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顿调查团进入东北调查，日本为这次调查添设障碍，增加难题，调查团与之斗智斗勇，最终揭开了“9.18”与伪满真相。投靠伪满的马占山迷途知返，在日本人那里狂捞一票后，从容“越狱”而走。
那段日子，重压之下的本庄繁确实比较烦（繁），比较烦，比较烦。
更烦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有人告诉他：李顿调查团驾到。
和原来预期的相比，调查团已经是姗姗来迟了。
李顿一行是3月14日到上海的。按照一般行程，如果坐火车，几天后就能出关。
事实是，直到月底，他们也没能到东北。
游山玩水去了？
确实绕了一下，去过湖北、四川、山东、天津，但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按照国联的要求进行中国国内情况的调查。
那关内调查完了，总该在东北现身了吧？
又过了大半个月，还是没到。
这真是奇了怪了。我看《曾文正公家训》中，曾国藩从北京到湖南，一路上行行止止，也没有火车汽车出租车，半个月也到家了。怎么这个调查团如此之慢？
调查团的先生们，再心不在焉，也不能这么应付差事啊。要知道，全世界的目光都看着你们呢（那时候的所谓全世界，主要是指欧美和亚洲的几个小国家）。
事实上，调查团早就到了华北，并会见了“九.一八”事变的当事人之一——张学良。
可是到了山海关却被一个东西卡住了，出不去。
这就是所谓的顾维钧的“入满问题”。
入满问题
按照国联决议，调查团委员以李顿为首，由英美德法意五国代表各一人组成。除此之外，为协助调查团工作，中日双方还要各派一人出任顾问。
这个顾问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能是政府成员，也就是公务员不能要，免得你假公济私。二是必须在外交上是一把好手，否则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两个条件，有外交奇才之称、刚刚辞去外交部长一职的顾维钧全都符合，中国方面当然就选他了。
谁知正要入“满”出关时，伪“满洲国”却意外地提出来，说别人都可以来满洲，只有顾维钧例外。
在这个问题上，日伪其实纯属没事找茬。
到现在为止，满洲国成立是成立了，可是热闹过后却发现无人捧场，也就是说没人愿意承认他们。
本指望和第一站就到日本来的国联调查团好好说说“满洲国那些事儿”，可人家没好气地来了一句：满洲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
此时的“满洲国”就像那个戴顶帽子就想装人样的猢狲一般，只好涨红着脸，躲一边去了。
郁闷啊，一定得想点办法才行。
事情交给了伪满“外交部”。这个部门的一把手叫谢介石。
他是台湾新竹人。
当年跑到满洲来碰运气，除了日本人、朝鲜人，还有台湾人。
那时候的中国台湾人其实也就是日本人。
这个好像有些不对，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或思维模式来看问题。中国台湾割让那么多年，总督都换了好几个，而且客观地说，日本在中国台湾的治理还是不错的，也很注意收买民心。
在这一点上，日本人要比蒙古人聪明多了。蒙古人即使是建立元朝后，在中原仍然是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好像这个家不是他的。日本人则不同，属于拨着算盘过日子、平时买个萝卜青菜都要记明细账的那一类。
虽然他一到中国内地就会失心疯一样地乱打乱杀，可那是因为明知都不是自己的东西，糟蹋了也无所谓。台湾你试试看，锅碗瓢盆哪一样弄坏了，最后还得自己买单。这种傻事他可不干。
我看到过一则回忆材料，说抗战胜利，中国台湾回归后，当地人发现来接收的民国政府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好，很多人甚至都怀念起了日据时代。
这恐怕是事实，虽然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读了以后可能心里会很不是滋味。
谢介石为了出来混，还把他的日本国籍改成了中国国籍——抗战胜利后，理所当然地被作为汉奸抓了起来，这是他当初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
彼时的谢介石却是台湾人的偶像。因为台湾是个小地方，像他这样能在外面做到这么大官的，还是第一个。据说，当时沿着他的“成功足迹”，跑到满洲来求“发展”的台湾人有成千上万。
有着中国国籍，却有着日本和中国台湾情结的谢介石，当然不会向着中国说话。不过一般情况下，外交部还轮不到他说话。他的下属比他还牛。
一般情况下，他得听他下属的——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
在伪满洲国，只要总长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次长是日本人，地球人都知道前者是摆设，后者才掌握实权。
大桥认为，既然李顿调查团不把我们当棵菜，那就找借口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样才能显得我们“满洲国”是个人物，也才能引起国际的关注。
可是怎么给颜色呢？
李顿调查团里的那几个“鬼畜”所代表的国家都不是好惹的。想来想去，就只能找中国人的麻烦了，而且顾维钧早在巴黎和会时就出名了，日本人对他也相当忌惮。
为了不让顾维钧入“满”，大桥找了一个纯属莫须有的理由，说中国顾问一来，就会干扰公正调查，对“新政权”（伪满）不利。
真是笑话，那日本顾问不还一路跟着去了上海吗？
大桥的说法是：你说的是日本顾问，我这里是满洲国，跟我们不是一家的。
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要让调查团知道一下，我们“满洲国”不是无名小卒，也不是摆着看看的，我们是有力道的，是独立国家，想不让你进来就不让你进来。
如果这事办成了，李顿调查团再回去一宣扬，伪满自然就会倍儿有面子，不怕其他国家不承认。
调查团团长李顿生气了。
堂堂调查团的顾问竟然不能一道进满洲，哪有这种规矩？
他马上找芳泽外相：搞什么名堂你们？
芳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副很吃惊很无辜的样子：我们这是两个国家唉，他们不一定能听我的（“长春政府并非服从日本政府”）。不过您老先别急，让我想想办法。
他装模作样地发了份电报给日本驻长春领事（伪“满洲国”的“首都”在长春），让领事通过外交努力，在两国间进行斡旋（指伪“满洲国”和中国政府）。
其实他与大桥在这件事上一直有电文往来，后者想怎么做、目的是什么，都要一一向他汇报。
你们就做戏吧。
顾维钧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调查团的人，随团出关入“满”那是我的正当权利，决无动摇。
对此，李顿代表调查团全体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既然日本顾问可以随同调查团在中国各地进行调查，那顾先生同样也可以。如果他不能去，我们也不去。
这下子大桥没话可说了，毕竟他不敢把调查团的人都得罪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进入东北的路线上挑起了剌。
调查团本来是要走陆路，即从北平直接前往东北。大桥提出来，走陆路不行，你们得走水路，乘船从大连进入东北。
在伪满成立以前，大桥干的一直是领事，因此对许多外交细节都很注意。他提的这个要求，实际上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
走陆路，必然要出山海关，沿途“刁民”甚多，保不准得让调查团看到什么他们不该看到的东西。而如果走水路，这些顾虑就没有了。因为大连自日俄战争后就一直被日本占领着，“九.一八”事变时也没打过仗，比较“经得起看”。
对这个提议，李顿起初不同意，但当调查团一行乘坐专列要出关时，却被驻在山海关的关东军给拦住了，说只要顾维钧在火车上，他们就坚决不会让车开过去。
眼看时间越拖越久，实在耽搁不起了，调查团只得同意日本政府通过“努力做工作”而达成的妥协方案，即由李顿率调查团经山海关走陆路，顾维钧随调查团的另一部分人由中国方面派军舰护送至大连。
制造民意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4月21日，调查团终于到达沈阳。
看到顾维钧跟着调查团一齐出现在面前，大桥没皮没脸的劲头又上来了：我可是让姓顾的进来了，你们不得表示表示？
“表示”的意思就是让他进调查团过把瘾。
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李顿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在别人屋檐下，有时低低头也是必要的，就应承了下来。
来到东北后，一开始调查团并没打算与伪满政权进行接触，但关东军马上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使起了绊子。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让你知道，在这块地面上如果不跟伪满打交道，绝对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在这种情况下，李顿才感到如果坚持不跟伪满打交道，这趟调查任务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于是他首先登门拜访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并说希望通过他与“新政府”（伪满）取得联系。
看到调查团已经知情识趣，改弦更张，本庄繁当然很高兴，乐颠颠地就帮他去找人了。
接下来，调查团逐一会见了“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方主要当事人以及伪满包括溥仪在内的部分高官。
在会见过程中，李顿始终只认真聆听而不轻易表态。
几天之后，他基本理清了头绪——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共两个。
第一，日本“九.一八”当晚的行动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
第二，满洲国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第一个是责任问题，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处理。不是有一个柳条湖吗，去看看现场就知道了。
第二个才是关键，也是最棘手的，它直接决定着满洲问题该如何对待、怎样处理。
如果建立满洲国是东北人真实意愿的表示，当地人拥护它，那这就是中国的内政，国联不用插手，也插不了手。但假设后面还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黑幕和猫腻，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围绕满洲国问题的调查，一场看不见的暗斗已经悄悄布局。
在这场斗争中，为了揭露事实真相，一些勇敢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在哈尔滨，就有5名中国人、2名俄罗斯人、1名朝鲜人因向调查团递交请愿书而惨遭毒手。至于被逮捕、关押并受到迫害的则更是不计其数。
睿智如李顿，恐怕也想不到日本人会如此疯狂地掩盖事实真相。
为了演好这场假得不能再假的大戏，板垣和土肥原，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哈尔滨，可都是机关算尽，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有一阵，甚至连最善此道的老特务土肥原都忙得晕头转向，经常神经过敏。
那个身为伪满外交次长的大桥没羞没臊，厚着脸皮硬是要挤进调查团，当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监视和阻挠调查团的行动。
除了这个家伙以外，关东军还派来了大批警察为调查团提供“保护”。一夜之间，调查团的周围几乎都变成了警察的世界。
在所住宾馆里，除了调查团的人，其实都是警察。旅客是警察，服务生是警察，连来收垃圾的都是警察。
不爽，想上街？
告诉你，街上也一样，凡调查团能接触到的，无论是商店老板，还是饭馆小二，甚至一个剧场卖票的，他们的秘密身份都可能是：警察。
实在受不了你们，钻厕所吧，这样你们总没办法了吧。
别做梦，没准旁边蹲坑的正在给你做记录呢。
这些警察除了要“保护”调查团兼客串群众演员外，还得去那些“可疑人士”的家门口站岗望风，以防止他们跟调查团接触。
所谓的“可疑人士”那也不是一点半点，凡是有俩钱的中国商人大都划在此列（原因后面还要说到），所以到后来，警察都不够用，无奈之下，土肥原只好把一些土匪出身的人都找出来，扔件“满洲国”军装往他们身上一套：去，别闲着，给我放哨去。
有人怕这些有“案底”的人乱来。土肥原的说法是，从现在开始，这些人就是满洲国士兵了，他们就算犯了罪，也跟我们日本无关！
令人发噱的是，这帮土匪还真以为“皇军”老人家要重用他们，因此表现得十分敬业，让他们站岗就站岗，让他们盯梢就盯梢，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就在李顿调查团离开东北后，他们还缠着土肥原给他们转正，说是再也不想当土匪了，要长期吃“公家饭”，干警察，把个土肥原弄得哭笑不得。
满洲调查的焦点在哪里，李顿清楚，关东军也清楚。因此，一方是要尽力了解民意，另一方却是要拼命“制造”民意。
民意也能“制造”？
怎么不能？
先是要去掉关东军痕迹，让调查团认为满洲已经是真正的“华人治华”。
调查团没到沈阳之前，日本人就忙开了。原先满大街宣示“皇军军威”的标语都被刷了个干净，连日本宪兵队门口挂的木牌子都先摘下来，准备等调查团走后再挂。
李顿一行无论是到沈阳还是哈尔滨，能够看到最多的人，除了警察，还是警察，而且清一色的不是中国警察，就是白俄警察（俄国人干这职业就跟印度人适合做巡捕和门卫一样），愣没一个日本人掺和在里面。至于当兵的，也都是伪满的中国兵，那什么日本关东军和宪兵队，就跟稀有动物一样，一般情况下绝难见到。
他们都回日本去了？
没有，哪能呢，都还在街上站着哩。只不过换了个马甲，披上了伪满洲国的军装。
皇军变成了伪军，尽管很委屈，但暂时也只能这么受着。
就这样，还是出了娄子。
在调查团刚刚抵达哈尔滨时，一个负责警戒的日本宪兵（当然是穿着伪军马甲的）忽然向调查团冲了过来，手里还举着一封请愿信。旁边的日本军警顿时都傻了眼，赶紧一拥而上，生拉硬拽，才把他拖到一边。
一审讯，原来这个日本宪兵是朝鲜人。他见国联来调查东北，就想到自己国家的惨状，便打算趁这机会找调查团鸣冤叫屈。
用他信中的话来说，满洲才不过被日本占领了几个月，国联就这么重视。我们朝鲜被日本吞并20多年了，你们怎么连管都不管？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都能出这种事，真是防不胜防，可把老特务土肥原给累坏了。
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他干脆也组建起了“请愿团”。
当然，“请愿书”都是事先编好的，去的人只要签个名就行。除此之外，在见到李顿调查团后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也都规定好了。简单说来，就是只准讲“满洲国”好，不准讲“满洲国”坏，如果现场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或者干脆不说的话，回来后枪毙！
土肥原想想这样还不保险，声势不够大啊，于是又琢磨出了一个群众游行的点子。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管他是华人还是白俄，只要名义上跟日本人没牵连的，都被他赶到街上去游行。在日军的枪口下，大家迫于无奈，只好左手举“满洲国”旗，右手拿“执政”画像（溥仪的），一边走一边高喊“满洲国万岁”。
此举就是要让调查团看看：这里的群众是多么“热爱”我们的国家——满洲国啊。
到这里，关东军认为应该万无一失了。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还怕个甚？！
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就是这号“聪明人”。
大漏勺
在所有“措施”里面，土肥原们最自鸣得意的，大概就是把调查团所住宾馆围得犹如铁桶一般的警察了。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恰恰是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漏勺。
这些警察当然不敢用日本人。离调查团这么近，要是谁急了，一不小心来上一句“八格牙鲁”，那就全露馅了。只能用中国人，至多也是白俄或者朝鲜人。
在派他们前去执勤时，土肥原们可是都交代过“纪律”了。这些人当面答应得很好，一转身就都变成了东北版的“余则成”。
身为基层警察，他们平时没少受日本人的气，而且都清楚地知道这个所谓的满洲国实际是个什么玩意儿。于是，不仅他们本人成了揭露东北真相的活证人，而且主动张罗，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巧妙地帮助调查团秘密会见了许多相关人士。
在东北调查期间，李顿调查团共收到各方来信1500多封，其中多数都是通过这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警察们转交的。
就是那些被硬赶过来的“请愿团”也会趁日本人不在场的机会偷偷给调查团递话：别看那信，都是日本人胡扯或被他们修改过的，“并不代表我等本意”……
在所有调查团成员中，被关东军“关照”备至的自然是中国顾问顾维钧。他是享受“星级待遇”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被警察看得死死的，不准他这样，不准他那样。其他人可以出门，他则哪儿也不能去，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旅馆里。至于想见见东北的中国人，那更是连想都不要想、提都不用提的事情。
但顾维钧是什么人，那是老江湖了。这点小伎俩，在他看来，简直有些弱智。
你们不是不让我出去吗？行，出去我还嫌不安全呢，有你们在这里保护我最好不过。
不能走路，不是还有张嘴吗，搞外交的靠什么，就靠一张嘴。
只能做住家男人的顾维钧充分发挥了他名嘴的作用。李顿告诉他，很多受调查的中国人不敢讲实话。他就向这位调查团团长面授机宜：有人是肯，也敢讲真话的。
谁？
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的那些中国经理啊，虽说他们是中国人，但他们都属于英美雇佣并保护的高级职员。日本人轻易不怎么敢动他们。阁下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呢？
李顿一下子茅塞顿开。
搞调查这个东西，怎么提问非常关键，那是有很多道道的。
对顾维钧十分欣赏的李顿采纳了他建议的很多调查问题。
比如：当初到底是谁陪同溥仪到长春的？（可得出结论：土肥原）
满洲国是谁发起的？（可得出结论：关东军）
满洲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可得出结论：前者就是后者鼓捣出来的）
这些问题，虽然看上去都是一些细节，却都是最能够揭露伪满实质的一把把利剑。
伪满真相
在满洲的这些日子里，李顿拨开云雾，逐渐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这个“满洲国”来历不明，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白了，实际上就是日本人弄出来的一个怪物。不仅如此，它在满洲还得不到当地中国人的支持，相当的不招待见。
让李顿惊讶的是，在满洲，不仅基层老百姓不认可这个“满洲国”，就连“满洲国”自己政权里的中国官员也是一肚子牢骚，说自己就是日本人威逼和监视下的一个傀儡而已。
对现状不满的，还有东北当地的企业家、银行家等中国富商（白俄商人也一样）。
他们苦啊。自从“九.一八”事变关东军侵占东北并建立“满洲国”后，这些人就成了被绑票勒索的重点对象，而热衷此道的不是别人，正是以土肥原为代表的日本特务军警。
东北的日本军警机构之多，已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
其中有直接向东京负责的日本特务机关，有关东军和他所掌握的宪兵队，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警察：“满洲国”国家警察、市警察、日本领事馆警察、刑事警察、铁路警察。
这帮人各管一摊，谁都不鸟谁，而且又都要搞“创收”，在东北的中国富人便成了他们眼里的唐僧肉。
有的富人今天被这个以“中国奸细”的命义招呼，明天被那个以“抗日分子”的理由传讯，大牢简直变成了他的另一个家。弄到后来，钱都被掏空了，还有不知道的部门急吼吼地把他列入敲诈名单呢。
这类好事儿，一向善于帮关东军敛财的土肥原当然没少干，而且还干得十分“漂亮”。
那会儿，来满洲混的，不光有中朝日，还有五湖四海的各种老外。
一次，宪兵队两个日本大尉串通了两个老外——一个是宪兵队的老外（俄国人），一个是在特务机关供职的老外（没查到是哪国人），几个人联起手来出去敲竹杠。
不幸被他们敲诈的“唐僧”是位洋行经理，拿的是洋钱，所以这回大发了，几个人一下子就拿到了18万（单位：美元）。
完事后，按说大家都出了力，起码要五五分账的，然而两个大尉却独吞了其中的16万，只给了俄国佬和特务老外各1万，而且名义还是“封口费”。老外知道这是日本人控制的地盘，再有想法也没辙，只好鼻子一捏，认栽了。
毕竟多少也还到手了1万美元，不是个小数字，特务老外回去后还是很高兴的。
可他没料到的自己到手的那点钱，很快就有人惦记上了。
没过几天，日本领事馆警察找到他，让他拿8000美元出来，否则就要下令逮捕。
老外当天就跑了。
人家也不是傻瓜，这不分明是一副鸟尽弓藏、赶尽杀绝的架势吗？
老外上头还有老外。日本特务机关是属机关长土肥原管的。这上级老外查明原委后，就来找土肥原，让他管管这种随意敲诈、无法无天的事。
土肥原一听，果然大为光火：这两个笨蛋大尉，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谁给他们权力把钱分给老外的，那可都是白花花的美元啊，我们关东军正缺经费呢，2万美元，啧啧……
彻底无语。
逃路的老外没法子再追回来了。他就下令把俄国佬抓起来，花了一个月时间，逼着这个倒霉蛋把花剩下的9600美金又全吐了出来。
宪兵队的两个大尉见状吓坏了，以为土肥原肯定饶不了他俩。还好，对于自己人，这位机关长心里是有数的。在他们被迫将自己的16万美元交出后，土肥原竟然如法炮制，也给了他们俩一人1万，然后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带着余下的那14万走人了。
至于那个被关进局子的俄国佬，交出钱后还回宪兵队干活——白俄的工资不高，劳动力成本低啊。
一旁的上级老外看得目瞪口呆。
虽然都叫“原”，但论眼光和头脑，这个土肥原还真的不能和石原相比，只可以用鼠目寸光来形容。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在关东军统治下的东北是多么混乱和不得人心。别说那些真正的抗日分子了，就是本来想息事宁人，过过太平日子的商人和普通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也得被逼着造反。
对于有注重民意传统的西方人来说，东北民众提供的这些情况非常重要。至此，调查团已对伪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东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接下来，李顿他们还想再约见一个人。
对于李顿调查团来说，如果不能见到他，伪满问题还不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因为这个人不仅和日本人干过仗，弄得世人皆知，还曾参与过“筹建”伪满，这样重要的一个见证人，调查团怎么能不见呢？
这个人，当然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传奇人物、“抵抗将军”马占山。
哈尔滨失陷后，马占山在震惊之余，终于下定决心，同日本人正式“合作”。谢珂等人一走，他就独自离开海伦，前往沈阳。
此时离轰轰烈烈的江桥抗战仅3个多月。
日本人对待别人的态度与众不同。如果你是一个弱者，即使你对他三跪九叩，他也不会拿正眼多瞧你一下，还会在心里计算着，怎样在你身上再多占点便宜；但如果你是真正的强者，并打痛过他，他反而会对你低眉顺眼、毕恭毕敬。
在日本人心目中，马占山是一个强者。
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出门，那是连“执政”溥仪都要亲自去车站迎接的（“令溥仪必须恭往车站迎迓”）。这可不是你高兴不高兴的事情，人家摆的就是这谱，谁让你是他的傀儡呢，须知，再大的傀儡也还是傀儡。
马占山坐飞机到沈阳，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架子比谁都大的本庄繁。
所谓的东北伪政权“四巨头”：张景惠、马占山、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打日本人最狠，排名却仅在与张作霖一同出道的张景惠之后，那个摇着尾巴的张海鹏张麻子忙了半天，连椅子边都没摸到。
这么高的礼遇，要放在一般汉奸身上，非得做梦笑醒不可，但马占山却不一样。
从本质上来说，这个人并不是做汉奸的材料，即使进了伪政权，仍然本色不改。
一样是对日“合作”，他和另外三个“头”的想法和目的就有差异。那三个是标准的“狗头”，就会冲着日本人摇尾乞怜，本庄繁和板垣说什么，他们答应什么，连个屁都不敢放。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有根骨头啃啃便知足矣。
作为和张作霖性格才能极为相似的枭雄类人物，马占山想要的，“狗头”们可能连想都不敢想，那就是至少要统治一方（黑龙江），也即在日本承诺“一无两不”（无领土要求、不驻军、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实行江省完全自治。
试想一下，如果可能（实力允许的条件下），他是完全会把日本人从东北统统赶走，然后自称“东北王”的。
但他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欲望、野心和无信。
前两点比较明显和直露，一个“九.一八”事变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最后一点却极具隐蔽性，可以说欺骗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后来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大亏的美国人）。
当时不要说一般中国人，就连资深外交官都普遍不愿与日本政府打交道，原因就在于日本人说话做事心口不一，对他有利的他认，对他不利的，前脚答应得好好的，后脚就会矢口否认，缺乏最起码的诚信守信精神。
土肥原不是亲口答应溥仪，让他做皇帝的吗？结果呢，把人家骗来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说过的话跟放屁一样。板垣也一样，他对马占山承诺“一无两不”、江省自治，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先把你忽悠进来再说。
江省自治？怎么可能呢。
照本庄繁、板垣他们的想法：那样的话，我们关东军不是白忙活了，帝国军人的血岂不是白流了？
被授以伪江省主席的马占山有几件事想不到。
一是想不到会建立“满洲国”。
马占山本来是想拉张景惠等三人一道宣布“联省自治”的，没想到日本要搞“满洲国”，并要求四人在“建立满洲国计划”上签字认可。那三个自然乖乖照办。
“满洲国”与江省自治相去甚远，马占山大失所望，但人家拿枪指着，你敢不签？
马占山没说他不签，他说自己病了。
关东军当然没这么好骗，马上让日本医生过来看。马占山又是头痛，又是呕吐，可医生愣是没查出什么毛病，只好诊断为劳累所致，需要休息，没什么大病。
没大病，当然还得来签字。
马占山就是不签。
签字笔都快塞到手上了，马占山说：不相信我是不是，我以人格保证，绝对认可。
“人格”都拿出来说事了，没人能硬逼他了。
其实马占山心里亮堂，白纸黑字这么一弄，以后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这字怎么能签？
人格？那得看和谁在一起。这里除了强盗一样的日本人，就是一群点头哈腰的本地软蛋，还跟我讲什么人格。
转身就跑齐齐哈尔去了。
二是想不到江省自治犹如画饼。
马占山的如意算盘是至少先在江省称王，待机再起。这是他的生存智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占山后来声称他搞的其实是“假投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到齐齐哈尔一看，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他能说得了话，做得了主，当得了家的了。
本庄繁给他派了一个顾问，但凡江省军政事务，不论大小，都得通过这个顾问，马占山并不能擅自做主。更让他郁闷的是，这日本人各个都是地道的工作狂，八小时以内上班，八小时以后还上班，而且不管不顾别人是否需要私人空间，一有空就往马占山的家里钻，来了以后也不走，问这问那，把个马占山弄得不胜其烦。
没有拍板的权力，“一无两不”和江省自治就等于空谈，马占山感觉自己被日本人实实在在地耍了一把。
不久之后的一个任命，又差点把老马逼向绝境。
3月10日，伪满洲国任命马占山为军政部长。
事实上，这个任命事前并未征得马占山的同意。
军政部长相当于伪满的国防部长，听起来是个有实权的官，可日本人在后面操纵着，连“执政”都是摆设，一个国防部长又顶什么用。在马占山看来，这个任命最具威胁之处还在于必须去伪满“首都”长春去上班。
我们大概都还记得，当年老蒋在南京开编遣会议，委任老冯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这二位当时就吓得要跑，其实原因都一样，并不是嫌工资少待遇低，而是怕这样一来，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这些江湖老手们各个心里透亮：手里有枪杆子，才可能这好那好，没了枪杆子，一切都白搭。
放到马占山身上，道理也一样。在齐齐哈尔，毕竟天高皇帝远，自己的亲兵就在眼前，如果单枪匹马去了长春，不但从此更成笼中之鸟，而且能否再控制得住军队就很难说了。果然，没多久关东军就下发命令，动起了“编遣”马占山部队的心思。
其实这问题对张景惠等三个“狗头”来说，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那三位本来就唯唯诺诺、不思作为，只要有高官厚薪就可以什么都不管。马占山何等样人，是根本不可能甘心给日本人当木偶差来使去的。
怎么办？
只有装傻充愣了。
好在装傻这件事，对马占山来说，是先天有禀赋，后天很努力，早成精了。
他把黑龙江军署参谋长王静修推出来，安排他担任军政部次长，并以次长身份到长春的伪满军政部代行部长一职，这样他本人短时期内就不用离开齐市了。
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在如何和日伪打交道方面，马占山使的两招几乎和当年的冯玉祥如出一辙。
其实这也不奇怪。兵法三十六计，说起来不少，连篇累牍，真正实用的却没有几个，有一定的重复率实在不用太过惊讶。
当然，计都是好计，具体使用效果就要看各人本事了。
躺床上装病这招，老冯用过，老马也用过，老冯灵了，老马不灵。除了马占山装病的功力可能不够（也许是需要一点内功的），只能怪日本医生太专业了。
而在弄个次长上去顶杠这一招上，结果却倒了过来：老冯不灵，老马灵了。
老冯之所以不灵，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有规定，次长不能代理部务。
老马之所以灵，则是由于伪满洲国的台子才刚刚搭起来，一切乱糟糟，没什么规定不规定的，次长代行部长职务，顺理成章，没人能提出异议。
这一关总算是暂时糊弄过去了，但马占山已经意识到：关东军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如果自己不是或不肯就范，他们迟早会对你动刀子。
三是想不到自己的处境会如此尴尬。
马占山离开海伦降敌，这消息对枕戈待旦的三军将士来说，犹如一声晴天霹雳。
那年月，当汉奸的多了，今天一撮，明天一撮，大家司空见惯，都不当回事了，反正这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货色，退一步说，要是他们不当汉奸都奇了怪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有一杆大旗，那就是马占山，他是永远不会倒的。
江桥抗战，名动天下，马占山初到海伦，其声誉曾如日中天。不仅周围各路武装皆以能听其指挥为荣，就连江省的蒙古王公都愿意受他调遣：您老人家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您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就上哪儿。
部队要招兵买马，第一天贴出章程，第二天全国各地要来投军的学生（当时称为“援马团”）、义勇军就挤破了街，把个小小的海伦城弄得热闹非凡。
要人有人，要粮饷有粮饷（后者仅捐助就源源不断），这声势连关东军一时都不敢轻易上来叫阵，然而众人万料不及的事还是发生了：主帅一声招呼不打，就去降敌了。
谁降也轮不到马老爷子这样的盖世英雄啊。
众人惊诧莫名，面面相觑。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得实在是太快。
长久以来一直支撑大家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所部顿时分崩离析。
谢珂黯然离去，苑崇谷愤然进关，徐宝珍不辞而别，谋臣勇将一时星散。
老马的近卫部队其时正驻守于黑河。在获悉他投敌的消息后，这支亲兵卫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激怒之下，竟然把马占山的老家都给抄了，此即所谓“黑河兵变”。
人心散易聚难，自此以后，那个曾在江桥令日军闻风丧胆的英雄集体再未能真正恢复昔日元气和风采。
这是件最让人痛心的事。
海内外舆论为之大哗。“马占山牌”香烟再也没人抽了，好好的牌子一下子就臭到了家。捐钱捐物的则各个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俺们省吃俭用，捐出来的那些血汗钱都是给你抗日用的，你现在这样做不是拿我们当猴耍着玩吗。更有那不依不饶的，甚至在报上发表声明，要求老马把他们捐的钱物一个不少地全吐出来，还给他们！
遭人白眼闲话多了，连家属也受不了。马占山的儿子从上海寄了封信过来，开头还说得很是温馨，说老爸您在前线打仗给家里扬了名，沾您的光，那些日子，儿子我在街上走路都是飘着的，然后话锋一转——可是听说您最近投降了日本人，真的假的，不会吧？！
要是真的，咱啥话也别说了，一刀两断：你没资格做我老爸，我也不想再做你的儿子。
对马占山这样的“老派人”来说，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就这么一个儿子，宝贝得不能再宝贝，要不然也不会想到要送到大上海来给养着了。现在儿子说不要他这个老爸了，可想而知，这个打击有多大。
老马接到信，当时就哭了。
众叛亲离，名誉扫地，还让日本人给钳制着，里外不是人，心里这个苦啊。
其实，怪不得别人，都是自找的。
大家以前烧香上供，那是因为你抗日，现在你不抗日了，有什么理由再宠着你？
大兄弟，还是听听这句话吧：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及早悔悟，还来得及。
幸运的是，马占山听进去了，在名誉地位权力都即将付诸东流之际，他决定“反正”，重执抗日义旗。
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即将赴满调查。精明的马占山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机会。如果能在调查团到来之前完成“反正”，一方面可以利用国际舆论对日伪造成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影响，洗刷自己的“汉奸”罪名。
可身处敌营，“反正”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
别的不说，光在齐市驻守的铃木旅团就不是好对付的。这个旅团实际上就担负着对马占山监视和军事威慑的双重作用，与之相比，马占山带进齐市的只有步骑卫队各1个营。再狠，你能干得过关东军一个旅团？别说占领齐市了，想跑出去都难如登天。
可再难也得出去。
越狱
中国版的“越狱”开始上演了。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大片的制片人、监制、策划、剧本、导演、主演都是老马一个人。
强人就是不一样啊。
“越狱”是个很复杂的技术活，包括事前准备、方式路线等多项环节，疏忽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说起准备工作，当然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得想一想，出“狱”后怎么办。
有的人跑是跑出去了，结果一文不名，连吃个饭都没钱，那你老人家还不如继续在牢里乖乖待着——这里起码还有人管饭。
所以，钱是重要的，相当重要。
按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理，身为“黑龙江省主席”的马占山理所当然地瞄上了日本人的口袋。
没错，他准备搞“贪污”了。
马占山一向是大手笔，这回他要发扬要么不“贪”，要“贪”就“大贪”的精神，做省主席没几天，一家伙就“贪”了800万。
记得华仔曾在港片中出演了一个“五亿探长雷诺”，那人是真正的大贪，小钞票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要贪起来都一扎一扎、一箱一箱的。
老马可谓直追其后，不让斯人。
不过大帅，你是好样的，我们支持你。
日本人的钱，不贪白不贪。少贪了，你都不好意思出去跟别人说。
当然了，像日本人这样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分花的主，想贪他的钱并不容易。发现江省财政开支很大，花钱跟流水一样，关东军司令部坐不住了，便派人暗中调查，并放出风来，要马占山讲清楚这么多资金的详细用途。
总不能跟日本人实话实说，是准备拿去当军饷打你们的吧？
马占山直接去找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和铃木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陆大23期），跟这两个日军的实权人物当面鼓，对面锣，“讲清楚”。
他“伤心”地先说了一通自己的不易：这也要花钱，那也要花钱，结果花了700多万（还是没说实话），就有人出来说三道四，弄得自己晚上都睡不着觉，这工作没法干啊。
那意思无非就是：不要追着哥，哥使的这不是钱，纯粹是寂寞和委屈。
从一个日本特务的角度来说，林义秀虽然也不舍得马占山“乱花皇军的钱”，但他更怕把这个土匪省长给逼急了，反而弄得不可收拾。
他赶紧拍胸脯打包票，让马占山完全不用有什么顾虑，此事由他一力承担：“满洲国”新建，百废俱兴，花钱完全正常。别说700万，1000万也没什么了不起！
他还告诉马占山，不需要费劲跟那些背后闲言碎语的家伙解释什么，因为——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见林义秀这么豁得出去，铃木愣住了。
一般日本人的性格，内心都极为吝啬，公开场合却一个比一个更在意面子问题。
轮到铃木，这兄弟也索性装得很无所谓的样子，关照马占山其他不用多想，一定要注意身体，如果确实睡不着觉，可以找日本医生给看看（还找日本医生？！）
两个大佬发了话，一时间也没人再敢拿钱的事来找马占山麻烦了。
按照通常规律，“贪污”之后，不搞搞“腐化”似乎也有点对不起自己。
一直以来，林义秀和铃木其实从没放松过对马占山的监视。
江桥抗战对日军的震慑实在太大了。毕竟落魄的英雄那也是英雄，如果有一天让他东山再起就不好办了，所以这二人的任务之一，就是死死看住马占山。
不过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密报，说马占山逛妓院去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妓院，是满铁公所也就是日本人开的妓院。
报告的人绘声绘色，连马占山在妓院里怎么喝酒召妓打麻将，整日整夜乐不思蜀，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本来就是日资企业嘛，就差装一针孔了，还有什么打探不出来。
林义秀和铃木将信将疑，都觉得以马占山这样的英雄人物，尚不致如此堕落吧。
有什么不至于的，一连多少天，马占山以他的实际行动表明：老子就这么堕落了，怎么着吧？
别人问起来，他还有一个理由：自己空有一身本事，但现在不打仗，也用不上了，既然战场上用不着，那就只好到女人堆里去用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特以醇酒妇人终志”）。
林义秀和铃木都放心了。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还有些疑心的话，在马占山摆出“英雄无用论”后，就全信了。
这话实在，所以是真话。
至于马占山拿着高薪不干活，只知道整天喝酒逛妓院，他们不仅不着急，还很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对马占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他们没料到，马占山说的话其实是一半真一半假，“英雄无用武之地”是真，“特以醇酒妇人终志”是假。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不够，最好是让这俩小子把眼睛全给闭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另一个坏了，那就是“行贿”。
听说“太上皇”本庄繁生日到了，大小汉奸们都计划着要好好“孝敬”一下自己的主子。其中，马占山比谁都积极，反正是“公款”，不花白不花，于是划划两笔，提出钱来，买好礼物，亲自去送礼。
不是说日本军官一般是不收礼的吗？
那是指敌国之间。如果是在内部，日本人爱占小便宜的习性是一样的，军人政客皆是如此。
在准备正式“越狱”之前，马占山把所准备的生日贺礼摆在客厅里，然后把铃木请来“参观”。见到这些好东西，铃木自然啧啧称好，艳羡之色溢于言表。
马占山看在眼里，马上把他事先给铃木备好的礼物也拿出来，这套东东甚至比本庄繁的那套还要上档次，把个铃木愣给乐晕了。
趁这机会，马占山提出来，说自己作为一省之长，不能老待在机关里，这两天想到下面去巡视巡视，体察一下民情。
要在平时，铃木肯定要把眼睛瞪圆了，再翻个白眼珠：出去干吗，这里待着不是挺好（万一让你跑掉怎么办）？
可是人一高兴，就特别容易放松警惕。对十分“懂事”的马占山的这个提议，铃木竟然没有半点怀疑，当时就一口答应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股东风是从海伦、拜泉刮来的。从那里传来消息，当地部队似有“异动”，士兵可能有哗变迹象，而这些部队都是马占山所能控制的，如果不想动用武力的话，就需要他本人去做工作。
马占山跟包括日本顾问在内的一众人等都打好招呼：本来也想“外出巡视”，这次正好过去看看，以确保底下人不造“皇军”的反。
作为“一省主席”，能这么不辞劳苦、兢兢业业，除了感动，你还能再说什么？
自然，“异动”、“哗变”云云都是马占山一手策划的，为的是给他这个主演提供表演的更大空间。
“越狱”进入了倒计时。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31日。夜。
在此前已将“贪”到的部分款子秘密送至黑河后，“胆大包天”的马占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江省的金库搬了个空，刚收上来的盐税1400万、其他款项1000万，总计2400万金票悉数提出，用8辆车和300匹驮马悄悄拉走——这已经不是贪污，而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了，能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做到这一点，不谓空前，也算绝后。
4月1日。
马占山找到林义秀，托他把贺礼转交本庄繁，同时也把想“外出巡视”的想法告诉了他。
林义秀听说“巡视”的事连铃木都答应了，而且此行还担负着解决部队稳定的特殊任务，自然没理由表示反对。
最后一个障碍得以消除。
4月2日。晨。
马占山和步骑兵各1营出走齐市。
路上的每一天，他都会向林秀义自觉地报告“行程”，让后者以为他始终在齐市周围溜达着呢。
5天后，他就“溜达”到老家黑河去了。
至此，“越狱”计划宣告取得圆满成功。
到黑河后，马占山给江省的“同僚”们发了个电报。电报中，他用很遗憾的口吻表示，自己在路上突然得了感冒（这种病在东北应该是很常见的，可经常作为上班迟到早退以及无故旷工的必备事由），必须抓紧时间，好好休息，所以这就跑到黑河来疗养了。
至于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回来，老马的描述很富有诗情画意：俟春暖开江，再行回省。
快了，等明年春暖花开江水解冻再说吧。
这就叫幽默。
再笨的人都能看出马占山的电报不正常。得个感冒，就要到那么远的黑河去疗养，那我发个烧，是不是就得到莫斯科待着了。明年开春？你把这里当旅馆了吧。
明摆着是学关云长挂印而去了。
不一样的是，关二爷走的时候，封金存印，除了保护两个嫂嫂出走，什么都没拿，什么也没带；马老爷呢，能拿得动的，能扛得走的，一个都没剩，不仅一下子搬空了江省金库，连关防印信都没舍得留，一并“捎”走了（谁知道这个以后有没有用呢，不捎白不捎）。
铃木和林义秀又气又急，赶紧向本庄繁报告这一“意外”的紧急情况。
本庄繁也着了慌，第一时间亲自给马占山发来电文，变着法想哄他回来。
马占山曾经要求本庄繁实践当初“不驻军”的诺言，命令齐市的铃木旅团撤出江省。
本庄繁当着面满口答应，一转身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现在他倒是想起来了，不过他把责任都推到铃木身上：我早就让铃木撤兵了，谁知道这小子一直拖着不走，真不像话，我已经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殊属非是，已令申斥”）。
接着他又对着马占山玩起了忽悠：你快回来吧。这次真不骗你，等你回来，我一准让铃木撤兵（“望回省，定撤退”）。
看着这份电报，马占山仿佛看到了本庄繁那张很傻很天真的脸，他笑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演这种把戏，很好玩是不是？
老马当即也复一电，拆穿了对方的西洋镜。
他说本庄繁有三个行为最恶劣：
其一，先答应撤兵，后来又不肯了，是“毫无信义”。
其二，犯了错就拿别人顶杠，自己装老好人，太“丑”。
其三，说来说去，还不是想把我诱回去活逮，真是“狼子野心”。
最后他毫不客气地扇了这位关东军司令官一巴掌——
“誓必灭此丑类，复我疆土”！
在打嘴仗这方面，被骂为“丑类”的本庄繁，向来不是老马的对手。
夜幕下的哈尔滨
等到李顿调查团来到他们在东北的最后一站——哈尔滨，中国顾问顾维钧提出，既然到了黑龙江，不应该不会晤一下对伪满问题很有发言权的马占山。这是一个活证人。
这些日子处下来，李顿团长对这个见识广博、举止得体的中国人已经是信任有加，对他的话也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因此老顾一提议，他马上就表示赞成。
“抵抗将军”马占山的名字，此前通过江桥一战的哄传，调查团成员没一个感到陌生，大家对见一下这个重要人物也都认为绝对有必要。但问题是怎么个见法，或者换个说法就是需不需要征得伪满的同意。
调查团内部就为此议论开了。
顾维钧站在中国的立场，当然希望能够绕开伪满，直接会晤马占山。这一提议除获得李顿的首肯外，来自美国的麦考益少将也予以支持。
但法国的克劳德中将提出不同意见，他要求大家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此时距离马占山反出朝歌城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马占山已不再是伪满的重臣，而是“叛将”！
据说他现在还在策划进攻哈尔滨，如果调查团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直接去见马占山，万一被伪满知晓，会不会因此刺激他们，反而把事情弄糟呢？
经克劳德这么一说，众人都沉默了。这些天来调查团的处境大家都切身感受到了，不管怎样，表面上伪满和关东军还是装得客客气气。不过再怎么装客气也有一个底线，一旦无意中触碰了这个底线，导致他们不惜撕破脸皮，无论是对调查团本身的安全状况还是今后的调查过程，无疑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各种困难，毕竟这个地方实际被他们控制着。
最后还是调查团秘书长哈斯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双管齐下，一面与伪满交涉，看看他们能不能同意；另一方面再找找机会，看是不是有其他可与马占山直接达成双方会晤的办法和途径。
也只好这么办了。
一听调查团说想和马占山见面，日本政府和伪满果然双双跳了起来：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芳泽外相当即指示日本驻哈尔滨领事，要求对调查团的这一要求不予协助。
那个来自台湾的政治暴发户，远在长春的伪满外交总长谢介石，一改其原先对调查团的“百依百顺”，立马给李顿发来了一份态度相当激烈的电报。
在电文中，他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哈尔滨周围要造反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凶猛（“匪贼猖獗”），这都是调查团想和马占山见面引起的结果。
我估摸着，里面少不了那个顾维钧给你们出主意（倒猜对了），说不定还有张学良在背后让马占山这么做。你们再这么搞下去，为了维持“治安”，我们“满洲国”就得采取一点什么措施了。
调查团并没有被谢介石的电报吓住，仍以“委员会为完成其任务，有听取两方意见之必要”为由，继续向伪满提出交涉。
看再不出来不行了，名义上虽然是伪满外交次长，但实际掌握实权的大桥只好站出来摊了底牌：马占山是利用你们来满洲调查的机会来反对我们的，如果你们要见面，“必将影响满洲国的治安和利益”，所以我们对这个要求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殊难同意”）。
大桥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调查团自从提出要见马占山的交涉后，警察们便忙开了，除了中俄便衣外，连原先装模作样、犹伴琵琶半遮面的日本警察也跑了出来，他们以保护调查团人员安全为名，带着枪在旁边寸步不离左右，弄得空气十分紧张。
到这个地步，通过伪满公开会晤马占山自然是进行不下去了。
试试另一个渠道吧。
调查团准备绕道苏联，到海兰泡与马占山见面。海兰泡位于苏联边境，与黑河仅一江之隔。日本人闻悉后，立刻派其驻长春领事向苏联驻哈尔滨领事发出警告，要求苏联不得向调查团提供任何方便。
苏联那阵儿本来就与中国断了交，“九.一八”事变后一直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而且斯大林那时候正忙着搞集体农庄和第二个工业五年计划，无暇分身，在对外交涉上能装熊就装熊，能少一事绝不多一事，自然不会为了一个国联调查团给自己惹上麻烦（当时苏联还不是国联成员，至年底才加入），因此日本政府那边一发话，他们就找理由推脱，拒绝给调查团成员发放通行证。
随着苏联这条路线的断绝，调查团一时无计可施。但让他们颇感意外的是，这时候神通广大的马占山却自己派人找上门来了。
马占山一共派出了两个人，一个叫姜松年，一个叫王子馨。但两人命运并不一样，王子馨不幸被日军抓住，在搜出马占山给调查团的信件后旋被杀害，姜松年则顺利地潜入哈尔滨，并闯关成功，走进了调查团所居住的美国领事馆。
我曾经想过，在这些英雄闯关的过程中，一定有许多我们这些后人尚不了解或没掌握的历史内幕。
比如马占山在哈市可能有内应，做过相当周密的布置和安排；又比如在双方未正式见面前，在如何更好地避开日伪耳目方面也一定达成过共识，并有过一些巧妙的设计，否则的话，很难相信姜松年能够顺利地穿过那么多关卡和盯梢，如愿以偿地见到调查团。
夜幕下的哈尔滨啊，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灵深处，曾潜藏着多少血泪凝成的英雄传奇。
姜松年此行向调查团说明了日本策划成立伪满的经过以及马占山抗日的前因后果，并接受了以麦考益少将为首的调查团成员的问询。
作为马占山委托的全权代表，姜松年给调查团留下了思维敏捷、反应迅速的印象，在很多现在看来都极其困难的问题面前，他不仅没有被“绕”进去，还很高明地点出了问题实质，同时又做了符合事实的清晰回答。
有兴趣的话，我们不妨也跟着姜代表来解答其中的一个问题。
麦考益：有一种说法，马占山的部队所佩臂章均为红色，有这事吗？
如果我们不知道背景，肯定会以为调查团的同志因为一直被关在房间里不得出去，所以闷得慌，喜欢搞搞八卦。但其实这个问题相当敏感，如果回答得不好，马占山抗日不仅不会引起国联及英美国家的同情，还可能导致他们的反感。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红”字。
早在江桥抗战时，由于马占山指挥的部队有了那么一点好武器（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些捷克式机枪），关东军在吃了亏后，就大呼小叫，说马占山一定得到了苏联的支援。
苏联要是掺杂在里面，问题就很复杂了，日本会否认它是对中国侵略，而可说成是像日俄战争时一样，在与苏联进行争夺。更何况，苏联当时打的是共产主义旗号，英美搞的却是资本主义，虽然两个主义的矛盾还不像后来那么激烈，但起码属于两个意识形态的阵营，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苏联革命，舞的是红旗，红是它的代表色，故麦考益有此一问。
姜松年怎么回答的呢？
姜松年：日本兵也戴红帽子，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日军里面也流行过一种帽子，中间有一道红杠（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见“林志玲军帽”事件），所以姜代表有此妙答。
听到这里，参加问询的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姜松年兴致也来了，便趁势给老外们摆开了山海经：红，在中国有铁血的意思，可用于表达誓死相拼的勇气。对了，咱这儿过年的时候还用红呢，比如说贴对联，发红包，喜庆吉祥啊……
这回，连我都笑了。
姜松年的机智果敢，得到了与他会面的几乎所有调查团成员的好感。他们既佩服这个年轻人的勇敢，又觉得很好奇：这里龙潭虎穴，危机四伏，你不怕吗？
姜松年笑了笑，说：怕！——不过那是在未能见到你们之前，那时候我很害怕，害怕完不成马占山将军交托给我的使命。
现在，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即使遭遇毒手，也没有任何可遗憾的了。
一言已毕，掷地有声。在座众人均肃然起敬。
在结束这次长达4个小时的会谈后，姜松年还按照马占山的嘱咐，盛邀调查团前往海伦晤谈。然而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李顿等人这样做，因为日伪早已放出话来，如果调查团敢贸然去见马占山，就将撤回所有警备和保护，而这就意味着调查团的人员将得不到应有的生命安全保障。
日本人的不择手段早已是尽人皆知。面对暴力，也许更有用的是智慧。
姜松年走后，李顿似乎完全把会晤马占山的事给忘了。但就在东北的调查即将结束，日本人的神经也已经松弛下来的时候，这位英国爵士终于显示出其高人一筹的办事能力，证明国联在挑选调查团团长这件事上还真没看走眼。
简单来说，他一共办了两件事。
一件是达成了与马占山会晤的愿望。
当然，李顿没有亲自去，调查团成员也没有去，被派去的是两个老外记者，一个美国人，一个瑞士人。
但这就足够了。李顿基本达成了他想要达到的三个目标，即见到了传说中的马占山本人；确认了作为特使的姜松年的身份；让当事人重现了日本制造伪满政权的事实过程。
柳条湖之谜
当初，李顿一共给自己设定了两个问题。现在，“满洲国究竟是个什么东东”这个问题可以告一段落了，那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日本“九.一八”事变当晚的行动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
我们说过，最好的办法是到现场去看一下。
为什么不早点去呢？
因为李顿他们很清楚，柳条湖早已不是第一现场，那些要搞伪装的把这里翻腾收拾过NN遍都不止，所以早看晚看都一样，还不如把它放到最后。
调查团只是在回北平前，“顺路”去柳条湖看了一下。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是个福尔摩斯迷，就爱看那个英国神人破案，因此还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大发感慨：你说这老外是不是外星人潜伏在咱人类里面的，怎么那么难破的案子，他都能手到擒来？
我不知道福尔摩斯算不算外星人，不过我敢断定，能够把他与我们这些普通人分割开的，无外乎他的两个超常能力：现场观察和逻辑推理。
柳条湖早已没有什么真实的现场可供观察了，那么我们只好把担子放在逻辑推理上。
严格地说来，逻辑推理应该算是一门哲学课。
我大学上的第一门哲学课，就是这玩意儿。当然，到现在为止，大部分都还给我的母校了。但是授业老师当初像开玩笑一样说过的一句话，倒是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逻辑推理是什么，很简单，举个例子，A等于B，B等于C，那么一般来说A就等于C。反之亦然。
在柳条湖，调查团带来的一位专家也在进行逻辑推理，他是美国人道弗曼。
他手里拿着一份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这种东西在南满铁路沿途火车站到处都是，没有人会去注意。
正是这张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时刻表，却引起了道弗曼的莫大兴趣。他的眼光久久地停留在这几个字上面：“10点40分，柳条湖。”
也就是说在10点40分这个时间，一列火车将通过柳条湖。放在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晚上，同样适用。
那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道弗曼查到，当时有一辆快车通过柳条湖，时速50英里，后准时到达沈阳车站，一分钟都没耽搁。
寥寥几个字，却已经暴露了那个夜晚的全部真相！
福神人（福尔摩斯）的发烧友们，让我们来沿着美国专家道弗曼的思路进行一番逻辑推理吧。
A：10点20分，柳条湖铁路发生大爆炸。
B：爆炸后铁路无法通行。
C：10点40分，一列火车高速且安全地通过爆炸点。
首先，看A（铁路大爆炸）和B（无法通行）。乍看它们似乎是可以相等的，由此还可以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此事必为北大营的东北军所为，所以须以“严惩”。
但是，B（无法通行）和C（高速安全通过）不相等。B（无法通行）无法导出C（高速安全通过），C（高速安全通过）也反过来否定了B（无法通行）。两者自相矛盾。
下面就有些类似于常见的多米诺骨牌了：
C否定了B，B被否定后，马上也枪毙了A。
结论是：铁路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大爆炸，只是一个丝毫不影响铁路正常运营的小闹剧而已。
道弗曼随后查阅了有关铁路的毁损记录，上面明确记载：“仅东侧道轨接头处约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破损”。
这再次证明了当时爆炸的烈度有多低，简直可以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来形容了。
调查团还找到了那趟“幸运班车”的一名乘务员，这人作证说，在火车经过柳条湖该路段时，只是感觉到“轻微的震动”。
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这不全结了？
人家东北军又不是有病，深更半夜，费力劳神，就为了来给你们日本人挠个小痒痒？
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脑子烧坏了，这事真是他们干的，你们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