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国联外交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关河五十州 本章:第九章 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困境,转而寄望于“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的国联外交。在这个国际外交的最高级别舞台上,中日外交家开始斗智斗勇。

    “九一八”事变的当晚,老蒋还在江西湖口的军舰上,忙着指挥“剿共”哩。

    直到第二天中午下舰后,他才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东北出事了。但上海的消息,又是从东京消息转引过来的。上面只说东北军破坏了南满铁路,其它不详,所以他还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当时只是就事论事地赶紧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除询问详情外,还让他做好对外宣传,尤其是要辟谣。

    那意思就是,哪怕破路这件事真是你干的,也打死不能承认。

    等收到张学良复电,老蒋才知道东北的那档子事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范围,不禁倒抽了几口冷气。

    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有人说老蒋是“亲日派”,其实这大大冤枉了他。如果一定要说他亲谁的话,把他划在“亲美派”里面还差不多。

    后来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显示,他不但不“亲日”,从内心来说,还是很“恶日”的,这个情结可以从“济南惨案”中他挨日本人的飞机炸弹算起,从那天开始他每天都要在日记上写两个字:“雪耻”。

    不过在“雪耻”旁边,另外还有三个字,叫做“不抵抗”。

    他之所以要告诉盟弟弟张学良,面对日军挑衅时要坚持“不抵抗”,同时自己对“不抵抗政策”也奉行无碍,一方面,与他当时对中日双方实力的研判有关,认为如果中日正式开战,中方的结局可能会比当年的甲午战争还要惨,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所主导的另一个政策——“攘外必先安内”。

    这个政策看似简单,其实它在各个时期的含义还不大一样。直到中原大战,老蒋“攘外”攘的还不是日本,而是苏联,至于那个“内”,连共产党一时都排不上号,他指的是冯阎李这帮国民党内的“原哥们”。

    从万宝山事件开始,他发现日本正在煽动反华浪潮,这才把“攘外”这一“荣誉称号”一点点地开始移向日本,但是与“攘外”比起来,“安内”在他心目中仍占最主要地位。只是此时进入“安内”名单的多了起来,除了他在国民党内的政敌,又多了党外更厉害的对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国民党想搞党军没搞成,共产党却在中国建立起了真正的党军。红军不爱钱,不怕死,有主义,有精神,渐渐成了老蒋的心腹大患。几次围剿都无法把红军扑灭,就是一个明证。

    在当时的老蒋看来,无论是党内反对他的人,还是“赤祸”,都是“祸患”,不搞定这些,其它只有免谈。你要他安安心心地“攘外”,就必须先让他“安内”。

    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九一八”事变,完全打乱了他的步骤。他与自己的亲信都意识到,此次事变,“决非济南事件可比”。

    那段日子对老蒋来说,实在是个多事之秋。

    在国内,他不仅要在江西和红军作战,还要对付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

    给石友三的50万打水漂之后,老汪又拉上了革命先行者的公子孙科一起干,声势逼人。

    其实孙公子原先在国民党内是谈不上有多大实力的,甚至被一些人称为“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能够上位得这么快,很大程度上还是拜老蒋所赐。

    老蒋自从软禁胡汉民后,发现他在党内四面楚歌,到处都是反对的声音,就临时抱佛脚,到处拉人。孙科虽然嫩,但背后有个伟人老爸的光环在照耀,所以当仁不让地成为老蒋拉拢的主要目标。这一拉,没有拉住孙科,却在无意中把对方的政治身价给抬起来了。

    被“炒红”后的孙科看看反老蒋的人实在太多,马上很聪明地跟老蒋说了声白白,转而坐老汪那艘船上去了。

    老蒋偷鸡不着蚀把米,等到“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反蒋的各派系眼前一亮,又找到了一杆新的大旗,那就是抗日。

    你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搞我们身上,日本人才有机可乘,你还能说你没有责任吗?

    老蒋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日子真是要多难过有多难过。

    国内舆论

    和老蒋一样,日本内阁首相若榇竟然对“九一八”事变也感到十分吃惊。

    这天早上,若榇首相接到了陆军大臣南次郎打来的电话。

    南次郎向他报告了一个足以令他头皮发胀的消息:昨晚上,关东军与中国的东北军打了起来,目前已占领了沈阳。

    按照关东军的报告,是东北军先动的手。

    若榇知道事态严重,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要求南次郎向关东军下达相关指示。

    南次郎以陆军省的名义发了一通指示,责令关东军立即停止进军。

    没人理他。

    就算石头扔进河里,还能泛个浪花出来呢。

    情急之下,南次郎忽然想起了那位派去做思想工作的建川。

    这厮是干什么吃的?他在哪里?

    建川人就在沈阳。现在他酒已经醒了。

    至于他昨天晚上是不是真的喝醉了酒,那谁也说不清楚。

    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位仁兄的老爸据说还是一位大法师,画符念咒那是伸手就来,属于搞迷信和诈骗活动的行家里手。

    有了这点遗传基因,如果说他是假装醉酒,我也不会不相信。

    酒醒了,就得做工作,要不然没法回去交差。

    一问,原来事情已经闹完,连沈阳都被攻下来了。

    正合我意。

    不过为了顾及自己此行的目的和身份,建川还是假模假式地和石原拌了两句嘴,然后算是完成任务,坐上飞机回东京交差去了。

    南次郎托人算是托了个王伯伯。

    若榇不支持,军部支持。

    就在若榇拉着他那个没用的陆相,想劝关东军止步的时候,军部内部也召开了一个讨论相同内容的紧急会议。会议结果却大相径庭,不仅认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是适宜的”,而且还决定向东北继续增兵。

    与此同时,若榇还得到了一个更让他犯晕的消息:驻朝日军在根本未接到任何正式命令的情况下,就已跨过鸭绿红进入了东北境内。

    对于这样一个类似于“叛军”,而且极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丢分的莽撞举动,内阁首相愣是连知会一声的面子都没能得到。

    把个若榇气得直翻白眼珠,却又无可奈何。

    内阁之所以不同意把东北的事情闹大,当然并不是为中国人着想,而是为他们本国考虑。

    因为那时日本境况着实不妙,经济正陷于“昭和恐慌”后的一片困顿之中,有些地方竟然也出现了和邻国中国一样的情景:饿死人是常有的事,买卖儿女成了朝阳产业。

    内部已经危机重重,如果再被国际孤立,后果将极其严重——缺了粮食,没法活人;缺了原材料,没法搞工业。

    就算对中国这个一贫如洗的穷邻居,它也不是一无所求。

    因为日本唯一的优势就是生产和出口商品,而中国是它的大客户之一。

    得罪了这个大客户,你的商品再好,又卖给谁去?

    在若榇看来,关东军在东北干的这些事得不偿失,无异于让日本国的另一只脚也陷入了烂泥之中。

    可这些东西没法说,一说就是“软弱无能”。更何况就是说了,军部和关东军也只当你是在放屁,甚至听烦了还会拔刀相向。

    日本社会各界也把向政府施压变成了一股潮流。

    这个世界上,可不光是中国学生会搞爱国运动的,日本学生同样也会,“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也拉横幅,喊口号,举行“爱国示威”。

    日本愤青们一边为关东军的“英勇行为”欢欣鼓舞,一边组织捐款义演,要慰劳东北前线的“广大爱国将士”。

    日本舆论界也完全支持关东军,一边称赞关东军的行为是“爱国行为”,一边指责政府施行“软弱”政策。

    二战结束后,面对战败的苦果,很多日本史学家都承认,当时的舆论界应对挑起战争负起相当大的责任。

    巨大压力之下,若榇内阁若不想被选民提前炒鱿鱼,惟有跟军部唱起一个调子,表扬关东军“忠勇可嘉”、“战果辉煌”,并对所有“有功之臣”进行了“表扬”和封赏:

    作为“总策划师”、首席功臣,石原莞尔第二年即从中佐晋升为大佐,后来又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并兼任作战部作战课长。

    板垣后来升为少将,还曾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一职。

    这两人因“满洲事变”的策划成功,自此成为了日本国的“战斗英雄”。

    就连事前一无所知,事后仓促上阵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沾足了光,日后不仅升为大将,还挤到皇帝身边,当上了天皇的伺从武官长。

    其他人等也加官进爵,鸡犬升天。

    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中国国内舆论已经炸开了锅。

    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上次记得好象是慈禧老人家和光绪一道过世)。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一致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并实行对日经济绝交。

    既然是外交上出的事,外交部当然是遭到攻击的首要对象,就连“革命外交家”也要跟着倒霉了。

    学生冲入外交部长办公室,二话不说,就把一瓶红墨水砸到了部长王正廷的头上。

    王部长顿时头破血流,额头上纵横交错,分不清是血水还是墨水。

    伤口很痛,然而他的心可能更痛。

    这就是他的下场。

    一个为推行“革命外交”而竭尽全力的外交家的下场。

    一个在弱国背景下拼命争取母国权益,使中国得到英美德意等西方列强承认的干才的下场。

    一个不畏艰险,敢于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立志收回东北主权的勇者的下场。

    现在,他得到了所有的报偿。

    辱骂,攻击,殴打,从精神到肉体,遍体鳞伤(重伤三处,膝盖严重骨折),差点成了跛子。

    天乎,地乎,谁可为我作证,这一颗赤子之心。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30日,外交部长王正廷黯然辞职。

    他曾经豪情万丈。可是历史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兜了一圈之后,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巴黎和会那令人无比沮丧的场面之中。

    弱国无外交,难道这真的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打破的铁则吗?

    外交奇才顾维钧为此努力过,革命外交家王正廷也为此努力过,最终他们仍然只能选择几乎相同的命运。那就是:out!

    看到南京政府陷入困境,广州政府发现自己捡到了一个宝。

    在报界媒体和请愿学生面前表演爱国秀,自然是嘴皮子利索的汪精卫的拿手好戏。

    他一边借机大批老蒋“不民主”、“不抵抗”,一边振臂高呼,声称要“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一时在舆论界大受欢迎,被学生奉为政治领袖,争相要求他到南京主持抗日大计。

    为了挽回影响,不被广州那个党内最大的反对派压倒,老蒋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暂停和广州政府的“相互讨伐”,转移国内舆论认为自己热衷于内斗的议论。

    但同时,南京政府仍然强调要继续“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外交政策还是不抵抗,不过多了几个字,这就是: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

    要想不屈服,就要找一个论理的地方。国联,等着让它来给咱们说两句摸心口的公道话吧。

    外交高手

    一提到国联,我敢肯定,大多数人都要嗤之以鼻。因为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国联,就是一个英法操纵的傀儡,一个啥事也干不了的国际软蛋。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不错,国联没有武装部队,缺乏常驻组织,决议需要全体会员一致通过才能有效,对国际事务也反应缓慢。这些都是它的缺陷,也是国联最后解体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际机构敢声称自己完美无缺。

    就连联合国不是也被呼吁要进行改革吗?

    事实是,国联在当时的作用很大,大到没一个国家敢于随随便便绕开国联,去走它的阳关道或者独木桥。

    对其时大多数国家来说,国联就是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代表,说的话还是有人听的。

    而且在这之前,确实也有过成功的解决案例。比如欧洲的保加利亚和希腊就曾为领土争端打得难分难解,国联把双方都说了一通,先让他们停火撤兵,然后做调解和仲裁,最后就把事情给摆平了。

    如果说我们在东北执行“不抵抗”政策是错误的,那么至少在找国联帮忙这件事上肯定是没错的。

    不找国联,就傻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21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三天之后,中国政府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作为年富力强的南方外交家,施肇基几乎是王正廷的翻版。

    两人是浙江同乡,不过施同学似乎拿本本的热情更高一些,在美国拿了一个文学硕士还不过瘾,又接着去读了哲学博士。

    施肇基比王正廷大上五岁,人生经历也是相当丰富。

    早年间他曾给张之洞做过英文秘书。

    说起来,这位张大人还与抗战颇有缘份。当年,他一手创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这家兵工厂引进同时期德国的先进设备,专门生产一种步枪。这种步枪很有名,一直到抗战,中国军队还在大量使用。

    对了,这就是汉阳造。

    想想有些后怕,如果没有这位晚清老祖宗给我们提供汉阳造,抗战怎么个抗法还真不好说,难不成大家都拿着戏班的斧钺勾叉去和日本兵拼命吧。

    张之洞的秘书中有一个更有名的人:留辫子的国学大师——辜鸿铭。

    辜鸿铭有句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仅此一句,就让我对辜大师心生敬仰。

    能跟辜鸿铭一起混,没两把刷子绝对糊弄不过去。

    时人评价施肇基,每遇大事不慌不乱,虽泰山崩于前而脸不变色。

    面对外寇的汹汹来势,这位在“九一八”后第一个出场的中国外交高手,他将作出怎样的表现?

    当年参加巴黎和会的五位中国全权代表,好几个都是日后中国外交界力能扛鼎的一流外交家。

    除了顾维钧、王正廷,还有一位,就是施肇基。

    注意,以上三位,都是人精,而且不是一般的人精。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国际外交实在是一门很难搞的复杂学问。

    爱祖国爱人民,外语说得比中文还溜,能言善辨,这些都是成为一个优秀外交家的必备条件。

    可是还不够。

    你还必须像一个法学家一样,对国际规则了如指掌,并能为我所用。

    申诉前,施肇基仔细研究了国联的基本法《国联盟约》,并参考了希、保两国的案例,从而制定了自己的申诉策略。

    在申诉书上,他没有先讲双方的责任问题,也没有要求制裁日本,而是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规定“不允许会员国进行战争”,以此请求国联理事会出面干涉。

    策略很简单,谁是谁非先放一边,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不仅不能再进攻其它地方,还要恢复到事变以前的状态,同时必须先把该赔我多少钱确定下来。

    至于责任问题,有的是时间慢慢和你算。

    从前的希、保冲突就是这么解决的。

    日本方面有些紧张了,毕竟它对国联还是心存敬畏的,知道这个国际裁决机构并不是它家里的橡皮图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外相币原亲自来到位于日内瓦的国联总部督阵。

    起先日本不愿意把冲突交由国联或第三国调解,主张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

    施肇基是个明白人,什么没见识过。当年的“中东路事件”,东北地方当局吃的就是所谓“直接交涉”这个亏。

    所以他当即予以拒绝,坚持这件事必须由国联出面摆平,而且表示愿意接受国联的任何处理结果。

    日本人没辙了,只好同意和中国代表在日内瓦开辩论赛。

    施肇基是正方辩手,他提出的辩题就是坚持申诉书上提出的严正要求。

    反方辩手是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

    这位兄弟也是外交界的一位老油条,做过多年的驻华公使,跟张作霖都打过交道,在所谓的“中国通”中也能排得上号。另外,他的岳父很有名,是政友会的党魁、后来组阁任首相的犬养毅。

    芳泽在发言辞中自然先要帮关东军护犊子,把那晚柳条湖的情形拿出来,一个劲地说中国有错在先。

    不过由于施肇基在申诉中避开了双方责任,他这一拳算是打在了棉花上,软绵绵的,没起到什么实际效果。

    见各位代表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芳泽赶紧变招,又开始搏同情,指天发誓说日本从没对东北起过什么坏心眼,这次出兵纯粹是保护日本侨民的“自卫行动”,只要日侨安全就会撤军。

    最后的结论是:我军完全是一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惩恶扬善之师,出兵完全是事非得已。

    施肇基立即抓住反方辩手的破绽,指出《国联盟约》中根本没有出兵保护侨民的原则,日本的“自卫”纯属不正当行为。

    芳泽顿时哑口无言。

    既然国际法都不允许,你的部队还赖在人家那里算什么事?

    而且施肇基还许诺,只要日方同意撤军,中国一定会保护日侨安全。

    没什么可辩的了。

    在施肇基的强烈要求下,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务必在10月16日以前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

    芳泽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接受。

    这一回合,正方胜。

    水平不高运气好

    应该说,如果日本真的能够按照决议行事,“九一八”事变也不是绝对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可是,你问问军部和关东军那些狂人,谁愿意?

    撤军等于是要他们把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这些鼠目寸光的家伙(包括那个所谓的唯一战略家石原)就是舍了命也不干。

    直接占领不行,他们就去想别的办法。

    中国向国联申诉的第二天,关东军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会议由关东军参谋长主持,所谓的“关东军三杰”都在场。

    外面“举军欢庆”,会场里气氛却略显沉闷,原因就在于东京发来了电报,表示反对关东军继续扩大事态。

    板垣和石原起初的想法,都是想采用朝鲜、台湾一样的模式,索性把东北变成日本的第某某个省。

    但电报给他们一人脑袋上来了一闷棍。

    此路不通了。

    众人都把眼光扫向那个“土匪源”,虽说此人战略上没多少远见,但要论坏点子,那是满满地装了一肚子,都快出水了。

    土肥原刚刚被任命为沈阳市临时市长,帮关东军收拾残局。

    这个“土市长”不愧是老牌“中国通”,一上任就贯彻了“以华制华”的策略,网罗一帮旧军政人员,弄了一个维持会,宣布沈阳“独立”,同时委任了4千多名巡警负责上岗巡逻,维持治安。

    给他这么一弄,原来乱纷纷的沈阳街头开始恢复暂时的平静。

    也许正是治理沈阳的“成功经验”,使土肥原受到了启发。他灵机一动,提出要致力扶持一个“以宣统帝为首,包括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满洲国”。

    自然,这个国家名义上虽然是独立的,但国防外交等必须由日本掌管。

    与会者均认为此计甚好。

    对这些军队狂人来说,从“自己占领”到“建立满洲国”,实属不易,已经是被迫从原来的立场退了一大步。

    所以最后的方案中还有这样的日式煽情语言:(我们)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土含泪”们把这个精心炮制出来的“满洲独立运动”方案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送到东京,得到了军部首肯。

    政府内阁照例被撇在了一边。首相若榇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意识到关东军又在玩花样了。这么搞下去,日本就真的要千夫所指,成国际孤儿了。

    可他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却愣是使唤不动那些军人。

    没奈何,只得又去找那个南次郎,让他给关东军司令发报,严格禁止任何关东军官兵参与“满洲独立运动”。

    司令部的参谋收到南次郎亲自发来的电报后,看来看去觉得不爽,就随手把电报抽出来扔在了一边。

    结果,这么重要的电报,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愣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一个小小的参谋,因为不爽,就敢把政府高官给司令官的电报给扔掉,也算是军队中无组织无纪律的巅峰之作了。

    国联的决议,随着时间滴滴答答,转眼就要到期了。

    可是日军并未撤军。

    不仅不撤军,他们还派飞机轰炸了远离事件地点的锦州,把日本政府承诺的“不扩大”变成了“扩大”。

    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东北最新局势。

    这次,施肇基打定主意,要让日本引起各国的公愤。

    除了愤怒谴责日本的失信外,他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此举把当今最重要的两个国际法——《国联盟约》与《非战公约》都践踏光了。

    他大声疾呼,两大公约如同两只铁锚,世界各国犹如轮船,轮船必须有铁锚才能自如地前进后退。因此,对这件事,各国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世界和平大厦必毁矣”。

    施肇基的发言立即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许和共鸣。

    说句实话,在接触到这段史料时,我也深深地被打动了。我得说,上个世纪的这批中国外交家真不简单,人家的水平那是刚刚的,不由得你不叹服。

    作为反方辨手的日本代表芳泽理屈词穷,只有招架之功,没了还手之力。

    还是读读现成的吧,他于是掏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长篇声明读了起来,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令人昏昏欲睡。声明中,对日军为什么迟迟不能撤军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唯一的借口,就是不放心日侨的安全,所以一时还撤不了。

    施肇基抓住机会,马上追问:对方代表,你口口声声说想撤,为什么还要轰炸锦州、扩大事态?

    芳泽愣住了。因为这兄弟不是急智型的选手。

    拿事先写好的声明读一读还差不多,你要让他在规定时间内抢答这么难的题目就有些抓狂了。

    没现成答案呀。

    可周围这么多各国代表看着,总不能僵在当场吧。

    芳泽调动了他所有的脑细胞,终于胡诌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因为飞机是侦察机,受到了地面射击,所以予以还击。

    问题很正常,但那答案怎么看怎么像是脑筋急转弯。

    吞吞吞吐地把答辩敷衍完,芳泽已明显能感觉到周围投来的那一双双鄙夷和嘲弄的目光了。

    日本代表这回得掏出手帕擦汗了。

    国联理事会再次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将日军撤军时间推至11月16日以前,中国负责保护日侨生命财产。

    中国代表施肇基表示同意这个草案,不过撤军时间推得太晚,他要求缩短期限。

    芳泽拼命反对。这一回他可不能像上次那样拍胸脯了。连首相都搞不定关东军,他还能逞什么英雄。

    他对撤军时间提出异议,也不说太晚,也不说太早。实际上他是根本没法确定。

    没人愿意再听他胡诌下去了。会议表决,一共14家代表,13票赞成,1票反对。表决通过。

    全世界都明白,那反对的1票就是日本代表芳泽投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不是国联成员,却被邀请与会。在讨论和表决时,这个日益崛起的西方大国明显站在了中国一方。

    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表明了立场。

    日本在国联已陷入了孤立。

    第二回合,正方亦胜。

    面对这无言的结局,芳泽急得都快哭了。

    老丈人啊,外交工作这个活真不是人干的。

    与施肇基比起来,让芳泽搞外交也实在等于让他受罪。口才不好不去说他了,反正大多数时候也只需要照着稿子念念。关键是他的英语发音还不过关,说的是含混不清的日式英语。各国代表和列席旁听的新闻记者有时听得一头雾水,就看到面前这个矮个日本人的嘴唇在动,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芳泽也知道自己英语很烂,别人听不懂。那就改说法语吧,谁知这位法语也不过关,连单词都不记得,常常讲完了一个词,又不记得下一个词是什么了,得慢慢想。可大家都在等着啊,也不能打声招呼说:谁知道这个词怎么念,提示一下。

    于是他便只好在想的时候,嘴里哼哼唧唧,“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有的代表听得不耐烦,甚至恨不得扔块桔子皮上去“提示提示”他。记者可不管这些,原文照录,第二天报纸上的芳泽发言,就变成了满篇的“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后来时间长了,芳泽在国联的讲话竟然也成了日版“韩乔生语录”,读者不拿来笑一笑都吃不下饭,也算是为报纸提升销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刻,坐在代表位置上的芳泽哭丧着脸,他似乎已预感到自己的外交生涯已走上末路。

    不过且慢。奇迹马上就要发生了。

    由于不是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全体通过(日本不通过),这个决议竟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很无厘头吧。可当年的《国联盟约》就是这么规定的。

    在国联的所有缺陷之中,这一条最为人所诟病。细分析,简直就是一条超级弱智的规定。

    既然要裁决,总有人要受罚,可是你让受罚的同志自己乖乖地承认:我有罪,我该死……

    岂非天方夜潭。

    事实证明,自我觉悟,是个最不牢靠的东东。

    有人要说,现在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是也有否决权吗,那还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国联是每一个会员国都要同意,不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包括在里面(当时的中国也能忝居其列,就可见一斑),而联合国却只有固定的那五位大佬。

    美苏中英法,别看人少,但这就是大国一致原则。一般来说,大国都是能负也敢负起一些国际责任的。碰到问题,只要大佬们没意见,决议就能pass,而有了这些大佬们做为担保,pass的决议也比较容易履行。

    联合国的这一设置,因此被称为“安全阀”。

    国联是好好先生,它要让大家都成为大佬,结果是大家都成不了大佬,导致决议通不过成了家常便饭。

    后来国联办不下去,“全体通过”果然成了致命伤。

    水平不高运气好。看着这个结果,芳泽破啼为笑了。

    他厚着脸皮,再次要求同中国进行直接交涉,但被施肇基断然拒绝,表示只要东北领土一日被占,就绝无此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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