较大效益,无疑当在孙吴时期,但最初的修凿却可能要早得多。《通鉴》梁中大同元年六月甲子条胡注曰:“破岭,……秦始皇所凿,即破冈也。”不过其时是否能通船运,尚不可知。

    破冈渎主要在今句容县境。读之南是茅山山脉北麓;渎之北,京口与建康之间,有今称宁镇山脉滨江而立。破冈渎就处在这南北两大山脉之间的丘陵间。丘陵的西部和东部,分别有小河西向流入秦淮水和东向流入丹阳运河。两条背道而流的小河源头之间,就是破冈,亦称破岭、破墩(《读史方舆纪要》卷二零)、破罡(《真诰》卷一一)。破冈渎即凿冈为读,连接两端小水,使吴会船舰可以不经丹阳、京口入长江至建康,而可自丹阳西行过破冈渎入秦淮水北上迳达。《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引《舆地志》,谓破冈渎“上下各七埭。梁太子纲讳忌之,废破冈渎,别开上容渎。……陈复埋上容,修破冈渎。至隋平陈,并废。盖六朝都建康,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也。”

    破冈渎处山岳丘陵地带,在不长的距离内设十四埭,七上七下,过埭通常要靠人力、牛力牵引,所以舟行非常困难,也难保证经常有水通航。东晋南朝史籍,常有关于破冈渎的记载。《世说新语·规箴》:“贺司空(循)出,至破冈……。”《真诰》卷一九注:“吾与王灵期同船发都,至顿破冈埭。”《宋书》卷四《少帝纪》及卷四三《徐羡之传》,均谓少帝于华林园开渎聚土,以像破冈埭,率左右引船唱呼为乐。《宋书》卷九九《元凶劭传》,劭遣人“决破柏(案此字衍)冈方山埭,以绝东军”。《梁书》卷三三《萧恢传》:“三吴多乱,高祖命恢出顿破冈。”齐、梁二代,陵寝都在丹阳,梓宫转运,谒陵去来,均得循破冈渎。

    大体说来,破冈读的开通,大大便利了吴会与建康之间的人员往来,信息传递,使栖迟东土的门阀士族人物能与朝廷保持较便当的联系,甚至军队调遣也可循此道而行。但是由于河道条件的限制和官府特权的阻碍,行旅商货恐怕难于有此方便。《南齐书》卷二一《竟陵王子良传》,谓台使徽求急迫,威福自行,萧子良谏曰:“破岗水逆,商旅半引,(台使)逼令到下,先过己船。”水小且急,既不能并行船舶,优先过埭之利自然归于官府。因此,要想依靠破冈渎解决大宗物资转输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吴会粮谷漕运,还须取道京口。所以东晋时一旦京口附近被扰,京师粮谷即告恐慌。这也可以说明,破冈渎作为交通路线,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只能起辅助作用。建康、会稽间真正的转输枢纽,仍然是京口。前引《吴录》“故船行不复由京口”及《读史方舆纪要》“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之说,都不免是夸张之词,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四)京口和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

    京口虽然据有建康与三吴之间的枢纽地位,但是魏晋时期,京口以至晋陵一带还是非常贫瘠的地方,莽莽榛榛,野兽出没。三国之初,孙权常来此游猎。《吴志·孙权传》建安二三年(218年)“权将如吴,亲乘马猎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张昭传》昭谏阻孙权猎虎,猎场当即此处。京口东南,太湖西北,孙吴时是毗陵典农校尉的屯田区,可知其地人户绝少,土田未垦。西晋罢屯田为郡县,始于其地置毗陵郡,东晋改晋陵郡。

    晋陵地薄,远不如吴。《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说:“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秽恶。”《太平广记》卷二九三引《搜神记》,谓京城“甚多草秽”。官吏为了增加垦田民户,注意兴修水利。前述陈敏开练湖,张闿开新丰湖,都在这里。据《世说新语·规箴》注:时人名新丰塘为富民塘,丹阳葛洪有《富民塘颂》之作。《北堂书钞》卷七四引《晋中兴书》谓新丰塘“方九十四尺”,颇疑塘能“富民”,必不如此之小,可能有误字。练湖的功能主要是调剂运河水量,所以灌溉效益也可能不大。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有封锢山泽之禁,赃一丈以上弃市。山泽可封锢,当指荒山野泽未曾开发者而言,京口封锢山泽严重,可知是生产很落后的地方。侨居京口的刁氏于刁协死后家道衰败,咸康中尚为贫户,由于货殖为务,至东晋未年已是田万顷,奴客数千的巨富。田至万顷,当是陂田、草田之属,也就是刁氏本传中所说“固吝山泽”所得,说明其地荒芜,而不说明农业发达。到了南朝,任防《述异记》犹谓毗陵多虎。《太平御览》卷一七零引《舆地志》说“丹徒界内土坚紧如蜡。谚曰:‘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养,丹徒地可以葬。”直到南宋汪元量《京口野望》诗,尚有“南徐白昼虎成阵”句,见《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就是这荒芜贫瘠的地方,西晋末年以来,吸引了大量的流亡人口,有士族也有平民。范阳祖逖率部曲南来,曾一度留居京口。渤海刁协,南来后子孙世居京口。颖川庾亮家于暨阳,地属晋陵。东莞徐澄之与乡人臧琨,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世居京口,两族坟墓分别在晋陵及丹徒。彭城刘裕,自高祖徙居京口。北府诸将出京口者,为数甚多。兰陵萧道成、萧衍在武进寓居。

    零散的流民,也来到了京口。《宋书》卷三五《州郡志》南徐州条:“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等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司空郗鉴又徒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据《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郗鉴对京口、晋陵流民“处与田宅,渐得少安。”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估计南徐州(案即东晋的徐州)的侨旧人口总数为四十二万人,其中侨寓之民约为二十二万。按照东晋制度,僮奴不入籍,客虽得“注家籍”,但漏注者多。流民在徐州为僮为客而未着籍者,当然未计入此二十二万之内。从人口数字看,徐州是江左侨寓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

    京口、晋陵的自然条件,如前说既然非常不好,为什么却成为流民最集中的地方呢?青、兖、徐州流民乘泗逾淮,循中渎水或泛海南来,自然顺道;但是幽、冀、并州流民为什么也要绕道而来,定居于江南东隅的海渚呢?这个问题,除了晋陵地广人稀,郗鉴可以对流民“处与田宅”之外,还有出于安全的原因。

    士族南来,只要不与吴姓士族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愿意逐空荒而居,其停驻地就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例如闽中之地,他们也能率先进入。《太平御览》卷一七零引梁载言《十道志》:“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元和姓纂》卷五:“晋安,林放之后,晋永嘉渡江,居泉州。”《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引林諝《闽中记》曰:“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但是零散的流民,却没有多少自由选择停驻之处的余地。他们在胡骑追逼下节节南行,一般只是想找一个接近北土的地方停留,以便有朝一日重返故园。他们资财匮乏,人力寡弱,一旦到达可以暂时栖息的安全地方以后,就无力继续南行。所以他们集中寄寓的地方,一般限于长江南缘一带,至少在东晋初午是这样。以下游而论,下游南缘胡骑难于到达的地方,比较理想的是江南的东隅,也就是京口、晋陵一带。下游受敌之地,可能是寿春、合肥,也可能是历阳、建康,但不大可能是远至东隅的广陵、京口。特别是京口,宽四十里的长江,是它的一道重要屏障。陆游《入蜀记》卷二有采石江面狭于瓜洲之言,《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据此,曰:“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江者十之九,从京口渡江者十之一,盖以(采石)江面狭于(京口)瓜洲也。”卷三一“江乘”条亦曰:“自古南北之津,上则由采石,下则由江乘,而京口不当往来之道。”《十七史商榷》卷五八“京口名义”条,谓“从北朝来,当于瓜步渡江,在今六合县,不由丹徒。”据陆游、顾炎武、顾祖禹、王鸣盛等人所论,京口在晋代不当南北之津,自然比较安全,这应当是吸引北方流民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上,终东晋之世,京口曾是几次北伐出兵之地,而北方胡骑进攻广陵、京口之例,却一次也没有。

    京口、晋陵可以吸引流民,而流民可以组成军队。京口、晋陵密迩三吴,而三吴的物产可以支援京口之军。郗鉴利用这支流民军队和三吴粮谷,经营京口,使京口成为东晋时具有特殊作用的重镇,影响着东晋的朝局。

    郗鉴以流民帅身分率众南来,他以后的活动都与流民有关系,力量的基础始终是流民。一直到他临终上疏,还是谆谆以流民事为重。

    (五)京口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

    关于京口的作用,历来史家独重谢安以谢玄据京口创建北府兵之事,这无疑是有理由的。但是北府其所以具有这种地位,其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首先是由于前此郗鉴的长期经营。否则,谢玄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在京口建成一支足以支配南北关系和东晋政局的北府兵。

    京口在郗鉴经营时期,已经发挥颇为显著的作用,概括言之,有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三个方面。

    在琅邪王司马睿南渡江以迄东晋初年的大约二十年内,朝廷和执政并未认识到京口的重要性,没有人去特意经营。京口成为重镇,是从苏峻之乱时由于控制三吴地区的需要开始的。首倡“静镇京口”的郗鉴受命为都督八郡诸军事,并节度浙东的王舒之军和浙西的虞潭之军,显示出京口具有控制三吴的功能。这种功能一直维持下去,东晋末年,居京口的北府主将取得了更大的权势,京口对于三吴的控制也就更为明显。三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由来自京口的军队压平的。这种种情况,已在或将在它处论及,这里从略。

    海寇骚扰,是晋成帝时的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海寇著者,一为刘征,一为韩雍,都是由北方的青、徐泛海南扰的石勒部将。《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和五年(330年)五月,“石勒将刘征寇南沙(今常熟西北,有司盐都尉),都尉许儒遇害,进入海虞(今常熟)。”咸和六年正月“癸已,刘征复寇娄县(今昆山),遂掠武进(今常州)。乙未,进司空郗鉴都督吴国诸军事。戊午,以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这几次海寇骚扰所至,都在晋陵、吴郡各地,逼近京口,迫使“静镇京口”的郗鉴加强京口防务。《郗鉴传》:“时贼帅刘征聚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鉴遂城京口,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率众讨平之”。《晋书》卷六七《虞潭传》,潭为吴郡太守,“修沪渎垒(在今上海市西北)以防海抄,百姓赖之。”事在郗鉴城京口约略同时。

    韩雍抄寇事,在咸和七年(332年)三月。《成帝纪》:是月晋将赵胤、匡术“攻石勒马头坞(今安徽怀远南),克之。勒将韩雍寇南沙及海虞。”《石勒载记》:“晋将军赵胤攻克马头,石堪遣将军韩雍救之,至则无及,遂寇南沙、海虞,俘获五千余人。”韩雍救马头不及而转南寇抄,当为循淮入海而下;“俘获五千人”,当指韩雍所俘南人而非东晋所俘北人。这说明晋陵一带虽然得免于北寇陆上侵袭,比较安全,但在海寇抄略之时则又首当其冲。所以郗鉴城京口以御海寇,是那时加强防务所必需的军事措施,否则海寇溯江而上,陷京口,攻江乘,扰建康,对东晋的威胁就更大了。此后海寇很少,应当说京口防御加强是重要原因。

    苏峻之乱的形势,使京口成为建康“东门”。其时郗鉴自广陵过江,本在京口,可西向策应建康,也可南向策应三吴。后来郗鉴奉召西行,与陶侃会,三吴的王舒、虞潭遂失策应,作战不利。《晋书》卷七八《孔坦传》,坦为陶侃长史,其时“郗鉴镇京口,侃等各以兵会,〔鉴〕既至,坦议以为‘本不应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等犹疑,坦固争甚切,始令鉴还据京口。”郗鉴遂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拒苏峻所遣军队,直到苏峻之乱弭平。以此为契机,郗鉴及其后人长期留在京口,在京口起着支配作用。

    京口重镇,据《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说,其所统“东至土山(案即北固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蔡谟为郗鉴后任,他镇京口时军事设施如此,当沿袭郗鉴规模。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南徐州条曰:“今京城(案即京口)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也把京口之于建康,比之于孟津之于洛阳,孟津为洛阳门户锁钥,京口亦为建康门户锁钥。司马氏出自河内而于洛阳成其帝业,刘、萧则起自京口、晋陵而称帝于建康。因帝乡而多膏腴,京口也同河内一样。

    京口拱卫建康,主要是具有战略意义。从战术上说来,建康自有石头、白石等门户,特别是石头城。孙吴迁都建业之日,就立石头以屯军。周札开石头之门,王敦遂得以制建康;苏峻取得台城,必倚石头方能固守。这都是战术形势使然。至于京口,形成重镇以后,其战略价值表现在:一,起威慑作用,减少甚或阻止建康变局的出现。陶侃、庾亮惮郗鉴而不敢贸然兴师废黜王导,就是证明。二,尽管朝局已变,京口还有可能扭转局面,刘裕自京口驱逐桓玄,就是证明。由于东晋建康处在长江上游的军事压力之下,荆豫诸州动辄拥兵犯禁,京口作为建康东门重镇,更得以显示其重要性。

    我们可以把京口在孙吴时期和东晋时期发挥的作用,略作比较。孙吴设京下督,宗室孙韶、孙越以及顾承等均曾为之。京下督所司,除连接建康与三吴以外,据《吴志·孙韶传》,主要是观察江北动静,防备魏军。所以京下督虽然密迩京师,从其职能看来只能算是吴之外镇,对吴国京畿政局并不起直接影响。

    其时上游荆州一直在孙吴的稳定控制之中,不存在顺流问鼎之虞。东晋则不然。东晋荆扬相持的政治格局业已形成,京口重镇的职能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备上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因而获得“内镇优重”的特殊地位。日后东晋政局的变迁历程,反覆证明着这一点。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

    如果进一步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我们将发现,京口的“内镇优重”地位,正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物。荆、豫与扬、徐的关系,所反映的是各个士族门户之间的关系,这是门阀政治的地域表现,或者说是以门阀为背景的地缘政治。孙吴时期,门阀士族已在形成;江左的顾、陆、朱、张,已经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且其时荆州上游又由陆氏人物世代据守达数十年之久,这一点,东晋时期盘据上游的士族还无法与之比拟。但是孙吴时的建业并不依赖京口以与上游抗衡。所以我们在用东晋门阀政治解释京口作用的时候,还要看到东晋主弱臣强的状况,看到东晋司马家与士族“共天下”的现象,而这些在孙吴的历史上却看不到。孙吴时上游与下游重镇,同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东晋则不然。孙吴时的士族是皇权下的士族,东晋的士族则是与皇权并立的士族。这同样是我们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六)郗氏家族在京口的影响

    郗鉴死于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八月,其年七月王导死,翌年正月庾亮死。三巨头之死全在这半年之内,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所构成的政治暗流,至此应当不复存在。但是作为家族,王、庾、郗都还在继续发展。三个家族的后人中虽然未再出现象王导、庾亮、郗鉴那样足以左右政局的人物,但是原来政局的影响,还若隐若现地存在着并且继续起著作用。

    郗鉴死前上疏逊位曰:“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案,此年上游庾亮作态,声称欲开复中原,而郗鉴议以资用未备,不可大举。郗鉴逊位疏中所陈,就是指此。庾亮声言北伐之时,必有请郗鉴移镇北上以为形援之事,故郗鉴疏中谆谆以京口之众不可北渡为言。郗鉴还以其所刺徐、兖二州,分别荐太常蔡谟及兄子晋陵内史郗迈以自代,一处京口,一处广陵。其荐郗迈曰: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云云。《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晋中兴书》,述及郗迈仕履,不言莅兖州刺史之任,疑迈虽得鉴荐而朝廷未授。郗鉴荐迈而以门户为言,在当时门阀政治下是习见之事。《晋书》卷七四《桓冲传》:“初,郗鉴、庾亮、庾翼临终皆有表,树置亲戚”云云,郗鉴遗表树置者就是郗迈。为“流亡所宗”的郗迈,以江南的晋陵内史被荐为江北的兖州刺史,事虽未成,亦见江南江北流民隔江呼应之势。郗鉴不请以子郗愔自代徐州,特别是不以郗愔兼刺徐、兖二州,可能是基于愔传所说,愔“冲退”、“简默”,“无处世意”,难以居繁剧之故。其时郗愔年少无资望,可以为佐史,不可以为长吏。直到穆帝永和年间,郗愔犹“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为言,辞吴郡太守之授。

    郗鉴荐蔡谟为徐州镇京口,主要因其笃慎之故。郗鉴疏中流露,鉴死前最大的忧虑,是庾亮以北伐为名逼京口之众北渡以削异己。所谓“若当北渡,必启寇心”云云,就是郗鉴婉转拒绝庾亮要求,以图保全自己实力之词。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蔡谟咸康五年(339年)春间之议与郗鉴全同。甚至当永和五年(345年)石虎死后中原大乱,朝廷咸以为当太平复旧之时,蔡谟犹独谓“胡灭诚大庆也,然将贻王室之忧。”他的意思是说,竞言北伐者并无资实,行将疲民以逞,甚或借以行非常之事。他主张以保全晋室、暂安江左为重,寇不来我亦不往,以待局势的变化。东晋一朝持这种见解的臣僚前后甚多,王羲之、孙绰辈是其著者,他们持重苟安之心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处北伐之任者确实往往心存不测,而往往又是力不从心,难得逞其志向,徒滋江左纷扰。士族专兵,皇权不振,政治格局如此,无人可以挽回。直到刘裕当权后门阀士族统统丧失了兵权,情况才得以改变。

    郗氏部曲义故在京口、晋陵者,郗鉴以田宅处之,他们与郗氏关系密切,自不待言。郗鉴死后朝廷想绥抚他们,必然要借重郗鉴子侄。所以郗鉴子侄居官者如果不在京口,就在与京口关系密切的会稽五郡。郗氏住宅、茔冢在京口,其家业亦有在会稽的始宁、章安等地者。郗氏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历久不衰。

    兹将郗鉴以来至桓温得势时徐州都督刺史及其在职年分表列如下。都督徐州者多兼督兖州,而且例带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例镇京口。其因北伐原因而移镇江北者,例如荀羡曾迁治淮阴,又迁下邳;郗昙、范汪、庾希、郗愔均曾治下邳,但他们势力重心仍然在京口。桓温为琅邪内史本治金城,迁徐州刺史后移镇京口。《晋书》卷八三《袁乔传》有“桓温镇京口”语,即此时事。但是桓温不久以后即迁荆州之任,在京口时间很短,并无影响。郗鉴初镇京口在成帝咸和元年(326年),郗愔被排挤出京口在废帝太和四年(369年)。郗氏家族势力支配京口、晋陵地区,前后历时四十三年之久。

    <tr><td>咸和元年至咸康五年(326—339)</td></tr><tr><td>咸康五年至咸康八年(339—342)</td><tr><td>咸康八年至建元元年(342—343)</td><tr><td>建元元年至永和元年(343—345)</td><tr><td>永和元年至永和五年(345—349)</td></tr><tr><td>永和五年至升平二年(349—358)</td><tr><td>升平二年至升平五年(358—361)</td><tr><td>隆和元年至太和二年(362—367)</td><tr><td>太和二年至太和四年(367—369)</td><tr><td>太和四年至宁康元年(369—373)</td>

    观上表可知,徐州方镇人选虽然改易频仍,但郗氏以外的人都难于在京口扎根,而郗氏家族人物不管名义如何,总是在京口拥有实权,其支配地位隐约可见。存心觊觎而又终于擅权的人是桓温。当桓温已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时候,执政司马里还力图掌握京口以保护建康,把京口交给不附桓温亦不为桓温所容的范汪、庾希。桓温素称京口“兵可用”,必欲取得京口,因而采取了三步对策。第一步,以出军失期为名免范汪为庶人,接着又以没郡免庾希徐州职任。庾氏不但如前所述,家于晋陵之暨阳,在京口亦有府第,其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是难于铲除尽净的。所以桓温采取了第二步措施,名正言顺地以郗愔镇京口,用来取代庾氏。《晋书》卷六七《郗愔传》:愔为辅国将军、会稽内史,“大司马桓温以惜与徐、究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郗愔本以“冲退”著称,与桓温无争,但终非桓温可以放心的人。所以没过多久,桓温又采取了第三步措施,于太和四年(369年)北伐过程中逼郗愔交出徐、克,由桓温并领,结束了郗氏家族支配京口的时期,也完成了桓氏对东晋上下游诸藩镇的全面控制。桓氏夺取京口,事甚曲折,当另论述。

    郗氏京口势力虽已不存,但由郗鉴开始经营的京口重镇,在东晋的建康政局中继续起着关键作用。以后,谢玄在京口,组成了关系淝水之战胜败的北府兵;王恭据京口,与荆州殷仲堪等联兵反对执政;刘牢之据京口,镇压东方农民起义军;刘裕据京口,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军,又平定桓玄之乱,最后竟以京口方镇转移晋柞。

    刘裕深知京口对建康的重要性,他得势以后,对京口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措施,而且以子弟居其任,不授异姓。《宋书》卷二《武帝纪》载,义熙十二年(416年)三月,晋安帝以宋王刘裕世子刘义符为徐、兖二州刺史。刘裕曰:“吾倡大义,首自本州,克复皇祚(案指逐桓玄、复晋祚之事),遂建勋烈,外夷勍乱,内清奸宄,皆邦人州党竭诚尽力之效。”义熙十四年,刘裕复以弟刘道怜镇京口。据《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刘裕遗诏,以“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自此以后,终刘宋之世,此诏成为定制。这样,京口在门阀政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就逐渐淡漠不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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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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